羅氏是1910年春患痢疾去世的，其時她還不滿21歲。對於妻子的死，17歲的毛澤東心情是悲傷而又複雜的。〔1〕
從9歲（1902年）開始，毛澤東開始進私塾讀書。到1910年這個時候為止，他先後換了五所私塾(其中兩次被逐出校門)，師從過七位有學問的先生。八年私塾教育（包括他在「一個失業的法科學生家裡」自學的半年，和在毛麓鍾家裡讀書的那段時間），毛澤東不僅打下了深厚的古文功底，也讀了許多「新書」和「雜書」。17歲的毛澤東心高志遠，顯然，群山環抱的韶山沖已經關不住他的心了。當年他對斯諾就坦然說過：「《盛世危言》激起我想要恢復學業的願望。我也逐漸討厭田間勞動了。不消說，我父親是反對這件事的。」〔3〕
作為一個在十幾年間憑著自己的勤勞和精明創下了一份家業，由農民變成米商的毛貽昌，希望自己的長子繼承父業，積斂家財，光大門庭，那是天經地義的事。而他不知道，他的飽讀了詩書和已經開始接觸新思想的長子已經是「少年豪氣在天邊」了，他要走出韶山，沖向他心中的天國，去拼搏，去闖蕩。父親的主意和自己的志向所形成的尖銳矛盾，折磨著年青的毛澤東。他知道，要在「職業選擇」上反對父親的主意，絕非易事。當父親正式提出要送他去湘潭米店當學徒時，毛澤東痛苦極了。對他來說，這正是他人生的十字路口。讀書與學徒之爭，在這個家庭中已經不是一天兩天的事了。一秀健在的時候，年青的毛潤之當然會給妻子談起這些。賢惠的一秀以她在娘家所受的家教和文化薰陶來看，也是會從內心支持丈夫的。據現有資料，一秀患的是痢疾，死亡的時間是正月初二。據內科專家說，痢疾高發期在夏秋之間，冬春之間患痢疾的極少。但如果患的是中毒性痢疾，在當時偏遠農村缺醫少藥的情況下，七天左右便可導致死亡。她病重時，正是農家準備「過年」的時候。毛澤東尋醫問藥照拂妻子，小兩口在病榻間貼心的交談，都是可以想見的。如今，惟一能說幾句體己話的妻子已離他遠去。喪妻之痛和選擇人生道路的憂煩從兩面同時向他襲來。一個17的少年的心，要承受如此巨大的壓力，該有多麼殘酷！於是，在痛極之時，毛寫下了第一首掉亡妻詞《虞美人•枕上》：
堆來枕上愁何狀，江海翻波浪。夜長天色總難明，寂寞披衣起坐數寒星；
曉來百念都灰燼，剩有離人影。一鉤殘月向西流，對此不拋眼淚也無由。
彭明道先生指出：該詞應是一秀去世後不久之作(約寫於1911年)。這不是「為賦新詩強說愁」的無病呻吟。陸游、蘇軾那些悼亡的名篇，此時必然在毛澤東的心靈深處引起了強烈的共鳴。儘管他的文筆還嫌稚嫩，但八年的古文功底已經足夠讓他作這樣一次傾訴，一次呼號，一次噴發。〔1〕
讓我們循著這條軌跡，再一次解讀詩人的心聲吧：
「堆來枕上愁何狀，江海翻波浪。」不止是相思之苦，也不止是懷念亡妻的愁苦，這是一個有志少年在人生道路選擇的關鍵時刻發自內心深處的痛苦。祗有這樣事關一生命運的大事，才能使青少年毛澤東心潮起伏，直如倒海翻江。
「夜長天色總難明，寂寞披衣起坐數寒星」。這是一種無可名狀的無奈。愁苦和煩惱使他失眠了。愈是睡不著，便愈覺長夜難明。睡不著，披衣起坐，但是，何以排解內心的寂寞和苦痛呢？滿天繁星，哪一顆能為我指點迷津？哪一顆能照亮我的前程？
