奕譞曾經也是反對修鐵路的，這時候他才明白修鐵路運煤的重要，李鴻章就跟他建議說，你應該用海軍的名義給朝廷打報告，中國應該大規模修鐵路。奕譞說，我現在提了，反對的力量會很大，現在不是時候，但是我支持你，你先把到唐山的鐵路抓緊時間修。有他的支持，李鴻章也不用打報告，大張旗鼓就這麼修起來了，把這一段鐵路就修到了天津，北洋水師的碼頭。1888年醇親王奕譞覺得時機成熟了，他用海軍司令部的名義給朝廷打了報告，說軍隊有個軍艦，有了碼頭，需要修鐵路運到碼頭。這個奏摺就到了朝廷上，慈禧讓各位大臣討論，應不應該修鐵路。因為奕譞權力很大，這時候反對的和贊成的意見就半對半了。
這時候地方大臣張之洞就出來表態了，他覺得應該修鐵路。在諸多大臣的贊成下，慈禧在1889年下令全國修鐵路。從李鴻章1872年提出來到慈禧1889年同意，中間經過了17年，修個鐵路又不是一個什麼侵害官員利益的事，是帶來好處的事，他都要經過17年，你說他還能做出什麼政治體制的改革。清王朝始終堅持自己天朝上國的面子，實際上最後是害了他自己。
滿清皇族內閣
上綱上線是中華文化的傳統在文革達到頂峰
第一次鴉片戰爭之後清政府還面臨一個問題，什麼問題呢?他感覺所有外國國家都是我的藩屬國，雖然他被英國、法國打敗了，但他還是不承認我們之間是平等的關係。所以清政府遲遲不願意成立外交部，成立外交部就意味著我承認和英法等國家是平等的，我不是你的上司。清政府想了一個什麼辦法呢?因為第一次鴉片戰爭是五口通商，即五個城市允許外國人居住、經商，這個五個城市是上海、廣東、福州、廈門，寧波，都在南方。清政府設立了一個南洋總督，專門來和外國人打交道。他為什麼要這樣?他覺得別看你把我打敗了，但是你只能和我的地方官打交道，證明我還是天朝。
所以，他就規定長江以南，凡是跟外國人有交往的事務由南洋大臣來處理，長江以北跟外國人打交道的事務北洋大臣來管。另外，清政府特別不喜歡外國人到北京來，他們規定外國人有什麼事先跟北洋大臣談，北洋大臣如果解決不了的再到北京來，反正從天津到北京也近。北洋大臣事實上就成為中國的「外交部」，這樣地方官員就獲得了外交權，這個權力不得了。你看如果我們還是閉關鎖國的話，只有河北省委書記有權力和外國人打交道，那河北省委書記的權力你想想大到什麼地方去了。清政府為了維護自己是天朝上國的面子，把外交權交給地方，尤其交給北洋大臣，而李鴻章又能幹，利用權力做了很多事。袁世凱也能幹，也做了很多事。
我們看，無論是建電報，修鐵路還是建外交部，反對派不從技術層面反對，而總是用孔孟之道的理由來反對，一直上綱上線。所以上綱上線是中華文化的傳統，這個思想在文革就達到頂峰了。中國的清政府總是要付出巨大的代價之後，他才願意做一點點改變。甲午戰爭，中國慘敗，為什麼中國會慘敗呢?其中重要的一點就是北洋水師全軍覆沒。剛才我講過，軍隊需要運煤，需要建鐵路。鐵路一修通之後，李鴻章在1890年又看到，俄國的西伯利亞鐵路也修通了，而且俄國到中國東北的運兵速度比我們快。