鄧力群
從我一生的經歷來看，1987年是很重要的一年，充滿風浪，有憂有愁啊!
第一、一九八六年學潮和解決胡耀邦同志問題的生活會
一、鄧小平關於學潮的談話
1986年12月中下旬，資產階級自由化思潮一度泛濫。合肥、北京等地一些高等院校的少數學生上街遊行。極少數別有用心的人從中煽動，反對共產黨的領導、反對社會主義道路。有的地方出現了擾亂交通秩序和違反社會治安規定的情況。後經各地有關方面的教育和疏導，事件逐漸平息。
1986年12月30日上午，鄧小平與胡耀邦、趙紫陽、萬里、胡啟立、李鵬、何東昌等同志談話，指出學生鬧事是一個很重大的事件。鄧小平講話的第一個重要內容，是分析事件的發生是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思潮旗幟不鮮明、態度不堅決的結果，資產階級自由化的泛濫沒有得到遏制，不是一、兩年的事，而是好幾年的事了。第二個重要內容是點名批判方勵之、王若望、劉賓雁，說早就應該把這些人開除出黨，他們的很多言論，沒有得到批判，狂妄得很，這些人早就不夠共產黨員的資格了。接著，鄧又說：這些人之所以這麼猖狂，傳說是因為黨中央裡面有個保護層。這實際上就是不點名地講到了胡耀邦。因此，鄧小平提出要旗幟鮮明地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否則就是放任了資產階級自由化。
二、胡耀邦寫信給鄧小平請辭總書記
鄧小平同志談話後，胡耀邦同志即做出反應。1月2日，他寫了一封信給鄧小平，承認錯誤，作了自我批評，還表示了這樣一個意思：自己不適宜再擔任總書記，願意辭掉總書記職務。
三、鄧小平提議舉行黨內生活會
1月6日，鄧小平同胡耀邦談了話。這前後，由鄧小平同志提出，經過中央常委議論，決定舉行一次解決胡耀邦同志問題的黨內生活會議，對胡的錯誤進行批評，也要他在這個會議上做出自我批評。鄧小平同志和中央常委提出會議要注意四點：第一，不要說路線錯誤、路線鬥爭;第二，不要涉及到個人的品質，不要因為胡犯了這個錯誤，就說他的品質如何，對品質不要加以評價;第三，不要提「團派」，因為胡長期在團中央工作，社會上也有這種議論，認為批評胡耀邦，實際上是要打擊「團派」;第四條大概是：不要說這個人是什麼圈子，那個人是什麼圈子，即屬於宗派性質的問題不要提。
中央常委委託趙紫陽、薄一波、楊尚昆、萬里、胡啟立五個人來召集這次生活會議，指定由薄老主持會議。1月8日，中央辦公廳就此發出了《通知》，還規定了到會名單。
我記不清楚生活會是開了五個半天還是五天半了。會上有口頭髮言，也有書面發言。會議還印發了一些參考資料。
四、我的長篇發言
會議召開前，尚昆、薄老把我找去，說學生鬧事是胡耀邦同志的錯誤引起的惡果，中央要開一個生活會議。他們要我準備一個批評胡耀邦的發言，把我所知道的胡耀邦的問題說一說。我說更多的事情胡喬木知道，喬木比我知道得多啊。他們說，他是他，你是你，我們找你是要你做好準備，講你所知道的事情。
12日上午，生活會開始，第一個發言的是余秋里。余大概講了半個小時。第二個發言的是我，我作了一個長篇發言。12日上午沒講完，13日上午接著又講了近一個小時。兩次發言合起來有3個半小時。
在批評胡之前，我先做了自我批評，然後是對胡耀邦同志進行批評，一共講了六條批評意見：一、關於統一思想的問題;二、關於反對精神污染、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的問題;三、關於四項政治保證和「四有」的問題;四、關於「左」和右的問題;五、關於對幹部的任用問題;六、關於不尊重集體、不遵守紀律的問題。六條批評意見中講得最多的是怎樣對待精神污染和自由化的問題。對這兩個問題，一會兒肯定、一會兒否定，一會兒又肯定、一會兒又否定;從總的變化看出來，鄧一發現就講：他一講，情況就好一點;講完了以後，經過胡耀邦這樣搞那樣搞，形勢就又逆轉了。總之，幾次肯定，幾次否定，以至於造成1986年的學潮。學潮的發生是與胡耀邦同志的態度直接相關的。
當時，黨內外和港台都謠傳、議論，各種說法很多、也很離奇，說鄧小平主張反對精神污染是鄧力群謊報軍情、誇大其詞引起的。我的發言澄清了事實。
我發言的基調是平和的。沒有使用任何刺激性的語言，只是如實地把事情的原委說清楚。沒有發揮，沒有上綱，更沒有給胡耀邦同志加罪名。拿我當時的心情來講，是誠誠懇懇地幫助同志認識和改正錯誤。因為有這樣一種心情，我說到有些地方的時候，還掉了眼淚。
胡耀邦同志聽了、看了我的發言，究竟有什麼意見，是不是大發脾氣，是不是從此記恨在心，我不能推測。這些事情的是是非非，還是留給後人去評說吧!