通宵的冥思苦想，徹夜的心緒翻騰，答案在哪裡？17歲的少年，難免要「曉來百念都灰燼」了。這時，一個遠去了的、模糊而又熟悉的身影，忽然飄在他的眼前。如果她還活著，也許可以向她訴說一點什麼。可是，現在她已經離他遠去「剩有離人影」。他還能說些什麼？向誰說去？真是「欲說還休」呵！此時，寒星漸隱，殘月西沉，一個孤獨的少年，一個孤獨的男人，在人生的烈火里煎熬，在翻滾的心海里徘徊，他，怎能不潸然淚下？〔4〕
一秀去世後不久，經過春夏將近半年痛苦的煎熬之後，毛澤東終于堅定了恢復學業的決心。他知道，對父親硬碰是不行的，必需說服他支持自己。據說，他想出了一個辦法，趁父親外出經商即將回家的機會，稱肉買酒，準備了一桌酒飯，把毛麓鍾、毛宇居、毛岱鍾、周少希等有學問的老先生都請來，（有人說，應當還有他的表兄王季范）。這些人在地方上有一定的聲望，大多做過毛澤東的塾師。他們都覺得毛澤東聰敏好學，閎中肆外，志存高遠，才堪大用。待毛貽昌一到家，老先生們幾乎眾口一詞，贊成讓毛澤東去湘鄉讀書深造。毛貽昌畢竟也是見過世面、通達事理的人。韶山人有句俚語：「沒媳婦留崽不住」。他內心明白，兒媳死了，兒子去意已決，再也沒有什麼辦法留住他了，不如聽從這些有學問的本家長者的意見，讓他出門求學，也許兒子日後能幹出勝於做米店老闆的大事來。
事情就這麼定下來了。毛澤東勝利了。這年秋天，他背起簡單的行裝，走出了韶山沖，走向一片嶄新的天地。故至今韶山還有老人說，倘若羅氏不死，毛澤東當年可能就走不出韶山沖——這當然衹是老人們帶有宿命色彩的一種街談巷議罷了。但是，如若果真如此，不啻是一個鄉間弱女子，無形中以一己之(魅)力拯救了一個國家、一個民族！可惜中國人沒有這個福氣。
「試婚」還是騙婚？
1918年6月毛澤東走出韶山沖山岰，開始闖蕩江湖，他的全部行囊衹是一個小布包袱，裡面有幾件替換衣衫；他的最高學歷，不過短短几年中等師範教育，除了有些古文根底外，其餘數學物理音樂圖畫等普識教育幾近空白。1921年毛曾對「新民學會」一眾會員坦承自己「缺乏物理、化學、數學等自然的基礎科學的知識。」
出湖南後，是年秋天毛澤東到了北京，當起了「北漂」。他對斯諾說「在北京的生活條件很可憐，……同另外七個人住在一間小屋子裡。我們大家都睡到炕上的時候，擠得幾乎透不過氣來。每逢我要翻身，得先同兩旁的人打招呼。」〔3〕
走投無路之際，毛找到他在長沙湖南第一師範的恩師，時在北大任教的楊昌濟先生，楊先生通過北大圖書館長李大釗給毛謀到一份「臨時工」，在圖書館當助理員，任務是打掃館室、登記書目、整理書報雜誌服務北大師生，月薪八元大洋勉可餬口，楊先生把他安置在家中門房裡暫住，以至當年常登門拜訪的梁漱溟教授還以為是楊家新來的「門房」(看門人)，三十年後，當年楊家的「門房」穿上龍袍登了基，梁教授以「委員」身份在天子腳下的「政協會議」上為農民請命，不防被剛坐上龍椅不久的新天子當眾罵個狗血噴頭。
在此情況下，毛居然窺伺主人家的獨女千金小姐揚開慧，一廂情願地開始單相思瘋狂追求楊小姐，毛說「也是在這裡，我遇見而且愛上了楊開慧。」〔3〕這就是大陸吹鼓手們竭力虛構和頌揚的「偉大領袖偉大愛情」的開始。可是現今己披露的所有事實均證明，當時無論是楊小姐本人還是她的父母都無意於毛，有關此事，毛澤東在湖南一師就讀時的同學好友、後旅居法國巴黎的蕭子升(蕭瑜)在《我和毛澤東行乞記》第十一章「許配毛澤東的楊開慧」中有詳細記述：蕭第一次見到楊開慧，是在楊家的飯桌上，當時蕭在湖南一師就讀，是其老師楊昌濟的高足之一，而楊開慧則是十幾歲花季少女，就讀於長沙中學。
