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1949-1966年，江青與毛澤東「過不到一起」去的日子
筆者在《戰爭年代，江青與毛澤東的日常生活》一文中說過，延安時期，江青靠著中共固定成形的幹部生活待遇等級制度，享受著體制內所允許的諸多特權，卻並未滿足，還希望搞「特中之特」，只因為戰爭年代經濟條件有限，特殊化僅僅表現在醫療、交通工具等有限領域。同時江青畢竟還以毛澤東的生活為中心，盡到了一個妻子的責任，對其生活照料頗為上心。當然在戰爭年代後期也顯露出官太太那樣養尊處優，好支使別人等壞毛病。
江青進北京城後不久，就出現了與毛「吃不到一起，睡不到一起，工作不到一起，也娛樂不到一起」的問題。據衛士李銀橋描述：
進城後，江青的講究就越來越有些苛刻了。每天早晨起來，我們衛士一定要向她問候：「江青同志，晚上休息得好嗎?」沒有這一聲問候，她會沉下臉一天不愛答理你。她的早飯是在床上吃，床尾有個搖把，可以把床搖起一半，帶動著她坐起身。然後照顧她擦臉、漱口、將一個小桌在床上一嵌，早飯擺在她面前。看電影有些外國人也是在床上吃早飯，江青要是身體沒病，胃口還比較好。早飯一般吃麵包。黃油，有時是小饅頭。有素小菜。多數是雪裡紅和鹹水煮蠶豆。有時用點醬豆腐。喝稀粥，不太喝牛奶。中午飯有些正規菜。她愛吃鯽魚，中午飯如果沒有魚。晚飯一定要有魚。鰱魚、胖頭魚也愛吃，喜歡刺多肉細的魚。對鯉魚只是偶爾吃吃。她也愛吃鰣魚，因為貴，吃的不多。馬哈魚她也很愛吃，當鹹菜吃。江青還喜歡吃小嫩雞，放在碗裡，比鴿子大不了多少。她還喜歡喝排骨湯，一般是弄成砂鍋，每頓飯不是排骨湯就是魚湯。蔬菜她喜歡吃蓋菜、空心菜、莧菜和芹菜，纖維要切成很短。如果身體不舒服，就將菜搗成菜泥。用勺子舀來吃。她不吃葷油，炒菜只用素油，講究清淡。菜里有時放點肉沫，有時放點香菇。木耳。以江青的身份。她的飲食算不得過分，有時甚至夠簡單。她的講究主要苛刻在口味上。除了廖炳福師傅適合做她的菜，其他廚師，包括毛澤東的炊事員，都做不出江青所需要的口味。這與毛的飲食習慣完全不一樣。毛是喜歡辣、喜歡咸，喜歡紅燒肉，而且要肥。這就產生了矛盾(《走下神壇的毛澤東》，第139-140頁)。
李銀橋上述所說主要談食，至於休息，他說：
初進城時，江青也注意調節毛澤東的工作與休息，看毛澤東連續寫作十幾個小時，便設法叫孩子拉毛澤東出屋，一起散散步。偶爾也打一圈麻將。毛澤東不愛看電影，江青就說：「看一看吧，你不看小鬼們也看不上。」於是毛澤東便跟著江青來到含和堂看電影。坐下來。他還指指我們這些工作人員：「我是來陪你們的，我不來你們也看不上。」(《走下神壇的毛澤東》，第143頁)
由於兩人作息時間不一樣，夫妻即使生活在一個屋檐下，見面時間仍十分有限，以致1949年以後在毛身邊先後擔任衛士、副衛士長、衛士長的李銀橋，有毛「平時工作、吃飯、睡覺都是一個人，常有孤獨感」的印象。毛澤東在娛樂方面除了游泳、散步外，還喜歡跳舞，跳舞時一定要與一群青年男女熱鬧說笑。江青見不得這些。許多親歷者對二人的格格不入感受頗深。李銀橋說：
1957年毛、江住在杭州劉莊時，浙江省委組織了幾次舞會。因為毛澤東、衛士、保健醫生、秘書們同文工團里挑來的演員舞伴都熟了，大家互相吆喊著打招呼，似乎要起來一個高潮。「可是，高潮陡起陡落，擁上來的人們退潮一般退向兩邊，舞廳里出現一種尷尬的嚴肅和冷靜，那些想圍住毛澤東說笑的文工團的青年男女們都肅然分列兩旁，變成規規矩矩地鼓掌。毛澤東的身後走著莊重嚴肅的江青，她的目光莊嚴得拒人千里，不由人不緊張，不由人不敬而遠之。毛澤東還想用幽默的話激起大家的熱情和隨便，但是無效。大家說也規矩，笑也規矩，動作更規矩。毛澤東所希望的那種沒大沒小的隨便氣氛再也不曾出現。毛澤東皺起眉頭，心裡的不悅顯而易見。在沙發里坐下時，他朝我嘀咕一聲：『她一來就大煞風景……』」(《走下神壇的毛澤東》，第144頁)。
