鄧拓早年曾寫過學術專著《中國救荒史》，對災荒有過「深刻」的研究，理應對當時全國範圍內的大災荒有比別人更敏銳的感覺。別人或許記不起這本書，但鄧拓自己總該記起它。作為一個系統地研究過中國歷史上災荒與救荒者，鄧拓理當比別人對這場罕見的大災荒有更清醒的預見和更深刻的認識。然而鄧拓最終選擇了對「大躍進」唱讚歌，對「大好形勢」的稱頌，這才是與中共中央的「口徑」相一致的。
鄧拓後因多次未能領會毛澤東政治部署之意而遭到訓斥，文革前夜因政治批判而自殺身亡（圖源：浙江圖書館）
一
一般人知道鄧拓，是因為《燕山夜話》和《三家村札記》。1961年3月至1962年9月，時任中共北京市委文教書記的鄧拓，以馬南邨的筆名，在《北京晚報》開設「燕山夜話」雜文專欄，共發表雜文150多篇。1961年9月，鄧拓又約請時任北京市副市長的吳晗和時任中共北京市委統戰部部長的廖沫沙合作，共同以吳南星為筆名，在中共北京市委機關刊物《前線》上開設「三家村札記」雜文專欄。從鄧拓於1961年10月間發表第一篇文章《偉大的空話》開始，到1964年7月吳晗發表最後一篇文章《知難而進》結束，近三年的時間裡，「三家村札記」欄目共發表三人文章60多篇，其中鄧拓寫了18篇。「文革」全面爆發前夕，《燕山夜話》和《三家村札記》就成為江青之流猛烈批判的目標。1966年5月8日，江青主持寫作的文章《向反黨反社會主義的黑線開火》以高炬的化名在《解放軍報》發表，同日，關鋒化名何明的文章《擦亮眼睛，辨明真偽》則在《光明日報》發表。兩篇文章均以居高臨下之勢，對「三家村」作了「上綱上線」的批判。高炬文章說鄧拓是「三家村黑店的掌柜」，何明文章則說鄧拓是「反黨反社會主義的所謂'三家村』的一名村長」。5月10日，上海的《解放日報》和《文匯報》同時發表姚文元的長文《評「三家村」——〈燕山夜話〉、〈三家村札記〉的反動本質》。第二天，全國各地報刊轉載了姚文元的文章。姚文元說《燕山夜話》和《三家村札記》是「經過精心策劃的、有目的、有計劃、有組織的一場反黨反社會主義的大進攻」。並強調：「凡是反對毛澤東思想的，凡是阻礙社會主義革命前進的，凡是同中國和世界革命人民利益相敵對的，不管是'大師』，是'權威』，是三家村或四家村，不管多麼有名，多麼有地位，是受到什麼人指使，受到什麼人支持，受到多少人吹捧，全都揭露出來，批判它們、踏倒它們。」5月11日出版的《紅旗》雜誌（1966年第7期）又發表了戚本禹的文章《評〈前線〉、〈北京日報〉的資產階級立場》。從此，全國各地掀起了批判「三家村」的運動，鄧拓則在「反黨」、「反社會主義」、「反毛澤東思想」之外，又被扣上了「叛徒」的帽子。5月16日，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發出了標誌著「文化大革命」正式開始的「五一六通知」。5月17日夜，鄧拓含冤自盡。「文革」中，因忍受不了種種迫害而自殺者不計其數，而第一個自殺者當是鄧拓。
鄧拓於1979年獲「平反昭雪」，而他在60年代初期的那些雜文隨筆則受到一些歷史學家和文學史家的高度重視。美國的J·R·麥克法夸爾和費正清編著的《劍橋中華人民共和國史（1949—1965）》第十章中有一節專論「北京市委的知識分子」，其中說：「鄧拓是和北京市委有聯繫的知識分子——官員的領袖。——他以他對大躍進的馬克思主義的批評，結合著對「五四」時期西方自由主義的價值觀以及儒家傳統準則（尤其是關懷農民處境的重申），為這批人樹立了知識分子的榜樣。」「他們把官僚主義的領導人大概私下說過的話寓言似地但卻是生動地在公開場合說了出來，——尤其是鄧拓，他利用古代人物和歷史事件轉彎抹角地批評當代的人和事。他的雜文表面上似乎是溫和的社會和歷史評論，但實際上卻是對毛的領導和政策的毀滅性的（雖然是含蓄的）批評。」這二位美國學者特別強調鄧拓對毛澤東的批評。他們說鄧拓的《專治「健忘症」》意在暗示「毛患了一種導致他不合理的行為和決斷的精神錯亂症」。他們引用了鄧拓文章中這樣的一些話：「得了這種病的人——常常表現出自食其言和言而無信——其結果不但是健忘，而且慢慢變成喜怒無常——容易發火，最後就發展為瘋狂。」這二位美國學者認為這是在明確地批評毛澤東。鄧拓文章中說得了這種「健忘症」的人「必須趕緊完全休息——勉強說話和做事，就會出大亂子」，也被二位美國學者說成是對毛澤東的「忠告」。鄧拓的《王道與霸道》一文，則被認為是「對毛的最大膽的批評」。鄧拓的《愛護勞動力的學說》被認為是「尖銳」地「攻擊了毛的大躍進政策」。鄧拓的《兩則外國寓言》被認為是「批評了毛的唯意志論的發展觀念」。這二位美國學者還強調鄧拓為彭德懷所作的「辯護」：「在攻擊毛和大躍進的同時，他為彭德懷進行辯護。他的幾篇雜文顯而易見地是暗指彭，描述了勇敢而廉潔的官員，他們因為抗議不公正的行為而受到不正當的控告。他描述的一個人物是明代的高級官員李三才，李三才因為在朝廷上勇敢地揭發宦官的罪惡而被罷了官。李一再上書要求皇帝親自審問，但他被拒絕了。據傳，李於是說：'余難自抑，欲以帛百端盡述余之苦。』這可能是暗指據傳彭那時正在寫的為自己辯護的80000字自述。鄧於1962年3月29日在《北京晚報》發表這篇短文，彭的辯護最終在1962年6月提交黨的中央委員會。」[1]這二位美國學者還認為，鄧拓雜文「要求一定程度的人身自由和領導所不准許的學者們在政治決策中的發言權」。[2]
不僅僅《劍橋中華人民共和國史（1949—1965）》的作者這樣看待鄧拓，美國學者、西方世界研究中國問題的「權威」P·特里爾在他的《毛澤東傳》中也寫道：
人們對毛罷免彭的不滿始於當時北京市副市長寫的一個有寓意的劇本《海瑞罷官》，該劇本說的是明朝的一個忠臣因直諫而被皇帝罷免的經過。
毛馬上就看出（儘管當時沒有發作），是對他錯誤地罷免了彭德懷作出的尖銳批評。
北京的一位專欄作家寫了一則故事：講的是一個才能平平的運動員，在一次錯覺中竟吹噓自己說打破了世界奧林匹克跳遠記錄，細心的讀者都會猜到那位運動員是誰。
這位作家還寫了一個諷刺健忘者的故事。作者勾畫了一個健忘症患者，沒有說出名字。他急性子，老是忘記以前說過的話，理智在漸漸地喪失。此文在最後十分隱晦地寫到：「如果誰發現已有此症狀，他必須馬上得到充分休息（影射高崗搞分裂時朱德對毛的勸告），什麼也不要說，什麼也不要做。」
這些伊索寓言一類的文章，是典型的中國提意見的方式，但這已經夠大膽的了！[3]這位「專欄作家」即是鄧拓。所謂「才能平平的運動員」的「故事」是指鄧拓的《兩則外國寓言》一文，而「健忘症」的「故事」則是指鄧拓的《專治「健忘症」》一文。在這些海外學者看來，鄧拓們當時是十分明確地為彭德懷「鳴冤叫屈」，是在既委婉又尖銳地批評毛澤東並要求毛「休息」。在這些海外學者筆下，鄧拓簡直有點「持不同政見者」的色彩，甚至有幾分「自由主義者」的味道。《劍橋中華人民共和國史（1949—1965）》是具有國際影響的著作，而P·特里爾的《毛澤東傳》「在美國出版後，引起了極大轟動，三十餘家國外報刊給予極高評價」。[4]在被譯成漢語前，該書「已經以六種語言出版」。[5]可見，關於鄧拓的這些說法，在國際上流傳甚廣。
