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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見:習近平的戊戌之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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習近平處在"崛起"的氛圍之中,他要做大事,就要求有大權,而黨權、軍權,其實都是從國家權力變幻而出──行政權力被壓抑於黨權之下,或黨權凌駕於行政、立法、司法三權之上,實乃三權無法分立之際,國家權力只得幻化為黨權之身出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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戊戌之年,習近平如願修改憲法,取消國家主席連任限制,然後如願連任國家主席,而未來再次連任或多次連任,也已沒有體制性障礙。

同時,也一如人們所料,王岐山當選國家副主席。他卸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似乎是遵從"七上八下"之潛規則。不久,他以一個普通中共黨員身份,當選全國人大代表,引起廣泛注意。此後的事情就沒什麼稀奇的了──全國人大開會,他進入大會主席團,成為全球媒體鏡頭焦點,而在習近平連任後,他當選國家副主席。

此外,還有國家監察委員會,用來和中共的中紀委一起,對抗腐敗。

這戊戌之變,體現中國共和之路的坎坷,同時,也體現"黨天下"自身矛盾之新進展。

■黨權之側也須容國家權力安睡?

修改後的憲法,追隨"文革"中憲法的精神,將"中國共產黨領導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最本質的特徵"寫入正文,標誌著"黨天下"呈現螺旋式上升的勢頭

然而,恰在此時,取消國家主席、副主席連任限制,習近平連任國家主席,王岐山以普通中共黨員之身當選國家副主席,在體現習近平的耀眼成功的同時,看來也顯示出,表面之下潛藏著另一種傾向。

先前,在蘇聯的改革中有過一些變化,曾經以其蘇聯方式,顯示過這樣的傾向。

戈巴契夫領導蘇聯共產黨推動改革,走得十分艱難。漸漸地,他萌生出似乎不大尋常的念頭,要以新的方式,尋求更大更集中的權力。他在蘇共的全國代表會議上提出政治體制改革方案,當選為蘇聯最高蘇維埃主席團主席,然後在首屆蘇聯人民代表大會上當選為蘇聯最高蘇維埃主席。然而,戈巴契夫的目標,他的意圖,是實行總統制。終於,在蘇聯的(非常)人民代表大會上,他當選為蘇聯首任(也是末任)總統,成為第一位兼任手握行政大權的國家元首的蘇共黨魁。

此前,列寧史達林赫魯雪夫曾擁有類似的權力,但他們兼任的是部長會議主席,而赫魯雪夫下台後,蘇共中央決定,黨的領袖不再兼任政府首腦。勃列日涅夫等人兼任過最高蘇維埃主席團主席,那只是名義上的國家元首。

而戈巴契夫,要的是實權。通過實行總統制,他剝奪蘇共黨機構的經濟決策權,將實權轉移到政府首腦及各部首長手裡,而他自己是國家元首,政府執行他的決策。這樣,就可以繞開黨內保守勢力,在人民支持下推動改革進程。

當戈巴契夫在蘇聯人民代表大會上當選蘇聯最高蘇維埃主席之際,在黨內鬥爭中失利的葉爾欽當選為人民代表,並進入最高蘇維埃民族院,成為最高蘇維埃代表。然後,他宣布退出蘇共,在戈巴契夫當選總統一年多之後,他經歷俄羅斯民眾普選,當選為俄羅斯聯邦第一任總統。

這樣兩位總統出現,實際上已經顯示,蘇共或俄共正在失勢,新的政治過程正在展開。

習近平當然與戈巴契夫、葉爾欽完全不同,他也還沒有表明要在中國實行總統制的打算。不過,現實生活中的客觀規律,自有其令人難以抗拒的力量,它可以通過完全不同的方式而顯示其存在。

■在全球政治中施展權力

中國的國家主席,依照五四憲法的規定,有統率全國武裝力量的名義權力,到後來,這個權力沒有了,這個職位就更為虛化。因此,可以認為,修改憲法中國家主席連任限制的規定,沒有多少實際意義。

但是,習近平看來不這樣認為。

通常,付出如此的努力,執意忍受形象的損失,畢竟要有所求才對。倘若不修改憲法,而習近平要在連任兩屆中共中央總書記、中央軍委主席之後繼續連任下去,那麼,他很有可能如願連任,而且也成功連任國家中央軍委主席,但必須卸任國家主席,由另外一人擔任國家主席。這樣,就無法再維持所謂"三位一體"局面。

