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對這種混亂情況，一九八五年二月八日，耀邦同志講了一篇好話，即關於黨的新聞工作的講話。在正確闡述黨的新聞工作的性質、任務，做好新聞工作的基本要求和隊伍問題的同時，闡明了創作自由與新聞自由、出版自由不同，又講了反對精神污染問題，肯定了小平同志二中全會講話，肯定了反對精神污染原則。講話又說：「』精神污染『這個名詞一般人比較生疏，可能在國內外引起這樣那樣的誤解，如果在前面用了』清除『的字樣就更是如此，並且在事實上也辦不到。所以不到十分必要的時候，可以少用或者不用這個名詞。」這裡要說到，一九八五年九月、一九八六年九月，小平同志兩次找我談話都說，「精神污染」是他提出來的，既然有人搞精神污染，為什麼不能反對。又說，他在二中全會的講話沒什麼錯，他不收回。一九八五年九月談話，在座的有林澗青同志。他當時正在幫助耀邦同志起草文件。我曾請他把小平同志談話整理出來，送常委同志看看。不知道他報告了耀邦同志沒有。耀邦同志新聞工作講話稿，我曾參加修改。當時沒想到提醒耀邦同志把這段話報請小平同志審批，這是我應該檢查的。
一九八五年四月十一日，耀邦同志召集文藝幹部開座談會，講要提倡作家的感情同人民建設新生活的感情掛起鉤來，同時代精神掛起鉤來，反映人民創造社會主義新生活的實踐。這次講話主調是好的，缺點是沒有提醒文藝工作者反對和抵制精神污染，反對和抵制資產階級自由化。
九月黨的全國代表會議，常委講話的學習和執行，使作協四大後的混亂情況有所收斂。各級黨委兩個文明一起抓，形勢越來越好。
到了同年十二月，思想界、理論界的情況，又開始發生變化。中宣部的王惠德、理夫同志一九八五年十二月在北京連續召開幾次老年、青年理論工作者座談會。參加會議的很多是好同志。可是發言的多半程度不同地欣賞資產階級自由化。發言中也提出一些問題、意見，也值得研究，值得考慮。但欣賞或主張資產階級自由化的發言，主要講的就是不贊成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不贊成反對精神污染。有一個很奇怪的情況，王若水既參加了老年理論工作者的會，又參加了青年理論工作者的會，兩個會都讓他發表了長篇講話。我把兩個會上經過王惠德、理夫整理的發言記錄送啟立同志並請轉報耀邦同志。但是沒有引起注意。
一九八六年一月開始，沒有限制、沒有前提地反覆講寬鬆、寬容、寬厚，講民主、自由、平等、博愛不應成為資產階級專利品，全部讓給人家。有的同志甚至講，「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這是一個政治概念，它並不直接等同於或者取代日常生活中的具體行為規範」。有的同志不提四項基本原則，孤立地講民主、團結、和諧、融洽、理解。上海文化戰略討論，北京的雙百方針紀念會，七月以後的政治體制改革討論，這樣一類的大會小會，跨地區、跨部門、跨單位的會，自由串連的會，在很多地方、很多單位開。報刊文章，名人講話，資產階級自由化思潮泛濫，暢行無阻於我們的輿論陣地。如果說，作協四大後資產階級自由化思潮泛濫主要還只限於思想問題、文藝問題，這次的泛濫就是指向共產黨領導，指向社會主義，指向人民民主專政，指向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了。書記處研究室同志把學潮中學生的一些政治主張、理論見解同知名人士資產階級自由化言論做了對照，從中可以發現，除極反動的口號標語，其它可以說絕大部分來自於那些搞資產階級自由化的名人名言。