國內的論者雖然不至於對鄧拓如此「拔高」，但對他的《燕山夜話》和在《三家村札記》中的文章，也往往讚不絕口。國內有些論者，極力強調鄧拓作為「書生」的一面，濃墨重彩地描繪鄧拓的「書生」形象，雕肝琢腎地突出鄧拓的「書生」氣質，以至於讓人忘記了鄧拓的本來身份。
也有人提醒大家注意鄧拓「作為政治家的第一身份」。王均偉在《書生之外的鄧拓》中寫道：「今天人們在懷念他時，《燕山夜話》和《三家村札記》裡的那些文章，被賦予了許多微言大義，感慨他'莫謂書生空議論，頭顱拋處血斑斑』的豪情。有人評價說，他忠誠於黨的事業，也仍然崇拜和敬仰偉大領袖，但這並不意味著他如同絕大多數人一樣，在嚴峻的現實面前閉上眼睛，或者甚至虛假地高唱讚歌。在讀他寫於上世紀60年代初期的雜文時，我也是相信這樣的評價的。可是後來在讀有關鄧拓的傳記和文集時，我注意到這樣一個細節，那就是，在有關他的幾本傳記里，或者不提，或者一筆帶過他1960年夏天的江南之行。」1960年夏天，鄧拓有過一次江南之行，並寫下了舊體組詩《江南吟草》，其中頗有歌頌「大躍進」、讚美「大好形勢」的作品。在鄧拓的筆下，其時到處是饑民並已開始出現餓殍的江南簡直是人間天堂。王均偉這樣解釋鄧拓寫下這類詩作的原因：「毫無疑問，他首先是黨的高級幹部，忠誠於黨的事業。儘管滿腹經綸，才情四溢，也無法改變他作為政治家的第一身份。政治家有政治家的行為規範和言行尺度。1959年彭德懷在廬山的直言所得到的下場，對其他政治家或希望在政治上有所作為的非政治家，無疑有重大影響。是不是因為從中吸取了某種教訓，鄧拓的筆下才寫出了與'口徑』一致、與現實卻不一定吻合的《江南吟草》？在三年困難時期，有多少支筆不敢正視現實，把人民吃不飽的現實描繪成到處鶯歌燕舞的人間樂土，只要翻一翻當時的報刊，就可以得出結論。在這個大環境裡，鄧拓沒有能夠免俗，《江南吟草》就是證據，對此完全沒有必要迴避或遮掩。」[6]
按照王均偉文章的說法，有著兩個鄧拓，一個是作為「政治家」的鄧拓，另一個則是作為「書生」的鄧拓。《江南吟草》中那些粉飾現實的頌歌，表達的是鄧拓作為「政治家」的現實姿態；而《燕山夜話》和在《三家村札記》裡發表的那些文章，表達的則是鄧拓作為「書生」的良知和道義。這樣的解讀，雖然比把鄧拓主要看作一個「書生」要令人信服，也給我很大的啟發，但卻也未必揭示了鄧拓的本來面目。
二
要準確地理解鄧拓為何寫下了《燕山夜話》和《三家村札記》裡的那些文章，就必須對當時的政治氣候和思想文化氛圍有儘可能多的了解。
薄一波在《若干重大決策與事件的回顧》中說：「從1958年11月初的鄭州會議開始，到1959年7月中旬廬山會議前期，毛主席和黨中央接二連三地召開了一系列重要會議，領導全黨努力糾正已經察覺到的'左』傾錯誤。八個半月的糾'左』，是逐步深入和富有成果的。如果不是廬山會議後期中斷了這一進程，'大躍進』造成的損失可能會小得多。但是，歷史是無情的，歷史就是歷史。它的發展，並不因為我們開始糾'左』而不犯更嚴重的'左』傾錯誤。」[7]彭德懷的直言使得廬山會議變糾「左」為反「右」，並導致「大躍進」的新一輪狂潮。但畢竟「歷史是無情的」。「大躍進」帶來的最嚴峻後果是糧荒。從1958年下半年開始，人口外逃、浮腫病和餓死人的現象就在全國農村普遍出現。鄧拓在1960年所歌頌的江南也不例外。例如，地處南京市東南面、屬南京郊縣的高淳縣，本是魚米之鄉，但據中共江蘇省委通報，在1958年和1959年春，浮腫病、消瘦病、婦女子宮下垂病患者14000多人，非正常死亡6000多人，外流人口10000多人。而「該縣縣委採取了對待敵人的辦法對待勞動人民，提出：'哪怕流血犧牲，也要保收3000斤水稻』，'深翻好像打仗，在戰場上如有士兵臨陣脫逃，可以就地正法！』[8]等口號，造成部分基層幹部嚴重強迫命令，採取吊、打、關、押、罰跪、停睡等手段，甚至發生逼死人命的事件」。據中共上海市委的報告，奉賢縣自1958年春耕起到秋耕秋種，全縣因幹部強迫命令、違法亂紀而直接被逼死的群眾有156人，無辜被撤職、停職的幹部660餘人，各社和生產營，都搞了「勞改隊」，先後勞改了2866人，集訓了2907人。對群眾捆綁、吊打、亂鬥、亂關、罰跪、遊街、停餐等更為普遍。為了消滅紅鈴蟲，被燒、拆民房1923間，倉庫1345間，強迫集中居住又拆民房2147間，興修水利拆房3188間。報告說：站在高處看奉城，就像鬼子大掃蕩後的情景一模一樣，「斷瓦殘壁，歷歷皆是，觸目驚心，一片淒涼」。[9]再如河南信陽地區，當時的情形也令人不堪回首。1960年12月22日，中共信陽地委向中央寫了一份報告，其中這樣說到各區、縣打人和死人的情況：正陽縣原報去冬今春死18000人，現初步揭發已達80000多人；新蔡縣原報告去冬今春死30000多人，現在增加到近100000人。信陽轄內的遂平縣嵖岈山人民公社是全國第一個成立的人民公社，到1960年年底，死4000多人，占總人口10%，有的隊死亡達30%左右。該地區在「反瞞產」中被打死者也很多。光山縣從縣委書記到公社幹部幾乎人人動手打人。縣委第一書記馬龍山帶頭將「右傾」的縣委書記張福洪活活打死。這個縣的另一個縣委書記劉文彩，在一個公社主持「反瞞產」時，一天內連續拷打40多個農民，有5人被活活打死。既然縣委主要領導帶頭打人，公社幹部自然不能落後。這期間，光山縣公社一級幹部親自參與打人者占93%。從1959年11月到1960年7月，信陽地區公安機關為逼糧而正式逮捕1774人，其中36人瘐死獄中；為逼糧而短期拘留19720人，有667人死在拘留所。農民的最後一粒糧食都被逼走。到了1960年春天，信陽地區的公共食堂普遍斷炊，有的村子連續80天不見一粒糧食。浮腫、餓死和外逃現象十分嚴重。而信陽地委書記路憲文卻聲稱：「不是沒有糧食，而是糧食很多，百分之九十的人都是因為思想問題。」面對隨處可見的餓殍、被遺棄的孩子，路憲文仍命令公安部門「限期消滅人員的外流」；封鎖村莊、道路，不准人們外出逃荒；不准城鎮機關、企業單位收留農村來人；不准街頭和交通要道上出現流浪漢。中共河南省委在後來向中央的「檢討」中，說這個時期的信陽「形成了一種恐怖的世界，黑暗的世界」。[10]中共信陽市委黨史地方志研究室編寫的《中共信陽黨史大事記（1949—1999）》記載，僅1960年信陽全區減少人口40餘萬人。[11]「大躍進」是全國性的運動，這種可怕的狀況當然在全國是普遍存在的。「據推測，1959年至1961年三年的非正常死亡和出生率的下降減少的人口數，總共在4000萬左右。」[12]
