一個政權是否真「為人民」，從它對民眾、特別是對「呼天不應，呼地不靈」、無助待援的弱勢群體——訪民的態度上，最清楚不過地表現了出來。明朝是一個典型的例子。它從最初的支持民眾反腐、懲辦截訪者，墮落到後來的保護貪官、鎮壓上訪者，一方面表現了其政權性質從「為人民」到「反人民」的轉化，另一方面又是其政權興衰變化的表徵。從這個角度看明史，總是令人不勝感慨唏噓。
重獎進京「群體上訪」的民眾
大明開國皇帝朱元璋，出身貧寒，在社會上曾經倍受凌辱，對官吏的欺壓民眾具有切膚之恨。即位之後，堅決發動和依靠民眾，打擊貪官污吏。他說：「享民之奉而不思恤民，惟以貪饕掊克為務，此民之蠹也。」⑴不搞掉這些「民之蠹」，民眾繼續處於受迫害、受壓迫的地位，一場革命絕對就是白革了，還談什麼「為民」?
朱元璋的目標，是要創建這樣一個世界：在那裡，「三光平，寒署時，五穀熟，人民育」，「天下無金革鬥爭之事，時和歲豐，家給人足，父慈子孝，夫義婦德，兄愛弟敬，風俗淳美」②，「田野辟，戶口增」③，「賦斂平，徭役均，訴訟簡」④,農民「日出而作，日入而息，鼓腹而歌，曰無官逼之憂，無盜厄之苦」。⑤
欲達此目的，搞掉官員隊伍中的「民之蠹」，是應有之義。
怎樣才能搞掉「民之蠹」呢?依靠群眾。
元末，群雄並起，天下大亂。獨獨朱元璋取得了勝利。秘密就在於唯有他的部隊，最重群眾紀律，「擅入民居者死」⑥，「卒取民七茄，立斬」⑦，是當時唯一一支不擾民、得到群眾熱烈擁護的革命隊伍。既然靠群眾能夠打敗群雄、奪取政權，清除「民之蠹」、鞏固政權，當然也就只能依靠群眾了。大明除了制訂「重繩贓吏」⑧的法律，建立刑部、都察院、大理寺等司法監察機構，以執行法律外，放手發動群眾，揭發檢舉貪官污吏，就成了不二的選擇。朱元璋說：「民間若不親發露其奸頑」，「朕一時難知，所以囑民助我」。⑨
皇帝高高在上，當然「一時難知」誰是贓官，但是官員們生活在民眾中，他們的行事，民眾卻最了解。在朱元璋看來，民眾揭發贓官，不僅不是對大明政權「抹黑」，反而是對皇帝的幫助。——朱元璋是無所畏懼的。他堅信他的政權，心態健康，屁股乾淨，絕不「前怕龍後怕虎」。
明初，依靠群眾揭發贓官，最厲害的一手，是：一竿子插到底，激勵基層民眾，群起直接揪送那些破壞法治、刁難、殘害民眾的貪官污吏，交由政府法辦。
洪武十八年(1385)十月，朱元璋頒布《大誥》，幾十次地反覆動員，號召：「自布政司(相當省政府)至於府、州、縣官吏，若非朝廷號令，私下巧立名色，害民取材，許境內諸耆宿人等、遍處鄉村市井，連名赴京狀奏」，「以憑議罪」。⑩「今後布政司、府州縣在役之吏、在閒之吏、城市鄉村老奸巨滑頑民，專一起滅詞訟，教唆陷人，通同官吏，害及州里之間者，許城市鄉村賢良方正豪傑之士，有能為民除害者……幫縛赴京，罪除民患，以安良民。」⑾舉凡「不務公而務私，在外髒貪，酷虐吾民」，「巧立名色，害民取材」，「欲取民財，實難言語，故行刁蹬」，「不將正犯解官，而拿解同姓名者」，「賄賂出入，致令冤者不申，枉者不理」，「起滅詞訟，教唆陷人」，諸如此類，上至布政使(省長)，下到離職小吏，俱在揪送之列。
大明相信人民，毫無顧慮地，放手發動民眾，不惟不怕「群體鬧事」，反而提倡民眾「會議」、「共議」、「連名」，集體行動，「或千或百或十」⑿，「或百人，或五六十人，或三五百人，或千餘人」，成群結隊，浩浩蕩蕩，扭送貪官污吏進京面奏，交給朝廷懲辦。⒀