從那一年起，蕭和兩個同級同學，熊光祖、陳昌等三人（註：沒有毛澤東，此時毛澤東尚在東山小學上學－－筆者注），每個禮拜天的早上，例必到楊先生的家去討論功課，和楊先生的家人同吃午飯，飯後再返回學校。同桌吃飯的，除了蕭等師生四人之外，還有開慧和楊師母。當她們進來之時，蕭等祗是恭恭敬敬地一鞠躬，以此代替寒暄；席間蕭等從無一人開口說話。在整整兩年的時間中，蕭等每個禮拜天都在楊先生的家裡吃午飯；因楊先生吃飯時從不講話，大家尊重他的肅靜，每次吃飯都吃得很快，而且氣氛肅靜，連一個字也無人吐露。蕭說己等亦並非冷漠。不可能旁若無人似的坐在那裡；有時與楊開慧視線相通，也有藉眉目交流。一九一八年，當蕭等因籌劃赴法勤工儉學，在北平楊先生的家中用飯時，在飯桌上的表現仍和在長沙時一模一樣。蕭等三人總是同去同回，但有一次例外，一天午飯過後，楊先生送出門之時，他忽然讓熊光祖留了下來，停一會再走。於是光祖又坐了下來，蕭陳兩個人先走了。當時蕭猜想，楊先生一定有什麼話要單獨和光祖說，而不願意讓蕭等聽到，對於那件事情蕭從來沒有再提過。一九二0年，蕭在巴黎之時，忽然接到開慧一封長信，感到不勝驚奇。在那封信中，她告訴蕭楊先生的死訊。她知道蕭欽佩和尊敬楊先生，而她深知楊先生去世的噩耗會使蕭十分傷痛，因為楊先生和蕭之間宛如父子。她信中充滿了憂傷。蕭和楊開慧之間從不曾交談過，這封信是蕭接到的楊唯一的信。在那封信的未尾，她說她正動程返回長沙，但卻未告訴蕭通訊地址：因而，蕭也無法寫信給她。一九二○年毛澤東回長沙之後，便和楊開慧結了婚。還生了三個孩子。一九三六年，蕭第三次旅居法國，老朋友熊光祖到巴黎去訪蕭。他們很自然地談到過去第一師範的種種，對楊先生的家庭都不勝感傷。他們都認為開慧不應該遭到慘死。說到這裡，光祖深深地嘆一口氣道：「是潤之殺了開慧。」〔8〕
最後，蕭問熊隱藏在腦子裡很久的一個問題：蕭說：「約莫在二十年前，我就想問你一件事，但從未提出來。現在我希望你告訴我，你是否還記得，有一次我們三個人從楊先生家裡走出來，他又把你叫了回去的事情嗎？楊先生和你說了些什麼？是怎樣的一件秘密？」
熊毫不猶豫地答道：「楊先生和楊師母打算把開慧嫁給你。」光祖又補充說：「開慧自己也有這個心。我當時不得不告訴楊先生，說你巳經結過婚了。這就是為什麼當時我沒有和你們說的緣故。」
事後有一天在日內瓦蕭和他妻子孝隱談到楊先生的家庭，她深有感觸地說道：「它是一個命定的悲刻嗎？它真富有詩意！」
蕭立刻拿起筆來寫出下面的一首詩：
人生好夢最難圓，往事悲思四十年。
未挑琴心先有意，偕飛比翼早無緣。
靈犀曾未通胸次，寶劍無由掛墓前。
太息無情貪霸業，害妻飲恨在黃泉。〔8〕
中共黨史的吹鼓手們篡改歷史，粉飾說楊開慧對毛澤東一見鍾情，並至死不渝。他們對蕭瑜在該書中回憶的史實，封鎖消息之餘從貭疑到謾罵，一口否定，以便營造「偉大領袖偉大愛情」的神話故事。其實，楊開慧和楊家父母曾有意選擇蕭瑜而非毛澤東為楊家女婿是完全合乎情理的。毛澤東出身在一個不通文墨的農民家庭，雖然毛父曾艱難創業，向農商方向發展，過上了小康生活，但到底不過是個小暴發戶而己，與詩書之家楊家並無什麼共通之處，換言之，毛澤東的家庭教育背景與楊開慧相去甚遠。