如此嚴峻的形勢，迫使最高層不得不對政策進行某種程度的調整，出台了一系列應對危機的策略，就連毛澤東也多次在公開場合做自我批評。1960年11月15日，毛澤東為中共中央起草了《關於徹底糾正「五風」問題的指示》。所謂「五風」，則指共產風、浮誇風、命令風、幹部特殊化風和對生產瞎指揮風。1961年3月，《農村六十條》開始起草，6月間正式頒布實施。1961年7月19日中共中央在《關於自然科學中若干政策問題的批示》中強調：「在學術工作中，一定要百花齊放、百家爭鳴，不戴帽子、不打棍子，不抓辮子。」與此同時，《科研十四條》也被制定，其中鼓勵科研人員「發揚敢想、敢說、敢幹的精神」，並強調要「正確地劃分政治問題、思想問題和學術問題之間的界線，區別對待，防止混淆」。1961年8月，《高教六十條》被制定，其中說：「不許用對敵鬥爭的方法來解決人民內部的政治問題、世界觀問題和學術問題，也不許用行政命令的方法、少數服從多數的方法來解決世界觀問題和學術問題。」1961年上半年，中共中央宣傳部主持起草了《文藝八條》，其中強調了「雙百方針」，強調了「批判地繼承民族文化遺產和吸收外國文化」。1961年9月，《工業七十條》也頒布。[13]1962年1月11日，所謂「七千人大會」開幕。劉少奇在會上提出了「三分天災，七分人禍」的說法。薄一波曾特意寫到會議期間的「一個小插曲」：「在1月18日召集的《報告》起草委員會上，彭真同志發言：我們的錯誤，首先是中央書記處負責，包不包括主席、少奇和中央常委的同志？該包括就包括，有多少錯誤就是多少錯誤。毛主席也不是什麼錯誤都沒有。三五年過渡問題和辦食堂，都是毛主席批的。——現在黨內有一種傾向，不敢提意見，不敢檢討錯誤。一檢討就垮台。如果毛主席的1%、1‰的錯誤不檢討，將給我們黨留下惡劣影響。省市要不要把責任都擔起來？擔起來對下面沒有好處，得不到教訓。各有各的帳，從毛主席直到支部書記。」而在1月30日的講話中，毛澤東果然做了「檢討」：
去年6月12日，在中央北京工作會議的最後一天，我講了自己的缺點和錯誤。我說，請同志們傳達到各省、各地方去。事後知道，許多地方沒有傳達。似乎我的錯誤就可以隱瞞，而且應當隱瞞。同志們，不能隱瞞。凡是中央犯的錯誤，直接的歸我負責，間接的我也有份，因為我是中央主席。我不是要別人推卸責任，其他一些同志也有責任，但是，第一個負責的應當是我。
這等於是承認「大躍進」造成的巨大災難應由自己負責。對於毛澤東來說，這的確是極不容易的。對此，薄一波評說道：「在我們黨的歷史上，像'七千人大會』這樣，黨的主要領導人帶頭做自我批評，主動承擔失誤的責任，這樣廣泛地發揚民主和開展黨內批評，是從未有過的。」[14]
還應該提到周恩來和陳毅在這幾年間的幾次講話。這幾次講話，思想之「解放」，今天讀來仍然感到「鼓舞」。1961年6月19日，周恩來作了《在文藝工作座談會和故事片創作會議上的講話》，一開頭就說：「我首先聲明，今天我的講話允許大家思考、討論、批判、否定、肯定。'一言堂』，說出一句話來就是百分之百正確，天下沒有這種事情。——即使是黨已經研究通過的東西，也允許提意見。中央工作會議正式通過的東西都允許討論，允許提意見，加以修改。」1962年2月17日，周恩來又作了《對在京的話劇、歌劇、兒童劇作家的講話》，也是一上來就強調「破除迷信，解放思想」。特別是陳毅於1962年3月6日所作的《在全國話劇、歌劇、兒童劇創作座談會上的講話》，可謂快人快語，說了許多「出格」的話。陳毅首先談了「關於知識分子問題」，一開場就說：「我想現在的問題，是大家都有氣，今天要來出出氣。——那些做黨的工作的同志、搞政治工作的同志跟科學家之間，關係很不正常。科學家覺得受了委屈——因此，他們科學論文也不寫了。特別是大煉鋼鐵、大辦水利中間，有很多做法是違反科學的。一畝地，硬說可以產一萬斤水稻，他們早知道這是不可能的，違反科學的，但是不敢講。他們說'一講就說我們保守，就說我們是資產階級知識分子，我們只好不講』。現在事實證明一畝地搞一萬斤水稻幾千斤麥子，是靠不住的。早知如此，悔不當初聽聽這些科學家的話，也許我們少走彎路。什麼'兩年就要超過魯迅』、'一個夜晚寫六十個劇本』，現在恐怕誰也不敢講了。這些不合理的事，不合科學的事，浮誇、謊報，以及把不可能的事情認為可能，它給我們的教訓是非常深刻的。」在講話中，陳毅還主張「搞工廠，倒是要學資本家」。對「審查文藝作品」，陳毅也提出了異議：「現在我們要問他：什麼人給你那樣大的權？今天打擊這個，明天打擊那個？今天輕易做這個結論，明天做那個結論？什麼人給了你這個權，可以把人家的作品五年不理？動員人家寫了半年、一年，結果一分鐘功夫，就否定完了？對人家的勞動為什麼這樣不重視？一定要人家改、非改不可？！又是哪個給你的權？中央給你的？中央宣傳部給你的？憲法上載有這些嗎？都沒有。昨天我對一位同志說：中央沒有決定要審查文藝作品。」類似的「出格」之語，陳毅在這次講話中還說了不少。這次講話，贏得了60多次掌聲和笑聲。[15]
就是在這樣的政治氣候和文化氛圍中，鄧拓寫下了《燕山夜話》和《三家村札記》裡的那些文章。
三
不過，在分析《燕山夜話》和《三家村札記》前，我們應該明白在這之前的一段時間，鄧拓寫過些什麼，或者說，應該明白在中共中央決定對政策進行「調整」前，鄧拓公開發表過怎樣的言論。
毫無疑問，在此之前，鄧拓是「大躍進」的歌頌者。為紀念1958年10月1日的「國慶」，鄧拓發表了《從天安門到全中國》一文，其中說：
今天，當我們又一次走到天安門廣場來慶祝國慶的時候，我們將看到我國最近一年來在農業、工業、科學、文化等各個戰線上大躍進的驚人成績。世界各國的來賓今年也比往年更多。大家都將看到我國的小麥、稻穀、馬鈴薯、高粱、玉米、穀子、紅薯等最新的紀錄。我國自己製造的飛機、汽車、光學儀器、活性染料以及其他各種創造發明，一定都要迅速趕超世界先進水平。
這一切說明：在優越的社會主義制度下，社會生產力得到解放和充分的發展，客觀的歷史條件發生了根本的變化，人類的主觀能動性就能發揮無窮無盡的作用。只要客觀可能的事情，通過主觀努力，就沒有辦不到的。可以斷定，我們一定能把社會主義祖國建設得更好。想想這美妙的未來，我要高吟一首詩，為天安門的未來和全人類的未來讚頌：
古來歲月去悠悠，
獨向高城瞰九洲；
今日天安門外路，
四通八達遍環球。[16]
這完全是與當時的主流「口徑」相一致的。鄧拓喜作舊體詩，人民文學出版社於1979年12月出版過《鄧拓詩詞選》（本文所引所論鄧拓詩詞均見於該書）。在這本詩詞選中，我們看到，1958、1959和1960年這幾年，鄧拓頗寫過些歌頌「大躍進」、歌頌當時「大好形勢」的詩詞。例如，1959年1月1日，鄧拓寫了《慶春澤？迎接一九五九年元旦》：「中國飛奔，全球注視，東風吹遍大千。領導英明，前途幸福無邊。人民忠勇勤勞甚，更難能足智多賢。有雄心，改造家鄉，建設田園。新年又值春光早，看棉糧歌舞，鋼鐵騰歡。一望高潮，竟然倒海移山；再經苦戰幾回合，管教他地覆天翻。盼將來，星際通航，世界長安。」再如，1959年2月，鄧拓寫了《留別〈人民日報〉諸同志》，最後兩句是：「平生贏得豪情在，舉國高潮望接天。」這裡的所謂「高潮」，自然指當時的所謂「社會主義建設高潮」。「高潮」二字，在鄧拓這時期的作品中是頻頻出現的。1959年10月，鄧拓寫了四首《群英贊》，讚美出席全國所謂「群英會」的代表，每首後面都做了注釋。第一首是《孟泰會見李鳳恩》：「訪友探親又取經，'大鋼』躍進莫休停。東風送暖鳳恩笑，孟泰精神老更青。」注釋寫道：「老孟泰在群英會中會見了老戰友李鳳恩。為了在武鋼推廣快速出鋼法，李鳳恩說要向'娘家』'取經』；老孟泰說：'不分鞍鋼或武鋼，全國只有一個鋼，我們要保住這個「大鋼」不斷躍進才對！』兩人愈談愈高興。」1959年12月，鄧拓寫了八首《香山小唱》，其中《爽心陀遠眺》寫道：「半山獨立爽心陀，瞬息風光變幻多。躍進京華新歲月，青春生命發狂歌。」諸如此類的作品，對「大躍進」的歌頌似乎很「由衷」。王均偉在《書生之外的鄧拓》中說：「讀這些詩篇，我有一個疑惑揮之不去：為什麼面對嚴峻的現實，鄧拓要寫這樣的詞句？是他沒有看到真實的面貌，還是他故意閉上了自己的眼睛？」「如果說他不了解真實情況，我萬難相信。首先他是黨的高級幹部，能夠看到當時的各種中央文件，實際上，在一些密級不高的文件里，從1959年起，就陸續出現了雲南、山東等地經濟困難的記載。其次，他作為北京市委的領導，北京的情況也應身有體會。第三，當時江、浙兩省的經濟困難也是掩蓋不了的，人民生活，物資供應，精神面貌，都在那兒擺著，怎麼會看不到呢？」[17]