扭送贓官進京的「上訪」群眾，特重要者，由皇帝親自接見、處理。⒁只要是訪民，不僅不遭驅趕，不受懲罰，不記黑帳，不受監視，朝廷反而分別情況，給予獎賞。例如，官吏貪贓枉法，接受逃兵財物，不送交軍隊，反捉拿同名同姓良民交軍充數者，「豪傑之士、耆宿老人會議捉拿赴京，見一名賞鈔五錠。」⒂;衙門官吏、弓兵、皂隸、祇禁，「出入市村，虐民甚如虎狼者」，「所在鄉村吾良民豪傑者、高年者，共議擒此之徒，赴京受賞。若擒的當人一名，幹辦人一名，管幹人一名，見一名賞鈔二十錠。」⒃奸頑豪富之家勾結官府，將自家田地分寫小民名下，將賦稅轉嫁給小民，由「所在被害人戶及鄉間鯁直豪傑會議捉拿赴京」者，「將前項田土給賞被擾群民。」⒄積年「生事科擾」，「酷害於民」，「以是作非，以非作是，出入人罪，冤枉下民」的貪官污吏，或被充軍，或罰作苦工，服刑未滿，私自逃回，檢舉揭發屬實，「以本家產業給賞其首者。」⒅
常熟縣陳壽六為縣吏顧英所害，非止害他一人，且害民甚眾。陳壽六率弟與甥三人擒拿其吏，執《大誥》赴京面奏。朱元璋嘉其能，賞鈔二十錠、三人衣各二件。同時，敕都察院榜諭市村;陳壽六與免雜泛差役三年，敢有羅織生事擾害陳壽六者，族誅。⒆
政府發動和依靠民眾打擊貪腐勢力，態度何等堅決，氣派何等宏大!非徹底的革命家，不能有此大手筆。
許許多多截訪官員被梟首示眾
大明規定：「官民軍人有事入奏，不許阻遏及問其事情，違者坐罪。」⒇「耆民人等赴京面奏事務者，雖無文引(即沒有隨身攜帶「介紹信」、「身份證」之類)，同行人眾，或三五十名，或百十名，至於三五百名，所在關津把隘去處，問知面奏，即時放行，毋得阻當。阻者論如邀截實封罪。」(21)所謂「邀截實封」，即中途阻撓向朝廷密封遞送「情況反映」、割斷上下聯繫、使皇帝孤立起來，那是要治罪的。阻擋群體集體進京「上訪」，與邀截向皇帝送交「告狀信件」者同罪。那麼，怎麼處罰呢?「敢有邀截阻擋者，梟。」(22)所謂「梟」，就是砍下頭顱，將首級懸掛城頭示眾。十分了得!
為攔截「上訪」民眾進京，而被「梟」的大小官員不少：
嘉定縣民郭玄二等二人，手執朱元璋頒發的《大誥》赴京，首告本縣首領弓兵楊鳳春等害民。經過淳化鎮，其巡檢(公安派出所所長)何添觀刁蹬留難，致使弓兵馬德旺索要鈔貫，馬還威脅說：如不行賄，則差人將他們送京懲處。事發，馬德旺依《大誥》規定行誅，梟令示眾;何添觀鑰足枷令。(23)
松江府知府(專員)李子安貪贓枉法，問題嚴重，擔心被人進京告發，為「防患未然」，竟將旗軍傅龍保等十二名收監。又三人走脫，欲行赴京告狀，被李子安「邀截回還，鎖禁五十餘日」。事發，凌遲示眾。(24)
開州同知(專區副專員)郭惟一貪贓害民，耆宿董思文等赴京陳告。郭惟一竟率領祇禁人等，將其邀截回州，收監在禁，監死董思文一家四口。其侄董大赴京告發。郭惟一梟令示眾。(25)
溧水縣主簿(縣政府辦公室主任)范允受賄，包庇罪犯。民人霍進等到縣告發，有關罪犯以鈔四百貫、紅綾二匹再次行賄，范允即又「泯滅其事」。霍進等赴京陳告，范允令人途中邀截回還。事發，梟令任所。(26)
吳江知縣(縣長)張翥、縣丞(副縣長)周從善，吳縣主簿(縣政府辦公室主任)閻文、曹縣知縣(縣長)杜用等,都曾因阻擋耆宿扭送贓官赴京等罪而被判處死刑，杜用處斬，其餘三人戴死罪暫留原職工作，以觀後效。(27)
北平貪官將贓物分存各處，其中向開州官吏羅從禮等存放17,000貫。開州州判(從七品)劉汝霖不按名追贓，卻下帖鄉村，遍處科民代賠，還給人戴大帽子：如不交納，就是不支持朝廷追贓，甚至禁錮農民，逼令納鈔。開州耆民，不忍坐視民患，赴京面奏者五人。朱元璋遣人查實，將劉汝霖梟令於市。(28)