丁宏章所編的《中南海紀實》一書引述當年參加舞會者的回憶：
在中南海春耦齋舞場，江青和毛澤東，幾乎沒有像朱德和康克清、劉少奇和王光美那樣，相偕而來過。多數情況下，她來得要早一些，但有時也會到得晚一點。
如果她和毛澤東同時出現在舞場上，毛澤東會和她共舞一曲。江青在當年的女性中，應該說是屬於高個子了，所以和毛澤東跳舞是滿般配的，她跳得也好。但她和毛澤東跳得很少。有人說這是因為江青喜歡跳那種舞蹈性強的，像倫巴、探戈一類的舞。跟毛澤東，就難以施展她的舞技。
喜歡跳舞的江青，有時為了盡興或營造氣氛，還會親自參與舞會的張羅，由她出面邀請總政文工團的樂隊來為舞會伴奏。當這些專業的樂隊一來，氣氛確實不太一樣。
最初，江青在舞會上是比較活躍的，特別是對在一個單位工作的人。但是到了後來，她就不像初進中南海時那麼活躍了，幾位後來在舞場見到江青的長輩，追憶的情形就有了變異：
「走進一個身材瘦長，板著黃面孔戴著金絲眼鏡的女人，她身穿暗黃色的連衣長裙，外披灰色大衣，頭髮梳得高高的，腳下穿著高跟鞋，更顯得身材的比例失調。她氣度不凡地站在門口，等隨從人員幫她脫下大衣，便傲然走向少奇同志，互相致意後，就坐在剛才朱老總坐過的沙發上。這時，我身邊的同志……說那個高傲的女人，就是毛主席的夫人江青，是毛主席的秘書……
江青的舞跳得自然不錯，還能跳各種花樣，樂隊還專為她演奏『華爾茲』、『倫巴』、『探戈』之類的舞曲，只有她身邊的少數人陪他跳，她舞姿流暢，樂感強，不愧為電影演員出身。但因她個太高，神態太冷峻，別人很少有人敢請她跳舞，常陪她跳舞的幾個人，又都比她矮，跳起舞來伸展不開，我看她自己也不會覺得舒服。」
「江青的舞姿高貴，風範高雅。她每次在舞會上亮相，都經過精心打扮，穿著講究的裙服，在一片藍色的列寧裝的夫人們中間，宛如驕傲的孔雀，向人們顯示她苗條的身材，白皙的皮膚和主席夫人的地位。」
「這時，我們看到，江青出現在東頭的小門外，她身披大衣，站在門外的過道里。只見她雙手一抬，身後的工作人員接過她的大衣，現出她一身很合體的黑色的蘇式連衣裙。另一位工作人員搬過來一把椅子。這把椅子與舞場上的不一樣，是為她準備的。她坐下，就在她坐下的時候，一位護士在她背後墊進一個充氣枕頭。她筆挺地坐在那裡，面部沒有任何表情，只是有時用手指托一下眼鏡架。少奇同志和王光美跳舞跳到她面前時，王光美很有禮貌地向她點頭示意，她只是把脖頸挺了挺，咧了咧嘴，似乎表示並不恭維他倆的舞姿。江青出現後，音樂也改變了，大多是慢三步和探戈，節奏舒展、流暢。她從不主動找人跳舞，只等著人家找她。我們看到，很長時間沒人去找她。她身邊的工作人員向我們走來，細聲說：『你們可以去找江青跳舞。』可是我們仍坐在那裡。過了不久，又有一位工作人員來對我們說：『你們是來跳舞的還是來看的，如果是來看的就出去。』說話生硬，態度也不好。後來我們才知道，曾經有過通知，各單位派去參加中南海舞會的，都必須跳舞，不跳的不要派……
找江青跳舞的大多是機關中和她比較熟悉的人和她身邊的工作人員。她的舞姿是很優美的，跳起探戈風度翩翩，節奏準確，步伐自信，很是瀟灑。但是表情過於嚴肅、冷峻，有點令人望而生畏，難於靠近，也不敢靠近。」
1950至1960年代中期在廣州負責接待的歐初也談到：