在學潮之前，一九八六年十一月二十六日，耀邦同志到了上海，在上海市黨員負責幹部大會上講了一篇話，絕大多數是好意見。可是其中有一段話講：「特別是前年還是大前年，我們搞了一個反精神污染，小平同志現在還背著一個黑鍋。」到這個時候講這樣的話，我不知道什麼意思。一九八四年一段時間謠言四起的時候，李洪林在《人民日報》發表文章，說切莫謊報軍情。社會上謠言說：小平同志二中全會所以講這麼一篇話，是因為鄧力群送了一些歪曲事實的材料，搞了鬼，使小平同志上了當。我這裡要負責地說明真相。一九八三年三月十六目，《人民日報》整版刊登周揚同志關於中國全面異化的文章以後，中宣部向書記處寫了一個書面報告，指出了其中一些錯誤，並且認為文章公開發表和其中異化問題的內容，主要責任在王若水同志，建議撤銷王若水副總編輯職務，請中顧委找周揚同志談話，幫助他做出適當的自我批評。書記處討論，同意這個報告，責成中宣部和胡喬木、鄧力群同周揚、王若水、秦川談話，核對事實，聽取意見。我們照做了，又對報告做了修改，第二次報送書記處並常委。事情一直拖著，不予處理。除此以外，二中全會以前，我沒有向小平同志提供任何關於周揚同志的材料。
有人說「精神污染」這四個字，是小平同志按照我的意見講的。這也要負責地說清楚事實。一九八三年七、八月，我一直在華北、西北考察，九月六日回到北京，七日上午小平同志找我和龔育之、鄭惠、盧之超同志到他那裡談話。他說，前些日子曾交代喬木同志，要喬木同志為他在二中全會講話做些準備，問準備得怎麼樣。我請龔、鄭匯報情況。他們說了喬木同志的一些設想。小平同志說，不能講那麼多問題，只講兩個問題：一、整黨不能走過場;二、思想戰線不能搞精神污染。他還詳細說了他關於這兩個問題想講的內容。龔、鄭二位做了筆記。我在這過程中沒有說什麼話。只是小平同志講二中全會要增加一個議題，做一個關於思想政治工作的決議時，我說恐怕時間來不及了。小平同志說，那好，會後由中央政治局、書記處來做也行。我把小平同志這次談話在書記處作了詳細傳達。整理出來後送小平同志審閱，他還改了兩個字。
耀邦同志在上海講話中為周揚同志抱屈，說他是「文化大革命」中吃了苦頭的人，二中全會上颳起一陣批周揚的風，他認為很不對。我們在座的同志，在「文化大革命」中程度不同地都吃了苦頭。就拿耀邦同志說吧。「文革」初期天天「示眾」，在汪東興當校長的幹校里從事那麼重的勞動，我聽了以後很為他難過。能夠說，我們因為當時吃了苦頭，後來犯了原則的錯誤，也不能批評嗎?我想，耀邦同志為周揚同志抱屈的這個道理是站不住的。周揚同志的錯誤是小錯誤嗎?他在他那篇文章中說，我們國家思想上異化了，政治上異化了，經濟上異化了，可以說全面異化了。這樣的錯誤，不是原則錯誤嗎?他是中顧委委員，在中央全會上對他提出批評，也不應該允許嗎?各組對他的批評，我從簡報中看到，絕大多數都是同志式的。只有一個同志的發言很過頭。會後，我就在書記處的會上指出，這個同志的批評很不對。我在二中全會的小組會上有個長篇發言，整理出來有三十七頁。其中大部分是列舉事實批評王若水同志，只有五頁多，就周揚同志文章中一些錯誤觀點提了批評意見。講到異化問題時，我說主要責任在王若水，周揚同志觀點和王若水同志還是有區別的。周揚同志在全會小組會上做了自我批評。會後我傳達時，按照簡報介紹了他自我批評的內容，隨即表示我很高興周揚同志做了自我批評，並向大家保證，有了這樣的自我批評，我還像過去一樣把他當作同志中的兄長來尊重。
這裡還要向同志們介紹一個情況。在準備小平同志二中全會講話的過程中，九月三十日，小平同志說，早已收到周揚同志為他文章辯護的信和附上的馬克思講異化的十八條論述。小平同志就此講了一些話，因為過去很多同志不知道，現在把有關這個問題的談話的全文念一下：
周揚同志送來的馬克思講異化的材料，他引的所有的話，都是講的資本主義社會，講勞動創造的成果反過來變成壓迫自己的力量。所有的話，都在這個範圍之內，都沒有超出這個範圍。
關於異化，馬克思是如何說的，要搞個材料，印發給大家。這是個生疏的名詞，絕大多數同志不了解異化是什麼。也是個學習嘛。讓大家接觸一下這個問題，有必要。
周揚同志講毛主席一九六四年贊成他講異化的文章，毛主席是不是吃了他的虧呵?那時候滿腦子蘇聯變質，聯繫到說我們自己也變質，提出走資派，資產階級就在黨內，打倒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不只在中央打，各級領導都打倒。是不是異化思想導致的呵?得組織點文章。