丹徒縣丞(副縣長)李榮中等六人受賄575貫，將應當服役的1,265人免役，而將應免夫役的鋪兵、弓兵、生員、軍戶周善等數百家，一概遍鄉勾拿動擾，意在搪塞，於內又復受財作弊。被擾之家至京揭發，情況查明，梟首示眾。(29)
軍隊幹部犯此罪者，同樣嚴懲不貸。青州護衛千戶(正五品)孫旺，逼令軍人自縊身死。其餘軍人赴京申訴，他差人邀截回去，將各軍人監在牢裡，誣賴他們勾結壞人作亂，凌遲處死四人，其餘盡發雲南。事發，孫旺凌遲處死。(30)
兗州護衛指揮(正三品)蔡祥、千戶(正五品)毛和、鎮撫(六品)梁時、顧信等，百般苦軍，軍人糟法保赴京告狀，行至鳳陽浮橋，他差人趕回去，妄啟魯王，將軍人打死分屍。事發，千戶毛和等，自知罪重，脫監潛逃，指揮蔡祥凌遲處死。(30)
處州衛指揮(正三品)顧興、魏辰、屠海、雷震、盛文質、夏庸等，有軍人陸達之赴京，告張知府收糧作弊，他們與有司交結，差人趕回監問。事發，發荒僻之地金齒充軍。(30)
……
扭送貪官污吏，怒潮興起，壞人聞風喪膽。樂亭縣主簿(縣府辦公室主任)汪鐸等設計害民，妄起夫丁，民有避難的，每一丁只要出絹五匹給他們，即可出脫。高年有德耆民趙罕辰等三十四人將他們綁縛赴京。行間，有的當人、說事人、管事人何濬等十人翻然悔悟，痛改前非，一同幫助，將工房吏張進等八名綁縛起行，去縣四十里。汪鐸哀求：「我十四歲讀書，好不容易才到今天。你們千萬原諒我這一次，不要壞了我的前程。」(31)從這件事，可以充分看出依靠群眾監督幹部這一措施的威力。
阻撓民眾進京「上訪」，是一種破壞朝廷與民眾的血肉聯繫、陷朝廷於孤立、失敗境地的罪行，其性質與反皇帝、反朝廷無異，幾近「十惡大罪」之二的「謀叛」罪，朱元璋豈能容忍!朱元璋是要「務得民情」的(32)，有礙於此者，無論何人，都沒有好果子吃。
情況忽然逆轉，訪民遭鎮壓
正當民眾安居樂業、到處一片昇平景象、社會各方面均顯得欣欣向榮時，宣德六年(1431年)三月，大明建政後的第六十三年，江西中部新淦縣(今新干)卻突然發生了一起上訪民眾被官府鎮壓的嚴重事件，給和諧的社會畫面抹上了色彩異樣的一筆。它和整個社會無法協調，顯得那樣突出，那樣觸目驚心，以致人們在回顧有明一代的整個歷史時，不能不注意到它。
事情的經過，據《明實錄》的記載，是這樣的：
江西新淦縣丞厲中，……與土豪同惡害民。凡催科，必非
法棰楚，加數十倍取之。所獲金銀錦綺不可勝計。民不勝毒虐，
遂集眾焚劫土豪家，而走山谷屯聚。中與巡檢張斌等率眾捕之，
民奮前殺斌，而縛中詣京師訴之。至南康，官兵掩捕民，械送
京師，悉置於法。(33)
縣丞是縣令的助手，相當今天的副縣長。這個壞分子勾結、依靠土豪征辦賦役，手段殘狠：凡遇催科，對群眾必加棰楚。不僅如此，榨取的數量，又大大超過政府定額，為數竟達數十倍之多，從中大量貪污，攫為己有。非法所得的金、銀、錦、綺，多得不可計其數量。群眾實在受不了，起來造反，收拾了他在農村的爪牙，焚劫其家，而後走山谷躲避。當時，他們還留有餘地，給了厲中一個悔改的機會。但是厲中不僅沒有收斂，反而派出巡檢進行追捕。群眾堅決迎戰，英勇抵抗，打殺巡檢，抓住為非作歹的貪官厲中，依例將其扭送京師，交給朝廷查辦。不料，還沒有走出江西，僅到鄱陽湖邊的南康(治今星子)，就被官軍逮捕，送往北京殺頭，全部犧牲。
幾十年了，民眾扭送貪官進京交由朝廷懲辦，都是理直氣壯地，朝廷不但號召、鼓勵，還給獎勵。這一次怎麼反過來了，扭送貪官的民眾反而被全部殺頭?究竟這是判斷失誤的偶發事件，還是朝廷政策方向的根本改變?這到底是怎麼回事?