王均偉文章說得不錯。鄧拓之所以寫下這些「大躍進」的頌歌，決非因為不了解真實情況。韋君宜的《思痛錄》中這樣回憶：從1959年冬開始，「北京已經買什麼都困難了，——食物匱乏的情況越來越嚴重。肉已斷檔，鮮菜也沒有了。有一段時間，我們家每天吃的是白米加白薯煮的飯，菜是醃菜葉，稍炒一炒。」到了1960年，「情況越來越壞了。北京郊區不斷傳來餓死人的消息，城裡人也出現了浮腫。我的嬸娘雙膝以下都腫了。人的肚子無法用氣吹起來，批判也不管事。於是各種辦法都出來了：提倡'再生菜』，就是把吃剩的白菜根用土埋在盆里，讓它再長出幾個葉子，可以吃；機關做'小球藻』，就是把池子裡的綠色漂浮物撈起來培養，也吃，據說有蛋白質。」「一切能進口入肚的東西都想絕了。我有個妹夫李××，當時任市政府副秘書長。他們竟想出一個奇特的辦法，想到廁所里的蛆是動物，有蛋白質，竟把蛆撈出來洗乾淨，試圖做熟了吃，考慮推廣。李××秘密地告訴我們，說他本人就親口試嘗過這種異味。」「後來，中央終於決定實行幹部食物補貼。——補貼辦法是十七級以上的每人每月糖一斤、豆一斤，十三級以上的每人每月肉二斤、蛋二斤，九級以上的每人每月肉四斤、蛋二斤。」[18]韋君宜夫婦都是在北京生活的高級幹部，丈夫楊述與鄧拓是經常唱和的好友，先任中共北京市委常委和宣傳部長，後任中國科學院哲學社會科學學部副主任，與鄧拓在官階上居同一層次。韋君宜夫婦耳所能聞目所能睹的事，鄧拓當然也能耳聞目睹；韋君宜夫婦所能經歷體驗到的，鄧拓當然也不會經歷體驗不到。所以，要說鄧拓不了解當時的實際情況，是完全說不過去的。
王均偉文章中說，鄧拓早年曾寫過學術專著《中國救荒史》，對災荒有過「深刻」的研究，理應對當時全國範圍內的大災荒有比別人更敏銳的感覺，這也言之成理。鄧拓1929年高中畢業後考入上海光華大學政治法律系，翌年肄業，參加左翼社會科學家聯盟，同年加入中國共產黨，從事地下活動。1933年在福州參加人民政府文化委員會的工作，1934年插班到河南大學歷史系就讀，開始研究中國經濟史。1937年出版的《中國救荒史》，是在大學畢業論文的基礎上寫成的。這是國內第一部系統地研究歷代災荒和救荒的學術著作。這本書初版時用的是文言文，1957年三聯書店重印時鄧拓將其改成了語體文。1986年北京出版社出版的四卷本《鄧拓文集》收入了這本《中國救荒史》。1998年9月，北京出版社又再版了該書的語體文版大字單行本。出版社在寫於1998年8月31日的「再版前言」中說：「鑑於當前嚴重的抗洪救災形勢，徵得了鄧拓夫人丁一嵐同志同意，現出版該書語體文版的大字單行本，以滿足廣大幹部、有關的研究人員、實際工作者及其他讀者的急需。」原來，出版社是為了指導當時的救災而特意出版了《中國救荒史》的大字本。如果說1998年的救災「急需」鄧拓的這本《中國救荒史》，那麼，50年代末60年代初的三年災荒，就更用得著鄧拓的這本書。別人或許記不起這本書，但鄧拓自己總該記起它。作為一個系統地研究過中國歷史上災荒與救荒者，鄧拓理當比別人對這場罕見的大災荒有更清醒的預見和更深刻的認識。例如，在這本書的「緒言」里，鄧拓曾這樣給「災荒」下定義：「一般地說，所謂'災荒』乃是由於自然界的破壞力對人類生活的打擊超過了人類的抵抗力而引起的損害；而在階級社會裡，災荒基本上是由於人和人的社會關係的失調而引起的人對於自然條件控制的失敗所招致的社會物質生活上的損害和破壞。」如果這樣的定義是成立的，那麼，當時的災荒不正是「人和人的社會關係的失調」而引起的麼，不正是決策者隨心所欲地改變生產關系所招致的麼。按理，當這種「人和人的社會關係」開始「失調」時，當既有的生產關係被妄加改變時，鄧拓就應該能預見到災難的不可避免；而當災難觸目驚心地降臨時，鄧拓應當比別人更加痛心疾首。在這個意義上，鄧拓比別人更沒有理由昧著良心為「大躍進」唱讚歌。
但事實也是無情的。在這幾年間，鄧拓的確是唱著讚歌。1960年7月，鄧拓作江南之行，並寫了組詩《江南吟草》。在序言中說：「近於病後漫遊江南，到處氣象一新，令人鼓舞。躍進聲中，山川倍見壯麗，風物美不勝收。時有所感，輒成小詩。」於是，此時其實災荒已十分嚴重的江南，是「百里千家足稻粱」（《馬山觀田》），是「人天美景不勝收」（《游揚州》），是「建設樂園萬古傳」（《至雁盪山》）。
明白了鄧拓這幾年實際上一直唱著「大躍進」的讚歌，我們才能如實地評價他的《燕山夜話》和在《三家村札記》中的文章。
四
對「大躍進」的讚歌，對「大好形勢」的稱頌，是與中共中央的「口徑」相一致的，而《燕山夜話》和《三家村札記》也並不與中共中央的「口徑」相背離，或者說，鄧拓寫《燕山夜話》，寫《三家村札記》裡的那些文章，也仍然是在迎合中共中央的「口徑」。如果說《燕山夜話》和《三家村札記》與《江南吟草》一類的頌歌在「口徑」上有了不同，那首先是因為中共中央的「口徑」發生了變化。前面說過，進入1961年，迫於形勢的嚴峻，中共中央在政治、經濟和文化策略上進行「調整」；毛澤東在這段時間空前絕後地一再做自我批評，在他的帶動下，劉少奇、周恩來等也做自我批評；劉少奇、周恩來、陳毅、彭真等人更是在公開場合發表了頗有鋒芒、思想頗為「解放」的講話。中共中央新出台的政策、毛澤東、劉少奇、周恩來等人的言論，無疑意味著「口徑」的「調整」和更新，因而鄧拓們文章的面目、腔調也要隨著調整和更新。鄧拓於1961年3月開始寫《燕山夜話》，這正是《農村六十條》開始起草的時候。此前，中共中央已開了一系列會議，在醞釀著對政策的「調整」。作為高級幹部，鄧拓當然能及時知悉其中情形，並意識到毛澤東和決策層的態度有了改變，意識到中央有了新的「精神」。沒有這樣一個前提，很難設想鄧拓會在報紙上開設一個雜文專欄。鄧拓夫人丁一嵐關於《燕山夜話》和《三家村札記》有這樣的說法：
《北京晚報》創刊以後，老鄧從1961年起，為《燕山夜話》專欄撰稿。他提倡寫知識性雜文，力求把專欄文章寫得生動活潑，使讀者有所收益。當時，聽朋友們說，晚上，《燕山夜話》真的成了北京許多家庭在燈光下「夜話」和學習的資料。我把這些反映告訴老鄧，他也感到欣慰和鼓舞。他又約請吳晗同志和廖沫沙同志，一起在《前線》半月刊上開闢了《三家村札記》專欄，同樣受到讀者的歡迎。