我的發言是有稿子的。為了真實地反映歷史，我把生活會上的發言一字不漏地抄錄在下面：
非常擁護小平同志一九八六年十二月三十日的重要講話。非常擁護中央政治局常委確定召開這次黨的生活會。希望而且相信這個會能開得很好。建議今後每年至少開一次這樣的會，相互交心，相互批評，相互幫助，相互監督。這對每個人都有好處，可以幫助這個集體少犯錯誤，至少不犯大錯誤。是不是可以說，在座每個同志都需要這樣的幫助和監督。
同意剛才秋里同志的發言。
先做自我批評。一九八三年春政治局常委擴大會以後，我事先沒有請示，就向新華社分社社長會議、紅旗聯絡員會議傳達了會議內容。這是違反紀律的嚴重錯誤。
在這以後，一天喬木同志和我到小平同志那裡。小平同志說，昨晚耀邦同志來，說你把擴大會議內容傳達了，很多話是好的，但是說了一句中央最近出了問題。我向小平同志負責地聲明，我沒講這話，但我沒請示就傳達，是嚴重錯誤，接受小平同志批評。接著，我把傳達的錄音稿送給耀邦同志，並向耀邦同志做了書面的自我批評，保證以後不重犯這種錯誤。整黨開始，我在書記處研究室黨員大會上再次做了自我批評。整黨中我向中指委的檢查，也寫上了這一條。在書記處幾位書記談心會上，我也做過自我批評。今天，在這個會上，我再次鄭重地就這一錯誤進行自我批評，並懇請同志們對我進行嚴肅批評，監督我以後不再重犯這類錯誤。
十二屆二中全會以後，中指委確定，宣傳文教戰線要用三個月的時間，學習小平同志二中全會講話，清理和檢查思想戰線的精神污染問題。由於耀邦同志集中力量做訪日準備，喬木同志集中時間寫關於人道主義和異化的文章，宣傳方面的日常工作由我主持。在這過程中，我多次就政策界限問題發表意見。現在看來，那些意見還是站得住的。但工作過程中確有失誤。
1.中央轉發小平、陳雲同志講話的通知，初稿由我起草。其中講到工作步驟，先在中央和省、市、自治區一級進行，先黨員負責幹部後一般黨員幹部，先黨內後黨外，地縣什麼時間傳達，由各省、市、自治區黨委決定。看來不應由省、市、自治區自己，而應由中央決定。各地很快往地縣傳達，出了一些毛病，和這個部署有關係。
2.原來決定，十一月中旬前公開發表小平同志講話。我請郁文同志(當時中宣部常務副部長)邀中央一級報紙總編開會，請他們結合自己的特點和工作對象準備評論、社論。由於我沒有交待清楚，廣播電視部同志也到會了。他們聽到這消息，就通知省、市、自治區廣播電視機構，立即採訪省、市、自治區領導同志，請他們就此表態，於是廣播、電視、新華社、報紙紛紛發表消息，有時一天之內三四個、四五個、五六個表態，在幾天之內造成相當緊張的氣氛。這個責任，主要由我負，不應責備郁文同志和其他同志。
3.二中全會以後，從反對精神污染到步步退讓以至全面否定反精神污染，這個過程中主要的事情我都是知道的，對耀邦同志的一些說法、做法我也有不同意見。但是我沒有按照黨性原則向政治局常委、書記處及時地、系統地反映這些情況和提出我的意見。現在看來，這是我的最嚴重的失職。
多年來，我還有其他方面的缺點錯誤，例如對一些人重才不重德、用人不當等等，懇請同志們進行批評。