無論是否擔任國家主席,習近平的權力在國內基本不受影響,然而,人們察覺到,習近平在國際間活動,身份的改變,對他畢竟是有很大影響,因為他作為中共黨魁和中國軍隊統帥,缺了國家行政領導人的身份,就不那麼適合代表中國出席許多重大的政治、經濟事務的場合。

觀察人士直言不諱:若無法繼續連任國家主席,對習近平與中共的"全球野心",有實質性影響。

"全球野心",意味著中共的權力欲望在膨脹,而在其背後,可以看到全球化的影子。

而無論如何,這都要求,中共的領袖不僅要有黨內身份,也要有體現國家行政權力的身份,才能充分展現其國際影響力。

史達林死後,毛澤東一方面在蘇聯默許之下,企圖將亞洲納入中共的勢力範圍,為此,不惜以領土及相關利益為代價,從籠絡鄰國越南、朝鮮甚至印度入手,換取亞洲各國的支持、擁戴;另一方面,他雄心勃勃地試圖爭奪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領導權,不惜與蘇共撕破臉,不僅以理論、政論交鋒,而且也用槍炮威懾,進而對峙、交火。不過,他發動"文革",雖然默許所謂"全世界人民心中的紅太陽"的讚頌,在國際上,大體上還屬於防禦性的政治運動,因為他發覺,內部的政敵及其所謂"修正主義"對他更具威脅,而他晚年發誓不當國家主席,顯示出他在黨內權力鬥爭,特別是接班人問題上,已是頭破血流、心力交瘁。他在對外援助方面仍然習慣性地顯示大方的姿態,卻難以再度展現"全球野心"。

毛澤東身後,中共要從"文革"慘敗的境況中走出來,操心改革開放之事,到情況好轉而再露崢嶸,則遭遇民間反抗,釀成八九民主運動,於是悍然撕破偽裝而動用軍警大規模鎮壓。不料,此舉成為反面樣板,蘇聯與東歐"社會主義"國家不敢步中共後塵再冒天下之大不韙,致使"社會主義"陣營崩潰。中共舉目無親,只好縮起頭來"韜光養晦",一時間也就談不上"全球野心"了。

好不容易,歷經二十幾年,這樣夾起尾巴作人的尷尬狀態似乎熬到頭了。經過改革開放、享受到市場化的巨大好處,江胡兩代黨魁之後,習近平的底氣十足,野心再度膨脹。

與毛澤東當年一樣,習近平掌握權力時也是年近六十,但與毛澤東不同,他得到權力,但缺乏長期政治與軍事經歷的磨練,學識與閱歷都有明顯缺陷。他的雄心,他的膽魄,他的焦慮,他的恐懼,攪和在一起,而"普通一兵"雷鋒的那句名言,對他似乎更有極其現實的意義——須將有限的生命投入到無限的事業之中。

冷戰時的蘇聯,已是世界性強國,儘管經濟活力愈益萎縮,畢竟政治、軍事以及科研,實力堪稱雄厚。一方面,蘇聯領導人習慣於在國際舞台上活動,另一方面,受歐美政黨政治影響,黨政之間有分際,國家元首、政府首腦領導其相對獨立的行政系統。戈巴契夫與葉爾欽尋求黨系統之外的行政權力,乃因為那樣確實可以有所突破,可以打開局面。在這個意義上,他們尋求行政權力,是著眼於內,而非"全球野心"。

習近平則不同。人們普遍認為,連任國家主席,對習近平是象徵意義大於實際意義。這樣的看法有其意義,但是在全球化背景下,就有其局限性,而習近平,顯然更看重這連任舉動對其"全球野心"的作用:他不僅要在國際舞台上公開活動,還要"走近世界舞台中央",要以"中國智慧"、"中國方案",引領全世界的發展。

這很狂妄麼?當國家權力在手中開始變得實際,真正有了價值,那就不一樣了。

又一個"全世界人民心中的紅太陽",正在冉冉升起。

■國家黨化的波折

然而,這也意味著,全球化逐漸展開,中共"黨專政"的某種局限性,不可避免地暴露出來。

中共取得國家權力,逐漸顯出兩方面的變化,一是黨的國家化,一是國家的黨化。

這兩個方面,沒有明顯的界線,甚至相互重疊,但是仔細觀察,還是有必要加以區別。

中共成為執政黨,它自身的國家化進展很快。中國有長期的專制歷史,官僚機器相當發達,國家與官僚的意識在社會意識中根深蒂固。共產黨人奪取了權力,當了官,儘管理論上、名義上要"為人民服務",是所謂人民"勤務員",或曰"公僕",而現實之中,他們自然而然地就當官作老爺了。