這時候日本的野心也開始顯露出來了，所以現在最緊迫地不是修從北京到漢口的鐵路，而是打通山海關，修天津到奉天，就是現在瀋陽的鐵路，再從奉天修到各海軍碼頭的鐵路。朝廷一看李鴻章的建議，覺得他分析是有道理的，就同意了，全力修這條鐵路線。但是這條鐵路修到一半就停工了，為什麼停工了，因為這時候慈禧要用海軍的錢修建頤和園。我想，她為什麼要用海軍的錢，仔細一查就明白了，李鴻章是用海軍的錢修鐵路。
所以慈禧就用了這一大筆錢來修了頤和園。北洋水師到後來也無法進行正常的維修，這時候你們也知道，這十年間世界的軍艦造船技術發生了很大的變化，動力和射速更快了，而日本恰恰是晚了中國10年建的海軍，他是針對北洋水師建起來的，他的裝備比北洋水師少，但是軍艦航速快和火炮射速比清朝的快，你五分鐘發兩發，我五分鐘發五發甚至六發，就比你強。在建立海軍上，日本與清政府有很大的不同，日本想方設法撥款買軍艦。因為明治天皇本身就是省吃儉用來給買軍艦籌款的，國家元首都這樣做了，老百姓看了很感動，當然也會跟著做。而我們清政府是把海軍的錢來修園子，所以我覺得根本不需要打仗了，打仗之前就知道誰勝誰負。我們知道在民主的國家裡，應該有國會，國會最重要的工作就是審議財政，即使是皇家，錢也不能亂用。但中國人根本沒有這個觀念，我當皇帝，是我打的天下，我想怎麼用錢就怎麼用錢。
我們看，近代的革命都是跟財稅有關。英國貴族不滿意國王隨便徵稅，他們聯合起來跟國王談判，英國國會是怎麼建立起來，就是這樣建立起來的，最後確定了國家不能隨便徵稅，如果要徵稅得通過國會的同意。美國獨立也是，它是英國的殖民地，英國跟他徵稅，但美國人說，我沒有人在英國國會裡當代表，我就不納稅，無代表就不納稅，美國人就跟英國人幹起來了。
慈禧實際上沒想到甲午戰爭是清政府滅亡的重要一步，而這一步就跟她亂花錢有關，最終害了民族害了社會，最終也害了政府。清政府需要進行政治體制改革，但這個改革是由幾個讀書人來承擔了，整個政治體制變革，如果說最高權力者慈禧不支持，我覺得他們是很難成功的。而恰恰由於光緒與慈禧，一個是以慈禧為首的後黨，一個以光緒為首的帝黨又有矛盾。這群想要進行體制改革的是體制內最邊緣的這一群人，他們終究還是體制內的，當清政府把他們用最激烈的手段鎮壓之後，那麼承擔起改革任務的就是體制外的人，由體制外的人來進行這個變革，那性質就變了，就要推翻清王朝，那就是革命了。
戊戌維新雖然被鎮壓了，但是它的意義還是很重大的。首先我講一個細節。那天晚上慈禧連夜回京，從頤和園趕回了宮中，把光緒和其他的大臣都叫來，讓光緒跪在左邊，其他大臣跪在右邊，訓罵光緒，她說，你為什麼要聽康有為的話。光緒皇帝說，我倒不是聽康有為的，是因為康有為說要變法，我覺得現在洋人老欺負我們，我們只有用洋人的方法才行。這其實也就是當年林則徐的「師夷長技以制夷」的另一種說法。但是慈禧一句話就把他回絕了，她說，按照你的說法，祖宗的法子就不靈，洋鬼子比祖宗還靈?