耀邦同志一月十日在會上的檢查中說，他犯了政治原則的嚴重錯誤，給黨造成了嚴重的損害。我同意他這樣的自我批評。我只希望並建議他，檢查的思路再寬一些，認識更深一點。同時我認為應該肯定，耀邦同志這幾年來做了很多工作，如撥亂反正、平反冤假錯案、落實各項政策、實現新老交替、熱心建設、熱心改革等等方面，積極努力，成績顯著。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黨的工作取得這樣大的成績，有耀邦同志的重要的一份，這需要也應該充分肯定。我們要嚴肅地批評他的錯誤，也要有意識地充分肯定和保護他對黨的貢獻和取得的成績。作為自己的同志，我們批評他的錯誤不講情面，但是絲毫不應該誇大他的錯誤、抹煞他的成績。批評他的錯誤，目的是為了幫助他，使他繼續為黨做更多工作、更大貢獻。這不只是對耀邦同志個人的問題，而且是關係到整個黨的利益的問題。
我想本著這個精神對耀邦同志提出一些批評。如果有不符合這個精神的地方，請同志們指出，也請耀邦同志指出。
下面，按照耀邦同志檢查的順序，用一些我知道的事實，努力遵循毛澤東同志指出的，正確的而不是歪曲的，認真的而不是敷衍的批評和自我批評的精神，講一些意見。
1.關於統一思想
中央整黨決定規定，整黨的任務是統一思想、整頓作風、加強紀律、純潔組織。
統一思想，就是進一步實現全黨思想上政治上的高度一致，糾正一切違反四項基本原則、違反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黨的路線的「左」的和右的錯誤傾向。
這個決定，是全會一致通過的。可是到十二月十四日，耀邦同志同人民日報、新華社、廣播電視部領導同志的談話中就說：統一思想的問題，「一是樹信心。對共產主義事業、對社會主義、對黨，包括對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的黨中央，對整黨，要有信心。二是改革，要改革就要創新路，沒有改革，什麼事都辦不成。這兩個問題解決了，其他問題好解決。」四項基本原則不提了。
《人民日報》根據耀邦同志講話精神，寫了一篇評論員文章《談談統一思想問題》，在一九八四年二月七日發表。文章說，「前幾年的思想問題已經解決了，就不要糾纏了，這次整黨重點應該放在現在存在的思想政治問題上」。「前幾年的思想問題」，講的就是堅持還是抵制四項基本原則的問題。所謂「現在存在的思想政治問題」，文章講了三個：「第一，是否堅定不移地承認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的路線、方針、政策是正確的，是馬克思主義的?第二，對黨的十二大提出的各項奮鬥目標有沒有充分的信心?第三，本地區、本部門、本單位的各項工作是否服從於、服務於全黨的奮鬥目標?」這個第三點，也就是耀邦同志一九八四年一月十七日在中指委第五次會議上講的，統一思想「重點是現在思想上是不是同中央保持一致，現在思想上政治上的路線端正不端正」，以及對「使自己領導的業務工作偏離中央的方針、路線」的批評。根據這個思想，書記處部署整黨，安排聽一百多個部委的匯報，實際上就是一個題目，即端正業務指導思想。有同志提出不同意見，耀邦同志沒有接受，還是一直這樣匯報下去。
在這期間，他對我們宣傳部門的同志說，宣傳工作部門要學習經濟、熟悉經濟、宣傳經濟。這當然是對的、是應該做的。但是，他不提經濟工作的方向問題和思想政治工作問題，也不提堅持四項基本原則來保證經濟工作沿著社會主義方向發展的問題。
一九八四年四月十三目，耀邦同志在武昌講，「要切實做到整黨、經濟工作兩不誤。整黨和經濟的關係是，整黨促進經濟，經濟檢驗整黨。」後來，《人民日報》根據他這個意思寫了一篇社論。社論稿由喬木同志做了修改。耀邦同志向我說，他不同意喬木同志意見，保留自己的意見。
