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她還是發現了。這些反動文章在我們之間創造了一個巨大的負空間。我們不會明確地談論這件事。但母親會說起我所寫的話題，進而表達她自己的觀點，而且總是與政府的觀點一致。我則回擊。每一次戳穿她的論點、挑戰她的價值體系的時候，我都暗暗希冀，也許更近地摩擦她的感知神經，能夠引燃新的火種。
我懷念過去的爭吵，當然不是因為它造成的創傷，而是懷念那個我所記得並害怕失去的女人，懷念她從不熄滅、不依不饒的力量。我將如今母親的順從看作一種不詳的衰退，就像石塊在分崩離析之前，被磨去了邊角。
「你是懷有強烈正義感的好孩子。」當我告訴母親，我為封城後武漢的老人、窮人和殘障人擔憂時，她這樣寫道。接著，她將我對國家壓迫的不滿歸因於她對我壓制性的撫養方式，並寫道，我的政治違逆無異於孩子對父母的叛逆。
我被她的說辭惹惱了。「別把所有事都扯到你身上！」我打出這句話。光標閃爍在這些字詞右側，我盯著屏幕，它們的殘忍讓我感到猶豫。但最後我還是點了「發送」。
到了3月初，Covid-19疫情演變為全球大流行。隨著美國的疫情擴大，母親問我口罩夠不夠。「我剛從以前一個學生的父親那裡聽說了這個網站。他兒子在美國上學。」她打出網站的名稱：亞-馬-遜。
「一定要儘量多買，」她又囑託說，「還有手套。要是沒貨了，告訴我，我給你寄。」
中國政府嚴酷的手段遏制了病毒在國內的傳播，但在這之前病毒已經越過其他國界，而這些國家的當局和公眾未能及時作出反應。
母親覺得自己對黨堅定不移的擁護得到了徹底平反。「自由、民主、人權：都是謊言！什麼都沒有活著重要。」
現在她成天在網上查看境外的最新情況，關注病例數量的攀升和西方政府的蹩腳應對。她向我傳授安全度過疫情親證有效的秘訣，包括她難得出去購物時的穿戴行頭：兩層口罩，兩層手套，鞋子上裹兩層塑膠袋，沒有護目鏡以太陽眼鏡代替，最後穿上帶帽子的外套，領口可以束緊的那種。她小區門口的保全誇她措施做得好，母親得意地告訴我：「他說他們家人都應該向我學習。」
她讓我拍櫥櫃內部的照片發給她，她好給我的應急準備打分。我告訴她我什麼都不缺，而且囤積物品只會降低社區整體的安全。「要是你沒法不擔心，去擔心最脆弱的那些人。無家可歸的，沒有醫保的，邊境的移民，還有監獄和拘留所里的人。」
「你說得對，」母親回覆說，「我一心想著你了，因為你是我女兒。」她進而對像美國這樣的已開發國家為何不提供全民醫保提出疑問：「在中國，人人都能得到治療，而且新冠病毒的所有治療都是免費的。」
「你為什麼要這樣說？你我都知道這不是實情。」沒有必要為了指出美國的問題，而將中國說成烏托邦。
我想起十幾歲時陪母親去主日彌撒的情景。教堂的走廊常常擠滿了附近村莊來的父母和他們一看就知道病弱的孩子：因為找到醫生的希望渺茫，他們來找上帝。走過他們身邊時，母親會讓我不要看他們。
我不知道，她是不是也這樣對待中國新冠疫情的新聞：她的消息，從來沒有脫離共產黨的敘事：決心、進展和勢在必得的勝利。但是官方敘事並非全部的事實。
我則緊緊盯住母親移開視線的地方。我告訴自己，如果不能在現場提供協助，至少我可以做一個見證者。有的時候我覺得自己執迷於慘劇，並思忖這是不是出於自私：我將自己的情感沉浸在人類悲痛的海洋里，這樣我的個人問題相對就微不足道了。