國家的黨化,就複雜得多,緩慢得多。黨員再多,也不過千萬之眾,而且應該是多為出類拔萃之輩,而國民,則是幾萬萬之眾。況且,社會中有多個不同的領域,不同的行業,要完全黨化,並非易事。

更為複雜的是,黨權向國家權力擴展,或覆蓋國家權力,"橫看"是黨的國家化,"縱看"卻是國家黨化。王岐山"曲線歸來",國家監察委員會形同中紀委之下"翻版中紀委",以及"深化黨和國家機構改革"之際中宣部、統戰部等黨機構的權力伸展,此類變化,似可視為兩種變化之中間地帶,或曰"黨政合一",就很是微妙。

那麼,"共產黨領導",就是黨的國家化及國家黨化的同義語,其實質,即儲安平先生所謂"黨天下"。

國家黨化,亦即"黨天下",它的顯露,有一個逐漸展開的過程。

最初,共產黨國家的經典表述是:工人階級(通過共產黨)領導。亦即,工人階級領導,而非共產黨領導,是工人國家,或工農國家,而非黨國。

曾幾何時,這是共產黨國家的政治常識,如今,已恍若隔世。

無論共產黨的國家化,還是國家黨化,都意味著官僚化的發展。對此,毛澤東深為不滿。他隱藏起"虎氣","猴氣"十足,發動"文革",鼓動群眾造官老爺的反、小官造大官的反,此即原因之一。但是,"文革"風暴席捲一切,黨和國家都受到猛烈衝擊,毛澤東很快也看到其中的危險,就不能不顯露"虎氣"了。先是不同意上海奪權者建立"上海公社"而改變國家體制,繼而派工人和軍人占領一些全國性武鬥中影響較大的學校,毛澤東力挽狂瀾。當時響徹全國的口號,叫作"工人階級領導一切",大肆宣傳的是"工人階級必須領導一切,工人階級能夠領導一切",而"黨的一元化領導"是在局勢穩定之後,才逐漸響亮起來的。

這表明,共產黨的國家化已成現實,但是國家黨化,難度大得多,在一定的時候,還必須高唱"工人階級領導"的調子。這樣當然不行。

"文革"中的兩部憲法,都在正文裡規定了"共產黨領導",成為"工人階級領導"轉變或蛻變的信號,而"文革"之後,一方面,鄧小平提出所謂"四項基本原則",突出"共產黨領導",修改後頒行的憲法,則在正文裡刪除了這樣的內容。如此這般,折射著現實中的矛盾。

現在,"黨領導一切"再度高亢,"黨領導"再度進入憲法正文,同時,似乎沒有多少實際意義的國家主席連任的憲法限制,習近平下大力氣動員力量將其刪除。這位不識"寬農"而念曰"寬衣",不知"格薩爾王"而叨念"薩格爾王"的飽學領袖,如願獲得了原先限制之內的國家主席第二任期,更多任期尚在遠方,還只是依稀可見,而中共十九大上似乎"裸退"的王岐山,則以普通黨員身份當選國家副主席。

這顯然不象是俄國普京和梅德韋傑夫的故事,而是有幾分類似於戈巴契夫和葉爾欽的故事,儘管習近平和王岐山顯然都敵視戈巴契夫,對葉爾欽促使蘇聯解體也未必有什麼好感。

而國家監察委員會的組建,可以讓人們看到,共產黨倚仗著國家權力,塑造其自身為不受制約的權力,滋生出難以遏制的腐敗之勢,而習近平大張旗鼓地反對中共自身的腐敗,其手段,則是不受制約地運用黨權。這樣展開的博弈,到了矛盾尖銳化的地步,還是要在國家監察委員會名義下,直接運用國家權力。

黨權縱然強大,甚至背離"黨政分開"而"黨政合一",表象之下,終究只是國家權力演繹出某一變種,如此而已。

■國家黨化遭遇"增長的極限"?

市場經濟全球化,對中國有深刻影響,其經濟崛起,改變著世界的格局。

不過,中共很小心,一般只提"經濟全球化",謹慎地防範市場經濟全球化為基礎的更廣泛的全球化進程,特別是小心地避開或抵制民主政治全球化的國際趨勢。不過,它漸漸地看到,不無興奮地感覺到,它可以更多地利用全球化帶來的多元化的機會與空間,甚至可以在抵禦民主政治全球化的同時,創造性地為其威權政治全球化開闢道路。

自信之心油然而生,內里還是有深深的恐懼,因為,市場經濟之本性桀驁不馴,市場力量可以變幻出各種形式,甚至將政府控制力量為其所用。不讓它自由地展現其本相,它會衍生出奇怪之相,或魔鬼之相,黨政官僚羽翼下的權貴之尾大不掉,即為明證。

