燕保羅
「保羅去世了」――2014年7月31日，距他接應中國「八九」流亡者二十五周年的時候，這個聲音穿過蒼穹，打破了巴黎夏日的靜謐。這不可能!儘管年前我們就得知保羅患病的消息，但無論如何也沒有想到竟會是這個結果。不久前，還聽說他將出任法國駐中國大使，那是他很早就有的夢想，我們都為他感到高興。但是，萬萬沒有想到，傳來的卻是噩耗。
「對酒當歌，人生幾何?」悼念一位50後的同齡人，讓人心情格外沉重。更何況，這是一位接力「黃雀行動」、與中國流亡者結下不解之緣的異國友人。當日，法國媒體第一次公開報導了保羅在接納大批「八九」流亡者中所充當的角色。四分之一個世紀過去，滄桑備至的中國流亡者，懷著感傷和敬意，祭別了戈揚、劉賓雁、王若望、方勵之、陳一諮等這些因遭遇「六四」憤而離國、無憾無悔的抗爭者。今天，緬懷保羅，追憶從香港到法國的逃亡內幕，以及那難忘的流亡歲月，大家思緒萬千，心潮起伏。正可謂：魂系自由路蒼茫，天若有情天亦老。
法國外交部的「中國通」
燕保羅是保羅的中文名，他的法文全名是保羅•讓-奧爾提茲(Paul Jean-Ortiz)，家姓為法國(母親)和西班牙(父親)複姓。我們通常直呼他保羅，只有在中國朋友間，才稱燕保羅，以區別於其它叫保羅的同名者。
保羅是西班牙共和黨人之子。1939年建立八年之久的西班牙共和國，被佛朗哥領導的右派在三年內戰中擊敗，數十萬西班牙人背井離鄉，前往法國本土和其在北非的殖民地。保羅的父親是最後一批離開西班牙，流亡到摩洛哥卡薩布蘭卡(Casablanca)的共和黨人。多年顛沛後與當地一位來自法國布列塔尼(Bretagne)的女子結婚。保羅於1957年3月19日在薩布蘭卡出生，是家中的第二個孩子。父親作為共和黨人的政治信仰和流亡身份，在他身上打下了深深的烙印。他在法國南部的馬賽中學畢業後，考入鄰近的艾克斯政治學院(Institut d'études politiques d'Aix-en-Provence，成立於1956年)。座落在普魯旺斯地區的中世紀古城艾克斯，是現代藝術之父塞尚的故鄉，也是重要的國際大學城。這裡的中文專業，是漢學泰斗汪德邁(Léon Vandermeersch)於1968年開設的，1972年由他的助手、漢學家戴千里(P.Destenay)捕手。這兩位法國漢學前輩，都有在中國或亞洲其它國家的生活經歷，深諳中國傳統文明和文化，在語言教學方面有很高的造詣。在這裡，保羅經友人指點，開始學習中文，並為此著迷。畢業時他選擇去北京大學完成語言學業，顯然是步其前輩後塵。漢語言和政治潛質，為他的外交職業生涯，奠定了良好的基礎。與此同時，艾克斯這座古城浪漫優雅的人文氣息，日復一日地潛移默化在他的個性氣質中，讓這位西班牙共和黨戰士的兒子，多了一份沉思和溫情。
1977年6月，法國西班牙流亡政府宣布解散，承認國內在獨裁者佛朗哥去世後通過民主選舉產生的君主制，這意味著保羅的父親結束了長達近四十年的流亡生活。青年保羅，從傾心托洛斯基派，到最終選擇法國社會黨，他的政治理念是對其父輩的梳理和傳承。三十一年的外交生涯，他平步青雲，卻步步堅實。從一名法國駐北京大使館的新聞隨員、到部長內閣、亞洲司司長，法國總統奧朗德的外交顧問――他的外交生涯，可謂一帆風順，而期間大多數時間都是在中國度過的。