祖宗家法是慈禧的工具統治者弘揚傳統總有實際考慮
慈禧訓光緒，她說祖宗的家法不能變。祖宗的家法是什麼呢，就是皇位繼承法。但是其實慈禧是最不遵守祖宗家法的，她的兒子同治皇帝死後，按照皇位繼承法就應該是這個皇帝的下一輩，找一個男性當皇帝。但慈禧說不行，得從同治皇帝同輩人中找一個人當皇帝，這是嚴重違反了皇位繼承法的。當時1875年，就找到光緒這麼一個小孩，她為什麼要這樣?因為如果是她兒子的下一輩當皇帝，那麼權力就掌握在了那個小皇帝的父親或者母親手上，她自己的位置很低了。當23年後的戊戌維新，她又覺得這會違反到她的權力了。所以我們看所謂的家法，就是慈禧手中的一種工具，當家法威脅到她的權力時，她一定要變。但是變革威脅她的權力的時候，她又強調傳統。所以我現在一聽到有人說要弘揚傳統，發揚傳統，我總要問一下，是什麼人在提倡和發揚什麼樣的傳統，他背後的真實的目的是怎樣的?統治者一般來說是不會輕易地去弘揚什麼，他總是有背後實際的考慮的。
戊戌維新有三個後果：第一個，中國的政黨政治實際上是從這兒開始的，雖然當時沒有政黨，但是知識分子開始組織學會，在一起探討政治，並且有的學會是有綱領的，你認同才可以加入，不認同不可以加入。包括一些小團體選舉領導人，中國的政黨政治實際上是從這兒開始的。第二，維新派雖然沒有什麼權力，但是聲勢造得很大，為什麼?梁啓超影響太大，中國人第一次知道在報紙上的論爭會有這麼大的威力，才知道原來報紙是天下之公器。
第三，社會的解放，尤其是婦女解放。康有為早就看到了小女孩纏腳的痛苦，但是不敢提，因為提了之後要遭遇很大的社會壓力。直到戊戌維新的時候他才提出解放天足，而且他知道光靠呼籲是沒有用的，他還組織了各地的學會，比如說成了一個「天足會」，總部設在上海。他們到民間去放幻燈片，講纏足對骨骼的殘害，他們勸農民，說富人家可以纏足，但是你是一個窮人，還得靠女兒幹活呢，她纏了足怎麼辦。從社會發展的角度講，我認為天足會確實是對婦女的解放起了作用的。
再說到慈禧與光緒。戊戌變法失敗後，她想廢掉光緒，但是西方列強不同意廢掉光緒，慈禧就不敢廢，所以慈禧覺得光緒是個隱患。慈禧曾經說光緒皇帝身體不好，法國駐華大使說，讓我們帶法國醫生去看看，慈禧也不敢不讓人去檢查，檢查之後說光緒帝沒有什麼大病，只是被關的時間久了，精神不太正常。
這時候慈禧看到了一個力量的存在，就是北方的義和團，義和團獲得了一些士紳的支持，但是慈禧從來沒有對它表過態。這個時候有人跟慈禧說義和團，刀槍不入有神術，能夠打敗洋鬼子，她就有點不知道是真是假，她就派了一個大臣叫趙舒翹，說你去看一下。我們知道中國專制社會下級官員總是按照上級的指示辦事情的，他出京之前，有幾個大臣就跟他說，特別希望慈禧利用義和團廢掉光緒。所以趙舒翹回來就對慈禧說，我確實見到了一群可以刀槍不入的人。慈禧就說，他們可以進京。義和團就進了北京，官方給他們發糧，這些人覺得自己很英勇，很正義，又有最高統治者的支持，所以行為很極端，開始殺洋人，殺跟「洋」有關的中國人，包括戴眼鏡的中國人，包括賣洋貨的鋪子也燒了不少。那外國人就提出來，我要派軍隊來保護使館，慈禧就面臨著是同意還是不同意，不同意就意味著宣戰，但她覺得外國人實際上要想把她自己廢掉，讓光緒重新掌權，所以她向八國宣戰了。當時朝廷上有幾個大臣說，我們和其中任何一個國家打仗都敗的那麼慘烈，向這麼多國家宣戰，絕對是打敗仗。最後大家都知道，八國聯軍進北京。