也怪，怎麼搬出這些東西來了。實際上是對馬克思主義，對社會主義，對共產主義沒信心。不是說終身為共產主義奮鬥嗎?共產主義被看成是個渺茫的東西，可望不可及的東西了。既然社會主義自身要異化，還到什麼共產主義呢?在第一階段就自己否定自己了。否定到哪裡去?社會主義異化到哪裡去?異化到資本主義?異化到封建主義?總不是說社會主義異化到共產主義嘛!當然，也說了社會主義自身有克服異化的力量。需要寫有份量的文章駁這個東西。
這些觀點，說它「打著馬克思主義旗幟」，可能太重了，可以說它是「以馬克思主義的面目出現」。這不是馬克思主義。這是對社會主義沒信心，對馬克思主義沒信心。馬克思主義者要出來講話。
這是一種論斷，這個論斷沒錯。
搬了些古老的東西加以歪曲，這是嚇唬人嘛。所以，讀點馬克思的書很重要。利用這個機會學習學習嘛。
外國各方面對異化的議論，整理成一個材料，發給全會(不寫周揚那些)。
周揚同志送來的材料，我一看，馬克思在什麼範圍內講這個，清清楚楚。這個材料幫不了周揚的忙。從一九八三年二中全會到這次學潮以前，在對待反對精神污染的問題上，經歷了肯定、否定、再肯定、再否定幾次反覆。
第一個肯定，大體上可以說，從二中全會到一九八四年二月耀邦同志在上海講話，其間發表了喬木同志關於人道主義問題的文章。這個時期，總的形勢是好的，儘管具體工作上也出了一點毛病，中央和省、市、自治區黨委是在認真執行二中全會決定的。絕大多數黨員一致行動，同各種精神污染的現象進行了鬥爭。那些搞精神污染或者資產階級自由化的人，程度不同地做了檢查。總之，正氣占上風，把那股搞精神污染的邪氣剎住了。
二月耀邦同志上海講話，接著同日本外賓談話後，否定清除精神污染的種種說法傳播起來。一九八四年五月十五日，紫陽在人大政府工作報告中肯定了反對精神污染的工作，並且說，嚴肅而又正確地反對和抵制精神污染，是我國一項長期的根本性的任務。這個報告，對堅持中央方針、反對精神污染的各級黨組織和廣大同志，是很大的支持。搞精神污染的人，在公開發表的言論中有所收斂。九月，耀邦同志嚴厲批評賀敬之同志主持召開的那個文藝問題的會，「背著書記處」呀，「文藝黑會」呀等謠言廣為傳播，使反對精神污染的同志重新受到壓力，而抵制二中全會的人則越來越神氣，活動越來越頻繁。從耀邦同志一九八四年二月上海講話，到一九八四年十二月作協四大前，肯定反對精神污染和否定反對精神污染，互相鬥爭，彼此交叉，而否定的力量越來越占優勢，反對精神污染的力量越來越受到壓制，受壓制的情況越來越嚴重。到作協四大，由於耀邦等同志正式說，反對精神污染不提了，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不提了，否定的人們認為他們全面勝利了。所以才有所謂中國文學史上的「遵義會議」的說法。搞精神污染的人，搞資產階級自由化的人，在很多地方活動，非常囂張。同精神污染進行鬥爭的同志被稱為「清污分子」，被壓抑得透不過氣來。不少同志還能頂得住，也確有一些同志由於從不同渠道知道了耀邦同志的態度，知道了好同志受壓制的情況，感到非常悲觀。有的同志甚至說，他們被出賣了。到一九八五年二月八日耀邦同志關於黨的新聞工作的講話，四月十一日關於文藝問題的講話，再次肯定反對精神污染是對的。特別是三月七日小平同志關於理想紀律的講話，五月、六月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的講話，以及九月黨的全國代表會議召開和五位常委講話的傳達、學習、執行，又一次肯定了反對精神污染、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是對的。全國的形勢越來越好，搞精神污染的人，搞資產階級自由化的人沉默了，公開活動減少了。
一九八六年初提寬容、寬厚、寬鬆等等一套，堅持搞資產階級自由化的人又活躍起來，在各種範圍進行串連，舉行各種大會小會，發表演講、文章。六中全會的召開，以至於六中全會決議的發表，不但沒有制止他們，他們反而抓住他們認為可以利用的東西大造輿論，不僅否定反對精神污染、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並且公開否定四項基本原則，公開宣傳全盤西化、三權分立，美化資本主義，醜化社會主義，醜化毛澤東同志，醜化黨，醜化馬克思主義，主張中國搞資本主義，等等。他們的宣傳，毒害了我們的青年特別是大學生中的相當多的部分，種下了這次學潮的惡果。
