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胡耀邦同志這時卻是比較清醒的。在對待當時西單民主牆的群眾運動時，他尊重人民主人翁地位的態度是十分鮮明的。這時，他嘔心瀝血，做了很多工作：一、加強黨政機關的群眾來信來訪工作，熱情接待上訪群眾；二、加快平反冤假錯案；三、加緊立法，對群眾集會遊行、上訪請願等立了臨時法規；三、加強宣傳，堅持正面引導；五、布置幾個單位派人深入群眾團體做工作。在第四第五兩個方面耀邦對我作了特別的指導。他專門找我談過話，他說：我們黨歷來都主張站在人民群眾之中而反對站在群眾之上，他要人民日報社派出幾位可靠的同志深入到幾個群眾自發組織的內部去，引導和影響他們不要誤入歧途，同時對一些用心不良的人進行分化瓦解工作。他還親自找這些同志聽匯報、作指示。後來，那些堅持左傾路線的領導人誣衊這些同志是同壞人同流合污，耀邦同志又站出來保護這些同志。當時，我還建議把西單的民主牆搬到中山公園，加強黨對這些大字報的領導。耀邦同志試辦一下，後來曾選在月壇公園試辦了一段，但是終於關閉了。在一九七九年六月召開的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五屆第二次會議的小組會上，耀邦同志曾經很激動地說：「我始終支持任何人在社會主義制度下行使自己的民主權利。希望大家都在憲法的保護下享有最大的自由。儘管在中央工作會上及這次人大會議上，不少同志點名也好，不點名也好，批評我背著中央搞違反『四項基本原則』的所謂民主化運動，助長無政府主義，但我堅持認為我那樣做是從大局著眼想的，即使多數人反對，我仍要保留自己的看法。」對於當時逮捕魏京生，他又說：「奉勸同志們不要抓人來鬥，更不能抓人來關。大凡敢於提出這樣問題的人，恐怕也不在乎坐監牢。魏京生抓了三個多月，到現在不寫檢討，還要絕食抗議。你們別以為他怕死，相反，他想快點死，他一死就在群眾中變成烈士，是人人心中的烈士。」
由此看出，在十一屆三中全會前後，以耀邦為代表的改革力量，同以幾位堅持左傾路線的領導人為代表的保守力量之間的矛盾已經很深了。矛盾是多方面的，除了思想理論問題以外，圍繞著如何對待人民群眾方面，矛盾也是很尖銳的。
記得當時在建立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廉潔政治方面，我自己經歷過一場令人難忘的鬥爭。記得也是在一九七九年六月的五屆二次人大會時，我已經寫好發言稿準備揭發汪東興同志強行推倒中南海勤政殿，花了五百六十萬興建自己的私宅。當時的五百六十萬，是高水平的建築。這座汪家大宅就是現在中共中央書記處的辦公處。（可惜現在找不到講話稿，因而時間、錢數可能不準確。）因而在準備會議討論主席團名單時，我就提出汪沒有資格進主席團。誰知道這也惹了大禍，說什麼主席團名單已經政治局安排批准，作為黨員不應同中央不一致。還專門開了人大代表黨組會對我進行批評，說人大的所有重要文件都是政治局討論通過的，就是說都是拿到人大去通過而不是拿去討論的，我要討論便是錯誤！這種批評理由是完全站不住腳的。如若這樣，人大這個最高權力機關就成了黨中央的表決機器了。當然，很多同志一直就是這樣理解人大的民主的。
