據時任中央人民政府節約檢查委員會主任，主持「三反、五反」運動的薄一波在《關於重大決策與事件的回顧》裡提供的材料，毛澤東和中共中央於1951年12月7日決定開展「三反」即「反貪污，反浪費，反官僚主義」運動，其矛頭主要指向黨內的幹部，是要解決黨的腐敗問題的。但在此之前的11月1日東北局的報告裡，已經提到了「資產階級、私商對我們幹部的引誘、侵襲幾乎無孔不入」;12月20日華東局的報告裡，就進一步提出要「發動群眾檢查控告不法商人的運動」。薄一波回憶，12月31日毛澤東在聽取他的匯報時，明確指示：「過去土地改革中，我們是保看護商業的，現在應該有區別，對於不法商人要鬥爭」。1952年1月5日，毛澤東在北京市的報告批示里，就正式提出：「一定要使一切與公家發生關係而有貪污、行賄、偷稅、盜竊等犯法行為的私人工商業者，坦白或檢舉其一切違法行為，特別注意在天津、青島、上海、南京、廣州、武漢、重慶、瀋陽及各省省城，用大力發動這一斗爭，藉此給資產階級三年以來在此問題上對於我們黨的猖狂進攻(這種進攻比戰爭還要危險和嚴重)以一個堅決的反攻，給以重大的打擊，爭取在兩個月至三個月內基本上完成此項任務」。接著就在1月26日向全黨發出指示，要在「全國一切城市，首先在大城市和中等城市」發動「五反」即「反對行賄，反對偷稅漏稅，反對盜騙國家財產，反對偷工減料，反對盜竊經濟情報」的大規模的群眾運動。顯然，毛澤東是要主動打擊民族資產階級，並且是把它當成「比(武裝)戰爭嚴重」的大戰來打的。在內部講話里，毛澤東就說得更加坦率而露骨：「資產階級過去雖然挨過一板子，但並不痛，在調整工商業中又囂張起來了。特別是在抗美援朝加工訂貨中賺了一大筆錢，政治上也有了一定地位，因而盛氣凌人，向我們猖狂進攻起來。現在已到時候了，要抓住資產階級的『小辮子』，把它的氣焰整下去。如果不把它整得灰溜溜、臭哄哄的，社會上的人都要倒向資產階級方面去」，「這是一場惡戰」。[29]
沒有材料說明，1952年2月8日民生公司的「五反」動員大會，是毛澤東親自策劃的;但大會徹底貫徹了毛澤東的指示，卻是確定無疑的：在那個時代，毛澤東與黨中央享有絕對權威，他們的指示都會在極短的時間內在全國範圍得到雷厲風行的執行。這次大會發生的一切，都完整地體現了毛澤東「要抓住資產階級的『小辮子』，把它的氣焰整下去」，「把它整得灰溜溜、臭哄哄」的戰略意圖;只是抓住的「小辮子」(盧作孚與公股代表相互請吃飯)過於牽強無理，讓人難以接受。
但這對盧作孚的打擊，則是致命的。盧作孚當然知道，其所要打擊的，不僅是他個人，而是民生公司，甚至整個民營企業。這是要控制並最後消滅私人資本的第一個信號，這就觸及了盧作孚的基本追求：如前所說，他是把民生公司及發展民營企業看作是為社會、國家服務的「事業」，並且是他的「「「新中國」」」建設藍圖的重要組成部分，對他來說，是比自己的生命更重要的：沒有了「事業」，就失去活著的理由了。
也許會上那位「平日最關心、最親信的一個通信員」的「揭發」，是最讓盧作孚傷心的。這同樣涉及他的基本信念。盧作孚最為自豪的，是經過他數十年的苦心經營，民生公司成了一個全體員工彼此「披肝瀝膽，推心置腹，以相糾其短，相攜於義」[30]、最具「群的信賴」[31]的企業集團，是他最成功的社會改造試驗。如前面所說，他尤其重視的是公司內部資方與勞方的合作與和諧。在1949年以後，他更是在促進勞資關係上下了很大功夫：在1950年7月對公司主幹人員的講話里，他特意強調「工會的代表」的作用，並以此證明：「我們的勞資關係是正常的」;[32]在1950年9月公司的董監座談會上，提出「今後總基於勞資兩利的原則將生產搞好。本公司之勞資協商會議，俟工會正式成立後亦即正式進行」，[33]試圖通過推動民主管理來加強公司上下一致合作。但現在，卻由公司內部人的「揭發」，將幾十年建立的作為公司「靈魂」的「和氣」頃刻瓦解。而且很顯然，這是公司內部的共產黨組織精心策劃、蠱惑所致，在一定意義上，這是盧作孚的和諧理想與毛澤東、共產黨的階級鬥爭路線的一次正面撞擊，而後者的不擇手段，從內部突破堡壘的策略，都是盧作孚料所不及並無法接受、無力應對的：這無疑是一個致命的打擊。
最讓盧作孚不能忍受的，自然是他所受到的人格的侮辱。這也是毛澤東的目的：他就是要在公眾面前把資產階級「整得灰溜溜，臭哄哄」，以防止群眾「倒向資產階級方面去」。用這樣的方式來「爭取群眾」，自然是盧作孚無法想像與接受的。據近年新發掘的史料，其實在1952年2月8日的揭發會之前，2月6日就在民生公司內部開過一次會，要盧作孚檢討。