慈禧在西逃途中，這時候就準備向外國人求和了。在西逃途中她說了之所以釀出這麼巨大的禍害，都是義和團造成的，所以她下令剿滅義和團。我覺得官民雙方都應該從這個事件中吸取經驗教訓，作為政府來說，不要輕易鼓動民心民意，群眾本身都覺得自己很正義，行動肯定要過激，過激的話政府就很難收場，最終會造成政府和民眾之間的對立。民眾不應因為自己的事業很正義，又有最高統治者的支持，就行為過激。最後會成為政府的替罪羊的。
慈禧鎮壓了體制內的變法孫中山才開始有市場
慈禧鎮壓了體制內的戊戌變法之後，體制外的孫中山就開始有市場了，他的革命黨就誕生了。他自己都回憶說，在1900年以前，幾乎沒有人支持他，1900年以後，他開始感覺到有人支持他，哪怕人還很少。但是從1904年、1905年起支持他的人突然高漲起來，為什麼?因為1904年的日俄戰爭，日本打敗了俄國，這場戰爭打了一年多。日本大勝的這個結局這個對中國人的刺激很大，實際上比在甲午戰爭中國的戰敗還要大，為什麼?因為這是世界近代史以來，被認為落後的黃種人第一次打敗白種人。這讓很多人看到只要政治體制先進，小國也是可以打敗大國的，這一下子就使很多中國人，尤其是商人、讀書人要求君主立憲，君主立憲派一下子就成了社會中堅力量。
慈禧也不糊塗，她宣布1905年預備立憲。她一提出立憲，一下子萬眾歡騰，覺得朝廷從上到下邊的變革是最好的，而革命是從下往上，社會容易動盪，代價太大了。所以大家都支持清政府立憲，張燈結彩，編歌的，遊行的，喊大清皇朝萬歲萬萬歲。君主立憲應該從改官制入手，這個也是對的，但是這個官制改革，她用的她最信任的袁世凱，袁世凱是當時權傾一時的北洋大臣，直隸總督。袁世凱雖然非常有才幹，但他的問題是太年輕，沒有足夠的權威。有一次開會，一個八旗官員就拿著槍，對著袁世凱說，你別太猖狂了，你只是個奴才，不用你來規定誰幹什麼，誰幹什麼。還有，袁世凱提出來改官制，首先要把軍機處撤了，要把太監製度給撤了，那太監一聽說了，100多個太監把袁世凱圍起來拳打腳踢，後來是慶親王奕劻把他給拉了出來。
很多舊的機構，像理藩院、鴻臚寺這些機構都要撤銷，但這些機構都是滿清貴族當權，他們覺得天下都是愛新覺羅的，我當官我掌權。袁世凱說我要到廣東閱兵，不管這件事了。這時慈禧又宣布了「五不准」，軍機處不准撤、太監不能准撤、旗人的待遇不准改等等。這時她又搞政府體制改革，這個體制改革不搞還好，一搞就更有問題了。問題在哪兒呢?它打破了原來形式上的滿漢平等，在新的機構中，滿族人的權力占了絕大多數，使很多漢族人心裡很不滿。本來大家都支持維新，都支持君主立憲，反對革命，但這時候支持她的立憲派開始質疑了，說你是假立憲。而我看到梁啓超給他老師的信說，他和孫中山已經在日本開始論戰，因為孫中山覺得革命力量開始形成了，孫覺得這時候可以開始和立憲派爭奪了。實際上從1905年經過日俄戰爭之後，一批原本愛國的留學生，覺得清政府賣國了，就倒向了革命。1905年後的中國社會形成了三種力量：一個是立憲派，主張改革;一個是清王朝，決定按原狀維持下去;一個是弱小的革命派，他們已經組建了同盟會。這三種力量，從1905年開始對立。
改革才是唯一的告別激進的途徑