就在《燕山夜話》專欄開闢不久，黨中央召開了七千人大會。毛澤東同志在會上號召發揚社會主義民主，發揚「三不主義」。老鄧響應毛澤東同志的號召，用筆來發言，把自己所見所聞所思寫出來。在《燕山夜話》和《三家村札記》的影響下，全國不少報紙刊物也都開闢了類似的專欄，一掃陳言現話八股腔，以平等的態度和讀者娓娓談心，傳播知識，交流思想，有助於驅除「一言堂」的沉悶空氣，推動了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局面。[19]
丁一嵐對《燕山夜話》和《三家村札記》寫作動機和社會效果的說明，應該認為是符合實際的。鄧拓寫《燕山夜話》是為順應新的中央「口徑」，是為配合新的中央政策。而「七千人大會」的召開，則使得「調整」的局勢更加明朗，使得「口徑」的變化更加巨大。作為「文化戰線」上的高級幹部，鄧拓當然覺得有義務加大配合新的政策的力度，於是，在1961年9月，又約請吳、廖二人一起來寫《三家村札記》。所以，把《燕山夜話》和《三家村札記》與鄧拓的《江南吟草》一類作品割裂開來，認為《江南吟草》一類作品是鄧拓作為「政治家」對「口徑」的迎合，而《燕山夜話》一類作品則顯示了鄧拓作為「書生」的情操，那是很大的誤解。《從天安門到全中國》也好，《江南吟草》也好，《燕山夜話》和《三家村札記》也好，都表明了鄧拓作為一個有知識有文化並且「管理」知識和文化的「政治家」與毛澤東和中央「口徑」的一致，都是鄧拓在努力為現行政治服務。不了解這一點，就不能理解鄧拓為何在臨死前認為自己是「冤沉大海」。[20]寫《從天安門到全國》和《江南吟草》時自不待言，寫《燕山夜話》和《三家村札記》時，也仍然是作為「政治家」的角色意識在主宰著鄧拓，所謂「書生意氣」，即便有的話，也是微乎其微的。
《燕山夜話》和《三家村札記》所提倡的，往往也是其時的毛澤東和中共中央所提倡的；《燕山夜話》和《三家村札記》所反對的，也正是其時的毛澤東和中共中央所反對的。《燕山夜話》和《三家村札記》雖然對「大躍進運動」中的某些具體現象作出了批判，但卻並沒有從根本上否定「大躍進」，相反，一些文章仍然表現出一種「大躍進精神」和「大躍進思維」。這也與當時的主流觀念是一致的。毛澤東和中共中央雖然對「大躍進」時期的一些政策作了「調整」，但並沒有從根本上否定這場運動，即便在「七千人大會」上，總路線、大躍進和人民公社這「三面紅旗」仍然是被肯定的。「會上對'三面紅旗』仍然是完全肯定的。大家都小心翼翼地把握這個大前提，不敢越雷池一步。因而，'七千人大會』總結經驗教訓，糾正錯誤，就不能不是初步的，沒有也不可能從根本上否定'左』的指導思想。」[21]鄧拓們在寫《燕山夜話》和《三家村札記》時，自然也「小心翼翼地把握這個大前提」。實際上，在寫作《燕山夜話》和《三家村札記》的同時，鄧拓也仍在寫「三面紅旗」的頌歌。1961年12月，鄧拓寫了四首《畫意歌聲》，都是題當時一個畫家的畫稿，其中《太湖漁村》寫道：「五湖風雨晚來晴，天際飛帆雁陣輕，眼底漁村繞畫意，千秋公社送歌聲。」《燕子磯新貌》則寫道：「翠壁丹崖傍水濱，十年面目已全新。舊時血淚都拋盡，燕子歸來報早春。」1961年冬，鄧拓還寫了《看吳作人等東北採風畫展》：「畫外無窮意，白山黑水長。昔年邊塞地，今日稻粱倉。躍進經三載，紅旗舉八荒。熱情調彩筆，點染好風光。」1962年2月，鄧拓寫了組詩《南遊未是草》，腔調、「口徑」與1960年7月的《江南吟草》沒有什麼差別。例如其中《詠沙村公社》寫道：「大理光榮五朵花，銀蒼玉洱老農家。高原萬里東風早，公社千秋眾口夸。勞動英雄多後繼，青春兒女燦朝霞。但求生產經營好，歲歲豐收願不賒。」（鄧拓此番「南遊」游的是兩廣和雲南一帶）在一些人看來，這些詩作與同時寫下的《燕山夜話》和《三家村札記》相矛盾，但在鄧拓那裡，二者並不矛盾，——它們本來就不矛盾。
鄧拓的《燕山夜話》共150多篇，在《三家村札記》中則寫了18篇。這些文章，絕大多數並無什麼鋒芒，或者說，都離「政治」很遠。其中的《大膽練習寫字》、《交友待客之道》、《談「養生學」》、《養牛好處多》、《中醫「上火」之說》、《三七、山漆和田漆》、《握手與作揖》、《大豆是個寶》、《多養蠶》、《談談養狗》、《養貓捕鼠》、《白開水最好喝》一類文章，簡直可以說頗為瑣屑，甚至不妨說有些無聊。如果考慮到其時的民不聊生，就不能不讓人想起魯迅在《小品文的危機》一類文章中對周作人、林語堂的批評。這類看起來遠離「政治」的文章，能夠彌合和安定人心，能夠不知不覺間消除人們心中的火氣，所以，實際上又能十分巧妙地為現實政治服務。鄧拓們寫《燕山夜話》和《三家村札記》，主要目的是要向讀者傳授知識。他們寫下的絕大多數文章，也的確像是中小學教師的講義。面對飢腸轆轆的讀者大談養牛養狗養貓養蠶一類知識，似乎有意在以「精神食糧」代替窩窩頭與糠菜團。——說《燕山夜話》和《三家村札記》多少起了「幫閒」的作用，不知是否有些過分？
《燕山夜話》和《三家村札記》所提倡和所批評的，往往都能從毛澤東的講話、指示和中共中央的文件中找到理論和政策依據。在當時的糾「左」和「調整」過程中，毛澤東多次強調「讀書」，1958年11月9日更寫了《關於讀書的建議》[22]。雖然毛澤東一般是要求讀特定的幾種書，但卻使當時的人們認識到，「要經常讀一點書」[23]。於是，我們在《燕山夜話》中就一再讀到對讀書的呼籲和對讀書方法的談論。《燕山夜話》的第一篇《生命的三分之一》，就是倡議人們利用夜晚的時間讀書。在這時期，毛澤東極力強調「調查研究」的重要，號召「大興調查研究之風」。也正在這時，毛澤東找到了30年前寫的《關於調查工作》（即《反對本本主義》）一文。此文寫於1930年春，是針對當時的所謂「教條主義」而寫的。在戰爭年代文章失散，據說毛澤東多年尋找未得。1959年「中國革命歷史博物館」建館時，到各地徵集「革命文物」，在福建的龍巖地區發現了該文的石印本[24]。在這篇文章中，毛澤東說：「你對於那個問題不能解決嗎？那末，你去調查那個問題的現狀和它的歷史吧！你完完全全調查明白了，你對那個問題就有解決的辦法了。一切結論產生於調查情況的末尾，而不是在它的先頭。」「調查就像'十月懷胎』，解決問題就像'一朝分娩』。調查就是解決問題。」這篇文章在這個時候「重現江湖」，對於毛澤東來說有如神助。這能顯示他的「一貫正確」和先見之明，從而能夠緩解他的現實困窘。如獲至寶的毛澤東，將此文加上按語，印發給參加有關會議的人員[25]。在1961年3月的廣州工作會議上，通過了《中共中央關於認真進行調查工作給各中央局，各省、市、自治區黨委的一封信》，毛澤東的《關於調查工作》一文則作為該「指示信」的附件，發到縣、團級黨委[26]。在這期間，毛澤東將多名身邊工作人員派下去調查，劉少奇、周恩來等人則親自下鄉調查。明白了這種情形，就能明白鄧拓們為何在《燕山夜話》和《三家村札記》中屢次強調「調查研究」的重要。例如，《燕山夜話》中的《變三不知為三知》，就是強調要通過「調查研究」知曉事物的起源、發展和結果。這樣的文章，就完全是對毛澤東的響應。甚至鄧拓們對某些很具體的問題的論說，也能從中共中央當時的條文中找到「合法性」。例如，《燕山夜話》中有一篇《青山不改》，是強調對山林要注意「保護」，要合理「砍伐」，不能「濫伐森林」。這在今天看來，很難能可貴，但也並非鄧拓的「獨出心裁」。當時，劉少奇、陶鑄等人在「調查研究」中發現「大躍進」對森林資源的嚴重破壞，於是便在《農村六十條（修正草案）》中加了保護山林的條款，並制定了《林業十八條》這樣的專門文件[27]。可以說，《青山不改》這樣談論很具體問題的文章，也是在宣傳中央政策。何況，《青山不改》只是在正面強調保護山林的重要，並沒有直接說到現實中對森林的破壞。