對事件的性質作出判斷，是容易的，就看政府後來改了沒有?如果只是偶發錯誤，政府事後一定會發現，並且予以糾正，作為冤案，對死者公開進行平反昭雪。而如果不改正，繼續照樣幹下去，而且越干越凶，那就說明政策方向從此根本改變了。
不幸的是：新淦事件發生的當代，乃至後代，直至明亡，都沒有平反昭雪，此後，形勢大變，民眾反對貪官，不唯不能受獎，而且不分青紅皂白，一律殺無赦。
新淦事件發生十多年後的1448年，福建農民鄧茂七因「郡邑長吏受富民賄，縱其多取田租，倍征債息，小民赴訴無所」，茂七因是扇動民眾，群起為「盜』，「劫其富民盡殺之」，政府派兵拘捕，起義民眾乃「殺巡檢及其縣官」。(34)這支因「赴訴無所」而起義的農民武裝，後來越滾越大，烏合至十餘萬眾，攻占了二十多座縣城。
「福建參政宋彰，交趾人，與中官多故舊，侵漁萬計，賄王振得為左布政使，抵任，將責償焉，小民苦為所迫，於是尤溪爐主蔣福成號集居民，貧人無賴者悉歸之。」宋彰「侵漁萬計」，用這些貪污得來的錢，向大宦官王振行賄買官，由參政晉升左布政使。到任，要撈回老本並使之增值，大刮其地皮，「小民苦為所迫」，告狀無門，群集造反，「旬日有眾萬餘，遂襲尤溪據之」。(35)
權力導致腐敗，是千真萬確的。官員手上有權，幾乎沒有不想濫用職權以謀私利的。明初，儘管朱元璋們大反特反官員腐敗，並且創造性地依靠民眾反貪，更鼓勵群眾扭送貪官，交給朝廷，予以嚴辦，大大抑制了貪腐的泛濫，即便如此，以權謀私的，仍然時有發生。就在新淦事件發生、反腐民眾遭到鎮壓的十年前，1421年，翰林侍講鄒緝就向明成祖朱棣講：「貪官污吏，遍布內外，剝削及於骨髓」，「間有廉強自守、不事干媚者，輒肆讒毀，動得罪譴，無以自明。」(36)大張旗鼓，依靠群眾反腐，尚且如此，現在公然站在貪官污吏立場上，壓制反貪民眾，政府成了貪官污吏的支持者和庇護者，貪腐勢力必如「拉閘泄洪」，洶湧奔騰，排山倒海，勢不可擋，這是完全可以想見的。
明代中、後期，官場的腐敗確實觸目驚心。貪腐人數既極多極普遍，貪腐的程度又極深。大魚出深水。嚴嵩事敗，籍沒其家，「得銀二百五萬五千餘兩，其珍異充斥，愈於天府」，受賄所得奇珍異寶，比朝廷還多，還貴重。(37)劉瑾抄家，得金12,057,800兩、銀259,583,600兩，相當全國四十多年的財稅收入。(38)
一邊是貪官污吏大軍，一邊是廣大的民眾隊伍，兩者勢不兩立。走投無路的民眾，被貪官污吏所害，生活不下去，但有機會，必然造反。一波起義被鎮壓，不久，新的一波又起，再鎮壓下去，再起。起義-鎮壓-再起義-再鎮壓，中、後期的明代社會就是這樣度過的。在起義、鎮壓過程中，儘管有起有伏，總的說，民眾起義的地區越來越廣，聲勢越來越浩大，而統治者的力量則不斷削弱,鎮壓一次起義所需的力量越來越多，所需的時間也越來越長，政府對社會的控制越來越困難，終於到了臨界點上，與民為敵到底的明政權最後徹底失敗，輸光了，垮台了，雙手沾滿民眾鮮血的大明末代皇帝崇禎上吊自殺，肥胖的福王在封地洛陽被憤怒的民眾宰殺，痛痛快快地，和鹿肉一起混煮，作了下酒菜，叫「福祿酒」。(39)
風風光光開始的有明一代，淒悽慘慘謝幕收場。
革命領導集團蛻變為特殊利益集團
明代是我國歷史上，漢代以後，又一個僅有的下層民眾起義取得的政權。明初幾十年，是中國歷史上少有的又一個政治清明、經濟發展、社會和諧、民眾安居樂業的光輝時代。
同前元截然相反，我國在明代對鄰國實行「不征國」方針，人不犯我，我不犯人，由一個侵略成性的大帝國一變而為亞洲的和平堡壘，國際威望空前提高。既是亞洲世界的經濟文化中心，也是外交政治中心。(40)
前元時代，蒙古人最高貴、色目人次之，兩者屬於統治民族;漢人卑賤，南人最卑賤，兩者屬於被統治民族。明人打破了統治民族和被統治民族的界限，解除了民族壓迫，各民族平等相處，組成了團結友愛的民族大家庭。
社會最先進的部分——知識分子，從蒙元時代的「臭老九」、僅高於乞丐的「九儒十丐」(41)的屈辱地位，獲得解放，一躍而登上社會的高端，「四民之中，士最為貴」(42)，發揮了社會先鋒的應有作用。
在明代，奴隸不再像前元那樣，作為「生口」，標價出售，從明政權建立時起，凡「為人奴隸者，即日放還」，「復為民」。(43)「民因水患而典賣男女者，官為收贖。」(44)
諸如此類，都是翻天覆地的社會變化。
在國際關係、民族關係、階級關係調整的同時，明初諸帝，注意生產，移民墾荒，興修水利，發展交通;輕徭薄賦，「藏富於民」(45);注重救災與社會救濟，「鰥寡孤獨，不失其所」。社會經濟發展富有生機，民眾安居樂業。全國人口由洪武十四年(1381)不到6000萬，增加到永樂元年(1403)的6660萬，二十多年，增長了六、七百萬人。土地則由洪武十四年(1381)367萬頃，到宣德十年(1435)增長為427萬頃，半個世紀新增六十萬頃。(46)
明政權尤其破天荒地實行了向弱勢群體傾斜的社會政策，「鋤強扶弱」(47)、「右貧抑富」(48)，這種政策在中國歷史上，唯有明代實行過，突出表現了這個政權初期的革命性質。朱元璋比向窮哥們許諾「苟富貴毋相忘」的劉邦強得多，心裡始終裝著貧苦人民，給老百姓確實幹了許多實事好事的。當然，後來的事實證明，此項過「左」激進的政策對社會的發展，也有負面的作用。但在當時，久受壓抑的底層民眾卻是熱烈擁護的。詩人歌唱道：
山市晴，山鳥鳴。
商旅行，農夫耕。
老瓦盆中冽酒盈。
呼囂隳突不聞聲。(49)
好端端一個社會，為什麼最終被破壞了?依靠民眾反貪，何等好事，為何半途而廢，而且反了過來，依靠貪官整治民眾，將大好江山葬送?