一九八四年七月，我們在福建三明市召開大中城市精神文明建設的會議。在小組會上，幾個省的同志指名批評耀邦同志和另外一位政治局委員、書記處書記，說他們到地方講話，只講物質文明建設，不講精神文明建設，只講經濟，不講政治。會上情緒很激烈。我沒有把這個情況向耀邦同志報告，是不對的。但是也希望耀邦同志回憶一下，和地方同志、部門同志談話中，有沒有這個毛病。
小平同志十二屆二中全會講話中說到，工作重心轉到經濟建設以後，全黨要研究如何適應新的條件，加強黨的思想工作，防止只顧經濟、忽視政治的傾向。我相信，耀邦同志是同意小平同志這個意見的。但作為總書記，對這個意見重視到什麼程度，怎樣考慮整個工作的部署?從我接觸的情況看，並沒有真正貫徹執行。
耀邦同志檢查中說到，小平同志講了四項基本原則後，他頭幾年是結合解決一些黨的工作問題、思想工作問題貫徹了的。我翻了一下手邊有的耀邦同志的部分講話，證明一九八二年黨的十二大以前包括十二大，儘管不是每次都用四項基本原則的字樣，但是他講話的總的精神還是體現四項基本原則的。也正如上面所說的，十二屆二中全會以後不久，他就很少講或者不講四項基本原則了，甚至別人講四項原則，在他還引起反感。一九八五年黨的全國代表會議上小平同志講：「究竟什麼是我們黨的政策的連續性呢?這裡當然包括獨立自主、民主法制、對外開放、對內搞活等內外政策，這些政策我們是不會改變的。而所有這些政策的基礎，就是四項基本原則，對此我們更是不會改變，不會動搖的。不然的話，我們的社會就將是一個亂的社會，就談不上安定團結，什麼建設改革、振興中華，都將成為空話。」對這樣重要的理論，我沒有聽到耀邦同志有什麼反應，在工作中有什麼部署。他檢查中說，六中全會期間小平同志和他談話時突出地講了四項基本原則，也沒有把他喚醒過來。這很值得深思。
2.關於反對精神污染、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
搞精神污染和搞資產階級自由化，實際上是一件事情的兩種說法。
先說反對精神污染問題。
「清除精神污染」這個用語，我一九八三年六月四日的一個講話中用過。同年九月二十幾日，我在一個會上，又說過「抵制和清除精神污染」這樣的話，報紙發了消息。十二屆二中全會後，耀邦同志和許多中央領導同志，都用過「清除精神污染」。我用得多，耀邦同志用的次數也不少。小平同志講的是「思想戰線不能搞精神污染」，講話中只用了「清理」，沒有用「清除」。我在起草轉發小平同志、陳雲同志講話的通知初稿時，也是按小平同志說法，用「清理」而沒有用「清除」。有同志說，小平同志講的是「思想戰線不能搞精神污染」，被鄧力群改成「清除精神污染」。這個事實澄清一下是有必要的。在我看來，對待精神污染，要反對、抵制、清理、清查、清除，都是可以的，沒有什麼實質上的區別。問題的實質不在用語，而在對待精神污染的態度。在這點上，確實有分歧。
一九八四年二月十一日以前，耀邦同志一直講「清除精神污染」，同楊力宇的談話中還說，「清除精神污染這個概念是站得住腳的」。二月十一日同上海市委負責同志談話中卻說，「後來，我們在決議中，提出了『清除精神污染』，這個提法恐怕不夠合適。當然，這不是追究哪個人的責任，主要是怎麼樣的提法更準確一些I。要講責任，我們都是舉過手的。精神污染就像個人主義、唯心主義一樣，是無法清除的。所以這個提法理論上站不住，實際上也辦不到」。這裡說的「決議」，指一九八三年三十六號文件，即中央轉發小平、陳雲同志講話時的通知。回到北京，他向喬木同志講這個意見。喬木同志要我查查「清除精神污染」這個用語的來源。二月二十日，我把按日查的結果送喬木同志，喬木同志轉耀邦、紫陽同志。他們兩位圈閱了。當時曾考慮研究改變提法的問題。