保羅親歷的中國，是整個鄧小平時代及其延續。八十年代(1980)初的中國，是一個有許多種可能和夢想的年代。那時，「文革」剛過，百廢待興。繼「民主牆」之後湧現出的一批以「星星畫展」、「朦朧詩」為代表的藝術家、詩人，如馬德升、王克平、北島、芒克等等，成為西方、特別是法國記者和外交官的座上賓。被「特權」的外國人，非常高興能與這些思想活躍的中國年輕人交朋友，保羅也興奮地加入了這群人中。他曾先後在法國駐北京使館任三秘、二秘和公使銜參贊，在法國駐廣州總領館任總領事。2012年保羅出任總統外交顧問，是奧朗德當選總統後的一個正確選擇。是保羅讓這位從來沒有「涉足中國」(這也是令許多法國人感到不可思議之處)的法國總統的首次中國之行，得以圓滿成功。在整個過程中，保羅充分發揮了他的政治智慧和出眾的外交人脈關係，贏得了中法政界人士的尊重，被譽為法國外交部的「中國通」。
接力「黃雀行動」內幕
1989年北京發生「六四」鎮壓，一大批被通緝或人身受到威脅的學生領袖、知識分子、工人、企業家等民運人士被迫走上了逃亡之路。一水之隔的香港，以香港支聯會(港支聯)為首的各種社會力量總動員，成為史無前例的大批中國流亡者的首要「通道」。當他們逃到香港，通過港支聯尋求第三國庇護時，或許出於某種不為他人所知的「策略」，美國緊閉大門，除了點名要被中國政府首批通緝的嚴家祺、陳一咨、萬潤南、蘇曉康等人外，其它一概拒之門外。英國緊隨美國之後，嚴守邊關。(最近坊間所謂法、英、美三國的聯手行動，不知從何談起?)而法國則張開雙臂無條件地迎接這些被理想和悲情衝擊的人們，始作俑者，是在香港「第一線」的法國駐港副總領事孟飛龍(J.P.Montagne)。據知情者透露，孟飛龍以「先斬後奏」的方式，當機立斷，解了港支聯的「燃眉之急」。
是時，社會黨黨魁密特朗統領的法國，在國際社會頗具大國風範。剛剛三十出頭的保羅，作為一名忠實的社會黨員，是外交部副部長的內閣成員。因了這個「便利」，保羅接應了港支聯轉到法國駐港副總領事孟飛龍那裡，再由孟飛龍送往法國的流亡者。據說支持這一切的，還有一個重要的幕後人物，就是時任法國外交部亞洲司司長的馬騰(C.Martin)。1989年6月3日，他正好在中國旅行，住在比鄰天安門廣場的北京飯店，與「六四」屠殺擦肩而過。他們三人的共同點是，喜歡中國，熱愛中國傳統文明和文化，都講一口流利的中文。
同年7月14日，法國政府邀請首批抵達巴黎的中國流亡者參加法國國慶大典，賦予這一行動以正義性和合法性，充分彰顯了自由、平等、博愛的理念。
當時中國流亡者中的大多數，可能並沒有完全理解，法國的人道關懷是具普世價值的一種姿態，並不傾向於某個國家、某個流亡組織或者個人。
我與保羅的相識，是在那次人生的激流突變中。
1989年8月10日夜晚，我們一行三人(另外兩位是在飛機上見到的，與我的座位同排，之前並不知情)從香港搭乘的法國航班，於次日清晨5點50分降落在巴黎戴高樂機場。懵懂中，一位講著流利中文的西方女士開車迎接我們，一小時後，出現在眼前的，是夢中才有的田園景色。稍後才知道，這是巴黎郊區的一所農業幹部培訓學校(IFOCAP)。據說，校長趁暑期放假，將學校無償提供給中國流亡者暫住，成為初期流亡者的第一停留點。大概與當時的心境有關，看到第一片樹葉飄落，我和朋友們便給這個地方取名叫「落葉山莊」。在那裡，我們第一次發現「外面的世界真精彩」，人與自然，原來可以這麼近：藍天白雲，和平鴿在面前自由嬉戲，金黃色的麥田在陽光下輝映，連空氣都那麼溫馨怡人。然而，恰恰是這種美好，讓我們更加悲傷。幾天後，已經轉移到別處的吾爾開希來見大家，坐在草地上，他向我講述他和「絕食」同學在天安門廣場的情景，談到動情處，他聲音哽咽，我倆都淚流滿面。這正是我們當時的情境：人在法國，心仍在中國，在天安門廣場，在那些死難者身邊，與他們的親人同哭泣。我們真的無法適應這種巨大的反差。幾乎每一個人都真誠地認為：我們的生命已不屬於我們自己，我們無權享受這裡的一切。