原來，批評我的深一層原因，是我不應該揭露這一重大的揮霍公款、舞弊營私的醜事。在一定意義上說，這種貪污腐敗的作風是任何政黨失敗的一個毒根，也是共產黨墮落蛻化為封建法西斯黨的根源之一。因為反貪污腐敗是我們的整頓黨風的一個主要任務，我決心使人民日報在反對貪污腐敗、提倡廉潔勤儉方面發揮更大的作用。雖然關於勤政殿的事不准在報上公開揭露，可是人民日報在反對官僚主義總題目下還是進行了幾場大的鬥爭，如反對外貿部貪污、受賄事件，渤海二號沉船事件，萃華樓飯莊大吃大喝事件等等，都起了很大的作用。以後在人大會上我作過希望中央機關搬出中南海，把中南海作為公園，黨中央的經費預算由人大審議，公布領導幹部的個人財產，公開揭露大的官倒等發言。上述宣傳都遇到很大阻力，我的發言也引起一些人的反感。歷年來，在人民代表大會中，代表們經常發言的主題之一就是反對貪污浪費，廣大人民群眾對黨和政府意見最多的也是貪污浪費。設想一下，經過十年內亂以後，如果我們黨在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和尊重人民的主人翁權利方面，真正下決心艱苦奮鬥、勵精圖治的話，恐怕就不會有一九八六年青年學生反官倒反特權的群眾遊行，也可能不會有一九八九年那樣聲勢浩大的反腐敗反專制的民主運動。當然促成這種大規模的群眾運動的原因，並不像我說的這樣簡單，但是我們共產黨人真正堅持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這應該是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起碼條件。
像胡耀邦同志那樣，一片公心，一身正氣，不謀特權，不謀私利，在我們黨的最高領導層中是十分難能可貴的。他之所以成為被推倒的對象，這也是一個重要原因。總之，如何對待人民，是一個革命黨變好變壞的分水嶺，是一個革命者變好變壞的試金石。為顧全大局，胡耀邦作過很大妥協，但胡喬木等人還是放不過他。局外人看得明白，在耀邦同志艱難招架的情況下，他在一些原則問題上作過很大妥協。別的方面我不熟，就拿新聞工作來說，他的觀點也有很大的後退。當然，這種後退不完全是他的鬥爭策略，而是他幾十年所形成的老觀點的復發。由於他對新聞工作方面的新情況缺乏研究和缺乏集思廣益，他這些陳舊觀念又沉渣泛起。在一九八五年二月八日，他在書記處會議上作了一個關於新聞工作的長篇講話，對新聞工作的性質、任務和基本要求等問題進行了原則性的闡述。事先，他並沒有徵求新聞界的意見，只是在講話以後才把講話稿印發給少數人徵求意見。看來，他事先十分自以為是，事後也不大聽得進逆耳忠言。我和報社幾位負責同志認真研究了他的講話以後，給耀邦同志寫了一封信，簡要提出了一些原則性的不同意見。以後發表正式講話稿時，有些有所改動，但好些基本思想沒有改，或者改得不鮮明，可以任人作不同的解釋。現在把我一九八五年三月三日寫的這封信的原稿抄在下面。
耀邦同志：
希望這封信，你能親自過目一下。
對你二月八日的講話，提出一些意見，可能是錯誤的，僅供你參考。
一、你多次反對從概念出發、從定義出發，反對演繹法，不知為什麼，你這次講話是從定義出發。我也只好先從定義和概念提幾點意見。
「我們黨的新聞事業」，最好改為「我們黨領導的新聞事業」。科學地說，黨報是黨的新聞事業，新華社是國家通訊社，廣播電視部也是國務院的部。軍報、群眾團體的報紙，也不能叫黨報。至於很多經濟信息的專業報，只能說是黨領導的報，不是黨報。所以，最好叫「黨領導的新聞事業」，或是「新中國的新聞事業」、「我國的新聞事業」、「社會主義的新聞事業」、「人民的新聞事業」。
「黨的新聞事業是黨的喉舌」，如果說的是黨報，那是對的。但我們一千幾百份報紙，不能都說成是「黨的喉舌」。嚴格說，軍報、團報等都不能說是「黨的喉舌」。民革中央的《團結報》，不能說是我們「黨的喉舌」，近千種經濟專業報和五花八門的小報，更不能說是我們「黨的喉舌」。