這兩次否定，對黨的損害，大家都看得很清楚。對於耀邦同志本人來說;也極大地損害了自己的形象。不但堅持反對精神污染、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的同志對他印象不好，也沒有討到那些堅持搞精神污染、搞資產階級自由化的人的歡心。兩方面的人有一個共同印象：一陣子這麼說，一陣子那麼說，反覆多次，很難說他哪次話是能夠信任的。
下面舉個具體例子。
一九八五年四月十一日耀邦同志文藝問題講話後，耀邦同志召開過一次電影界的編劇、導演、電影管理的同志的座談會，也應該說講了一篇很好的話。如說電影要維護國家的榮譽、民族的尊嚴，要多拍反映我國人民建設社會主義新生活題材的影片，說他講了多次要拍三大戰役，每次都說沒有錢，可是北影卻準備花六百萬拍《紅樓夢》前兩集(據說是系列電影，要拍多集)。電視台已經拍攝了多集《紅樓夢》電視連續劇，為什麼急於花那麼多錢重複拍這樣的遠離今天現實生活的影片。到會同志做了記錄，有的還錄了音。可是隔不了多久，他又改口，說他從來沒說過不要拍《紅樓夢》。於是《紅樓夢》又開足馬力，據反映，正式開拍前已用去二百多萬元。耀邦同志又要中組部、中宣部、廣播電影電視部派出聯合調查組到北影調查三個月。工作組寫了個調查報告，把北影廠這樣一個明明貫徹黨的文藝方針不力、不正之風盛行、管理混亂，群眾極為不滿、強烈要求整頓的單位，說成「主要是思想上未很好清理』左『的影響」。廠長胡其明本應對上述各種不正常現象負主要責任(本人「文革」中參加給江青及其爪牙寫了多封信表示效忠，「反擊右傾翻案風」中又參與寫了北影第一張點名批判小平同志的大字報)，卻被指定繼續當廠長，組織新班子，對那些堅持黨的文藝路線、堅持電影革命傳統、堅持反映人民生活的一批正派的同志進行壓制。這個報告摘要，經耀邦同志批示，由中組部轉發全國，要求按批示精神對各級文化部門的領導班子進一步調整和建設。這以後，胡其明在廠內外宣揚，他這個班子是總書記親自指定的，影響極壞。
這些事實充分說明，耀邦同志的講話，常常同中央集體打架，同別的同志打架，而且自己同自己打架。這對耀邦同志的形象，是很不好的。
下面講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問題。
小平同志重提這個問題，是在一九八○年。先是說反對自由主義化。大家知道，二次世界大戰後，美國壟斷資產階級代表杜勒斯提出，向社會主義國家實行自由主義化政策，使這些國家通過「和平演變」回到他們的所謂「自由世界」，把這作為他們一項基本國策。我們說「資產階級自由化」，是有確切含義的。
一九八○年年底，小平同志在《貫徹調整方針，保證安定團結》中明確地講，要批判和反對崇拜資本主義、主張資產階級自由化的傾向。隨後，一九八一年《關於思想戰線上的問題的談話》再次指出，「理論界也有某些資產階級自由化的傾向」。一九八四年四月講，搞精神污染實際上就是搞資產階級自由化。一九八五年五月、六月，他兩次講話都一再提要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說「自由化的思想現在也有，不僅社會上有，我們共產黨內也有。要搞四個現代化，要實行對外開放，就不能搞資產階級自由化。自由化思潮一發展，我們的事業就會被沖亂。」又說：「在我們的國家，搞資產階級自由化，就是走資本主義道路，就統一不起來了。不是同台灣的統一問題，而是大陸內部的統一問題。搞資產階級自由化，我們內部就成了一個亂的社會，不是一個安定的社會，什麼建設都搞不成了。對我們來說，這是一個非常關鍵的原則的問題。」