保羅就出現在這種情境中。從「民主牆」到八九民運，面對這些對他來說並不算陌生的中國朋友，他的感情真摯友好。那段時間，他儘量抽空來看望我們。他性格沉靜、低調，說話時，明亮的眼睛溫和地注視著你，讓你感到踏實。他的到來，總能穩定大家的情緒。陪同他的，是他當時的女友、曾到機場迎接我們的瑞士留學生瑪麗婭娜。
人道情懷與「明星」效應
接納流亡者，是一項艱巨而複雜的「人事」工作。一群曾不自覺地被「共產黨文化」毒害、對外部世界幾乎一無所知，豪情萬丈，但骨子裡卻被「專制」下的「大鍋飯」寵壞了的「精英」們，語言不通，舉目無親，對於安身立命這些常識性問題，根本沒有概念，對那迫在眉睫的生存危機，渾然不覺。應時而生的艾麗斯(Alice)協會，主要成員是瑪莉婭娜和她的朋友們伏雷(初期曾擔任吾爾開希的秘書)、段杉杉，以及漢學家白夏、潘明嘯等，幫助接應和協調中國流亡者的安置問題，包括幫助他們辦理居留，註冊學校深造和學習法語，協助保羅做了大量具體、瑣碎的工作。期間，港支聯不僅在「一線」救人，而且協助第三國安置流亡者。在等待居留和申請獎學金或生活補貼的「空白期」，港支聯提供了數目可觀的捐款，由艾麗斯協會分配到個人。
當時整個法國乃至國際社會，對於中國政府的倒行逆施，群情激昂。法國著名知識分子緻密特朗總統的簽名信，強烈譴責「六四」屠殺，第一時間表達了最高的人權理念。社會各界一些與此相關的人權協會或民間組織相繼產生。1989年9月22日，以「八九」流亡者為主導的民運組織民主中國陣線(簡稱民陣)，在巴黎索邦大學宣布成立，嚴家祺當選為第一屆民陣主席。當天的會議，聚焦國際媒體，盛況空前。香港支聯會代表劉千石、波蘭團結工會代表和台灣代表等都出席了會議。法國各界代表中，年輕的法國國會議員薩科奇，神情嚴肅地坐在前排。我將鏡頭對準他時，決沒有想到十多年後他當選為法國總統。
這樣一種國際聚焦的明星效應，帶來的不僅僅是鮮花和榮耀。之後，由於自身準備不足、眾多參與者身上根深蒂固的共產黨文化遺留，以及個人權欲的膨脹，加之大批捐款和資源分配管理上的不公平、不透明，導致民陣內鬥不斷，公信力急劇下降，民陣自此開始了一個由盛到衰的痛苦過程。(見拙著「痛苦的民主」)在此期間，許多人拿著到手的法國十年居留，以旅遊講學等名義，輕而易舉地移居到美國或其它國家。
坦率地說，當時流亡者中的許多人，從一開始就沒打算留在法國，語言是一方面，但主要是那由來已久的美國夢。這讓法國方面非常惱火。據說，時任法國駐香港副總領事的孟飛龍，聽說我已收到美國某大學的邀請函和某報社的工作機會，有可能去美國時，他激動地將手中的打火機扔向天花板，讓面前那位傳言者非常難堪，驚詫不已。
據估計，經保羅接納安置的中國流亡者有二百多名，迄今留在法國的，恐怕不到三分之一。保羅不僅幫助大家辦居留，也辦家庭團聚。還幫助一些早先來法訪問，因「六四」屠殺滯留下來的作家高行健(2000年諾貝爾文學獎獲得者)、和他在北京結識的星星畫展創始人馬德升等藝術家獲得法國長期居留。一次，臨時有人從美國來，簽證受阻，我找保羅幫忙，他一聽名字就說：「他是我們的朋友，沒有問題。」即便在他臨終前不久，還幫助旅居美國多年、再度返回巴黎的萬潤南重新獲得法國居留。