盧作孚一再申訴：「我自問不是想當資本家來搞企業的」，「我一生沒有土地，沒有私人投資，私人沒有銀行往來，沒有回扣，沒有受禮物」，以致「飲泣少頃」。[34]他最不能忍受的，就是將自己抹黑為一個唯利是圖的資本家，他要維護自己一心為國為民的一世清名，這是他不可逾越的底線。盧作孚這一代中國實業家，無疑是繼承了中國士大夫的傳統的：他們是把知識分子的尊嚴，做人的尊嚴，看得比什麼都重要的，即所謂「士可殺而不可辱」。毛澤東顯然低估了中國實業家、中國知識分子的這一骨氣，盧作孚最後作出的激烈、極端反應，大概也是出乎他的意外的。
應該說，在1952年發動「五反」運動時，毛澤東並沒有打算立刻置資產階級於死地。他在內部指示里，還有這樣的交代：「這不是對資產階級的政策的改變，目前還是搞新民主主義，不是社會主義;是削弱資產階級，不是要消滅資產階級;是要打它幾個月，打痛了再拉，不是一直打下去，都打垮」。[35]而且打擊資產階級的負面效應立刻顯現：1952年2月22日(也就是盧作孚自殺14天以後)，鄧小平向毛澤東發出電報，反映西南地區工商業出現的顯著的停滯現象：貿易額和稅收明顯減少，國營公司百貨營業額只有原先的百分之三十，工業器材僅及百分之十五，許多私營企業無事可做，大量的建築工人失業。工商業的停滯，加劇了城市貧民的困難，重慶一區二萬人(占該區人口三分之一)到了無食缺食的地步，開始對「三反」、「五反」表示不滿。[36]各地都有類似的反應，這就迫使毛澤東作出調整：「打擊要適可而止，不能走得太遠;走得太遠，就要發生問題。我們已經對資產階級打了一下，現在可以在新的基礎上和他們講團結了」，並於5月20日發出通知，宣布「五反」運動「勝利結束」。[37]這大概就是5月1日毛澤東在天安門城樓上對民盟副主席張瀾表示：「作孚先生是一位人才，真可惜啊」的政治背景：[38]用薄一波的說法，毛澤東又要「讓資本家重新靠攏我們了」。[39]
但毛澤東仍然不屈不撓地奔向他的既定目標：僅僅一年以後的1953年，毛澤東又開始批判「新民主主義」，提出了「過渡時期總路線」，宣布中國進入「實現國家工業化和對農業、手工業、資本主義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的新時期，目的是「消滅私有制，使資本主義絕種，小生產絕種」。[40]以後，無論1957年反右運動，還是1966年的文化大革命，民族資產階級都是始終如一的打擊目標。因此，1952年盧作孚即使不自殺，在以後的運動中恐怕也是在劫難逃。
正是在這樣的歷史進程里，盧作孚1952年的選擇，就顯示出了其特殊的意義：這是對毛澤東的「消滅民營資本，消滅民族資產階級」的極左路線的第一個悲壯的反抗。有意思的是，當1953年毛澤東制定總路線，最終走上「使資本主義絕種，小生產絕種」的不歸路時，也是他的同齡人梁漱溟第一個當面提出不同意見，要為農民說話;1955年另一位同齡人宋慶齡又寫信給毛澤東，表示：「我很不理解提出對工商業的改造。共產黨曾向工商界許下長期共存，保障工商業利益的承諾，這樣一來，不是自食其言嗎?資本家已經對共產黨的政策產生了懷疑和恐懼，不少人後悔和抱怨」。毛澤東則批示：「宋副委員長有意見，要代表資本家講話」。[41]他們四位同齡人：毛澤東與盧作孚、梁漱溟、宋慶齡的合作和衝突，是發人深省的。當然，梁漱溟、宋慶齡也沒有因此與毛澤東分道揚鑣，梁漱溟直到晚年，也還是肯定了毛澤東的歷史地位和貢獻。幾位現代史上舉足輕重的同齡人的關係，是遠比人們想像的，要複雜得多。
就我們討論範圍中的問題而言，最後要說的，是當年盧作孚與毛澤東關於「「「新中國」」」的發展方向和道路的分歧，以後事實的發展證明，正確的是只能以生命做堅守的盧作孚，而不是掌握生殺大權的毛澤東。
歷史畢竟公正和無情。
2013年10月28—31日
注釋：
[1]盧作孚：《在西南軍政委員會第二次委員會上的發言》(1951年1月)，收凌耀倫等編《盧作孚文集》(增訂本)，第501——502頁，北京大學出版社，2012年第2版。
[2]以上材料均引自劉重來：《盧作孚與民國鄉村建設研究》第一章《盧作孚生平簡介》，第37——42頁，人民出版社，2007年出版。
[3]盧國綸：《盧作孚之死》，《南方周末》，2005年4月21日。轉引自劉重來：《盧作孚與民國鄉村建設研究》第一章《盧作孚生平簡介》，第44頁。
[4]盧作孚：《論中國戰後建設》(1946年2月15日)，收《盧作孚文集》(修訂本)，第450頁。