20世紀50年代後期至「文化大革命」開始這段時間，中國大陸各地流行跳交誼舞。廣東省委機關也經常舉行周末舞會，以活躍文化生活。毛澤東有次視察廣州，到省委大樓參加過一次舞會。毛澤東每次到場時，大家按照事先的約定，繼續跳舞，無人鼓掌。他離場也不張揚其事，往往悄悄離去。參加舞會的人都把與毛澤東共舞視為無上光榮。毛澤東通常只跳五六支曲子，前後約一小時就離開。辦公廳事先打好招呼，陪毛澤東跳舞的人轉到另一位舞伴前面時就自動離開，由下一位舞伴捕手。這樣一來，每奏一支曲子都有幾個人得到陪毛澤東跳舞的機會，皆大歡喜。在廣東省委跳舞時，毛澤東一般很少說話，只顧隨曲起舞。他的舞姿如走路一般，很有個性。有次，粵劇演員陳小茶一見毛澤東到場，馬上邀請他跳舞。事後廣州市文化局領導專門提醒陳小茶，只要江青在場，奏第一首舞曲時應當讓江青陪毛主席跳完，否則不禮貌。江青到場，通常穿黑色連衣裙，在一群衣著樸素的機關幹部中顯得特別搶眼。她喜歡慢三、慢四節奏的舞曲，對《漁光曲》等30年代電影音樂特別感興趣。江青跳舞技巧純熟，姿態優雅，然而頗有架子，極少與舞伴交談。她選舞伴有些挑剔。當時廣州軍區一位中將副司令喜歡跳舞，但江青與他跳過一次後就有意避開他，據說江青嫌這位中將舞姿不雅。陪江青跳得最多的，還是她自己的警衛(《江青在廣州：跳舞有意避開某中將喬裝逛花街》)。
李銀橋是1962年離開毛澤東去天津工作的，其他人的見聞也大致集中在1950年代-1960年代中期這段一時間。此時，江青除了在舞場上把她高傲，挑剔，架子大，令人難以接近的性情表現得淋漓盡致外，生活其他方面也體現出她不再以照料毛澤東生活為中心，而顯示出突出個人需求和享受的傾向。
一是追求所謂「資產階級腐朽生活情調」。
毛澤東的弟媳朱旦華說，1959年在廬山，江青曾親口對我說：「我現在成了廢人，怕風，一吹就病。一動滿身虛汗，上個山差點休克了。醫生囑咐我要稍微活動，不能著涼，不能被風吹著，不能穿濕衣服。我活動一下，跳一次舞就要換衣服。誰也想不到我有病，還以為我是資產階級生活作風了」(《毛澤民夫人評價毛澤東的婚姻生活》)。江為自己生活中的一些表現辯解，卻只舉出跳舞換衣服頻繁這件事，並以患病為理由。其實她的「資產階級生活作風」遠不止這些。李銀橋說「每天早晨起來，我們衛士一定要向她問候：『江青同志，晚上休息得好嗎?』沒有這一聲問候，她會沉下臉一天不愛答理你。」這個壞毛病是從哪裡學來的?李提到「看電影有些外國人也是在床上吃早飯」，這個聯想有道理。江青雖然曾在「十里洋場」的舊上海混過一段時間，目睹了上海灘的浮華生活，大多數時間仍處於困頓不堪的境地，有時甚至飯都吃不上;1949年以後多次去蘇聯，見過一些歐式風格的豪宅和日常用具，但終究是在已把俄羅斯舊貴族驅逐一空的社會主義國家裡，體會不深。所以起床時要衛士趨前問候，早飯要在床上吃這些把戲，大抵擺脫不了外國電影中貴族夫人生活的樣版。這個山東木匠的女兒對歐洲貴族文化一無所知，卻錯把「杭州當汴州」，以為所謂尊貴生活就是電影中的那副模樣，把本應當「打成一片」的革命同志(按照毛澤東的理論)——衛士當成可隨意呼來喝去的僕人，從中實在難以看出她對勞動人民有「那麼深的感情」。
江青對所謂「資產階級腐朽生活情調」的追求還表現在玉泉山一號樓小游泳池的修建上。衛士馬武義說：「1953年9月的一天……汪東興同志從後門來到主席身邊，滿面笑容地說：『主席，給你蓋了棟新房子，今天天很好，去看看吧!』『哦!那好哇，去看看去。』」(《毛澤東與他的衛士們》下卷，第582頁)。這座新房子是高而大的平房。包括擺放著4棵芳香佛手的正廳，正廳左側的警衛值班室，放著鋼琴和桌球桌的100多平方米的娛樂室，東西向的長走廊，5套內有衛生間、設備齊全的雙人房，兩則全為玻璃窗、寬4米、長20餘米的花廊，兩間高大寬闊、所有家具都是蘋果綠色的毛澤東臥室和辦公室，屋內所有窗簾都是3層，整個室內都鋪著厚實的駝毛澤東地毯。