在苦難中感悟人性
翁山蘇姬在長時期的軟禁中，深入思考關於人生六種苦難的本質。包括：被欺騙、衰老、生病、死亡、與所愛的人別離、被迫與所厭惡之人共存。她說：「我尤其對最後這兩種痛苦具有好奇心：與所愛的人分離以及與所厭惡的人共存。是什麼樣的生活經歷使得佛祖將這兩種痛苦狀況放入人類所遭受的最大痛苦之列呢?我所想到的是囚犯和難民、流動工人和人口販賣的受害者，以及流離失所的無根的人民，所有這些人都被迫與他們的家園、家人和朋友分離，被迫生活在不總是那麼友好的陌生人之中。」
回首往事，那是一段刻骨銘心的人生體驗。我們在痛苦中經歷苦難，在苦難中感悟人性。
如前所述，許多習慣被「組織」安排一切，沒有自我、沒有獨立意識的「英雄殘廢」，由於無論大事小事，心理問題還是生活安置問題，都要找艾麗斯，使這個協會很快便成為許多人心理依靠的「組織」，甚至「主心骨」，讓他們不堪重負，甚為困惑。加上不可避免的文化衝突和認知差異，人格分裂了。諂媚乞憐者的出現，使得流亡者群體產生了裂變。筆者親眼所見，一根稻草的利益就可以使一個男子漢砰然倒下――那是一種怎樣的情態啊!這些有著「共產主義理想」和「英雄情結」的流亡者，人身自由了，精神仍在桎梏中。對他們中的某些人來說，流亡是一個天大的誤會。好比「葉公好龍」，他們在自由中放棄自由本身，囿於自設的心獄難以自拔。你「不為五斗米折腰」，不想當他們眼中的所謂「難民」，那麼你是「流亡貴族」。你堅守本分、維護尊嚴的結果，就是被排斥、被圍堵。
同時，流離失所的殘酷現實，導致誰掌握資源，誰就有「話語權」。面對如此宏大複雜的「場面」，有的人不免難以自持，意氣用事，將道義行為個人化，「圈子化」，以一種不自覺的「施與」姿態表達個人喜惡，甚至以「異見」定取捨。各種流言在「小圈子」中傳播、蔓延，如同一個病灶，沾上誰，誰倒霉。作為流亡記者，我滿懷誠意地對於流亡者中出現的種種不適向對方解惑，希望對流亡者多一些理解。對方不假思索地說：我沒有義務和興趣去理解。這個回答在那個陽光燦爛的午後讓我驚愕無比，尷尬莫名!我曾親眼看到此人幫一路人撿拾掉在地上的東西，並快步追上前交還給他，態度親切自然，是那樣的美好。同為一人，此時卻如此失態，真是匪夷所思。對於這樣一種難言情懷的無知與傲慢，我只能報以苦笑。錚錚鐵漢、吾爾開希的救命恩人懷德的憤懣無奈，詩人老木精神分裂的悲劇，是個人的，又何嘗不是「八九」流亡者的。
在這種情勢下，「不同聲音」和「清流」被「邊緣」了。問題是，能「邊緣」嗎?在法國這個自由的國度!在這個有著獨立精神的公民社會!!
政治情操與流亡精神
對於這一切，保羅是否知情抑或有什麼感想呢?這個前西班牙共和黨流亡者的兒子，他是否從其父的苦難中感受到中國流亡者內心深處的痛楚?陷入窘境中的人們對他不無期待。
旅居法國的中國第一代流亡者、中國共產黨早期領導人彭述之的女兒程映湘女士，作為反史達林的「左派」，她流亡初期就避開了各種似是而非的「組織」，清晰地找到了自己的定位。她說：「這也是我自己的尊嚴，既然我沒有投降中國的權勢，我在這裡也不投降任何的權勢。」(安琪：「超越者的智慧――記程映湘女士」)――這是值得我們學習和深刻反思的。
事實上，我們本身一無所有，唯一能夠做的，就是堅守道德底線，堅守自己的理念，就是做人。一位哲人曾說：在真理的入口處和地獄的入口處一樣，絕不能有絲毫的怯懦與猶豫。身為流亡者，無論身處何種境地，都不能忘記初衷，都要活的有尊嚴，這是我們不容超越的人格底線!
