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2年10月的一天，剛吃完中午飯走出食堂，一年多前和我同時從西高考入陝西師範大學中文系的一個同學趕到我身邊，壓低聲音悄悄說：「張老師，張遙青，槍斃了！」
我直瞪著他的眼睛，以為他在說笑，回了句：「別在這裡胡說八道！」
我當然不會相信那個同學所說的話。張遙青老師是個什麼人啊，西安教育界德高望重鼎鼎大名的一級教師，在日甚一日的老百姓已經吃不飽飯的困難處境中還享受著一定程度的特殊照顧，怎麼可能被槍斃呢？何況一個多月之前快開學時我還回西高去看過他呢——稍早一點，七月中旬，他作為高考閱卷委員住在西北大學時，我也去看望過，同他一起吃了頓飯。
但是那個同學黑著臉，根本沒有說笑的意味。他仍是壓低聲音悄悄說：「大街小巷貼滿了布告，你自己去看吧。」
我腦子嗡的一下蒙了，不願相信卻又不能不信，急忙奔出學校，向北疾行，要到城裡去找布告看。只奔了三里路，離城還遠著呢，就在八里村辦事處門口看到了一張。那張殺人布告的主角果然是張遙青，但是名字前面加了「反革命分子」的標記，名字上還用紅筆打了叉。布告末尾寫得清清楚楚：「驗明正身，綁赴刑場，執行槍決。」
在這晴天霹靂猛擊之下，我幾乎癱倒，在辦事處門口痴痴地呆立了半晌，才拖著已經無力的雙腿慢騰騰地返回學校。
據那布告所說，張遙青的主要罪狀是支持一些青年學生成立《現代人》反革命集團。他是這個反革命集團的後台。
這是我根本不知道也根本不相信的事情。
我是1958年大躍進期間在蘭州進入高中的，頭一學期基本上沒讀書，大部分時間在工地上大煉鋼鐵。1959年春，我回到西安，轉進二十中續讀。這是一所只設高中的名校，建立於清朝末年，最初叫陝西省高等大學堂，換了幾次名字之後，在很長時間裡一直叫陝西省立西安高級中學，簡稱西高，在大躍進開始前的教改中才改為西安市第二十中學，但是人們仍習慣地稱為西高（進入改革開放年代，又正式改回了西安高級中學的原名）。
在西安，能夠進西高讀書是一種福氣，能夠在西高教書當然更不尋常。而在那群不尋常的教師中，張遙青又是鶴立雞群的名師。他歷來只教高三語文。西高每個年級有八個班，每個語文教師教兩個班。所有在西高讀書的學生，從高二升到高三時，都盼望張遙青給本班教語文課，實在不行，那也希望碰到另一個名氣稍微次一點的張希達老師。我所在的六一級六班，到高三時居然交上了最好的運氣：語文張遙青，歷史張展直，代數白毓元，幾何弓矢石……都是頂呱呱的名師。全班同學無不歡欣鼓舞，覺得自己在一年後的高考中取得優異成績有了莫大保證。我從上初中開始一直偏愛文科，將來上大學也只想進中文系，因此對其他科目的老師是誰並不在乎，而對張遙青給本班教語文則格外高興，興奮程度無人可比。
起初，我同張遙青的關係沒有什麼特殊之處，只是作為語文課代表，要負責收發全班同學的作文，因而有機會隔些日子就到他的宿舍去一次，但總是很快離開，不好意思或者不敢停下來和他多說什麼。我對他，不是一般同學那樣的簡單崇拜，還帶有幾分敬畏。在我看來，他的課真是教得太好了。每篇課文，無論記敘文、抒情文還是議論文，無論小說還是詩歌，無論現代的、古典的還是外國的，他都能清晰透徹地把時代背景、作者情況、文體特徵、主題思想、段落大意、寫作技巧和成語典故等等詳細介紹給同學們，還經常穿插講解現代漢語和古漢語知識，指出同學們易犯的錯誤以及防止和糾正錯誤的途徑。
當然，這些本是一般語文教師都應該做到的，但是一般語文教師很少有人能做得那麼好——深入淺出而又生動有趣，既吸引人又令人難忘。更重要的是，他還以淵博的學識和獨特的洞見給同學們講授了不少課本之外的東西，比如結合某些課文的內容適當介紹中外文學史的相關片斷和社會思潮之類，使同學們大大拓展了知識領域，在思路和思想方法上不斷有所收益。正因為如此，我覺得聽他一節課竟比以往聽別的老師一年課還有用。更讓人難忘的是，隔周一次的作文，他不是像其他老師那樣只管出題目讓同學們自己去寫，而是在出了題目之後先啟發同學們審題，再引導同學們根據題意謀篇布局，並舉例說明應該怎樣正確地遣詞造句。他批改作文的高明和精當也是其他老師所不及的：既不是只簡單地打個分數和寫幾句評語，也不是隨心所欲地大刪大改，而是恰到好處地適當調整一些字句就使文章變得通順流暢，然後通過旁批和總批指出得失及出現問題的癥結，從而在根本上幫助學生有效提高寫作水平。