關鍵在領導集團的變化。
在革命年代，從1352年起義，到1368年大明建立，乃至1373年平定四川，基本結束戰爭，朱元璋集團是一支生氣勃勃的革命領導力量。他們高瞻遠矚的眼光，巧妙的戰略、戰術布署，堅定果斷的指揮，謀士們高超的計謀，都是一流的，無可比擬。他們所領導的部隊，軍紀嚴明，不拿群眾一針一線，是當時唯一一支愛民的軍隊，得到了人民群眾充分地支持。全體將士不屈不撓、浴血奮戰的鬥爭精神，保證了戰爭的勝利。而根據地的建設、正確的俘虜政策，對戰爭的最後勝利，也起了無可估量的作用。那時，他們是萬眾矚目的。
但是，政權建立以後，情況不同了。掌握在他們手裡的權力，由於敵人的消滅無存，派不上用場了，「打天下『坐天下」，他們該享受了，權力遂自然而然地成為他們手裡的資本，他們「安身立命」於這個政權，依靠這個政權，為己謀利，過起花天酒地的寄生生活。
從來謀取江山的，都是把江山看做私產，朱元璋受時代的局限，自然不能免俗。所以，大明政權從建立之日起，就有兩重性：既是「為民」的工具，朱元璋們靠著它，解決民眾的生計問題;又是以皇帝為首的皇族及其「鐵桿」們謀取私利的資本和依賴。以新淦事件發生的1431年為分水嶺，明政權的兩重性，前期以「為民」為主，中、後期以「為統治者謀利」為主。
建國以後，皇族、功臣、官僚依靠政權，坐享其成。其他一切不說，單論俸祿。朝廷規定：親王每歲祿米五萬石、戰功最大的魏國公許達五千石，正一品一千四十四石。(50)而社會救濟政策，「鰥寡孤獨貧不能自存者，歲給米三石，令親戚收養。」(51)以口糧一年三石的標準計，皇帝的兒子(親王)不勞而獲，每年從政府所得，相當於16,666人一年的口糧，許達所得相當於1,666人一年的口糧，一品官所得相當於348人一年的口糧。
上層與下層的收入差別如此之大，在建政初期、吃閒飯的隊伍尚小時，矛盾不顯著。人們且容易把這看作是他們當年辛勞所得，是應當的，可以接受的。
問題是，不勞而獲的隊伍越滾越大。只說皇族，坐享其成的朱元璋家人，最初只有58人，對社會來說，談不上多大負擔。可是，宗室人口繁衍迅速。永樂時，便已達到127人。經百餘年的繁衍，至正德年間，宗室人口2,945人。嘉靖八年(1529)，又增至8,214人。嘉靖二十八年(1549)，為一萬餘人。兩年後，見於《玉牒》的宗室人口為19,600餘人。隆慶時，除郡主、縣主、郡君、鄉君、儀賓等女系和她們的丈夫外，男系的親王、郡王、將軍、中尉，以及沒有名封和有罪而被革爵的庶人，共28,491人。萬曆二十三年(1595)，《玉牒》載宗支人口為157,000餘人。再加半個世紀的發展，到明朝末年(1644)，達數十萬之眾，應該說是不容懷疑的事實。(52)
千萬倍的翻滾!土地上的產量就那樣多，哪能承擔得了這般龐大的「上層建築」?正所謂「百姓稅糧有限，而宗支繁衍無窮」。
超級享受，難以為繼。永樂時，諸王祿米已不能全給，多者7,000石，少者700石。宣德以後，改行祿米折色，相當部分不給糧米，改支錢幣。嘉靖四十一年(1562)，御史林潤言：「天下之事，極弊而大可慮者，莫甚於宗藩祿廩。天下歲供京師糧四百萬石，而諸府祿米凡八百五十三萬石。以山西言，存留百五十二萬石，而宗祿三百十二萬;以河南言，存留八十四萬三千石，而宗祿百九十二萬。是二省之糧，借令全輸，不足供祿米之半，況吏祿、軍餉皆出其中乎?」(53)
經濟捉襟見肘，除皇帝、皇子(親王)、皇孫(郡王)三代外，自皇曾孫(將軍)及其以下，「饑寒困辱」，「多不能自存」，「常號呼道路，聚詬有司」，「守土之臣，每懼生變」。(53)代府奉國將軍聰浸連續五、六年領不到祿米，無以為食，詣闕自陳：「臣等身系封城，動作有禁，無產可鬻，無人可依，數日之中，曾不一食。老幼嗷嗷，艱難萬狀。有年逾三十而不能婚配，有暴露十年而不得埋葬，有行乞市井，有行乞民間，有流徙他鄉，有餓死於道路。名雖宗室，苦甚窮民，俯地仰天，無門控訴。請下所司將積逋祿米共二十二季，清查待補，使父母妻子得沾一飽。冒罪一死，亦所甘心。」(54)
一些中尉和沒有名封的宗室人等，因衣食無著，便故意輕斃人命、凌辱尊長而得罪，目的在於「發高牆以邀口糧充饑寒」。可是，鳳陽宗室監獄容量有限，宗室罪犯源源而來，守臣數告「高牆供給缺乏」。後由「有司於省城中蓋造閒宅一區，多其院落，繞以高垣，外設總門」，把有罪或有違《祖訓》的宗室人等，「移家安置其中，晝夜鋦護，五日一啟。」(55)
從前，學者們往往將明代的問題歸結為「土地兼併盛行」。事實並非如此。土地問題是重要的，但卻非關鍵。要害在糧食。糧食問題自始至終是有明一代的核心問題。皇室人員猛增千萬倍，為他們服務的官吏隊伍相應必然大大增加，保護皇室及其服務隊伍的的軍隊也不能不跟著大大增加。要保證這三支龐大隊伍的充分供應，不但要有飯吃，還要能夠過上奢侈的生活，出路只有一條：更多地壓榨農民，稅糧加征、加征、再加征。從鄧茂七「因府縣官吏收糧拘迫」，「嘯聚為非」(56)，到李自成的「迎闖王，不納糧」，二百年間，農民運動無一不是圍繞生計問題展開的：農民要保命，不得不保口糧，政府要維持高效運轉，不得不從農民口中奪糧，對雙方，這都是生死攸關的問題，或者你死我活，或者你活我死。