在那個整體失語的特殊階段，劉千石代表港支聯經常來巴黎，不辭辛苦地到難民營和分散在其它地方的不同落腳點看望大家，噓寒問暖，耐心傾聽每一個人的訴求。這種具宗教情感的關懷，撫慰著大家的心靈，給了流亡者很大的心理支撐。每當他來，保羅都儘可能安排與他會面，商討各種具體事宜，尋求解決辦法。
還是程映湘，她以自己的方式接納和幫助這批流亡者。她和同在法國政治學院國際問題研究所任高級研究員的丈夫高達樂(C.Cadart)先生，創立了法國政治學院中法人文科學研究會，定期舉辦文化沙龍達三年之久，為流亡者開闢了一個呼喚「大文化」精神活動的自由空間，幫助他們走出困惑，完成角色轉換。對此，保羅自一開始就給予了高度重視和支持。
此外，還有許多伸出援手認識或不認識的個人或組織，從不同角度，伸張正義。據我個人所知的有限範圍內，有參與聲援簽名活動、支持中國民運的法國現代新聞攝影之父布列松(H.C.Bresson，1908-2004);長期致力於促進中法文化交流、幫助阮銘翻譯出版「鄧小平帝國」的讓•保羅;在巴黎寓所接納異議人士、關注並報導過林希翎(1935-2009)、高行健以及嚴家祺、阮銘等中國異議人士的原費加羅報駐京記者沙博侖(J.L.Sablon，1942-2012);多年如一日支持中國海外民運的巴黎「紅寶石」餐館老闆魯念華(1949-2003);熱忱提供住所、幫助中國流亡者的法語老師雅克琳娜(Jacqueline)等等，等等。他們的介入，平凡而深刻地體現了一種具普世意義的人道關懷和人文精神。他們中的許多人，都是保羅的朋友，在有些人眼中，保羅是典範。
事實證明，保羅是有政治智慧和情操的。他不以政見對人，也不將自己的意見強加於人。在「毛派」影響深遠，「悲情」碰到「浪漫」的惶惑、迷茫中，遇到保羅，是「八九」流亡者不幸中之大幸!
親歷流亡的苦難，我深切領會自由民主的真正內涵。中國自然科學史家許良英(1920年5月-2013年1月)，在「走出偽民主誤區」一文中告訴我們：自由民主，人權是基礎，包括對個人權利的尊重與保護。在「大革命」的故鄉，感受盧梭的「公意」(「任何人拒不服從公意的，全體就要迫使他服從公意。這意味著人們要迫使他『自由』」――盧梭語)遺風，思考和辨識「主流即正確」、忽略個人權利的盧梭式集體大於個人的「偽民主」，對於中國流亡者來說，未嘗不是一件好事?!