蕭瑜則不同，蕭父蕭岳英為湖南著名教育家，與楊昌濟先生一樣，曾經留學歐美。故楊開慧和楊家父母選擇蕭瑜至少在家庭背景相同方面，有充分的理由。據蕭瑜該書所說，楊教授去世後，楊開慧給遠在巴黎的蕭瑜寫了封長信，告知了楊教授不幸去世的消息，因為楊開慧知道「楊先生和蕭之間宛如父子。」相信讀者會明白一個花季少女給一個少年郎君寫長信意味著什麼？(信的內容不重要，重要的是楊開慧寫信的對象是蕭瑜而非毛澤東，這己經很能說明問題了。)況且，最高學府北京大學教授的獨女千金小姐楊開慧即使情竇初開欲找個如意郎君，北大校園裡多的是才子少年郎，怎麽會看得上一個貌不出眾才不驚人，比自己年長八歲的來自窮鄉僻壤的土包子，沒有穩定工作的「臨時工」？而據羅斯.特里爾(Ross Terrill)1980年出版的《毛澤東傳》(海外出版過百種毛澤東傳記作品中最暢銷、同時也最被推崇及被引用最多者)第三章以及哈里森.索爾茲伯里(Harrison.Salisbury)(曾作為鄧小平的客人專訪鄧小平)1985年出版《長征－－前所未聞的故事》第八章均有提及1919年末，當時楊昌濟先生病重臥床，揚開慧待奉在側，心情憂傷、鬱鬱不樂。其時毛澤東在長沙攫取了一筆長沙學界驅張(驅逐督軍張敬堯)的政治獻金二次進京，密會揚開慧，口袋裡有錢了，於是豪花浪擲，也不知使了什麼流氓手段，將年僅十八歲的揚開慧騙出去「試婚」結果「野合」了。對他們的交往，楊家父母極力反對，斯諾的書里也不諱言「這是楊教授不曾贊成的。」〔3〕結論是說毛楊結婚是毛利用揚小姐的幼稚天真，「試婚」(騙婚)生米煮成熟飯的結果。至於毛楊是「同居」還是「結婚」？如果是後者，那麼是何時何地舉行的婚禮？毛對斯諾說「說不清。」〔3〕可見毛對這段婚姻極不嚴肅。
在北京度過激情浪漫的四個月後，1920年初毛澤東回到長沙，楊開慧也扶父柩回了長沙。可是毛卻居然拋下他的新婚妻子楊開慧，去找他的「舊愛」陶斯詠去了。陶斯詠（1896年-1931），即陶毅，字斯詠，湘潭人（當時舉家遷至長沙），是個富商家的小姐，周南女中師範科畢業生，時有「長江以南第一才女」之美稱，20世紀20年代初也是長沙學界的風雲人物，湖南學生聯合會與湖南各界聯合會中，她都是副會長，當時毛澤東祗是個理事。據蕭子升、易禮容等人的回憶，均稱陶為長沙著名的美女，個子很高，才華橫溢，但性格很強。畢業後留校工作。她是一位新型女性，思想激進，傾向無政府主義，主張教育救國。
陶斯詠於1916年考入朱劍凡先生創辦的周南女子中學師範二班，與著名的女革命家向警予同窗。在周南女校，向警予、陶毅和蔡暢被稱為「周南三傑」。(向蔡兩人在中共官方黨史中均占重要地位，其中向嫁蔡兄蔡和森為妻，逝於1928年，毛得天下後，蔡曾在毛政權中任高官要職－－筆者注)畢業後，向警予回家鄉漵浦辦學，但她經常與周南女校保持密切聯繫。她有事來長沙時，即住已在周南女校任女生舍監的陶毅處。1918年9月，蔡暢去信邀向警予來長沙組織女子留法勤工儉學，向警予欣然答應，旋即離開漵浦來到了長沙。不久，她與陶毅一道加入了新民學會，成為該會最早一批女會員。
陶斯詠由楊昌濟先生推薦加入新民學會。她有膽識，敢於拋頭露面，做事乾脆利落。[1]