該住所還包括電影廳、會客廳、餐廳以及江青張羅建的一個室內游泳池。整個游泳室不過百平方米，水池只有五六十平方米、齊腰深的水，但有山有流水，有花有草，還有一塊雙人床大的沙灘(《毛澤東與他的衛士們》下卷，第584頁)。江青張羅的這間室內游泳池，山石花草，流水潺潺，還有雙人床大小的微型沙灘，這不是在追求典型的」資產階級腐朽生活的情調「嗎?只是毛澤東不喜歡它，一次也沒用，並用自己的稿費5億元(指幣制改革前的舊幣，相當於新幣5萬元)支付了修建費用。
與此呈鮮明對照的是，1949年以後全國發動了一次又一次大規模思想改造運動，要求每個人都要過「革命化生活」。被稱作資產階級知識分子的專家教授，出身資本家或地主、富農的人及其子女與普通工農大眾不一樣的生活方式和做派，均被指責為生活習慣醜惡、剝削階級思想作風沒有改造好而遭到嚴厲批判。有過那個時代生活經歷的人都知道，當時戴手飾、耳環，擦香水，穿奇裝異服，甚至戴手錶都被認為是思想改造不徹底，好顯擺，被身邊的積極分子們偷偷報告給黨組織，作為下次政治運動的預選鬥爭對象。奇怪的是，江青對這些貴婦人生活的追求卻沒有人提出批評。
二是江青在飲食口味上不再將就丈夫，自己吃自己的，因此違規設置了專用廚師。
毛澤東喜好湖南菜，特別是湖南鄉間「小地主」人家常吃的菜。李銀橋說，有一次保健醫生徐濤在座，「他用譏嘲的眼光斜看徐濤：『就你懂得飲食科學?你到我這個年紀未必有我這個身體，我看小地主就比大資本家活得長』。」(《走下神壇的毛澤東》，第108頁)徐濤於1957年5月離開毛澤東保健醫生的崗位，由李志綏接任。此話當是在此之前說的。但這種飲食觀與一直嫌毛澤東在餐飲上「土」氣的江青並不一致。為毛家小灶當值的廚師說，江青不吃蔥、姜、蒜一類有刺激性的食物，毛澤東特別喜歡吃，如果桌上沒有辣醬和蒜泥一類的東西，就說菜沒有味道。毛澤東特別喜歡吃肉，紅燒肉、扣肉、米粉肉、肘子都喜歡吃。江青呢，看見肥肉就搖頭，只吃一點裡脊肉……(《我給毛澤東當了23年廚師》)。如果說戰爭年代江青照顧毛澤東的生活習慣，對這些辛辣、油膩類的食材並未公然反對，進城以後則明顯表示出排斥態度。兩人發生激烈衝突的標誌就是「紅燒肉事件」。李銀橋回憶說，有一次毛要求搞一碗紅燒肉來吃，遭到江青阻攔，說「紅燒肉不要弄。什麼好東西?土包子呢，改不了的農民習氣。」毛吃飯時，見只有魚，沒有紅燒肉，發了脾氣。事後毛聽說江青說他是「土包子」，沉下臉來說：「不錯。說對了，我就是土包子!我是農民的兒子，農民的生活習性!她是洋包子，吃不到一起就分開。今後她吃她的，我吃我的。我的事不要她管，就這樣定了。」以後，毛澤東和江青分開吃了。即使在一個飯桌上。也各是各的飯，各是各的菜。毛澤東從未動一筷子江青的菜，江青仍時時嘗幾片毛澤東的菜(參見《走下神壇的毛澤東》，第108-111頁)。
毛澤東與江青吃不到一起去，分餐，沒什麼，但分餐並不意味著要為江青專設廚師。同一位廚師可以為做油膩的紅燒肉，可以全用豬油為毛炒青菜，也可以為江青做用素油炒的清淡菜。1954年就到毛家做飯的韓阿福師傅就說，「剛開始，毛主席和江青在一個灶上吃飯，我們就覺得不好搞。有的東西，江青愛吃，主席卻不愛吃;有的東西，主席喜歡吃，江青卻不要」;「做菜時我們要充分考慮到毛主席的口味，有時要單給主席搞一些菜吃」(《毛澤東健康飲食生活》，第19-20頁)。可見這種工作模式是可以用的。毛家單獨為江青配備了專用廚師廖炳福(後來是程汝明)。這一做法明顯違反了中央領導人生活特別保障體制的規定，其他中央領導人劉少奇、朱德、周恩來的家中都只有一位廚師，沒有單獨為某位家人配備廚師的情形。