「黨報是黨的喉舌」，這個話也不完善。「喉舌」只說明了黨報的一個很重要的職能，但不是全部職能。少奇同志曾經說過「黨報是黨的耳目喉舌」，這個說法比較好。是耳目，就要了解國內外大事和各種信息，了解人民群眾的意見、建議、批評。喉舌是代表黨說話，黨總是先有見聞，才能說話，才能根據實際情況訂出方針政策，才能針對群眾的實際情況很好的宣傳黨的方針政策，所以黨報如果不作黨的耳目，就不能作好黨的喉舌。
說黨報是黨的喉舌，「黨的」也只是一方面。黨報不只是代表黨說話，還要代表人民說話。我們黨是代表人民的，但黨只是人民的先鋒隊、無產階級的先鋒隊，它不等於人民。一九三〇年，我們黨在上海創刊的第一份黨報《紅旗日報》，創刊號的社論就明確宣布：它是中國共產黨的機關報，「本報是供給廣大勞苦群眾閱讀的，它是一切被壓迫的人所能了解的言論機關，成為他們自己的喉舌」。一九四一年《解放日報》改版社論提出：「使解放日報成為真正戰鬥的黨報機關，同時也就是要使它成為天下人的報，成為一切願意消滅民族敵人建立民族國家的人的共同喉舌。」一九五六年《人民日報》改版社論，也強調「人民日報是黨的報紙，也是人民的報紙」，「我們的報紙名字叫作《人民日報》，意思就是說它是人民的公共武器、公共財產。人民群眾是它的主人。」
所以，我認為，對我們黨領導的、社會主義的新聞事業，如果要下一個定義，對它的性質概括成一句話，是不是這樣說：「我們黨領導的新聞事業，是黨和人民的耳目喉舌」。
二、你強調黨領導的新聞事業，主要任務是向國內人民和國外宣傳黨的方針政策，這是對的，是很主要的任務。但是，我們黨的政策制訂過程，總是「從群眾中來，到群眾中去」的辦法，制訂某項政策之前，要了解實際情況和群眾的意見；政策制訂以後，要向群眾宣傳，同時又要在實踐中檢驗，了解實際效果和群眾的反映，以便使之日益完善，或者根據情況的發展變化訂出新政策。一九五六年，黨中央對《人民日報》改版報告所作的批語中說過：「《人民日報》應該強調它是中央的機關報又是人民的報紙。」「我們黨的各種報紙，都是人民群眾的報紙，它們應該發表黨的指示，同時儘量反映人民群眾的意見」。這個批語還說，《人民日報》發表的文章不能說都代表中央，「除少數中央負責同志的文章和少數社論外，一般地可以不代表黨中央的意見。」一九五六年七月一日《人民日報》改版社論說：「報紙是社會的言論機關。在任何一個社會裡，社會的成員不可能對於任何一個具體問題都抱有同一見解。黨的和人民的報紙有責任把社會的見解引向正確的道路。但是，為了達到這個目的，不應該採取簡單的、勉強的方法。…有許多問題要在群眾性的討論中逐漸得到答案。有許多問題，雖然已經有了正確的答案，應該在群眾中加以廣泛的宣傳，但是這種宣傳並不排斥適當的有益的討論。相反，這種討論可以更好地幫助人們認識答案的正確性。而且就是正確的答案，也經常需要在群眾的實踐中加以補充和修正。」又說：「在我們報紙上發表的文章，雖然是經過編輯部選擇的，但是並不一定都代表編輯部的意見…這種情形希望讀者認為是正常的。」劉少奇同志在《對華北記者團的談話》中，也著重講了記者要到群眾中去考察黨的政策是否正確或執行中的問題，「要把人民不敢說的、不能說的、想說又說不出的話說出來。」當然，同時也有一個說服和教育人民的問題。總之，報紙的作用是完整地包括「從群眾中來，到群眾中去」兩個方面，耳目和喉舌兩個方面，不是簡單的而是雙向的，這兩方面是同等重要的。