陶斯詠是毛澤東的初戀情人。毛澤東與陶毅不僅同為湘潭人，而且志向也相投，但是家境卻相差十分懸殊。陶家是湘潭一帶有名的富戶，陶毅與毛澤東的交往立即遭到了父兄的強烈反對。結果，由於女方家庭的反對，加上彼此政治理念不同，毛澤東和陶毅初萌的愛慕關係很快便戛然中止，沒有持續下去。毛陶分手後，仍保持來往。1920年7月，毛澤東創造「文化書社」，陶毅是主要投資人之一；同年10月毛澤東建議由湖南革命政府召集湖南人民憲法會議制定湖南憲法，陶毅是附議人之一。毛澤東發起驅張運動，也多次與陶毅、易禮容等通信。
那時，陶斯詠和向警予一樣，是一位思想十分開放激進的女性，也是新民學會中的一員出色的女將，被稱為「周南三傑」之一，與毛澤東過從甚密。毛氏創辦文化書社時，她是三個拿出十塊銀元的資助者中的一個（易禮容祗拿了一塊銀元）。在新民學會初期的多次討論中，她是主張「教育救國」的。後來，她也支持毛澤東「改造中國與世界」的口號。文化書社成立後，他們在1921年元旦有一次難忘的集會，她和毛澤東等一班志同道合的人，冒著漫天風雪，在周南的院子裡攝影留念。這張珍貴的照片，如今還陳列在長沙市周南中學。在1918和1919年毛兩次離開長沙的時間，毛給陶寫過一些信，現在能查到的就有五件（內容當然祗是片斷）。向警予赴法勤工儉學後，也給陶斯詠寫過信，勸她力促北大開女禁，到那裡去深造。但陶其時已經在周南留校任教，祗在1921年去南京金陵女大進修過一次。
1921年，毛澤東年近而立。父母均已去世，這一年他回韶山過春節時，作為長子，他已經把家裡的一切事務安排妥當——弟妹都跟他走上了「革命道路」，房子讓給人家住，田地典給人家種，債務一次還清，債權一筆勾銷——他已經沒有任何後顧之憂了。生活上呢，他已經有了穩定的工作，豐厚的收入，特別是心儀已久愛慕莫名的開慧，已經成了他的妻，他已經擁有了一個溫馨的小家，一個那留在記憶中韶山南岸上屋場七彎八拐的「老家」所無法相比的新家。應該說，他心底里滿盈盈的幸福感，他己無後顧之憂地走上「職業革命家」的道路，放開手腳去實現他「現代帝王」的夢想了。這一年，他在思想、信仰上完成了一次質的飛躍。自從1918年北京之行通過楊昌濟先生的關係認識了李大釗、陳獨秀等革命先驅，他跨進了馬克思主義的門檻，隨後又經歷了五四運動和湖南一系列革命運動的洗禮。曾經在他的思想上產生過一定影響的民粹主義、無政府主義逐漸淡化了。克魯泡特金、杜威、羅素的巨大的身影，在他的腦子裡已經漸漸淡漠，模糊。他已經自認是一個馬克思主義的忠實信徒，並已經努力地在為自己的信仰奮鬥，踏上了職業革命家的道路。但是從他「走上革命道路」的第一天開始，他就在不斷地施展自己的權謀，貫其一生，一切為了自己個人的權位，其餘一切包括親情、友情、人情全可置之不顧。
當年6月底，毛澤東以「湖南共產主義小組」的名義，從李大釗陳獨秀那裡領到了200大洋的路費，隨便拉上一個同鄉舊友何叔衡自稱代表「湖南共產主義小組」到上海去出席中國共產黨成立大會(中共一大)誰知假公營私第一步就碰了壁，代表李大釗陳獨秀出席並主持會議的北大學生張國燾貭疑何叔衡的代表資格，稱何非共產主義者，無權出席共產黨的成立大會，得到多數與會者支持，毛雖不服，也不得不藉有事需回湖南處理令何實時退出會議返回湖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