三是在上海等地為她個人修建專用別墅或對住所進行特別裝修。1960年9月，上海市委書記柯慶施下令建造西郊賓館，毛澤東從1962年起入住。「文革」初期的風雲人物王力說，「柯慶施給毛澤東主席搞了個單獨的、適合毛澤東主席居住的房子，同時也給江青搞了個相當於毛澤東主席標準的別墅」。1966年4月6日，在上海成立由江青主持的《五.一六通知》起草小組，筆桿子王力、吳冷西、陳亞丁、尹達等人都住在錦江飯店，江青則另住在專用別墅里，每天都從別墅到錦江飯店來看他們，談談話，看看電影(《王力反思錄》下冊，第20頁)。葉永烈著《江青傳》中還提供了一些有趣的細節。據該書描述，1962年春，陳雲和夫人于若木來到上海，被安排住進太原路上海交際處管理的一幢房子。剛進門，就覺得屋裡特別豪華和奇特：綠色的地毯、綠色的沙發、綠色的窗簾，就連桌子、馬桶、馬桶蓋上，也鋪著綠色的絲絨!陳雲覺得奇怪，這房子他曾住過，室內並沒有這等特殊裝飾。一問，才知此處後來江青住過。她說她喜歡綠色，綠色使人心境愉悅。她要求上海交際處照她的意見，對屋內裝飾進行一番「改造」。于若木對警衛處長說：請你向交際處負責同志轉達一下，這幢房子的裝飾很彆扭。我的意見是把這些窗簾都取下來，換上原來舊的。換下來的窗簾可以拿到市場上去供應群眾。「交際處負責同志頗為為難，說道：那還去請示江青同志。」因為江青同志說不定哪一天會再來住些日子，看到裝飾變了，會發脾氣的。據云，僅上海一地，按照江青吩咐作如此特殊裝飾的房子，還有三處(第231-232頁)。葉的這些說法有多少真實性，無從考證。但江青在外地住宿時的特殊要求於此可見一斑。
四是醫療保健待遇遠遠超過其他中央領導的夫人，多次專程赴蘇聯治病療養。
江青在1950年代體弱多病，從1949年到1956年前後4次到蘇聯去治病。第一次是1949年5月。江青得的扁桃體炎，高燒不退，在莫斯科做了扁桃體切除手術。在那裡她靜養了7個月，於11月回到北京。第二次是1952年的初秋。江青得的肝炎，肝區疼痛，發高燒，用青黴素消炎治療，大約治療和休養了11個月才回國。第三次是1955年7月。江青得了子宮頸癌，在莫斯科進行治療，不久回國。第四次是1956年夏天，江青的子宮頸癌惡化了，又回到莫斯科的醫院裡。她這次的病很重，身體衰弱，情緒很不好;白血球降到3000，稍有感冒就有生命危險。在給她做放射治療時，一邊輸血一邊吸氧。1957年春天，江青才脫離了危險。她吃不慣蘇聯的飯菜，讓工作人員打電話給北京，要可口的菜。北京用飛機運去了活魚、香蕉、蘋果、茄子、番茄和其他新鮮蔬菜。在她情緒比較好的時候，蘇聯最高領導人的夫人發出邀請，江青愉快地接受了邀請。赫魯雪夫、馬林科夫、莫洛托夫、卡岡諾維奇等蘇聯領導人的夫人坐在江青左右，宴請她並談她的健康問題，江青面帶微笑。回到別墅，江青覺得在克里姆林宮沒有吃飽，坐下來又吃中國可口的飯菜(參見《秘書披露：文革時期江青生活作風有沒有問題?》)。曾經在江青赴蘇期間擔任其翻譯的蘇聯資深外交官、漢學家顧達壽，回憶他第一次在莫斯科見到江青時的情景：一個漸近寒冷的傍晚，我隨衛生部四局的同志，驅車前往莫斯科郊區軍用機場迎接江青。從專機上走出來的中國第一夫人，一身灰綠色薄呢大衣非常醒目，配上異常精美的黑色皮靴，顯得美麗動人。她身材適中，姣好的面容和白皙的皮膚，配上一副深色眼鏡，舉止真不失雍容高雅。後來我才知道，江青曾是上海演藝界的一位絕色演員。我第一眼見到她，覺得她才30歲左右(《有多少人了解江青?》)。顧達壽對具體時間可能記錯了。江青到莫斯科治療子宮頸癌是在1955年，不是1950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