三、你在講話中把「新聞」和「言論」沒有適當地加以區別，而完全是混在一起，這可能是造成只重視「喉舌」作用而不重視「耳目」作用的原因之一。如說「新聞是代表黨和政府講話的，是要按照黨的路線和政策來發表議論、指導工作的。」「黨的報紙的重要言論和主要報導，它的基本方針和基本職能，應當是代表黨和政府的，而不是代表編輯或記者個人的。」新聞是事實的報導，記者報導新聞，主要是反映情況，在反映情況的時候，當然要注意用所反映的事實來宣傳黨的方針政策，記者所寫的新聞中某些語言要注意反映黨和政府的意見。但是，新聞並不都是「代表黨和政府講話」，都要這樣，記者承擔不起這個任務的。何況有許多新聞和黨的政策無關。有些中央領導人的講話，或中央、國務院發布的指示，記者加以報導，也只是起傳達作用。報紙發表某些「指導性新聞」，也只是通過新聞來傳達中央意圖，也不好說就是代表中央講話。新華社受權就國際問題發表某項聲明，那才是代表政府講話，但這種情況是很少的。
新聞的任務也應該強調傳播各種信息，無論黨、政府、人民，都需要每天從新聞傳播工具中獲得信息，了解國內外情況。在這個走向「資訊化」的時代，新聞工具傳播信息的任務越來越重要。
四、關於新聞自由。任何自由都是相對的，有限制的。我們憲法規定的我們公民有「言論、出版自由」，當然也是有限制的。言論、出版自由不是不負責任、造謠誹謗或煽動叛亂等等，這是不成問題的問題，世界各國的憲法和法律都這樣理解自由的。所以憲法只在其他條文中規定這種自由的範圍，沒有在「言論、出版自由」上加什麼限制詞。我們應當批評對「新聞自由」的錯誤理解，而不能根據這種錯誤的理解來反對或否定「新聞自由」。我們只能在原則上肯定新聞自由，但說明它必須遵守憲法和法律。不然人家就會說我們不遵守憲法，給人家以我們不准新聞自由的印象，名譽是很不好的。
當然，黨報還要遵守黨內的規定和指示，但是，也不能因為這一點就說黨報不能有憲法規定的新聞自由。黨報除了受憲法和法律的約束之外，還要加上黨的方針和紀律的約束，但是這種約束不得和憲法和法律相牴觸。憲法是黨領導制訂的，黨報應該是維護憲法的模範。你在十二大的報告中也說：「要教育和監督廣大黨員帶頭遵守憲法和法律。新黨章關於『黨必須在憲法和法律的範圍內活動』的規定，是一項極其重要的原則。從中央到基層，一切黨組織和黨員的活動都不能同國家的憲法和法律相牴觸。黨是人民的一部分，黨領導人民制訂憲法和法律，一經國家權利機關通過，全黨必須嚴格遵守。」所以，個別黨委的個別規定和文件，如果真的違反了憲法和法律，作為黨報工作人人員，是有責任向黨委直到中央反映意見的。因而，不因為黨報有特殊情況出不能享有憲法規定的「言論、出版自由」。
五、有人說，你主張創作自由，但反對出版自由；而沒有出版自由，創作自由就是空的。我看了你的講話稿，你說：「提到創作自由，不等於作家就有發表任何作品的自由。」從字面上看，這話是對的，但的確可能給人以上的誤解。其實就是創作自由也是應當有限制的，如果是自己寫日記、寫信、寫什麼不供發表的文稿，當然可以隨心所欲，就是胡說八道也沒有關係。但是所謂「創作」，就是要為了發表而寫的作品，是要給人看的，無論是客觀原因或主觀原因，都不可能沒有限制。憲法上規定的「言論自由」，也不是個人自言自語，而是指發表意見的自由。「作家要求發表任何作品的自由」，這就首先違背了憲法，因為憲法規定要堅持四項基本原則，憲法反對違犯國家安全和社會治安，憲法規定不能侵犯別人的自由等等。至於編輯部有權決定發表什麼和不發表什麼作品，當然也是有憲法和法律依據的，即使你的作品不違法，也可以因質量不好等等原因拒絕刊登。所以不要給人印象，好象「創作自由」就意味著創作可以不負責任，不顧法律。
自由這個旗子，我們一定不能放棄。在極左思想影響下，很多同志怕自由，好象一說自由就是資本主義思想。我們搞了一個「資產階級自由化」的字眼，誰要自由，就是自由化，就是資產階級。毛澤東同志曾說：「化者徹頭徹尾徹里徹外也」。現代化，就是越來越現代。我們共產黨人的思想世界是「自由王國」，就是極大的自由，那麼自由化有什麼不好呢？說自由化就是資產階級，這事實上美化資產階級，以為他們是最自由的，這顯然是錯誤的。