面臨供應的侷促和緊張，在政府眼裡，能弄到足夠的稅糧，就是好官，颳得越多，越是良吏，官吏自己從中貪點，對民眾酷點，無礙大局。他們貪不貪，酷不酷，早就不在政府考慮的範圍之內了。
1488年，在京五品以下庶官的考核，標準五條：年老有疾、罷軟無為、素行不謹、浮躁淺露、才力不及，而無貪酷。另考查五品以下堂上官，則年老、不謹、浮躁三款之外，又有升遷不協人望;大理寺丞的考查，亦無貪、酷兩條。(57)一貪一酷，曾是明初考察幹部「八目」中屬於第一、第二的最重要的兩款(58)，自新淦事件後，已經被大明政權徹底廢除了。
新淦事件是明史上一個劃時代的標誌，有明一代新的歷史時期從此開始：具有兩重性的明政權，從最初六十多年間的重在服務社會，轉變為中、後期的以搜刮民眾為基本。生氣勃勃的明初「為民」的政權，「華麗轉身」而為反人民的政權。明政府改變了依靠群眾反腐的根本方向，轉而放手縱容官員貪污，並依靠貪官污吏來鎮壓群眾，不過是其政權服務重點轉移、政權性質發生變化的一個表現而已。新淦事件涉及政權同其基礎——人民群眾的關係，這是一個有關政權生死存亡的關鍵問題。水能載舟，亦可覆舟。新淦鎮壓，是導致明代終於滅亡的一顆種子。它與其它種子一起，無可阻擋地發芽、成長，最終葬送了大明的大好江山。
在新淦事件前，「愛民」的朝廷對於為生活所迫、聚眾為盜的民眾，是相當寬容的。從太祖朱元璋，到太宗朱棣，到宣宗朱瞻基，莫不如此。朱元璋說：「朕思凡民之亂，由有司不能撫恤，至致作亂。」(59)「盜本良民，但為有司不能撫綏，更加酷害，始聚為盜。彼豈不愛其生?蓋出於不得已。」——這是朱棣的看法。(60)「邊夷無故輒糾集萬餘人拒抗，或者邊將有以激之乎?」——這是朱瞻基平心靜氣的思考。(61)甚至正統二年(1437)，歲飢，流民進入，荊襄難治，漢中守臣擔心：「不即誅，恐有後患。」英宗還反駁說：「小民為饑寒所迫，奈何遽用兵誅之?」(62)
是時，江西龍泉、永新「盜賊」討平後，江西參政胡昱建議在那裡設立軍事機構以御盜。朱元璋說：「民之為盜，由無良吏撫綏之，豈在兵耶?」不許。(63)就是在新淦事件前七年，1424年，五月，麗水、政和二縣「山寇」周叔光、王均亮等聚眾劫掠，巡按御史奏請發兵剿滅。朱棣徵求大臣楊榮的意見。楊榮說：「此愚民無知，或為有司所苦，或窘於衣食，不得已相聚山谷，以求苟活耳，宜遣使招撫，當不煩兵。」照此辦理，「盜」果息。(64)
明代中、後期，情況迥異。民間但有風吹草動，神經質的朝廷立即恐慌起來，想到的措施無他：鎮壓。他們完全喪失了建政初期的自信，和由自信而來的對民眾的寬容。他們把自己擺在與民為敵的地位，草木皆兵，日夜驚恐不安，如坐火山口。越是鎮壓，自己越是下不來台。越殺人，越眼紅，越是要殺。心狠手辣，恨不得將造反民眾趕盡殺絕。他們以對民眾的屠殺「積屍盈野，流血成川」而自誇。(65)「其餘(民眾)潛石洞者，塞其門，以毒藥熏之，皆死。」(66)軍將韓雍對俘獲的瑤、僮民眾，「悉肢解刳腸胃，分掛林箐中，累累相屬。」(67)劉千斤起義失敗，「男子十歲以上者皆斬之」。(68)農民領袖趙鐩兵敗，「共三十七人，傳詣闕下，詔皆處死，剝為魁者六人皮。法司奏：『祖訓有禁』，上不聽。尋以皮製鞍蹬，上每乘騎之雲。」(69)他們如此仇視農民，恨不得「食其肉，寢其皮」，非人民的敵人者何?鄧茂七等「苦富民魚肉」政府不能秉公處置，被迫起事，聲言：「如朝廷宥我，且立散，乞免徭三年」，朝廷拒之不收。官軍就是要把你趕盡殺絕，豈容投降?(35)
至於在平定叛亂的過程中，燒毀民居，搶奪民財，掠民為奴，殺民邀功，都是「以民為敵」的應有之義。「縱火焚烈房屋、禾倉一千餘間」(70)，「毀碉房四千八百七十餘，牛馬、器械儲蓄以萬計。」(71)「焚廬舍一萬三千餘間，發地窖三千餘處，得稻糧三萬四千餘石」(72)「獲賊屬子女一萬一千六百餘人，牛馬驢騾一萬一百八十有奇」(73)甚至「搶殺良民為首級」(74)，「斬賊首止八級，而所殺良民幾三千人，姦淫婦女及掠賣者無算。」(75)「所獲婦女，率指為賊屬，載數千艘去」。(76)……諸如此類傷天害理之事，記載於史籍者，多得不可數計。
他們和民眾勢不兩立，但是，生生不已的民眾怎麼會趕盡殺絕呢?最終被消滅的，當然只有他們自己，這些早已轉化為反動派、騎在民眾頭上拉屎拉尿的社會垃圾們。
朱明死亡過兩次。作為一個人民政權，它在1431年、建政的第63年，已然死去，大明變成大黑。作為一個維護皇族私產的壓迫人民的政權，它在新淦事件後，又苟延殘喘了將近二百年，於1644年終被消滅。而對民眾或親或仇的態度，則伴隨著興亡的始終。
⑴《洪武御製全書》589頁，黃山書社1995年7月
②《洪武御製全書》429頁，黃山書社1995年7月
③《洪武御製全書》583頁，黃山書社1995年7月
④《洪武御製全書》586頁，黃山書社1995年7月
⑤《全明文》第一冊658頁，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12月
