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運動不是什麼啟蒙愛國運動，而是一次搗亂社會、自毀傳統、自殘文化的蒙昧主義、民粹主義亂國運動。社會影響、歷史意義都是負面的。它促進了馬主義在中國的傳播及其與暴民運動的結合，直接為北狄逐鹿中原創造了社會、思想和幹部條件。從此，亂黨以無產階級的名義登上了政治舞台。
因此，必須從思想精神、惡性影響等多方面對五四進行清算、批判和重新定性。我給予如是定性：五四運動是1919年5月4日發生在北京因反動知識群體煽動、由學生工人為主的一場民粹主義運動。它發展了義和團的排外主義，增加了知識界的反儒主義，是一場深刻的思想誤導運動，揭開了全民動亂的序幕。
總說五四反帝反封建。所謂反帝，是將外交問題訴諸民粹運動，掀起民眾強烈的仇外情緒；所謂反封建，就是反孔反儒反政府。五四參加者許德珩認為，五四以北洋政府為封建勢力代表，以儒家文化為封建思想，將兩者樹立為「我們國家民族的死敵」，煽動人們「為了救國救民必須與之作殊死的戰鬥」。
五四之中和之後，學生中充滿大量負面現象，視法律如無物，動輒運動起來，或者自選教員，對哪位教員不滿便罷課要挾。查毓瑛在給胡適的信中提到，北大學生熱衷於開會，每年大小會不下千次，而「關係學術的恐怕不能占百分之一」。從學生和知識群體開始，社會越來越激進化和民粹化。
五四運動重要思想資源的《新青年》就是民粹主義大本營。五四運動後，以陳獨秀為首的一批激進的民主主義者迅速轉向社會主義。1920年9月，《新青年》從第8卷第1號起，由民主主義性質的刊物改組成為中共上海發起組領導的社會主義刊物。改組後的《新青年》向廣大讀者進行了徹底的民主主義和馬克思主義思想的「蒙啟教育」。所謂激進的和徹底的民主主義，其實就是民粹主義。
五四提倡的科學，其實是科學主義和偽人文科學。《新青年》專門介紹自然科學知識的文章不多，更重要的是「倡導用科學的觀點來看待社會和人生」，陳獨秀《偶像破壞論》提出要打破一切「宗教上、政治上、道德上自古相傳的虛榮欺人不合理的信仰」，將此稱為「科學的精神」，恰恰是反文化反科學的愚昧表現。將民主和科學「主義」起來，走向了自由主義的反面。
民主主義反民主，科學主義反科學，這個道理，啟蒙派大多不懂，西方自由主義者懂的就不少，自由大腕哈耶克在《自由秩序原理》對民主主義有嚴厲批判。另外，社會主義反社會危害社會，這個道理啟蒙派大多也不懂，西方學者懂的就比較多，茲不贅。
翻看《新青年》的一些文章，哭笑不得，悲怒交集。那都是「三昧」經典呀：昧於中華文化、文明和歷史。陳獨秀在《新青年》創刊號上發表的帶有發刊詞性質的政論《敬告青年》提出六方面要求：「自主的而非奴隸的，進步的而非保守的，進取的而非退隱的，世界的而非鎖國的，實利的而非虛文的，科學的而非想像的。」口號挺響亮，但內容大謬，因為六方面要求是「針對封建思想文化的束縛」的。依陳獨秀提供的方式奮鬥，只能淪為反儒反華反常的三反分子。
陳獨秀寫道：「忠孝節義，奴隸之道德也(德國大哲尼采別道德為二類：有獨立心而勇敢者曰貴族道德,謙遜而服從者曰奴隸道德)」雲。服不服從，因事因人而制宜，豈可一概而論？把忠孝節義和謙遜服從視為奴隸之道德反掉，必然以不忠不孝不義不謙不遜無節操不服從為榮，個人像尼采一樣瘋掉，到了最後，社會像文革一樣瘋狂，就是必然的趨勢。
五四反對專制，這沒問題，問題在於將專制與儒學捆綁在一起。殊不知儒家強調時中原則和制度的時代性，並不抱著君主專制不放，而且，儒家自古就是惡性專制即極權暴政的反對者。專制有良性與惡性之別。儒式君主制良性而開明，在一定的歷史階段有其合理性。
將儒家等同於專制，進而等同於惡性專制，這是啟蒙派的一大惡習。魯迅說：「專制者的反面就是奴才。有權時無所不為，失勢時即奴性十足！」似是而非。儒式君主制下，是真儒者，無論為君為臣有權無權得勢失勢，都有一定的道德氣象，都能接受禮制約束，君君臣臣，君使臣以禮，臣事君以忠。
五四新文化運動和五四先賢的稱謂可以休矣。五四啟動的是反儒學、反聖賢、反道德的運動，是反文化運動，掀起的是一波又一波的反華高潮。激烈否定中華文化、否定聖賢、誤導社會、毀人不倦的一群惡知識，有什麼臉面稱先賢？先賢之間要加一個不字，或者稱為反動派才名副其實。
反儒就是最大的反動，是通往叢林的捷徑和百年來自由運動從失敗走向失敗的根本原因，所導致的無序大自由和惡習大解放，最有助於極權主義的成功。回首看文革，最大的共同點是愚蠢，然後才是兇惡。無論幹部群眾，高層底層，工農兵學，無不愚得不可開交不可思議，蠢得驚天動地驚神泣鬼。那樣的人與社會，其所由來漸矣。冰凍三尺，寒風就起於五四。倒孔反儒導致乾坤翻覆，愈趨愈下遂致不可救藥。五四就是文革初級階段的預演呀。
遺憾地是，「徹底打倒孔家店才能使人民自由解放」，這種五四妄言依然在知識圈和民運圈流行，將馬列文化及其政治制度造成的惡果說成儒家的問題，成了現代版的指鹿為馬和政治版的認父為賊。反孔滅儒，無異於文化弒父和道德自殘，為極權主義認賊作父作了最好的思想配合。
一個以弒父拜魔為榮的人，災難深重、命運惡化是必然的，要救它的命，首先必須千方百計療它的愚，讓它能夠辨別父和賊，不要再認賊作父和認父作賊。救人如是，救族救國亦如是。這就是文化啟蒙的重要和儒家群體的責任。從哪裡跌倒就要從哪裡爬起來。無論要建設新禮制還是民主制，都必須從復興儒家開始。這是社會重建、道德重建、中國新生的唯一希望，別無選擇。
東海一梟2014-12-14於南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