在市場經濟發展的必然性面前,狂妄大膽地展開計劃經濟及其體制的實驗,沒有塑造出馬克思學說理論判斷的社會主義,卻蛻變為新型專制社會的命運。不過,那時候,共產黨國家化、國家黨化,都還算是以"計劃化"為其經濟基礎。

改革開放,意味著市場化進程成為主導,而經濟基礎如此變化,國家黨化必然顯露出它維持過時上層建築的實質。即使在國內,它也導致矛盾尖銳化的趨勢,在國際社會,更難行得通。

但是,中共自有其辦法應對。

在國內,中共力圖控制市場化進程,即使面對最富於自由、個性之現代生產力,即網際網路經濟,它也祭出所謂"網絡主權",竭力對抗其自由發展的本性。中共對其承諾的改革無所作為,15年期限一到,即毫不臉紅地要求"自動"獲得市場經濟地位,似乎這種地位與其承諾之間毫無關聯。

在國際間,集大成者,即習近平倡導的所謂"一帶一路"。它借重國家之力而忽略市場主導,以金錢開闢道路而迴避通行的市場規則,為自己的過剩產能尋求單向疏解渠道,大規模輸出煤電企業而嚴重威脅人類治理氣候變暖的努力,美其名曰"合作共贏"。

昔日,"社會主義陣營"曾建立"經濟互助委員會"(經互會),運作長達數十年,以"國際分工"為名擴張蘇聯模式,促進成員國之間交流的同時,加強蘇聯對其它成員國的控制,形成不平等的政治經濟關係。中共的作為,所謂"一帶一路",很象是"經互會"在21世紀的翻版,中共在國內實施的市場控制,再現於國際市場。

顯然,國家黨化,如同一件緊身衣,力圖實現共產黨的黨政官僚機器對社會的全面控制。這件紅色衣衫,當它比較粗線條的時候,似乎還很有些韌性或彈性,而當它編織得越來細緻、越來越嚴密,看似天衣無縫之際,社會就難以忍耐。"緊身衣"終究力不從心,或者崩裂而一定程度上恢復某種粗線條狀態,或者厲行"編織"之志,直到它最後崩裂為一堆破爛布條。

這件"緊身衣"要穿到國際社會身上,本來就嫌小。習近平志向遠大,非要長久地擔任 中共國家主席,非要在國際舞台中央抖一抖這件"緊身衣"的威風,看來已是誰也攔不住了。

■"風煙滾滾來天半"

戊戌之變,其意義不僅在於"實際上存在的領導職務的終身制"又有復活之勢,而且在於,"全球野心"驅使之下,權力運用上要尋求突破。

當年毛澤東對國際性權力的爭奪遭受挫敗,但這爭奪本身,對中共有其意義,也就不論毛澤東人還在不在,中共之心,終究不死。習近平處在"崛起"的氛圍之中,他要做大事,就要求有大權,而黨權、軍權,其實都是從國家權力變幻而出──行政權力被壓抑於黨權之下,或黨權凌駕於行政、立法、司法三權之上,實乃三權無法分立之際,國家權力只得幻化為黨權之身出現。

戈巴契夫就任蘇聯總統,著手制定蘇聯作為國家聯盟的新規則,於是圖窮匕見,蘇共保守派發動政變而抗爭。危急之時,身為俄羅斯總統的葉爾欽振臂一呼,得到響應,顯示出民眾的力量,更顯示出加盟共和國的力量。聯盟的權力本來來自於加盟共和國。聯盟鑽進牛角尖,加盟共和國站出來,發出聲音,聯盟隨即解體。

同理,共產黨將國家權力塑造為黨國之權,越是到登峰造極的程度,越是到"領導一切"的地步,就越是會出現崩裂的跡象。

習近平悍然取消國家主席、副主席的連任限制,實現連任而欲再展宏圖,王岐山卸任中共高層職務而就任國家副主席,以及組建國家監察委員會等各種花樣,黨權擴張的勢頭不可謂不兇猛,不經意間,也顯露出另外的傾向。

一手導演了戊戌之變的習近平,身邊聚集著王岐山、栗戰書王滬寧趙樂際劉鶴等人,還有陳敏爾蔡奇以及李鴻忠等一大批干將,或許讓他有了當年曹操百萬大軍下江南的豪邁感覺。

"新時代"的大戲,理所應當更好看。

責任編輯: 江一  來源:網絡 轉載請註明作者、出處並保持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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