可是耀邦同志這以後不僅在黨內黨外到處講這個問題，而且還向外賓講。三月十八日，他會見日本外賓，第一個問題就是「關於反對精神污染問題」。他說：「反對精神污染是鄧小平同志提出來的，主要是指思想戰線上的問題，指我們的同志在宣傳、廣播和文藝工作中不能搞精神污染。但後來在宣傳中走了樣，出現了擴大化，提出要清除精神污染。現在我們已經不用這個提法了，而是提建設社會主義精神文明。」
四月十二日，「美國之音」向我外交部新聞司提問：「中國的反對精神污染的運動是否還在進行?」四月十七日，中宣部建議新聞司按如下口徑答覆：「前階段清除精神污染，很有成績，我們予以充分肯定。今後還要反對和抵制精神污染，這是一項長期的工作，其目的是為了更好地建設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外交部因耀邦同志有同日本外賓的上述談話，不同意這個答覆，另起了個稿子。我們也不同意，又起了一個稿子。連同外交部的共三個稿子同時送請紫陽同志審批。紫陽同志批示：「我覺得還是中宣部四月十七日建議新聞司的口徑回答好些，如需要，書記處再議，最好能在四月三十日上午耀邦同志出國前先議一下此事，對外久拖不答，影響我國對外形象。請酌!四月二十八日。」耀邦同志四月二十八日批示：「就按紫陽同志意見辦。」
一九八四年五月六屆人大二次會議上。紫陽同志做的政府工作報告指出：「思想文化領域各部門按照國家憲法規定的原則以及黨和政府規定的正確政策，為反對和抵制精神污染做了許多工作，取得了明顯成效。剎住了前一時期極少數人搞精神污染的歪風：、依法查禁了淫穢書刊。在反對精神污染中，由於我們開始時對某些政策界限講得不夠清楚，以致有的地方和單位一度出現過某些不恰當的作法，但一經發現，我們就及時予以糾正。群眾要求美化精神生活和物質生活是完全正當的，是應當提倡的，決不允許把它同思想戰線的精神污染混淆起來。實踐證明，嚴肅而又正確地反對和抵制精神污染，對於提高人民的思想覺悟和發揚健康純樸、奮發向上的社會風尚具有積極作用，是建設社會主義精神文明不可缺少的重要方面，也是我們國家一項長期的根本性的任務。」這是經過中央常委、書記處、國務院的領導同志反覆斟酌，取得一致意見，又經過人大通過的。
因為不同意見在黨內外以及國內外的散布，自然引起了許多議論、猜測，並由此產生各種謠言。那些不滿反對精神污染的人，通過各種方式，發動了全面否定反對精神污染的攻勢，執行二中全會方針的同志感到壓抑。
八月間我在北戴河報告了耀邦同志，得到他的同意，由賀敬之同志在北京召集五十幾位黨員文藝工作者骨幹討論五次文代會的。準備工作。在這個會上，趙尋同志發言，說反對精神污染問題在文藝界有很多混亂，原因很多，其中有別有用心分子的挑撥，此外的原因之一是他從印發的材料中看到，中央領導同志說法不一。他引用了對外友協廣為印發的耀邦同志同日本外賓的談話，趙尋同志同時解釋說，可能整理得不準確，接著引述了耀邦、紫陽同志批准的外交部表態。馮牧同志把這個情況向中央一位領導同志反映以後，耀邦同志召集幾個人的會，有賀敬之同志參加，對賀提出嚴厲批評和質問。接著，非黨組成員的夏衍同志又受周揚同志委託，在文聯召開黨組成員及非黨組成員連續幾次開會，尖銳批評趙尋同志膽大妄為、攻擊耀邦同志。這期間，中央組織部還專門派人到文聯調查趙尋同志問題。由此造成了文聯黨組內部的分裂。