言者諄諄，聽者藐藐。我沒有聽到、也沒有看到，耀邦同志對小平同志所講的這樣一個至關重要的原則問題有過什麼表示，更說不上按這個精神來部署黨的思想政治工作。聽說一九八五、八六兩年的六、七月小平同志曾先後兩次指名批評耀邦同志對待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態度消極。我沒看到他有什麼改變。
去年六中全會上小平同志關於決議中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提法刪留問題講話之前之後，耀邦同志有兩次講話，我認為，他對這個爭論的態度是模稜兩可，很不明確的。閉幕以後。也沒有主動通知傳達小平同志這次的非常重要的講話。
3.關於四項政治保證和「四有」問題
小平同志一九八二年四月提出「四有」，在宣傳部門進行了傳達。同年七月四日，小平同志在軍委座談會講話中講了對堅持社會主義制度、搞好四個現代化建設的四項保證。第一是體制改革，目前進行機構改革。第二是搞社會主義精神文明，主要使我們各族人民都成為有理想、講道德、有文化、守紀律的人民。第三是堅決打擊經濟領域的犯罪活動，或者叫打擊經濟領域的犯罪分子。第四是黨的建設，黨的組織和作風的整頓。他強調指出，只要四個現代化沒有完成，每走一步。這四個保證都是伴隨著的。這四件事都不能一次搞完，要長期搞下去。他指出，四件事情中反映出的一些問題不都是階級鬥爭，但有階級鬥爭。
耀邦同志十二大報告論證了四項政治保證，發揮了「四有」，是講得好的。可是後來就很少聽到他講這樣一些問題了。
一九八五年三月七日，小平同志再次講一靠理想、二靠紀律，才能團結起來。也很少聽到耀邦同志做出什麼反應。直到一九八五年七月十五日，他才在關於形勢、政策、理想、紀律的講話中，比較系統地講「四有」問題。
4.關於「左」和右的問題
耀邦同志檢查中說，他只注意防「左」，不注意防右。一般地說，我同意。但不夠深刻。
在兩條戰線鬥爭中，他的這種思想狀況由來已久。一九八一年三月二十七日，小平同志有一篇《關於反對錯誤思想傾向問題》。這篇講話，是由耀邦同志引起的。先是耀邦同志在一篇講話中只講反「左」、不講反右。黃克誠同志不同意他的意見，說有「左」就反「左」，有右就反右。小平同意黃克誠同志這個意見。小平同志說：「解放思想，也是既要反『左』，又要反右。三中全會提出解放思想，是針對『兩個凡是』的，重點是糾正『左』的錯誤。後來又出現右的傾向，那當然也要糾正。」應該說，耀邦同志是接受了這個批評的，後來經常講又要防「左」、又要防右。七月十七日，小平同志在《關於思想戰線上的問題的談話》中說：「當前更需要注意的問題，我認為是存在著渙散軟弱的狀態，對錯誤傾向不敢批評，而一批評有人就說是打棍子。」一九八三年十二屆二中全會上，小平同志又講，「應當明確指出，當前思想戰線首先要著重解決的問題，是糾正右的、軟弱渙散的傾向」。一九八一、八二、八三年中，耀邦同志也講，在糾「左」同時，主要要防右反右。但在實際工作上，防右反右是很不得力的。到一九八四年一月十七日，他在中指委第五次會議講，在執行政策上，無論農村政策、幹部政策、知識分子政策、科技政策、統戰政策、僑務政策還是對外開放、對內搞活經濟的政策，主要偏向是「左」的殘餘，「在思想政治工作上，在思想意識、黨性和黨的紀律問題上，特別是在對不正之風和官僚主義的鬥爭上，主要偏向的是右的，是軟弱渙散」。一般地說，這樣講，還說得過去。
一九八四年春天召開西藏問題座談會。耀邦同志認為，西藏的工作，主要問題還是「左」，提出糾「左」也存在軟弱渙散的問題。就這個地區提出這樣的意見，是切合實際的，不能認為是錯誤的。可是《人民日報》抓位這個觀點，發表了一篇評論員文章，題目是《肅清「左」的流毒和糾正軟弱渙散狀態》，說「不糾正『左』的影響，不批判『左』的流毒，不克服『左』的傾向，是非常嚴重的軟弱渙散」，「容忍『左』的流毒也是軟弱渙散，也應該糾正」。作為陪襯，文章也說到反右。但是誰也看得出，主要是要糾「左」。這就不只是作為一個地區的問題，而是作為全國普遍存在的問題提出來了。我不認為這篇文章是耀邦同志授意寫的。但是發表以後，耀邦同志不會沒有看。看了以後不表示態度，至少是默認了這種改變中央集體決定的宣傳。