由於「大躍進」本身並未被否定，所以「大躍進思維」在「調整」時期仍然有市場。《燕山夜話》和《三家村札記》中的有些文章，就仍表現了一種「大躍進思維」。以《燕山夜話》為例，其中的《不怕天》、《糧食能長在樹上嗎？》、《金龜子身上有黃金》這類文章，就仍是「大躍進式問題意識」的產物。例如，《不怕天》強調「革命的人民是一切都不怕的，首先是不怕天」，鼓吹「天不可怕，人能勝天」，這是典型的「大躍進話語」。再如《糧食能長在樹上嗎？》，談論的也是在「大躍進」時期才成為「問題」的問題。文章說：「隨著科學技術的進步，我們完全可以相信，會有這樣的日子到來。那時候，不但樹上能夠長出糧食，而且到處都可以長糧食。無論高山、平原，麥子像野草一樣，年年自己生長；甚至種莊稼可以不必土地，只要有水就行。許多在現時看來如同神話一般的事情，到那時候都將變成極其平常的普遍現象。這樣的日子距離現在大概也不會太過於遙遠了吧。」「外國人往往把巧克力當作高級的乾糧，殊不知我國古代人以栗子為乾糧，其好處決不下於巧克力。」「我們如果能夠利用所有的荒野童山，普遍地種植栗子樹和棗樹，讓這些樹林長滿了富有營養價值的糧食，夠多麼美妙啊！」這樣的文章，表現的也是典型的「大躍進」式的奇思妙想和胡思亂想，「大躍進」式的浪漫狂熱和弱智短視。
《燕山夜話》中的有些文章，還「左」得可怕，這在談論西方時表現得分外明顯。例如《「一無所有」的藝術》、《「無聲音樂」及其他》之類就如此。這幾篇文章都是從對西方現代藝術試驗的批判上升到對整個西方世界的批判。在《「一無所有」的藝術》中，鄧拓說：「這樣的藝術畢竟是太無聊了，它像是一種惡性的傳染病，迅速地瀰漫了西方世界，成為資本主義總危機發展新階段的不可救藥的痼疾。」「這真是資本主義世界的世紀末的悲哀啊！資本主義的末日就要到了。——呻吟於資本主義制度下的廣大人民必將得到真正的解放。」在《「無聲音樂」及其他》中也說：「這一切證明了西方資本主義社會生活的極端空虛和無聊。在那裡，生活本身就充滿著欺騙、胡混、死一般的沉寂。」在自己的國家到處啼飢號寒、每天都有大量的人「非正常死亡」時，還如此起勁地批判西方，不管是真心還是假意，恐怕都不能說是「書生意氣」使然吧？
五
鄧拓這時期確實寫過一些對「大躍進運動」中某些現象進行批判的文章，但在他這時期的全部文章中，所占比例並不大。如今經常被人提及並稱頌的，在《燕山夜話》中有《一個雞蛋的家當》、《王道和霸道》、《說大話的故事》、《兩則外國寓言》等；在《三家村札記》中則有《偉大的空話》、《專治「健忘症」》這幾篇。在《燕山夜話》和《三家村札記》之外，還有一篇《鄭板橋和「板橋體」》[28]也頗受今人重視。如果考慮到當時的政治形勢，就不難明白，這一類如今看來不同程度地具有批判鋒芒的文章，仍然是與主流「口徑」相一致的，仍然是對毛澤東講話和中央精神的宣傳和配合。當時的所謂「調整」，就是對此前的一些言行予以否定，而鄧拓的這些文章，只不過是跟在毛澤東講話和中共中央文件後面亦步亦趨。其批判的尖銳程度，甚至遠遠比不上毛澤東、劉少奇、周恩來等人的講話和中共中央的文件，與陳毅的講話相比，就更是小巫見大巫了。鄧拓的批判鋒芒集中於說大話空話假話。而對所謂「浮誇風」，當時毛、劉、周等人在各種場合都予以嚴厲的抨擊，在正式文件中也將反對「浮誇風」作為重點。所以，鄧拓對說大話空話假話的批判，完全應該視作是對「中央精神」的呼應。鄧拓的有些文章，看來今人對之有所誤解。例如《一個雞蛋的家當》，確有批判鋒芒，但恐怕所批判的並非「大躍進」式的妄想，而是另有所指。鄧拓臨死前寫了一封給中共北京市委的長信，為自己文章作了辯解。他說之所以寫《一個雞蛋的家當》，是有感於當時有些社隊又在搞「投機買賣」和「剝削行為」。[29]如果細讀原文，就會相信鄧拓對寫作動機的自述是真實的。這篇文章的核心，是對明人江盈科所著《雪濤小說》中那則故事的闡發。故事說：「一市人，貧甚，朝不謀夕。偶一日，拾得一雞卵，喜而告其妻曰：我有家當矣。妻問安在？持卵示之，曰：此是，然須十年，家當乃就。因與妻計曰：我持此卵，借鄰人伏雞乳之，待彼雛成，就中取一雌者，歸而生卵，一月可得十五雞。兩年之內，雞又生雞，可得雞三百，堪易十金。我以十金易五牸（母牛），牸復生牸，三年可得二十五牛。牸所生者，又復生牸，三年可得百五十牛，堪易三百金矣。吾持此金以舉債，三年間，半千金可得也。」鄧拓如果僅僅批判這個市人不切實際的空想，那還可以認為是在對「大躍進精神」的嘲諷。但對這個故事，鄧拓又作了這樣的闡發：「更重要的是，他的財富積累計劃根本不是從生產出發，而是以巧取豪奪的手段去追求他自己發財的目的。」「如果要問，他的雞蛋是從何而來的呢？回答是拾來的。這個事實本來就不光彩。而他打算把這個拾來的雞蛋，寄在鄰居母雞生下的許多雞蛋里一起去孵，其目的更顯然是要混水摸魚，等到小雞孵出以後，他就將不管三七二十一，抱一個小母雞回來。可見這個發財的第一步計劃，又是連偷帶騙的一種勾當。」「接著，他繼續設想，雞又生雞，用雞賣錢，錢買母牛，母牛繁殖，賣牛得錢，用錢放債，這麼一連串的發財計劃，當然也不能算是生產的計劃。其中每一個重要的關鍵，幾乎都要依靠投機買賣和進行剝削，才能夠實現的。這就證明，江盈科描寫的這個'市人』，雖然'貧甚』，卻不是勞苦的人民，大概是屬於中世紀城市裡破產的商人之流，他滿腦子都是欺詐剝削的想法，沒有老老實實地努力生產勞動的念頭——」讀了這樣的議論，我們沒有理由不相信，鄧拓寫此文確是為了批判當時「投機倒把」的「剝削行為」，甚至不妨說，它是後來「四清」運動的先聲。將此文看成是對「大躍進精神」的否定，實在是今人善意的一廂情願。