我們剛才講到，清政府宣布立憲的時候，支持立憲的人多，但後來大家覺得受騙了，所以梁啓超給康有為的信中就談到這點，說在改官制沒宣布之前支持我的東京留學生特別多，改官制一出來，支持孫中山的人就開始多起來。梁啓超在1907年寫了一篇文章，我覺得特別重要，這篇文章的題目叫《現政府與革命黨》，其中有一句話我覺得是經典，他說革命黨者，以撲滅現政府為目的者也;而現政府者，製造革命黨之一大工場也。他看到了現政府如果不進行改革就會讓革命發生，但清政府看不到這一點。
清政府在1908頒布《欽定憲法大綱》，它在理念、過程與具體規範的結構等方面都深受日本明治憲法的影響，但清王朝覺得日本天皇權力太小了，老百姓享有的權利太多，所以清政府就對日本明治憲法進行了改動。比如說在日本明治憲法中，規定的百姓的權利是14條，清朝的只有9條。歷史學界對於清政府的立憲究竟是真立憲還是假立憲有不同看法，有的人根據清政府也做了不少事情，不管怎麼樣，中國有了憲法，有了資政院，認為他是真立憲。有的人認為，他做的很多東西都做的不到位，甚至沒做，是假立憲。我覺得這是標準問題，說他是真的有道理，說他是假的也有道理。我認為最重要的是，當時的受眾、被統治者認為它是真還是假。
日俄戰爭之後，支持革命的人就多了，革命就開始大踏步地往前走，趕上了維新派，趕上了改革派。清政府這時還是沒醒悟過來，在1908年8月，統治者發出一個通緝令，事實上要通緝梁啓超，說梁啓超罪大惡極。這時候革命派說，你梁啓超天天跟我們說政府是好的，會進行改革，現在他通緝你，結果你成了他最大的對手。慈禧在1908年這時候，根本沒有感覺到形勢緊張，還耿耿於懷十年前梁啓超跟光緒皇帝在一起的維新，她沒想到把梁啓超為自己所用。這一下革命派高興壞了，通過搞改革，這是最好的方式，結果梁啓超成了最大的敵人，這是梁啓超的悲劇。這也是清王朝的悲劇，你本來就岌岌可危了，你還把一個替你十幾年在海外跟人論戰，來替這個王朝辯護的人，反而把他當成罪犯抓起來。
這時候立憲派就要求加速開國會，從1910年開始，幾次要求開國會。每次開國會都是士紳，商人占重要位置，都是各大商會的領導人。第三次開國會的時候，上海的商會副會長沈縵雲組團到北京請願，他就跟軍機大臣慶親王奕劻說，朝廷主動改革才能避免革命。越是富的人越不希望社會動亂，不希望革命，而希望從上而下的改革。但是奕劻仍覺得天下還是我的，我們想做什麼做什麼，你沒有資格來要求我們幹什麼。
清政府對立憲派進行了幾次鎮壓，你鎮壓一次，就會損失一些立憲派的人。立憲派本來很溫和的，但鎮壓越激烈，他的反抗也越激烈，這時候立憲派就開始激烈化。而沈縵雲的請願被拒絕後馬上就打道回府，他覺得不能和這個政權聯繫了，他臨走之前說了那一句話我覺得特別重要，「釜水將沸，而游魚不知，天意難回，人事已盡」。他一回到上海，就領導上海商會集體參加同盟會了，上海商會本來是與同盟會對立的，現在就證明了立憲派承認自己失敗了，革命勝了，革命與改革的賽跑，革命勝利了。
清政府在1911年的時候，因為壓力很大，成立了內閣。但是他成立的內閣裡面皇族成員占絕大多數，立憲派現在更覺得你根本不想改，13個內閣成員有9個是滿族人，滿族人中又有7個是皇族的。剛才說了越是富的人越希望改革，不希望革命，於是立憲派趕緊去跟朝廷談判，說按照內閣的原則，皇族成員不能當內閣閣員，但是我們認了，皇族成員可以當內閣閣員，希望朝廷也妥協一步，總理大臣別讓皇族成員當，哪怕是個不是皇族的滿族人也行。但是朝廷的回答還是很傲慢，說你們太囂張了，說天下是愛新覺羅的，你們怎麼能來決定皇室做什麼不做什麼，你們就是奴才。