一九八四年十二月二日，耀邦同志在《如何把部門工作做得更好些》的講話中說到「左」，說「可不要低估這個看不見的『幽靈」』，尤其突出地講政工部門、宣傳部門、政法部門要注意這個問題。這當然是有所指的。講話中還說到破和立，在兩條戰線鬥爭中通篇要破的，就是「左」，可以說沒有一句講要破右。他這種關於破和立的觀點，一直延續到六中全會精神文明建設決議的前幾個稿子中;後來不少同志反對，才刪掉。
我還覺得，耀邦同志的防「左」、破「左」，也許不是他的本意，實際上是把帶引號的「左」和不帶;1號的左混同了，影響所及，反對精神污染的人，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的人，反對右傾思潮的人，宣傳四項原則的人，堅持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的人，宣傳共產主義思想的人，統統都被當做「左」，甚至被認為是極「左」。本來「左」和右，急躁冒進和僵化保守是對立的，不知道怎麼搞的，他們把「左」和保守劃了等號。我認為，這不是耀邦同志的本意。但是長期存在這種現象，而且愈演愈烈，耀邦同志不出來說話，不給好同志以支持，我很難理解。
在一九八五年黨的全國代表會議上，小平同志講：「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全黨把工作重點轉移到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上來，在堅持四項基本原則的基礎上，集中力量發展社會生產力。這是最根本的拔亂反正。不徹底糾正『左』的錯誤，堅決轉移工作重點，就不會有今天的好形勢。同樣，不認真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就不能保持安定團結的局面，還會把糾『左』變成『糾正』社會主義和馬列主義，也不會有今天的好形勢。」這是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兩條戰線鬥爭經驗的科學總結。我很希望在這次黨的生活會後，耀邦同志和我們大家都結合自己的親身經驗，認真學習、領會，認真貫徹執行。
5.耀邦同志講，他喜歡用同意他意見的人，不喜歡用不同意他意見的人
一般地說，這個檢查可以同意，但我覺得很不深刻。首先要看意見對不對。馬克思掌握了真理，當然要選拔、重用、依靠贊成他的人，這有什麼錯?反對他的人，當然要同他們進行鬥爭。這也沒有錯。一九八五年夏天，在北戴河，書記處開了兩天會討論思想政治工作，我曾不指名地批評耀邦同志，對有錯誤思想的人、搞資產階級自由化的人，過於寬容;對堅持馬克思主義、批評資產階級自由化的人(儘管他們有很多缺點)，就過於苛刻。這是處處、事事都顯露出來的。
耀邦同志檢查中說，他個人沒有決定過一個幹部的任免，所有幹部的任免都是集體討論決定的。表面看確實如此。聽說勤政殿有一個人事小組，哪些人參加，怎樣討論幹部任免，我直到現在沒聽到和看到正式通知。事實上，耀邦同誌喜歡或不喜歡哪個幹部，強烈影響這個小組的工作。三年來，除個別外，許多重要幹部的任免，人事小組也好，中組部也好，都沒有事先向小平、陳雲同志請示報告，而是那個人事小組討論後經中組部寫報告直接提到書記處，書記處決定後，部委和省、市、自治區正職任免才送常委審批。誰讓這樣做的，我不清楚。請耀邦同志深刻地認識認識這個問題。
像我這樣的人，一生犯過很多錯誤，現在也還有很多缺點，但有一點我無愧於心：共產主義的理想、信念，毫不動搖，走社會主義道路，矢志不二。別人罵毛主席、罵社會主義、罵我們的黨、罵我們的祖國，我不能容忍。對醜化毛主席、醜化社會主義、醜化我們黨、醜化我們祖國和人民的，我很反感、很氣憤。我一輩子心甘情願當助手。耀邦同志當中央秘書長後，我真心誠意想當好他的助手，沒有私心，當然幫得不夠。為什麼一九八三年後耀邦同志同我以及書記處研究室許多同志越來越疏遠?也許是因為一九八三年春天我那次沒有請示就傳達的錯誤。我已經多次作自我批評，這次會上又檢查，請求組織批評、諒解，也請求耀邦同志批評、諒解。