對這樣優秀的一位教師，同學們自然格外敬佩，大家都想儘量多從他那裡接受一些教導，哪怕只是多和他說說話也好。我尤其如此。但他除了上課之外，總是只呆在自己宿舍里，似乎不同任何人交往，而且總是不苟言笑，平時在校內碰到什麼人也連個招呼都不打。這就不能不使我對他產生敬畏心理了。此外，我當年十六歲，而他已是六十歲的老人，我在他的面前也就不能不感到拘謹。這種情形持續了大約一個月。
我從來沒有想過要去打聽張遙青的任何情況，所以，他的身世啊，經歷啊，在過了將近半個世紀之後的今天，我也絲毫不知，只是聽他說過，他的故鄉是紫陽縣。但是用不著問，誰都看得出來他是個獨居的老人。即便是星期天和節假日，他也決不到別處去，而且沒有什麼親人之類來看望他。一日三餐，他總是踽踽獨行，步履蹣跚地到教工食堂買點飯菜，拿回宿舍去吃，開水也是自己到灶房打。這種狀況沒過多久便被我覺察了，但是又過了一段時間之後，我才覺得這是一個嚴重問題。看到這麼可敬的老師竟然如此孤苦無依，我越想越難過，卻不知道該怎麼辦。我惟一能做到的只是在生活上幫他做一點事情。起初只是掃地打水，到後來，雙方都覺得自然了，我就什麼事情都幫他做了，包括洗衣服和出外買東西。他菸癮很大，而當時香菸供應奇缺，正好他宿舍門前有一塊園子，我就在課餘時間開墾出來，按照他的意願精心栽種了許多菸草，供他抽了很長時間菸斗。入冬後，我每天一大早趕到學校，總是先跑到他宿舍去幫他生好煤爐再去教室上課；星期天不上課，我也照樣一大早專門跑六七里路到學校去幫他生煤爐干雜事，把他照顧和服侍得儘可能周到妥帖。有時候，我幫他幹完雜事，會在他身邊坐一陣，和他各自讀書，什麼閒話也不說，只在遇到問題時簡單問他幾句。他有時候也會主動和我談點什麼，但基本上限於文學，從不涉及我和他都不感興趣的政治問題。他和我一樣，對俄羅斯和蘇聯文學十分喜愛，對英法德文學也很喜愛，特別讚賞托爾斯泰和雨果等人的人道主義思想以及普希金和拜倫雪萊等人為自由而奮鬥的精神。在他同我談起這些時，我只是靜靜地聽，默默地想，決不插嘴，但是在心裡越來越覺得自己和他心靈相通，因此更加心甘情願地不僅把他當成可敬的恩師，還把他當成最值得信賴的親人來對待。
我和張遙青的親密關係，在我自己看來是很正常的——無非是一種普通人之間應該有的互相尊重、互相關心、互相愛護、互相幫助的關係，只不過他的情況特殊，更值得同情，因而我對他的關切比常人突出一些罷了。我總以為大家一定也是這樣看問題的，不應該也不會有什麼非議。事實上，倒也真沒有聽到什麼非議之類，只是後來偶爾聽到有人把我說成了他的乾兒子。好在絕大多數人都還對此抱著善意，在我面前所表現的也只是理解和信任。大概正因為如此，後來有一位老教師悄悄對我說，張遙青有過一個兒子，幾年前突然自殺了，張遙青知道後只是跺了一下腳。我聽了很吃驚，卻什麼也沒有說，而且沒有追問張遙青的兒子當時多大，是幹什麼的，為什麼自殺。直到今天，這一切對我來說仍是個謎。
到了1961年4月，離高考只有半學期了，西高的八個畢業班按高考志願重新編排為五個理工班，兩個醫農班，一個文史班。平時不當班主任的張遙青當了文史班的班主任，我還是擔任語文課代表。從那時起，上的課大大減少，特別是我們文史班，數理化之類都不再上，只是在政治、語文、歷史、俄語之外加了一門也是張遙青教的古文，因此，雖然張遙青的負擔重了許多，同學們卻大大增加了自己複習的時間。我經常在校園內找個僻靜角落，下大功夫死記古今中外歷史的重大事件和重要條約以及俄語單詞，除此之外，就把主要精力用於反覆寫文章和翻譯古文。
我寫的文章和翻譯的古文，當然都要請張遙青批改和指點，這樣，他就比平時為我耗費了更多心血。他對我的一些文章甚為讚賞，竟讓人張貼在教學樓的布告欄里供同學們參考，甚至讓其他學校借去給畢業班的同學當範文。張遙青的這種態度使我既感到快慰又深受鼓舞，我決心加倍努力，在高考中奪取最優異的成績——我想，這對他也算是一種報答吧。當然，即便在那已經很緊張的關鍵階段，我也依然每天抽出時間在生活上照顧和幫助他。我把這看成天經地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