「多吃洋蔥，」母親寫道，「洋蔥讓你哭，這樣可以排出病毒。」我搖了搖頭。如果眼淚是消毒劑，我已然百毒不侵了。
我指責母親太狹隘，告訴她應該去關注那些不幸的人，而不是為我心煩。我聽起來很高尚。我有科學頭腦。但實際上，我是因為要接受她的關愛而感到極度不適：與母親的關係是我人生中最重要的親密關係，而我徹底失敗了。我不值得被愛。
「每一天/我想著死亡/想著疾病，飢餓/暴力，恐怖主義，戰爭/世界末日/這讓我/可以不去想別的，」英國詩人羅傑·麥格夫(Roger McGough)1979年在《倖存者》(Survivor)中這樣寫道。
麥格夫最近重寫了這首詩。新版這樣開頭：「每一天/我想著新冠病毒/想著脫歐/想著全球變暖。」
我與身在義大利的一位好友保持著通信。3月19日，當義大利的死亡病例超過中國時，他來消息說他和家人都好。他分享了羅馬城他家附近窗戶掛下義大利國旗的照片。他描述了人們在陽台上唱國歌的情景。
早在2月時，母親發了我一個視頻連結，視頻里被封城內的武漢居民在窗後齊唱《義勇軍進行曲》，中國的國歌。「你一定得看看，」母親說。視頻讓她感動落淚。
現在，中國政府在全國範圍內放鬆了隔離政策，並試圖建立全面戰勝新冠病毒的敘事。武漢的封鎖據信將在4月8日解除。在母親的城市，人們被允許出門，但出門的人並不多：一些人害怕第二波傳染。
儘管如此，由於如今疫情在各大洲暴發已經幾個星期，很多海外的中國人回到了祖國；中國目前似乎更安全。但面對縮減的航線和勐漲的票價，一些學生找不到國家的飛機。「可憐了他們的父母啊！」母親寫道。她在滯留的學生身上看到我的影子。
「你要不要考慮也回來？」3月中旬母親在電話上問我。
要是換做其他人這樣說，我一定會譏諷說如果我回去，可能要被送去另一種隔離——而且常常不止14天。但我把這話吞回肚裡。悲傷將我裹挾。
最近母親給我發來她給教會寫的禱詞，禱詞請求上帝的幫助擊退病毒。「我們同屬人類命運共同體，」其中一句引用了習近平主席創造的標語。她每次請求上帝保佑時都會提到我的名字。
11年前準備離開中國時，母親曾催促我做兩件事：受洗，並加入中國共產黨。她想到我在外國孤身一人，感到驚恐。她希望我像帶著護身符一樣帶著這兩個身份，分別是這個世界和下一個世界的最強大實體，可以在人生路上保佑我。
這兩樣心願我一個都未予以實現。我不是共產黨員，也不相信上帝。我是一個科學家和作家。我的職業賦予我責任，去提出被簡化了的答案所遮蔽的問題。然而，當我提出的問題永遠沒有答案，當謎題沒有解法，當所有的選擇都錯誤時，又該如何呢？
現在是4月初，美國的Covid-19確診人數成為世界之首。伊利諾斯州發布「就地庇護令」的第一天，時鐘敲響晚上7點時，成千上萬芝加哥人走到陽台，齊唱邦喬維樂隊(Bon Jovi)的《祈禱著活下去》(Livin』 on a Prayer)。
暮色籠降這個我稱之為家的城市，而在中國，母親迎來一個新的早晨。我可以想像她站在那個舊廚房裡的畫面。她花白的頭髮凌亂地攏在腦後。她往粥里加堅果和果乾。她在官媒上查看新聞。爐子上水壺鳴開，她給兩個熱水瓶裝滿水，看向窗外。她感謝上帝賜予自己餐食，並請求他保佑自己唯一的孩子。
我的收件箱很快會收到她發來的消息。我睡著後她會繼續發。我想像一個通道在打開，穿過地球，讓我們的思緒相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