⑥《明通鑑》107頁，改革出版社1994年7月
⑦《明史》十二3806頁，中華書局1991年12月湖北第四次印刷
⑧《明史》八2318頁，中華書局1991年12月湖北第四次印刷
⑨《全明文》第一冊606頁，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12月
⑩《全明文》第一冊602頁，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12月
⑾《全明文》第一冊612、630、631、632、633、642、649、657、660、661、662、663、666、669、672、681、682、687、690、699、707、708、714、719、720、724、728、733、743頁，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12月
⑿《全明文》第一冊669頁，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12月
⒀《全明文》第一冊606頁，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12月
⒁《全明文》第一冊597、630、684頁，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12月
⒂《全明文》第一冊666頁，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12月
⒃《全明文》第一冊632頁，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12月
⒄《全明文》第一冊649頁，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12月
⒅《全明文》第一冊610頁，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12月
⒆《全明文》第一冊630頁，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12月
⒇《典故紀聞》92頁，中華書局1997年12月湖北第二次印刷
(21)《全明文》第一冊606頁，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12月
(22)《全明文》第一冊612頁，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12月
(23)《全明文》第一冊663頁，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12月
(24)《全明文》第一冊680頁，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12月
(25)《全明文》第一冊680-681頁，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12月
(26)《全明文》第一冊681-682頁，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12月
(27)《全明文》第一冊686-690頁，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12月
(28)《全明文》第一冊596-597頁，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12月
(29)《全明文》第一冊723-724頁，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12月
(30)《全明文》第一冊737頁，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12月
(31)《全明文》第一冊708頁，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12月
(32)《洪武御製全書》589頁，黃山書社1995年7月
(33)《明實錄類纂·軍事史料卷》424頁，武漢出版社1993年12月
(34)《明英宗實錄》卷一百八十，轉引自楊國禎陳支平：《明史新編》179頁，人民出版社1993年1月
(35)《明史記事本末》122頁，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年10月
(36)《明史》十五4436頁，中華書局1991年12月湖北第四次印刷