如果確實是因為這個原因，我還是希望在堅持真理、修正錯誤的過程中，做耀邦同志一個好朋友，建立同志的、戰鬥的友誼。可是我也要向你說，在你的工作中，在起草精神文明建設決議的過程中，你非常倚重、再三請教、聘為顧問和聽取意見的一部分同志，在決議發表後，講話、文章都是抓住決議中他們認為對自己有利的東西，加以片面發揮，有意膨脹，批判文件中正確的東西。我手邊已收集了相當多這樣的文章、講話。可以確切地說，這些東西已成為資產階級自由化思潮泛濫的組成部分。我不希望你同這些人斷絕一切關係，而是希望你保持清醒頭腦，進行具體分析，對他們有的要幫助，有的要批駁，有的要發出警告。
6.耀邦同志一個重要毛病，是不尊重集體、不遵守紀律
上面引了很多小平同志的話，也引了很多耀邦同志的話。表面看來，是他和小平同志的思想分歧、政治分歧，實際上是耀邦同志和中央集體的思想分歧、政治分歧。我們知道，小平同志每次講話，都是集中了幹部、群眾中的正確意見，集中了全黨的智慧，深思熟慮以後講出來的。整理過程中，又經過中央許多同志參加意見，形成中央集體的意見。這幾年，一些重大問題的決定，小平同志和其他中央領導同志提出的重要意見，提交集體討論的時候，耀邦同志沒提反對意見，都表示同意。可是集體決定做出以後，他到地方、部門講話，和一些同志談話，往往講他個人同集體不一致的意見。
還想再舉個事實。一九八三年一月，小平同志和部分中央領導同志、中央有關部門負責同志談話，說改革、建設「要以是否有助於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是否有助於國家的興旺發達，是否有助於人民的富裕幸福作為衡量我們各項工作做得對或不對的標準」。談話整理過程中，反覆徵求中央一些領導同志和有關部門的意見，最後經小平同志審定，作為中央集體的意見下發。可是耀邦同志一九八四年春在貴州發表長篇講話，整理後發得很廣，根本不提國家興旺發達，更不提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而是把《管子》、《史記》中「治國之道，富民為始」之類古人的名言，不做任何具體分析加以引證。他多次自我欣賞地說，他那個「富民政策」的提法非常鮮明。《人民日報》一九八四年三月二十九日根據他這個講話發表了長篇評論員文章，題為《我們的政策是富民政策》。這可以說是他不尊重中央領導集體的突出表現之一。
各級幹部特別是高級幹部要進行馬克思主義的訓練。這些年來，我深感我們的許多幹部包括一部分高級幹部馬列主義基本訓練很不夠，理論根基很不牢固。我們已經組織八、九十位同志編選了馬列著作四本，其中有《馬克思主義是發展的理論》，有哲學、政治經濟學和科學社會主義;還有文獻研究室編的《毛澤東著作選讀》已經出版，即將出版的有周恩來、劉少奇、朱德、鄧小平、陳雲著作選讀，有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重要文獻選讀，總題目可以叫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及其在中國的運用和發展。我建議，中委、候補中委中的中青年同志，中央、國務院各部委的正副職，各省、市、自治區黨政的正副職，大型企業黨政正副職，指名分期到中央黨校學習，最少半年，最好一年。其他老同志，正像一波同志講的，在學習、運用、發展馬克思主義問題上，也不能退居二線。可以採取自學辦法進行。
最後我想說，從總體看，耀邦同志是位好同志，犯了錯誤，只要認真對待，認真檢查，認真改正，會成為更好的同志。我懇切希望耀邦同志主動地、積極地清理自己的錯誤，克服自己思想上的消極方面，如實地珍惜和保護自己的積極方面。各人有各人的帳，帳少的少還，帳多的多還。特別是同耀邦同志在一些重要問題上有同樣觀點的同志，在幫助耀邦同志的同時，也幫助幫助一下自己吧。
以上發言，我自己工作中的缺點錯誤，再次懇切地請求同志們批評，請求耀邦同志批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