在你講話中說，我們新聞工作者，只要合乎黨中央的路線和政策，就有自由充分發揮自己的積極性、主動性和創造性。又說，在大方面一致的前提下，我們需要的是大力發揚新聞工作者的積極性、主動性、創造性。又說：我們的新聞工作者一定要有高度的積極性、主動性、創造性，「一定要有獨立負責的精神」。這是很正確的。但是你前面又說新聞部分不能有「相對的獨立」，是不是修改一下這個說法。我們要求的新聞自由，就是這種自由。不要說這種自由不如作家多，不如創作自由大，這樣比是不好比的。這樣比，給人印象就是創作自由大而新聞自由小。
你對資本主義國家的新聞自由的說法，在口頭上說可以，如果要印成文件，還是多研究，慎重為好。比如你批評資本主義國家只能在次要問題上才准有不同聲音，在根本問題上是只准輿論一律。但我們也是這樣，在堅持四項基本原則是一律，只在次要問題上容許不一律，這樣做是完全對的。那麼，為什麼要用這樣的道理去指責人家呢？再說，在很多資本主義國家內，為了競選，為了黨派之爭，為了各財團之爭，在一些大問題上還是容許不一律的。至於說五十年代美國取締美共，那是三十多年前「冷戰」時期的事，美國新聞界自己也譴責那個時代的不民主。但美國現在仍有一些左派組織，包括極左的組織（所謂「毛派」）。另外，其他西方國家多數都有共產黨，有的力量比較大，如法共、意共、西共。這些共產黨也有自己的黨報。因此，說資本主義國家基本上就是一種聲音，即使有點不同聲音，那也只是在次要問題上，並且不反映廣大人民特別是下層人民的主張，這就不符合事實。至少，我們總不能說共產黨報紙的聲音也只是在次要問題上不同，不反映人民的聲音。總之，要把這種評價資本主義自由的話印成文字，還是慎重為好。
六、關於民辦新聞事業的問題。我以為從原則上不能反對，只能訂出很多具體的規定使它遵守憲法和法律。因為憲法規定公民有言論自由、出版自由，又有集會、結社自由，那麼，公民完全依照法律組成一個新聞團體或者其他團體，又完全依照法律申請辦報，我們不能說他違法，不准他結社和出版報紙，只能依法嚴格審查他合不合法，如並無不合法處，只能批准。
在解放初期，我們實際上是「黨報、非黨報並存，國營、公私合營並存」。反右派以後，把主張「同人辦報」打成右派，合營和私營的報紙都停了。這樣作是不是正確，是很值得研究的。香港《鏡報》的總編輯徐四民先生（全國政協委員）就提出想在北京辦一份報紙。從原則上說，如果他正式提出申請，恐怕不能說不批准，只能同他談具體條件。
現在，全國報紙，真正登新聞信息和言論的新聞紙（不算報紙型的文藝刊物）就是一千幾百份，其中有好幾百份是經濟信息報，都是一些人組織一個經濟團體辦的報紙（都是領有登記證的），只能說是民辦報紙，不能說是「官辦」或「公辦」的報紙。而上海幾個十三四歲的小學生結合起來，辦了一個《小主人報》，也是民辦。這是當前已經存在的客觀實際，我們不好從原則上反對「民辦」新聞事業，只能採取積極的態度，去管理，去領導。
七、你講話中關於清除精神污染的講話，好些同志反映，說你後退了，不如你去年十二月二十日在書記處會議上講得好。我找你那次講話的記錄和仲勛同志十二月二十一日在民主人士會上的講話來看了一下。我覺得，在分寸上是有差別的。改成文字，作為文件，希望多多考慮。不然，很容易在文化界造成不好的影響。
八、在宣傳工作會上，你肯定思想理論戰線還是要以反極左為主，在新聞戰線上，極左的影響還是很深的，希望你提一下。
九、第十六～十七頁，關於新聞的幾個「性」。現在的順序是「第一是時間性」，「第二是真實性」。建議把真實性放在第一位。