[5]盧曉容：《盧作孚生平簡介》，收《盧作孚箴言集》，第159頁，青島出版社，2011年出版。
[6]劉重來：《盧作孚與民國鄉村建設研究》第一章《盧作孚生平介紹》，第11——12頁。
[7]盧作孚：《超個人成功的事業，超賺錢主義的生意》，收《盧作孚文集》(修訂本)，第319頁。
[8]美國雜誌《亞洲與美洲》登載的文章：《盧作孚與他的長江船隊》。轉引自凌耀倫等編《<盧作孚文集(修訂本)>前言》，《盧作孚文集》(修訂本)，第11頁。
[9]張維華：《上善若水盧作孚——遠學老子，近學盧作孚》，收《盧作孚箴言集》，第134頁。
[10]盧作孚：《論中國戰後建設》，收《盧作孚文集》(修訂本)，第448頁。
[11]參看劉重來：《盧作孚與民國鄉村建設運動》第一章《盧作孚生平介紹》，第35頁。
[12]毛澤東：《中國人民站起來了》(1949年9月21日)，收《毛澤東選集》第5卷，第5頁，6頁。人民出版社，1977年出版。
[13]盧作孚：《論中國戰後建設》，收《盧作孚文集》(修訂本)，第463頁，462頁。
[14]凌耀倫等：《<盧作孚文集>前言》，收《盧作孚文集》(修訂本)，第17頁。
[15]參看錢理群：《毛澤東時代和後毛澤東時代：歷史的另一種書寫》(上)，第162——165頁。台灣聯經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2012年出版。
[16]盧作孚：《論中國戰後建設》，收《盧作孚文集》(修訂本)，第454頁，453頁，452頁。
[17]盧作孚：《論中國戰後建設》，收《盧作孚文集》(修訂本)，第451頁。
[18]黃克誠：《黃克誠自述》，第217頁，人民出版社，1994年出版。
[19]盧作孚：《論中國戰後建設》，收《盧作孚文集》(修訂本)，第460頁，462頁，461頁。
[20]凌耀倫等：《<盧作孚文集>前言》，收《盧作孚文集》(修訂本)，第14——15頁。
[21]毛澤東：《對待自由資產階級須防止過左思想》(1947年10月26日)，《毛澤東文集》第4卷，第312頁，人民出版社，1999年出版。
[22]毛澤東給史達林的電報(1947年11月)，轉引自楊奎松：《毛澤東與莫斯科的恩恩怨怨》，第216頁，江西人民出版社，2006年出版。
[23]盧作孚：《為什麼發行這小小的半月刊》，收《盧作孚文集》(修訂本)，第173頁，
[24]盧作孚：《民生公司的三個運動》，收《盧作孚文集》(修訂本)，第188頁。
[25]盧作孚：《建設中國的困難及其必循的道路》，收《盧作孚文集》(修訂本)，第269頁。
[26]盧作孚：《在民生公司八周年紀念大會上的開會詞》，收《盧作孚文集》(修訂本)，第212頁。
[27]盧作孚：《公司的靈魂》，收《盧作孚文集》(修訂本)，第190頁。
[28]毛澤東：《打退資產階級右派的進攻》，《毛澤東選集》第5卷，第453頁。
[29]薄一波：《關於重大決策與事件的回顧》(上卷)，第162頁，164頁，165——66頁。
[30]盧作孚：《盧作孚年譜》，轉引自《盧作孚箴言錄》，第125頁。
[31]盧作孚：《紀念民生公司成立十周年》，收《盧作孚文集》(修訂本)，第307頁。
[32]盧作孚：《公司的任務》，收《盧作孚文集》(修訂本)，第487頁。
[33]盧作孚：《在民生實業公司董事會第二十四屆第二次董監座談會上的講話》，收《盧作孚文集》(修訂本)，第491頁。
[34]盧作孚：《盧作孚的檢討》(1952年2月6日)，見《長航檔案》複印件。
[35]薄一波：《關於重大決策一事件的回顧》(上卷)，第167頁。
[36]毛澤東在中共中央給鄧小平的復電稿(1952年3月7日)，手稿。轉引自中共中央文學研究室編、逄先知、金沖及主編：《毛澤東傳》(上)，第227頁，中央文獻出版社，2003年出版。
[37]引自薄一波：《關於重大決策與事件的回顧》(上卷)，第176頁。
[38]轉引自劉重來：《盧作孚與民國鄉村建設研究》第一章《盧作孚生平研究》，第44頁。
[39]薄一波：《關於重大決策與事件的回顧》(上卷)，第175頁。
[40]參看錢理群：《毛澤東時代和後毛澤東時代：歷史的另一種書寫》，第46頁，51頁，52頁。
[41]《關於宋慶齡建國後32年經歷的材料》(1994年11月)，見傳抄件。參看錢理群《毛澤東時代和後毛澤東時代：歷史的另一種書寫》，第54頁。
2013-11-2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