再如《專治「健忘症」》，一些海外學者認為是在批評毛澤東，也是在望文生義。鄧拓的好友楊述曾私下對家人說，鄧拓寫的「健忘症」並非指向中央，他親耳聽鄧拓說過。[30]還有一事亦可佐證海外學者對此文的理解是「誤解」。當時在鄧拓身邊工作的蘇雙碧回憶說：「我還記得，當時有一篇短文，提出吳晗發表《海瑞罵皇帝》一文是影射的事，有人將這篇文章送給鄧拓，鄧拓同志看了神情很嚴肅，好久沒有說出話來。他那一剎那的神情至今回想起來還像是在眼前。一位堅強的無產階級戰士，正面臨著一場嚴肅的挑戰，是非被歪曲，黑白被顛倒，'海瑞罵皇帝』這是歷史事實，可吳晗並沒有也不會'罵皇帝』的。」[31]當有人說吳晗在「罵」毛澤東時，鄧拓一瞬間的「神情」令親見者數十年後仍覺如在「眼前」，可見那「神情」的確有著異樣的「嚴肅」，而在這「嚴肅」里，應該包含著恐怖。鄧拓非常清楚，被指控為「罵皇帝」意味著什麼。既然對吳晗的被指控為「罵皇帝」，鄧拓都感到了恐懼，他自己怎麼會如此「惡毒」地「罵」起「皇帝」來呢？還有《鄭板橋和「板橋體」》一文也值得一辨。今人之所以重視此文，其實只因為其中有這樣幾句話：「我認為學習'板橋體』的最重要之點，是要抓住'板橋體』的靈魂。什麼是'板橋體』的靈魂呢？我以為它就是在一切方面都要自作主人、不當奴才！」這話自然說得很「痛快」。將其理解成是在反對「個人崇拜」、批判「現代迷信」，也沒有什麼不可。但要說這種理解就符合鄧拓寫此文的初衷，恐怕也是在強加於人。鄧拓這幾句話，本是對鄭板橋原話的引伸和發揮，表達的是對「鄭板橋精神」的理解。而鄧拓之所以作這種發揮，應該與當時中蘇兩黨的論戰有關。60年代初期，也是中共和蘇共兩黨的爭吵進入白熱化時期。1963年6月17日，中共中央公開發表《關於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總路線的建議》，這是對蘇共中央3月30日來信的覆信，共有25條。「其中第二十一條論述社會主義國家之間的關係。文件指出，社會主義國家之間的相互關係，必須建立在完全平等、相互尊重領土完整和尊重國家主權和獨立、互不干涉內政的原則基礎上——每一個國家主要依靠自力更生。藉口所謂單幹、所謂民族主義，反對兄弟國家執行自力更生的方針，這是大國沙文主義。反過來，藉口國際分工專業化，把自己的意見強加給兄弟國家，損害別的兄弟國家的獨立主權，損害別的兄弟國家的人民利益，這也是大國沙文主義。」「第二十二條論述兄弟黨關係的準則。文件認為，——一個黨把自己置於其他兄弟黨之上，干涉兄弟黨內部事務，在兄弟黨關係中實行家長制，把自己一個黨的綱領、決議當作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共同綱領強加給別的兄弟黨，破壞協商一致的原則，用少數服從多數來強行推行自己的錯誤路線，搞宗派主義和分裂主義活動，都是錯誤的。」[32]1963年9月6日，著名的「九評」中的「一評」《蘇共領導同我們分歧的由來和發展》在《人民日報》發表，在11月底前，共發表了「五評」。這些文章的一個重要觀點，就是反對蘇共以「老子黨」自居而視其他國家的共產黨為「兒子黨」，或者說，是要反抗蘇聯的「大國沙文主義」。鄧拓作為分管意識形態的高級幹部，在這樣的時候說出「在一切方面都要自作主人，不當奴才」這樣的話，我以為，也應理解成是對中蘇論戰的配合。說得直白些，這幾句話即便有著現實的政治指向，也是對著赫魯雪夫而不是對著毛澤東說的。鄧拓是「毛澤東主義」最早的宣傳者，是第一部《毛澤東選集》的主編出版者。在神化毛澤東的歷史過程中，鄧拓可謂立下了汗馬功勞。在寫《鄭板橋和「板橋體」》這類文章的同時，鄧拓仍在唱著毛澤東的頌歌。例如，寫於1962年2月的組詩《南遊未是草》，第一首便是《謁毛主席農運講習所》：「平生一念為工農，講學珠江賴啟蒙。考察湖南新說立，深謀宇內幾人同？井岡割據千秋業，革命長征萬里通。建設奠基天下計，東方大地起雄風。」如果《鄭板橋和「板橋體」》一類的文章是在反對對毛澤東的個人崇拜，又怎樣理解鄧拓同時宣揚的對毛澤東的個人崇拜？我注意到，在《人民畫報》1963年第6期上，鄧拓發表了《令人懷戀的灕江》[33]一文，在歌頌灕江自然景色的同時，鄧拓也寫道：「顯然，這個地方的經濟和文化都是相當發達的。特別是解放後的今天，我們到處可以看見，灕江之美不僅在於山水，更重要的是如此美妙的山水間，生活著可愛的人民。現在，在人民公社化的優越條件下，這裡的人民生產建設積極性日益提高。他們進行農業、林業、漁業和各種副業生產，一年四季都可獲得豐富的收成。」這真堪與賀敬之同時期的詩歌「名篇」《桂林山水歌》相媲美了。
六
鄧拓年方18歲時即加入了中國共產黨，可以說，他是在生命還很稚嫩的時候便高度政治化了的。中國古代文化、中國化了的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這三者組成了鄧拓基本的思想資源和精神視野。說60年代初的鄧拓張揚「西方式的自由主義價值觀」，鄧拓九泉有知，或許會視為「天大的冤枉」，因為何為「西方式的自由主義價值觀」，恐怕鄧拓並不瞭然。海內外的一些人今天對《燕山夜話》和《三家村札記》的解讀，實際上在相當程度上與姚文元們當初的文章走到了一起，或者說，不知不覺間，在事實判斷上，認同了姚文元們當初對鄧拓們的批判。這豈不意味著，對姚文元們的文章，也要「重新認識」？
當然，《專治「健忘症」》這樣的文章，《鄭板橋和「板橋體」》中的那幾句話，是否在當時引起了毛澤東的誤解並令他銜恨，不得而知。但「文革」的發動之所以拿吳晗、鄧拓這幾人祭旗，目的是以此為突破口摧毀北京市委。吳晗、鄧拓們首當其衝，恐怕主要不在於他們寫了《海瑞罷官》、《燕山夜話》、《三家村札記》這些東西，而在於他們占據著北京市的要職。這也可謂是「匹夫無罪，懷璧其罪」。這一層，早已是常識了。時任中共北京市委宣傳部長的李琪，在批判「三家村」的運動開始後，私下裡對妻子李莉說：「這次運動是對準彭真和北京市委來的。」[34]「姚文元的評《海瑞罷官》的發表，是毛澤東發動'文化大革命』的重大戰略部署。因為拿吳晗開刀是指向'三家村』、指向北京市委和彭真的最好突破口。」鄧拓和吳晗都是《三家村札記》專欄作者，抓出吳晗，自然也就抓出鄧拓。在江青、張春橋的日程表上，批判鄧拓和批判吳晗幾乎是在同一時間表上。曾經是中央文革小組成員的穆欣同志，他在近作《劫後長憶》一書中寫道：「從批判吳晗《海瑞罷官》開始，進一步以鄧拓為突破口，鋒芒直指彭真。江青當時就興高采烈地說：'一個吳晗挖出後面就是一大堆啊！』」——[35]挖出彭真當然也不是最終目的，彭真後面還有鄧小平、劉少奇。所以，鄧拓、吳晗的被用來祭旗，實在並不因為他們寫了什麼東西。當時的北京市委宣傳部長李琪的命運可以作為一種反證。1966年5月17日，戚本禹在《人民日報》發表文章指控鄧拓是「叛徒」的同時，也點名批判了李琪，此後，「全國的報紙和電台都開始批判他，——李琪想不通，滿腔悲憤，於7月10日晚結束了自己的生命」。[36]李琪是繼鄧拓之後又一個自殺的北京市委要員，而他並未罵過「健忘症」，也沒有歌頌過海瑞和鄭板橋。
曾在鄧拓領導下的《人民日報》工作的袁鷹這樣回憶鄧拓：「特別使我至今念念不忘的，是他那許多由於報紙宣傳需要的急就章。一個重大的政治事件，一個重要的節日，一項急促的宣傳任務，報紙往往需要組織相應的版面，包括文藝副刊在內。這也是我們無產階級報紙的傳統。這類約稿，時間的要求很急，常常不容許作者反覆推敲。因此，有些作者視為畏途，有的也的確不願意或不屑於撰寫這類詩文。但也有不少作者，的確是滿腔熱情地、誠心誠意地支持報紙的宣傳，樂於寫這類'遵命文學』的。最使我們感佩，並且經常稱頌的是郭沫若同志。鄧拓同志也是這樣的詩人。他離開報社去當北京市委書記以後，仍然同我們保持經常的聯繫，有什麼要求，寫封短簡，或者晚上給他宿舍打個電話，一般都是有求必應，按期交稿。元旦或過年的副刊版面，要登一首詞，而且最好用《慶春澤》、《東風第一枝》、《春風裊娜》這類不常用的詞牌（純粹因為詞牌的名字），按說實在有點違反常情，用現在的話說，不符合文藝創作規律。但是鄧拓同志理解我們副刊編輯的用意，從不'還價』，總是欣然命筆。」[37]這裡描繪的鄧拓，就接近鄧拓的本來面目了。作為一個高度政治化的知識分子，鄧拓是樂於寫「遵命文學」的。《燕山夜話》和《三家村札記》中的文章，也應作「遵命文學」看。