文藝界、知識界還廣泛流傳，說賀敬之同志主持的那個會，是背著中央書記處開的，是文藝黑會。接著又把五次文代會籌備組下的報告起草組改組了。我認為，這都是很不正常的，是違反組織原則的。一九八四年十二月二十日，耀邦同志等六位書記處成員聽取作協四大籌備組匯報。張光年同志問，報告中沒寫精神污染，怎麼樣，行不行。又問，報告中寫了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徵求意見時，兩位同志不贊成提，究竟留不留。耀邦等同志回答：「小平同志提出理論思想戰線不能搞精神污染是完全正確的。我們自己的工作失誤主要表現為：第一，把這一口號擴大到全社會;第二，把『不能搞精神污染』改為『清除精神污染』;第三，一哄而起，大造聲勢。因而出現了一些毛病，但是很快就發覺了，糾正了。這次會議不要再提這件事了。」「關於社會主義社會創作自由問題，社會主義制度應保證作家有更充分的民主和自由，不能把創作自由與『資產階級自由化』等同起來，因此這次會議也不要再提『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了。還是提『肅清封建主義的餘毒，抵制資本主義腐朽思想』為好。」這是記錄整理稿，還講究了一些分寸，原話就更沒有分寸了。也應該說到，耀邦同志還提醒大家，反對精神污染不提了，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不提了，可是也不要反過來批判，如果反過來批判就很不好了。籌備五次文代會和作協四大期間，大約一年多時間裡，根據耀邦同志批示，由中組部、中宣部組織人事小組，廣泛征取各方面意見，稍微知名一點的黨內和黨外文藝『工作者的意見都徵求了，提出了文聯、作協兩個文藝團體領導班子的初步名單。在上面說的那個十二月二十日的會上夏衍同志問，這是指令性計劃還是指導性計劃。耀邦同志回答：無效性。他還說，群眾團體領導人由他們自己去選。並輕率地說，黨組也由他們中的黨員自己選，報中組部備案就行了。
作協四大情況，大家都知道了。夏衍、張光年同志原來的目的，是想點起火來，燒胡喬木、鄧力群、賀敬之。那些搞自由化的人，違反他們的意願，一起燒了小平同志，也燒了耀邦同志，全面否定四項基本原則提出以後黨對文藝工作的領導和一些重大問題的處理。吳祖光在會上講，清除精神污染，是共產黨的恥辱，是中華民族的恥辱，是中國人民的恥辱。他們到處散布，說清除精神污染是小「文革」，是不搞運動的運動。他們否定對《太陽和人》的錯誤的批評，否定對《騙子》等作品錯誤的批評。夏衍同志會後講，作協四大是中國文學史上的遵義會議。劉賓雁到處講：這次會提出創作自由，是沒有前提、沒有限制的創作自由。接著就是離開憲法，離開四項基本原則，大講新聞自由、出版自由、言論自由、演出自由、表演自由等等，一時甚囂塵上。王若望造謠造到小平同志、紫陽同志身上，宣揚不僅要引進資本主義的設備、資金，而且要引進資本主義的思想、理論、文化。散會後，各地傳達，浙江、甘肅等地這些人大肆活動，說執行二中全會決定，批評精神污染的人是「清污分子」。然後又是各協會代表會的召開。幾個重要的協會，會開得亂七八糟，人們說，比資產階級的議會還糟糕。很多。同志說，這是建國以來文藝界從未出現過的醜聞。當時中宣部有的同志講，反對精神污染，初期出了一些毛病，很快糾正了，但後來造成的思想混亂，是要長期發生影響的，很難改變過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