所以這時候最富的人也覺得無路可走了。沒過多久，清政府又在自己的倒台上加了一把火，1911年5月9日，清廷在郵傳大臣盛宣懷的策動下，宣布「鐵路國有」政策，將已歸商辦的川漢、粵漢鐵路收歸國有。因為清政府早幾年同意全國修鐵路，但政府修著修著沒錢了，就下一紙諭令允許民間的鐵路公司修鐵路。而民間修築鐵路的股金，不僅來自紳士、商人、地主，還有農民，而且農民購買的股份占很大比例。清政府把鐵路收歸國有以後，又不願意按照市場價去賠償，他總覺得讓你修，是讓你發財，是我的政策好，我現在就要收回，你必須聽我的話。在此背景下四川保路運動就爆發了，緊接著武昌的新軍就展開起義。
革命黨人在武昌起義取得勝利以後，建立了中華民國湖北軍政府，並得到了立憲派首領、富商湯化龍出來的支持。中國當時商人是有商團，湯化龍發言號令，東南各省的商人都紛紛起來支持革命，商人的武裝都很厲害，是革命黨和商團聯合起來就開始革命了。這時候各地紛紛獨立，你看江蘇，士紳力量大，說獨立就獨立了。還有廣東，在4月份的時候的黃花崗起義，打的那麼厲害，而在這時候，商會領導跟兩廣總督一商量說獨立吧。兩廣總督說，我是清朝的官員，但我不反對你們，我自己偷偷跑了，你們就宣布獨立吧。
獨立的省份大都是在南方，北方因為比較保守，就山西和陝西獨立了。當時整個大局還都看不清，但是山西有一個富商，本來是清政府的官員，回去開礦，又開銀票，他表示支持閻錫山，給了他大量的錢，閻錫山就在山西獨立了。商人往往要在政治塵埃落定之時才決定支持誰，而現在商人也起來革命了，我覺得反映了兩個問題，第一，商人覺得清政府氣數已盡;第二，對清政府很反感，所以我要支持革命政權。再看，清朝的漢族官員在各省紛紛獨立的過程中沒有人自殺，1850年太平軍打來的時候還有不少官員自殺、殉節，而這個期間沒有一個漢族官員自殺。
我們可以看出，從1906年改官制開始，漢族官員心裡頭是有抱怨的，因為清政府太偏重滿族官員，而不重視漢族官員。清政府看到獨立的省份多了，他在10月30日一天之內連下三道詔令：允許組黨、釋放政治犯，制定憲法等。但問題是這個時候你已經完了，你再做什麼都晚了。大家都知道嚴復，他在給一個朋友的信裡面說到，太晚了，一切都太晚了，他說如果早一個月做這些事情，效果就不一樣。
所以我們看，清政府的滅亡是他一步一步的失誤導致的，他是步步被動，他總是在下一階段才做上一階段應該做的事。甲午戰爭之後，他都不願意政治體制改革，可以說到了庚子之亂之後才開始提出預備立憲，接受政治體制改革。所以說，由於他不改革，社會矛盾積累得越來越多，而民間的激烈情緒越來越大，人們甚至覺得，我寧願和你玉石俱焚，不是魚死就是網破，甚至同時魚死網破。
我總是覺得，從歷史上看，在任何朝代，任何國家，任何社會，都會有對政權極不滿的人存在，而這種人只要你社會制度比較好，社會比較公平，他們永遠是在社會的邊緣，成不了氣候。只有在社會矛盾積累很多，而統治者又不願意改革，不通過改革來緩解矛盾的時候，這就是梁啓超說的，給革命提供的一個土壤，信仰革命，造反的人就會越來越多，激烈的人越來越多。所以我覺得更重要的是要向統治者呼籲，真正地告別激進，改革才是唯一的告別激進的途徑，所以我講的這兩個多小時，實際上就是在詮釋梁啓超的一句話，「革命黨者，以撲滅現政府為目的者也;現政府者，製造革命黨之一大工廠。」
選自《中國的脈動：近現代史名家講演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