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6年5月23日，田家英自縊身亡。在自殺當天早上，田家英曾在家中密會了朱德秘書何均。當時田家英的表現十分詭異。事後，何均只追憶出田家英當時說的最後一句話：「士可殺而不可辱。」本文摘自2010年10月9日《羊城晚報》，作者王凡，原題為《田家英之死》。
1952年，毛澤東秘書田家英與夫人董邊、女兒曾立合影（圖源：小莽蒼蒼齋清代學者書法展）
田家英死於1966年5月23日，是「文革」開始繼鄧拓之後的第二位犧牲者。
田家英是含冤而死，這一點沒有疑問；田家英死於自殺，這一點也沒有疑問———無論是在官方還是在家屬那裡。
但是，近來有境內外雜誌卻另有說法，認為田家英死於他殺，並言之鑿鑿地拿出了「中共中央組織部」、「中共中央檔案局」等權威部門的檔案文件為證，令人莫辨真偽；一時間網絡上沸沸揚揚，議論紛紛，連百度「田家英」詞條上都赫然斷定「關于田家英的死疑點頗多，官方披露是自殺，但現在越來越多的資料證明是他殺……」
那麼，歷史真相究竟為何？
田家英（1922-1966年），四川省成都市新都區人。本名曾正昌。
1937年，15歲的田家英奔赴延安。他首先入陝北公學，第二年畢業留校成為最年輕的近代史教員。他當時給《解放日報》寫了許多雜文，其中千把字的《從侯方域說起》一文，毛澤東讀後非常欣賞。1946年，毛岸英從蘇聯回國時，中文基礎較差，毛澤東便讓與自己長子同歲的田家英，在工作之餘來當兒子的文史教員。
1948年，老秘書胡喬木推薦田家英做新秘書。從此，這位26歲的「家教」深得毛澤東信任。他除一直任主席秘書外，還兼任中央政治研究室副主任、中央辦公廳副主任。
當時在毛澤東身邊，田家英是管事最多的一人。他不僅掌管著毛澤東的個人存款、印章和親友的往來信件，還用十多年的心血為毛澤東建立起一個圖書館，由剛進城時的十個書架發展到上萬冊書籍。毛澤東寫文章和詩詞經常引用古籍，一般都要田家英查找和核對。在難得的閒暇中，他到榮寶齋等舊店鋪購買和搜集字畫，往往買回來先送到毛澤東那裡，兩人共同欣賞切磋。
1965年末，毛澤東在談話中提到了《海瑞罷官》的問題，田家英整理記錄時，認為這是有關文藝的插話，與談話主題無關，將這段話刪去。此事被江青和陳伯達抓住，安上「篡改毛著」罪名。
1966年5月22日，田家英被通知「停職反省」；第二天，他在毛澤東藏書室內飲恨自盡，離開人世，年僅44歲。
據說，毛澤東去世前不久曾懷念起這位跟隨了自己18年的秘書，嘆息著說了句：「田家英其實也沒有什麼問題。」
1980年，中共中央為田家英舉行追悼會，評價他：「是一個誠實的人，正派的人，有革命骨氣的人。他言行一致，表里如一。他很少隨聲附和，很少講違心話……」
令人驚悚不已的檔案
1994年，筆者與田家英子女合作，寫過一篇《永福堂內的一幕悲劇———一些老熟人對田家英最後歲月的追述》，對田家英之死有比較詳細的記敘。
然而這半年來，筆者連連收到幾篇標題雖不盡相同但內容幾乎如出一轍的文章，列出幾件所謂中共中央有關部門的檔案，從田家英系開槍自殺一步步演繹為被汪東興在得到高層授意後示意內衛槍殺，讀之讓人驚悚不已。
文章依據的所謂檔案有「中共中央組織部（外調一九七八－七－〇〇六六一二）號檔案」，「中共中央檔案局〔一九八〇-四-〇〇九〇一四〕號檔案」，「中辦〔一九八〇-五-〇〇七九七〕號檔案」三種。
且不說內文都沒有依照特定的格式，也沒有檔案原件的圖影為證，僅從雜亂無章的案卷編排，一看就讓人覺得可疑，編造者如能事先請教一下檔案專家，或許不致編得拙劣若此。
我們暫且先把檔案的可疑放置一邊不談。就其內容而言，所謂「中共中央組織部檔案」稱：「田家英接到中央要來人和他作最後一次挽救性談話的電話後，約一小時在寓所永福堂，用五四型手槍開槍自殺的。槍聲驚動了警衛。汪東興接獲警衛報告後，和內衛朱國華趕到現場，證實田家英已死。」
所謂「中共中央檔案局檔案」聲稱是汪東興的筆錄。其中寫道：「我接主席指示，要我到田家英寓所能否跟田談一下，不要走到反的一方，不能自拔。五月二十三日上午十時，我和內衛到永福堂田家英寓所，向田傳達了主席的關懷，問他有什麼想法？……當時氣氛激烈，內衛朱國華失控，朝田家英開了一槍。我即招呼警衛上前一看，田家英已死，隨即向主席、總理作了報告……」
所謂「中辦檔案」的記載最無規矩，更像是小說梗概：「華國鋒就有關檔案失落事件，在一九七八年七月，曾二次追問過汪東興。汪東興說：田家英當時從身上拔出手槍時，我暗示內衛下手的，否則我可能早已死了，今天你恐怕也不會在主席的位子上。」
三件檔案，三種說法。即田家英死於用手槍自殺、內衛失控誤殺、汪東興下令射殺，惟在田家英因槍擊而死這一點上都是一致的。在曾對田家英之死做過較多調查了解的筆者看來，三種說法無不與真相悖謬。