月前，我在華盛頓郊外的老人公寓，拜訪了嚴家祺、高皋夫婦。幾年來，高皋患病，健康狀況堪憂。嚴家祺一邊悉心照料高皋的飲食起居，一邊著述寫作。看到他們相濡以沫，本真坦誠地待人接物，寬容樂觀地直面人生，讓我心生敬意和感念。滄海桑田，大浪淘沙。我們看到，包括許多「八九」民運之前的中國流亡者和民運人士，因了如「嚴家祺們」一樣的堅守者，因了他們的安貧樂道，流亡精神彰顯其不可磨滅的崇高價值。
是所有人的榜樣和朋友
保羅病危期間，馬德升坐著輪椅去醫院探視。這位性格狂傲的藝術家，談到保羅，聲調中顯出少有的虔敬。他說：「保羅走得太早了，他不知幫助了多少人，而且不張揚。我認識他有三十二年了，可以說他的品行與智慧始終如一。」
法國外交部長法比尤斯(L.Fabius)在痛悼中說，保羅「是所有人的榜樣。是我，是我們很多人的朋友」。
交往經歷和細節，讓我真切感到保羅也是我們很多人、是我的朋友。
1994年我離國五年後第一次回國，在北京見過老友牧惠後去西單，經歷過海外「文革」，身心疲憊的我，一出門就不由自主地改變主意，叫了一輛人力車，請師傅帶著我在當年軍隊進城的地方走一圈。在一個多小時的行程中，我的眼淚洶湧，心潮澎湃。那一刻，我的感覺和當年央視主持人薛飛一樣，象是經歷了一次洗禮。據說薛飛從匈牙利來到北京，撫摸著天安門廣場紀念碑上留下的彈痕，一跺腳又走上了他艱難的放逐路。
返回巴黎前，我在法國駐北京大使館見到了保羅。那天我和兒子從公使先生的辦公室出來，只見他熱情地迎過來與我們見面，親切地和我兒子握手，剛滿十歲的兒子從此記住了保羅這個名字。這正是保羅。他表達友情的方式，細緻真誠，謙虛質樸。早已久違的我，再次感受到他的純粹與真誠。聽到他去世的消息，進入而立之年、正在美國進行工作交流的兒子，深感惋惜。
1997年我回國探親，在西安訪友無端受擾。保羅得知後，表示了極大的關注，派專車到戴高樂機場接我。
原費加羅報駐京記者沙博侖，與保羅保持了真摯的忘年友情。沙博侖2012年秋去世後，保羅和妻子薩拉參與安排了追思會。已經擔任總統外交顧問的他，百忙中親臨悼念會場，向這位老朋友寄託自己的哀思。
我最後一次見到保羅，是在他即將出任奧朗德總統的外交顧問之前。那天，我安排一位曾坐過中共監獄、旅居美國的民運人士與他會面。保羅在他任職的外交部亞洲司司長辦公室接待了我們。第一眼就讓我感到寬慰的是，保羅看上去精神充沛，較之年前訪問緬甸時的健康狀況，要好得多。我們的話題，涉及中國當下的政治、經濟、西藏等問題。保羅的話頭很健，從談吐看，他的信息來源廣泛，接觸過不少來自中國的各方人士，對中國問題有非常深入的思考。如初識時一樣，他對於敏感或有爭議的問題，不爭論也不下結論，只是靜靜地聽著，間或理性客觀地提出問題或自己的看法。原定40分鐘的會晤，超過了一小時。握別時，他一如既往地請我向嚴家祺、劉千石、高行健等朋友轉告他的問候。轉身間，看到他匆匆向秘書安排當天的議程，不禁略感歉意。
是的，保羅太忙、太累了。從認識他時，他就一直很忙。一直在超負荷地工作。生病期間，他身在醫院，心還是在工作上。經常要從醫院趕到愛麗舍宮，為總統出謀劃策，處理要務。他是帶著病軀殉職的。法國總統奧朗德動情地說，保羅「為法蘭西服務了一生」。
向燕保羅致敬
保羅終年57歲。在他身後，留下了妻子和三個正在讀中小學的女兒。幾年前，我與保羅在仰光晤面時，他告訴我，多年來，他一直請中國阿姨做家政，讓孩子們有一個學習中文的語言環境。在那次短促的長途旅行中，他不顧疲勞，前往集市，給妻子薩拉和三個女兒買紀念品。他說：「只要外出旅行，不論到哪裡，不論時間長短，都會給家人帶個『口信』」。愛家舐犢之情，樸素而深沉。
斯人遽然離世，讓人情何以堪!
聽到保羅病逝的消息，遠在香港的劉千石感到非常震驚。正在美國旅行的我，連續收到他發來的幾個郵件。他說：「燕保羅去世真突然，上個月和岑建勛還提起過他。他年紀不大，人生難料。」
他說：「燕保羅去世，主懷安息。」——這是中國流亡者和所有朋友的祈願。
向燕保羅致敬!
向燕保羅的妻子、女兒們致以誠摯的問候!
註：相關資料參照筆者「痛苦的民主」、「流亡日記」。
安琪於巴黎古道且閒齋
2014年9月21日
《前哨》月刊2014年11月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