(37)《明史記事本末》215頁，，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年10月
(38)《明史記事本末》393頁，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年10月。當時(1502年)全國夏秋兩季稅糧約3,000萬石(《中國歷代戶口、田地、天賦統計》333頁，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年3月第四次印刷)，糧四石折銀一兩(《明會要》下1012頁，中華書局1998年11月北京第三次印刷)，朝廷歲入粗估折銀約為七、八百萬兩。其時，金銀比價約為1:7-1:8(黃阿明：《明代貨幣比價變動與套利經濟》，載《蘇州科技學院學報》(社會科學版)第27卷第3期，2010年5月)。劉瑾貪污，合銀約356,046,000兩(259,583,600+12,057,800×8=356,046.000)，相當四十多年的全國財稅收入。
(39)《明史紀事本末》339頁，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年10月
(40)李洵《下學集》1頁，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5年
(41)中國歷史研究會《中國通史簡編》673頁，華東人民出版社1951年3月三版
(42)《洪武御製全書》62頁，黃山書社1995年7月
(43)《明實錄類纂·經濟史料類》40頁、《明史》一27頁
(44)《全明文》第一冊499頁，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12月
(45)《明通鑑》368頁，改革出版社1994年7月
(46)梁方仲：《中國歷代戶口、田地、田賦統計》8頁，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年3月第四次印刷
(47)張顯清：《從〈大明律〉和〈大誥〉看朱元璋的「鋤強扶弱」政策》，《明史研究論叢》第2輯
(48)《明史》七1880頁，中華書局1991年12月湖北第四次印刷
(49)《明詩綜》卷100，轉引自《洪武御製全書》8頁
(50)《明會要》下786-790頁，中華書局1998年11月北京第三次印刷
(51)《明會要》下959頁，中華書局1998年11月北京第三次印刷
(52)張德信：《明朝典制》35頁，吉林文史出版社1996年1月
(53)《明史》七2001頁，中華書局1991年12月湖北第四次印刷
(54)張德信：《明朝典制》37頁，吉林文史出版社1996年1月
(55)張德信：《明朝典制》37-38頁，吉林文史出版社1996年1月
(56)《明實錄類纂•軍事史料卷》442頁,武漢出版社1993年12月
(57)《萬曆野獲編》上299頁，中華書局1997年11月湖北第三次印刷
(58)《明會要》下846頁，中華書局1998年11月北京第三次印刷
(59)《御製洪武全書》690頁，黃山書社1995年7月
(60)《明實錄類纂·軍事史料卷》411頁,武漢出版社1993年12月
(61)《明實錄類纂·軍事史料卷》420頁,武漢出版社1993年12月
(62)《明史記事本末》147頁，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年10月
(63)《明通鑑》一348、350頁，改革出版社1994年7月
(64)《明通鑑》一628頁，改革出版社1994年7月
(65)《明實錄類纂·軍事史料卷》482頁,武漢出版社1993年12月
(66)《明實錄類纂·軍事史料卷》520頁,武漢出版社1993年12月
(67)《明史》一六4734頁,中華書局1991年12月湖北第四次印刷
(68)《明史記事本末》147頁，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年10月
(69)《明實錄類纂·軍事史料卷》581頁,武漢出版社1993年12月
(70)《明實錄類纂·軍事史料卷》471頁,武漢出版社1993年12月
(71)《明實錄類纂·軍事史料卷》632頁,武漢出版社1993年12月
(72)《明實錄類纂·軍事史料卷》502頁,武漢出版社1993年12月
(73)《明實錄類纂·軍事史料卷》497頁,武漢出版社1993年12月
(74)《明實錄類纂·軍事史料卷》533頁,武漢出版社1993年12月
(75)《明實錄類纂·軍事史料卷》534頁,武漢出版社1993年12月
(76)《明史》一六4962頁,中華書局1991年12月湖北第四次印刷
(原載《李蔚的博客中國專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