然而到網上一查，卻發現相似文章正被大量轉發傳播，難道說「謊言不可能走得很遠」在今天已經不是定律？
為此，筆者於近期再度尋訪了田家英之死的知情者及到過現場的人，並針對關于田家英死於槍擊的三種謬說，同他們做了更為詳盡的交談。本文的陳述，對1994年舊文做了較多補充，且對槍擊之說做了一些辨析。
5月22日下午，三人小組來到永福堂
1966年5月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在北京召開。會議進行到第10天，通過了標誌著「文革」興起的《五一六通知》：將彭（真）、羅（瑞卿）、陸（定一）、楊（尚昆）定為反黨集團；同時作出處理彭、陸、楊、田（家英）問題的部署，分別成立了針對上述四人問題處理的中央專案小組。儘管在《五一六通知》通過次日午夜，就發生了北京市委書記鄧拓服安眠藥自殺事件，但會議的部署，依舊按部就班地進行著。
5月22日，是個星期天。下午3時左右，以安子文為組長，王力、戚本禹為成員的中央三人小組，突然來到中南海永福堂田家英的寓所兼辦公室。行動帶著幾分神秘，事先沒有打任何招呼。
習慣於一邊散步一邊談事情的田家英，和秘書逄先知溜達到瀛台去了，只有妻子董邊在家中。
約莫半小時後，田家英回來了，看到客廳在座的幾個人，頗覺意外。這的確是個比較奇怪的組合：安子文，是當時中共中央組織部的部長；王力，時任中共中央對外聯絡部副部長，此刻已是能夠列席中央政治局會議的中央寫作班子成員；戚本禹，曾是田家英的下屬，原中央辦公廳秘書室的幹部，已調到《紅旗》雜誌近兩年。
安子文沒有讓董邊迴避，對她說：你也是高級幹部，坐下來一起聽吧。
他隨後照本宣科地說道：我們是代表中央的三人小組，現在宣布楊尚昆是反黨反社會主義的，田家英與楊尚昆關係不正常，要做檢查；中央認為田家英思想一貫右傾，決定田家英停職反省，交出全部文件，搬出中南海；中辦秘書室的工作由戚本禹負責。宣布後沒做什麼解釋，也沒容田家英說什麼。
據王力的回憶，安子文對田家英說：「中央認為你的錯誤是嚴重的，不適宜擔任現在的工作了，暫時由戚本禹負責。中央要你馬上把有關毛主席的手稿、文件、編進毛選的原稿、印的東西清理一下，全部交出來。」戚本禹回憶說，整個談話過程，安子文的態度是平和的，只是說田家英有錯誤，沒有說到《海瑞罷官》的問題，也沒有說要田家英搬出中南海的話。田家英當時流露出的表情是無奈和委屈。
戚本禹說他在田家英的家裡用紅機與汪東興通了話，告知安子文與田家英談話情況，要他派機要人員來協助清點文件。汪東興遂派中辦機要室機要員王妙瓊到場，還指派中央警衛團政治部辦公室主任張純協助戚本禹工作。
在戚本禹記憶中，王妙瓊大約是在下午四點鐘左右到永福堂，文件清點到五六點左右。安子文、王力先離開了，戚本禹隨後去了汪東興的辦公室。清點出文件文稿等交接時，戚本禹不在現場，是王妙瓊打電話告訴他的。但後來田家英親屬向王妙瓊詢問情況時，她回憶說，她到永福堂清點文件是後來的事，所謂「後來」，是指田家英去世之後。
從來人以後到整個晚上，董邊都在幫助田家英清點文件，包括代中央起草的各類文件稿、《毛澤東選集》第五卷文稿、以及田家英為研究黨史長年收集的中央領導同志在延安及各個時期的講話。
據董邊回憶，來人都走後，田家英和她仍在清理有關的文稿。田家英從抽屜里拿出一個紙質粗糙的小本子，內容是胡喬木在延安記錄的周恩來在整風時期的講話，建國初田家英從胡喬木那裡借來筆記，並讓董邊謄錄了一份。他對董邊說：「這個交不交？交了是不是會連累你？」董邊說：「交，我不怕。」田家英特意在董邊眼前舉了舉，才放進要上交的文件堆中。
稍稍休息後，田家英打開了一個此前瞥了好幾眼，卻一直沒有打開的精製的藍布面盒子，裡面裝的是毛澤東的墨跡。
一張張一頁頁，都裝裱得非常仔細、整整齊齊。這是他做毛澤東秘書後，一點點收集的。有的是毛澤東寫給他的，有的是毛澤東當他面寫下又準備棄置不要的，但他都沒有丟掉而是收集了起來。因為田家英酷愛毛澤東的書法，同時他認為這些文字說不定什麼時候會派上用場，例如毛澤東《七律·人民解放軍占領南京》，就是當年毛澤東寫出後感到不滿意扔掉，被田家英撿起保存下來的。沒有田家英的收集，世間將不會流傳下毛澤東這首氣勢如虹的佳作。
以往，田家英時常撫摸著精製的盒子對董邊說：「這是咱們的傳家寶，也是國寶。」此刻，他呆呆地盯著盒子，思緒異常複雜，是否也要把盒子交出去呢？游移之後，他把盒子放回原處。或許，他認為這不屬於「文件」；或許，他太珍愛它們了，不忍交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