十、關於參加國際電影評獎問題，你說「不要一股心思盼得獎」，「不要因此就轉變自己的正確方向，去迎合人家的口味，向西方電影看齊。」原則上說，這是對的。但對這個問題應作分析。世界上舉行的電影獎很多，有不好的，也有進步的。我們的電影沒有得獎，不一定都是內容問題，有的可能是藝術問題。近年我們故事片《泉水叮咚》、《沒有航標的河流》、《陌生的朋友》、《城南舊事》、《一盤沒有下完的棋》都是在資本主義國家舉辦的電影節上獲獎的。這些電影不但內容健康，就是在藝術手法上也沒有迎合西方的口味。我們電影的藝術水平一般不高，這是事實，我們國內的觀眾也是承認的。合拍電影，可以學到人家一些技術。最早是中法合拍的《風箏》，近年有中日合拍的《一盤沒有下完的棋》，中意合拍的《馬可波羅》，這些都是好的，對我們也有利。聽說協議合拍的還有《史沫特萊》（中美合作），不知道有什麼不妥。即使合拍中出現了什麼具體問題，也可以加以糾正，不宜原則上反對。
十一、希望強調一下在報紙上開展批評的問題，這主要是指新的不正之風。輿論對於制裁不正之風是一種強大的力量，希望重視這個武器。現在過頭的、不符事實的批評也有。但主要的問題，還是批評遇到阻力的問題。
十二、關於「冤冤相報」。我很贊成你的意見，不能「冤冤相報」。但是那些整人的同志，整錯了，至少應該向被整的同志說一句道歉話。另外，因被整錯了，還作了錯誤的組織處分，是不是到適當的時候還是改正一下為好。比如對王若水同志，正式免了副總編輯的職，已經一年多了，他還沒有一個職務，這就不好。
這些意見，可能有錯誤的地方，僅供參考。關於新聞工作，還有一些意見，因你太忙，我就不說了。
此致敬禮！
三月三日
應該承認，耀邦同志這個關於新聞工作的講話，在新聞界反映是很不好的，他自己說只能十分之一的同志不滿意，顯然，這個估計是很不科學的，不僅是大大低估了不同意見的嚴重性，也助長了他的自滿和麻痹。
儘管在原則問題上，即在所謂新聞工作自由化思想方面，耀邦同志的看法在向一些堅持左傾路線的領導人靠攏，可是仍然得不到他們的寬容，反而促使他們加緊動搖耀邦領導地位。國外輿論普遍反映不好，而且認為這一講話發表的時機是有意安排的。五月十日耀邦同志在接受香港《百姓》雜誌總編輯陸鏗的採訪時，陸鏗坦率地向耀邦說：「你的威信在你發表了《黨的新聞工作》的講話之後，就受到很大的損失！保守的言論與開明的形象是背道而馳的。海外的反響普遍不好，包括陸鏗在內。因此就有這樣一個說法：黨內的一些保守分子，我們不說派吧，他們是故意整你。第一次出國，就有白樺事件；第二次出國，又搞了清除精神污染；第三次，你前腳跨進澳大利亞，後腳就發表了這個東西！」
陸鏗在採訪胡耀邦以後，於一九八五年六月三日發表了他長達兩萬多字的《胡耀邦採訪記》，引起了國際上一時的轟動。那些左傾權威大抓辮子，指責耀邦在訪問中說了很多錯話和很多不應該公開說的話。這就表明，堂堂總書記都沒有對記者講話的自由，還談得上什麼新聞自由！當然，耀邦有講的自由，別人也有批評他的自由。但是，至於那些講話應該如何發表，那是記者陸鏗的新聞自由和新聞責任感問題，不能遷怒和加罪於被訪問者。其實，在責怪的理由背後，是他們對耀邦堅持改革開放、堅持人民民主和反對左傾勢力的膽識和決策懷著深刻的憎恨。特別是陸鏗的《訪問記》反映了國外認為鄧力群是「見光活」和胡喬木是「文藝沙皇」等等，更是他們把滿腔怒火都燒在耀邦頭上的原因。
耀邦同陸鏗究竟談了什麼，消息封鎖得很嚴，刊登《訪問記》的海外報刊在國內又是查禁沒收的。在一個多月以後，我才從友人處看到港報的一個複印件。使我高興的是陸鏗所反映的海外對耀邦關於新聞工作講話的幾點重要批評，同我兩月前對這個講話提的意見基本相同。而耀邦在訪問中對他的錯誤觀點作了一些改正，也使人民在新聞改革方面的憂慮得到一點寬慰。可惜，我們還是高興得太早太天真了。儘管耀邦在那個關於新聞工作的《講話》中作了一些原則性的妥協，還把《講話》最後的修改定稿權和發表時機的決定權都委託給了胡喬木，但胡喬木等人還是饒不過他，還以胡耀邦接受陸鏗訪問作為加緊推胡下台的導火線。