姚文元等人批判鄧拓的文章發表後，全國掀起了批判鄧拓等人的高潮。廣大「革命群眾」對鄧拓們噴射出滿腔怒火，必欲食肉寢皮而後快。對「革命群眾」的這種情緒，鄧拓表示了極大的理解：「群眾是對的。既然宣布我反黨反社會主義，那就是敵人，他們當然理應表示憎恨。群眾從來是相信黨、相信黨報的。」[38]當過10年《人民日報》掌門人的鄧拓，在批《武訓傳》、批胡風、反「右」等運動中，一次次地簽發過批判材料和文章，並一次次立竿見影地激起過「革命群眾」對批判對象的憤恨。如今，「人為刀俎，我為魚肉」了，對那副刀俎的厲害，他倒比別人多一分理解。
在寫給中共北京市委的遺書的最後，鄧拓呼喊道：
作為一個共產黨員，我本應該在這一場大革命中經受得起嚴峻的考驗。遺憾的是我近來舊病都發作了，再拖下去徒然給黨和人民增加負擔。但是，我的這一顆心，永遠是向著敬愛的黨，向著敬愛的毛主席。
我要離開你們的時候，讓我們再一次高呼：
偉大、光榮、正確的中國共產黨萬歲！我們敬愛的領袖毛主席萬歲！偉大的毛澤東思想勝利萬歲！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的偉大事業在全世界勝利萬歲！[39]
我相信，這是鄧的心聲。
注釋：
[1]此處指鄧拓在《燕山夜話》中發表的《為李三才辯護》一文。但原文中並無「余難自抑，欲以帛百端盡述余之苦」一類的話。
[2]以上關於鄧拓的評述，J·R·麥克法夸爾和費正清編著的《劍橋中華人民共和國史（1949—1965）》，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0年版第468—472頁
[3]P·特里爾：《毛澤東傳》，河北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340頁
[4]見P·特里爾《毛澤東傳》中「出版者的話」，河北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5]見P·特里爾《毛澤東傳》中作者寫的「中文版序」，河北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
[6][17]王均偉：《書生之外的鄧拓》，載《南方周末》2003年7月24日。
[7]見薄一波《若干重大決策與事件的回顧》下卷，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93年6月第一版第806頁
[8]指所謂「深翻土地」，當時認為深翻土地可大增產。
[9]高淳、奉賢的情形，見宋連生《總路線、大躍進、人民公社化運動始末》，雲南人民出版社2002年1月版第289頁
[10]以上所敘信陽地區的情形，見宋連生《總路線、大躍進、人民公社化運動始末》，雲南人民出版社2002年1月版第298—300頁
[11]見羅平漢《農村人民公社史》，福建人民出版社2003年1月版第193頁
[12]見羅平漢《農村人民公社史》，福建人民出版社2003年1月版第194頁
[13]這期間的政策制定情況，參見薄一波《若干重大決策與事件的回顧》（下卷）中有關敘述，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93年6月第一版
[14]彭真的發言和毛澤東的自我批評以及薄一波的評說，見薄一波《若干重大決策與事件的回顧》下卷，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93年6月版第1026—1029頁
[15]見薄一波《若干重大決策與事件的回顧》下卷，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93年6月版第999頁
[16]鄧拓：《從天安門到全中國》，原載《新觀察》1958年第19期，收入《鄧拓散文》，人民日報出版社1982年版
[18]見韋君宜《思痛錄·「反右傾運動」是反誰》，北京十月文藝出版社1998年5月版
[19]丁一嵐：《憶鄧拓》，載《新聞戰線》1979年第1期
[20]見丁一嵐《致「三家村」作者亡靈的祭文》，收入《書生累》一書，海天出版社1998年7月版
[21]薄一波：《若干重大決策與事件的回顧》下卷，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93年6月版第1045頁
[22]見《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7冊，中央文獻出版社1992年版
[23]薄一波：《若干重大決策與事件的回顧》下卷，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93年6月版第840頁
[24]見羅平漢《農村人民公社史》，福建人民出版社2003年1月版第211—212頁
[25]見薄一波《若干重大決策與事件的回顧》下卷，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93年6月版第903頁
[26]見薄一波《若干重大決策與事件的回顧》下卷，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93年6月版第905頁
[27]見薄一波《若干重大決策與事件的回顧》下卷，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93年6月版第933頁
[28]此文於1963年11月發表於《光明日報》，收入《鄧拓散文》，人民日報出版1980年11月版
[29][38][39]見袁鷹《玉碎》，原載《報導文學》1986年第5期，收入《書生累》，海天出版社1998年7月版
[30]見韋君宜《思痛錄》，北京十月文藝出版社1998年5月版第131頁
[31]蘇雙碧：《沙灘問史》，廣西人民出版社1999年5月版第10頁
[32]吳冷西：《十年論戰》，中央文獻出版社1999年5月版第587—588頁
[33]此文收入《鄧拓散文》，人民日報出版社1980年11月版
[34][36]李莉：《李琪在「文革」發動前後的日子裡》，載《百年潮》2003年第8期
[35]蘇雙碧：《沙灘問史》，廣西人民出版社1999年5月版第29頁
[37]見《鄧拓詩詞選·附錄》，人民文學出版社1979年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