壟斷資源的國企抱怨高稅負，它們才是中國經濟發展的真正殺手(網絡圖片)
中國經濟增長的核心問題，目前就在於從傳統的債務驅動投資型轉向消費型的巨大變革。
很長時間以來，中國經濟背後最重要的引擎就是投資，占國內生產總值大約50%的比重。其中半數投資集中在房地產領域，基礎設施投資也非常可觀，比例不但超過美國和歐洲，也同樣超過其他新興市場，大約兩倍於印度，四倍於拉丁美洲。相對於可比經濟體——比如處於類似發展階段的日本和韓國，中國的總投資相對於國內生產總值的比例也要高出10%到15%。
現在，中共政府希望強化國內需求和消費，這原本就不是一樁輕鬆的任務，再考慮到國有企業對國民經濟的重大影響力，這任務就愈發困難。
中國擁有大約15萬家國有企業，後者控制著全國大約50%的工業資產，雇用著大約20%的勞動力。這些國有企業得到了充分的政府支持，哪怕其營利能力不如私營的同類企業。國有企業已經成為了中國經濟潛力的累贅，必須進行改革。可是，到底如何改革，改革到怎樣的程度，依然是個巨大的問號。
首先，中國的消費並不是原地踏步的，過去十年當中，也在以大約8%的年平均速度增長。不過，消費支出的增長速度依然低於整體經濟，而與此同時，固定投資的增長速度更達到了年平均13%，使得私營消費在國內生產總值當中的比例降低到了只有35%左右。
如果中國經濟按照8%的年速度增長，則消費的增長速度必須達到11%，才能將其所占比例提升1個百分點，至36%。按照這樣的速度推算，消費支出還要大約五年才能占到國內生產總值的四成。如果這一增長速度減緩，那麼麻煩就來了。
其次，迅速擴張和過度投資的後遺症也必須小心對待。許多項目的經濟效益都令人懷疑。比如一些高速鐵路和收費公路，其收取的費用如果想達到足夠應對資本開支和營運成本低水平，則對於使用者而言，便大有過於昂貴的嫌疑。許多投資項目都無法產生出足夠歸還融資債務的收益，這也就意味著放款方面對著遭受損失的風險。
第三，推動消費也就意味著減少儲蓄，這會影響到中國銀行所控制的儲蓄規模，進而影響融資成本，更要命的是，他們現在還急需充分的轉寰空間，以應對不良債款所造成的損失。推動消費還要求大幅度增加家庭收入，這又將對中國企業原本就較低的利潤率造成進一步的打壓，進而影響其產品在全球的價格競爭力。還有，對社會福利基礎架構的投資也必須增加，這就對財政支出提出了挑戰。
第四，經濟的重置必然會導致增長速度減緩，至少在轉型期內會減緩，這將從增長率或者投資規模當中直觀體現出來。減速將讓中國面臨的種種挑戰進一步複雜化。
所有這些困難其實意味著，對於中國的領導人而言，繼續原有的債務推動投資的模式其實依然誘惑力巨大——直到這一策略徹底失效。
國企享受的好處
中國的國有企業為其經濟貢獻著大約三分之一到附加值。在中國兩大交易所上市的1500餘家公司當中，或許只有大約50家才是真正意義上的私營企業。
國有企業享受著若干重大的優勢。
首先，經濟當中的一些關鍵部門，比如建築、基礎設施、金融與銀行、保險、自然資源、媒體與通訊等，幾乎都是國有企業的禁臠。從中央到地方，一個執照和許可系統完全控制在各級政府手中，以確保政府掌握的企業在經濟當中扮演主要角色。
其次，國有企業享受著優先從國有金融機構獲得融資的待遇，全國大約60%的銀行貸款和75%的資本都分配給了他們。國有企業從這些廉價資本當中獲得了巨大的好處，他們在自己的市場上常常處於壟斷或者受保護的地位。
第三，國有企業受到一系列優惠和照顧的幫助，比如稅務優惠、投入成本補貼，以及可以優先獲得政府的合同等。
第四，國有企業派發的股息較低，盈餘會優先用於在投資，甚至投資於各種與本身業務無關的領域。
儘管享受著種種巨大的競爭優勢，但是客觀說來，國有企業的營利能力卻大大落後於中國大約400萬到500萬家私營企業。無論從就業、稅收還是產出等方面著眼在，這些私營企業其實都發揮著比國有企業更為巨大的作用。這些企業提供著中國80%的城鎮就業機會，90%的新增就業機會，以及三分之二的固定資產投資。
國企拖累經濟
往往規模巨大，卻產出乏善可陳，而且不負責任的國有企業在經濟當中扮演主要角色，這便扭曲了資本的配置，打壓了經濟和金融效率。受到嚴密保護的國有企業往往並不重視追求更高的利潤或者更高的效率，相反，依靠著政府的支持，他們更看重增大規模，拓展新業務，進行海外併購以及購買新技術等。
結果就是，在許多領域都出現了產能過剩的問題。這方面一個明顯的例子就是，由於盲目按照政府增加可更新清潔能源的指令行事，最終造成了太陽能投資過度。現在，全球市場太陽能面板供給遠超過需求，而且無錫尚德等中國廠商紛紛破產，就是最好的證據。
地方私營部門和外國企業都發現，想要與擁有壟斷地位的大型國有企業競爭是極為困難的。於是乎，便出現了許多領域產品選擇有限且普遍價格偏高的問題，而為這一切埋單的，不必說，便是中國的普通大眾。
國有企業擁有壟斷地位，而且很大程度上集中在重工業領域，這本身就是中國服務行業發展的一大障礙。中共政府日前以罕見的坦率態度承認，他們未能達到各種服務業相關的目標——目前，服務業在國內生產總值當中的比例為40%到45%，提供的就業機會為35%，明顯低於處於類似發展階段的其他經濟體的60%或以上。
其實，幾任中共政府都認識到了國有企業改革的急迫性。1993年的全國人大會議之後，當時的總理朱鎔基就制定了一個計劃，將國有企業數量削減一半，要求存在虧損的企業重組、出售或者私營化，大約4000萬人因此「下崗」。
可是其後，國有企業改革的速度便減緩了。一是出於對失業問題的擔心，一是餘下的企業基本都不存在虧損，國有企業的重組因此也就顯得不那麼急迫了。伴隨時間過去，政府對經濟的控制再度強化了，國有企業統治了關鍵性的部門，比如銀行、金融、交通、能源、自然資源和重工業等。
大規模私營化是不大可能的。新的改革動議著眼於增加股息派發，來推動政府收入增加，政府將扮演一個有耐心的長期投資者角色，確保自己的持股價值最大化。
完全可以想到的是，國有企業本身是反對這種變革的。大型國有企業和其領導者擁有可觀的經濟和政治勢力，其中許多人還擁有很高的級別，他們當然會對改革進行阻撓。比如，中央政府取消對國有企業的補貼，結果常常是地方政府增加了補貼，來支持這些企業。又比如，破產的尚德得到了無錫政府的救援。
孔子曾經說過：「唯上智與下愚不移。」現階段，中共政府似乎是相信維持既定策略，「不移」才是聰明的選擇。這個選擇到底該歸於「上智」還是「下愚」，歷史會給出最後的裁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