耀邦同志是一個耿直豪爽、具有優良的民主作風的領導人，在陸鏗對我黨接班人問題節節追問下，他快人快語，說了一席老實話。陸鏗的《訪問記》中把兩位朋友之間的這些脫口而出的話和盤托出。在我們這樣一個崇尚謹言慎行的古老社會裡，那裡容得下這樣的真言實話！因而惹下了大禍。為那些早就想把胡耀邦趕下台的堅持左傾路線的人提供了強有力的炮彈。
我向胡耀邦提出了最後的諍言，他搖搖頭，連說兩個「難呀！難呀！」
耀邦被打倒以後，廣大幹部和人民群眾對他還抱著很大的希望，希望即將到來的「十三大」能夠對他作出公正的結論。當他不幸逝世以後，聲勢浩大的悼念浪潮，成為「八九民運」的前奏曲，這當然不是偶然的，是他光輝一生的彩霞反照。
耀邦下台以後，我國的民主運動進入十分艱難的階段。他下台的第一個夏天，我在北戴河休息，常常陷入沉思。有一天，我忽然心血來潮，提起筆給耀邦寫了一封信，但經過再思三思，最後還是沒有發出去。不久，我見了他，把這封信的意思告訴了他。他很沉靜地聽我說，但沒有正面答覆我的問題，只是搖搖頭，連說兩個「難呀！難呀！」使我感到這場悲劇並沒有完。現在把這封信抄在下面，可以反映當時人們對他的懷念和希望。
耀邦同志：
從去年十二月底以後，很多問題引人深思。七月在北戴河休假，想得不少。反覆考慮，還是給你寫這封信。
近三幾年來，感到你的毛病日漸突出。儘管如此，很多同志還是認為你的錯誤並不是很嚴重，更不能成為換你的理由。更令人不解的，是換你的這種作法，是不符合黨的原則的。
看了印發出來的你的檢討，令人失望。是自己的錯，當然應該檢討；人家批評得對，也當然該接受。但是對並不是錯誤的認錯，對不當的批評也默認，恐怕就太過份了吧？在大是大非面前，你不適當的認了錯，不知你想過沒有：你一個人怎樣委曲求全，是可以原諒的；可是，因而顛倒了是非，對黨的事業的危害，對千千萬萬堅持真理的同志的危害，卻是很難原諒的。
從這次事件曝露出來的重大問題，人們更加感到，在強調經濟改革和政治改革的時候，恐怕應該特別強調一下黨的改革，這是刻不容緩的事。
不知可不可能在黨內先重申一點初步的民主：
一、在十三大的時候，你能不能對這些年來的重大爭論，作一個簡要的發言？比如：主要應該反極左還是反右？主要應該反封建主義還是反資本主義？怎樣才算真正的堅持四項基本原則？什麼是我們應該反對的資產階級自由化，應該如何反法？對黨內不同意見能不能長期採取這樣壓制和封鎖的辦法？不認真貫徹執行理論上思想上的雙百方針，經濟改革和政治改革能夠順利進行下去嗎？等等。如果你認為現在還不是說這些問題的時候，希望你寧可持保留態度，也不要再違心地去作什麼深刻的檢討。本來，像這次換一個總書記的特大問題，事先沒有經過中央委員會討論，事後是不是應該在中央委員會和黨代表大會上進行比較充分的討論？
二、在黨員中討論這次事件時，大都是一邊倒。當然並沒有宣布不容許說不同意見。而這，恰恰反映出問題的嚴重，為什麼缺乏一種民主空氣容許大家說一點不同意見呢？連「寬容」的風度都被批判為自由化！因而，在以後專門組織的幾次大批判會上，也就很難聽到多少不同的意見。對於被批判的對象（如于光遠同志），也是處處限制，不讓比較充分地進行答辯。這同十年內亂相比，形式上是文明多了，實質上還是鬥人、壓人、搞臭人的大批判會。這些，可能你已經無法知道真實情況了。我以為，我們黨是容許有批判人的自由的，批誰、如何批都是可以的；但是同時必須容許被批判者有答覆和反批評的自由，也容許別人發表贊成和反對的意見。既然是馬克思主義的理論家，真理又在自己手裡，又是在高層領導召集的對高級幹部的批判會，為什麼不能給被批者以平等的權利，容許人家比較充分地進行事實澄清、是非的辯論和理論的闡明呢？既然要發動公開的批判，又偏偏秘密起來，總在背後定名單、編材料、散布輿論、點名批某某人有什麼大錯、是什麼典型，結果，事實又不準確，罪名又不明確，在黨內外引起猜測和推論，加油加醋，把人搞臭。既然是最正確的理論權威，人家又是大錯特錯，為什麼不可以寫出正式的文章，在報上登出來，又讓人家在報上答辯？如果認為確有必要考慮公開的影響，能不能選定一個或幾個內部刊物來刊登這些批判文章，同時刊登被批判的文章的原文，刊登被批判者的答辯文章很反批評的文章？在社會上和報刊上，在黨內和內部刊物上，只造一種輿論，只登一方面的文章，無論怎麼再申明堅持雙百方針，人們也是不會相信的。
三、在十三大以後，不管對你作什麼工作上的安排，希望你能認真研究一下黨的改革問題，這是政治改革的核心。老實說，在你當總書記的任內，沒有組織大家並親自動手來研究黨的建設和黨的改革問題，這是你的失職，是自食惡果。現在亡羊補牢，還不為晚。研究我們黨的改革問題，你有特別的優越條件。希望你能像一般學者那樣自由地研究問題，自由地參加社會活動。我們對國外的前首腦，是那樣的尊重，以禮相待，對自己的前首腦，是不是也應該同樣寬容呢？
如果連這點民主都做不到，我們的政治改革能作到嗎？試想：在理論、文化、思想、政治領域內，如果仍然熱衷於獨斷專橫，黨同伐異，壓制、打擊、排除不同觀點，致使文壇貧乏、論壇冷落，有識者鴉雀無聲，而宵小之徒，耀武揚威，在這種情況下，講得上什麼政治改革？談得上促進經濟改革嗎？沒有日益改進的社會主義的民主，是不配為社會主義的，同共產主義更是南轅北轍的。對於我們黨風能改好，國家能興旺，生動活潑的政治局面能實現，人們怎麼能不抱懷疑態度呢？如果十三大以後，這點沒有改進，要挽回人民對黨的信心，恐怕就更難了。
這點，你當然比我清楚得多。本來無需我來多嘴，但作為一位老相識，無非想同你說幾句心裡話而已。如果認為都是多餘之言，那就由你一笑棄之可也！希多保重！
績偉
七月二十五日（一九八七年）
從這封信看出，我實在是太天真了，總幻想著當今的權貴還會賜給人民一點點民主。其實用政變的辦法把一個黨國首腦推下台，還談得上什麼民主？！我們的國家是黨領導一切、決定一切、指揮一切、統治一切的，由黨中央帶頭來搞這種無法無天的大禍大亂，公然整到黨的總書記頭上，要整其他什麼人那就更是在劫難逃了。
鄧小平同志在十年內亂中一再被打倒，威信很高。他的改革開放政策使得瀕於滅亡的黨和國家得到恢復，開始更新，他的威信就更高了。可惜他也像毛澤東一樣，也慢慢形成個人迷信，形成一言堂；他也被一些野心家所左右，竟然也對自己的最親密戰友反目成仇。左傾勢力先利用他的左手，砍掉他的右手（胡耀邦），然後又迫使他把自己的左手（趙紫陽）也砍掉。到了「八九民運」時，公然動用坦克來鎮壓手無寸鐵的青年學生，說明這位最高領袖也走到獨裁專制的頂峰了。
在對「八九民運」實行武裝鎮壓之後，一場「文革式」的大規模政治批判和組織清洗運動立即席捲全國，完全繼續和發揚了「無產階級對意識形態領域實行全面專政」，還談得到什麼民主？！人民代表大會制度是社會主義民主的根本制度，但是在以黨代政，黨包辦一切、決定一切的情況下，人民代表大會完全成為黨的下屬組織和政府的附屬單位。黨中央越來越變成破壞民主和法制的專制獨裁的最高權力機關。一個國家發生了震動世界的大屠殺，人民代表大會的常委會不能問也不敢問，連開一次緊急會議來議論一下都不行，這樣的最高權力機關，這樣的民主和法制，被標榜為社會主義的高度民主，豈不是玷污社會主義嗎？哪裡有一點民主的氣味呢？
一九九一年九月二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