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9年梁啓超（前排中）、蔣百里（前排左二）、丁文江（後排左二）等參加巴黎和會時留影。
丁文江與李四光都是現代中國地質事業的奠基人、有大功者。
其中，丁文江（1887—1936）要比李四光大三歲，且是李四光進入地質事業的引路人。
丁文江出生於江蘇泰興，自幼飽讀經書，16歲時開始先後在日本、英國留學，獲得了地質學與動物學雙學位，掌握了英、法、德三國語言，1911年回國後，考取為清朝最後一榜「海歸」進士。中華民國政府成立後，他出任了工商部礦政司地質科科長，1913年出任中國地質調查所所長，成為了中國地質學界的第一號人物。
當時北京大學雖名氣很大，但卻無地質學專業，丁文江便向其校長蔡元培建議：北大應創立地質學科，以適應國家的需要。蔡元培便委託丁文江物色合適人選執教。1919年，丁文江隨梁啓超考察歐洲時，得知有一個剛從英國伯明罕大學碩士畢業的李四光，於是他聯繫上李四光，並動員其回國，到北京大學任教地質學。李四光到北大後，丁文江還安排李四光到丁負責的地質科兼職，以使李四光能多領一份薪水，安頓生活。
由此，丁文江領導的中國地質調查所，與李四光所在的北京大學地質系，便成為了中國地質學的先驅團隊。
1934年，丁文江出任民國政府的中央研究院總幹事，李四光也是研究院幹事之一。
1936年，丁文江在赴湘粵鐵路沿線的煤礦資源時，不幸途中因煤氣中毒而去世。
當時，李四光正在英國考察，得到這個消息後，他便在其剛完稿的英文版《中國地質學》的自序中，表達了對丁文江的極大敬意。他回國後，還曾到長沙嶽麓山拜謁丁文江墓，悼念亡友。
1940年3月，中國地質學會的第一屆丁文江獎授獎大會，便是由李四光主持。第二屆丁文江獎，則是獎給了李四光。在這二次授獎大會上，在李四光發表的講話中，都對丁文江表達了很大的尊敬。
但是，1949年後，當李四光出任新中國政府的中科院副院長、政務院地質工作計劃指導委員會主任等職後，他對丁文江的評價，則來了個180度的大顛覆！
1950年11月舉行的中國地質工作計劃指導委員會擴大會議上，李四光公開指責丁文江是「地閥」（地質學界的學閥），是「帝國主義、封建主義、蔣介石反動派的走狗」。1951年12月中國地質學會的年會上，李四光居然說丁文江是：「欺負我最厲害的人，就是這個人！然而他死了以後，我卻還要瞞著良心去恭維他。」將他當年對丁文江的尊敬，表示為一種被迫。
從此，中國地質學界史上，再無丁文江的名字，即便出現，丁文江也是一個反面人物了。
在對待丁文江的態度這件事上，李四光的前後作為，曾令地質學界同仁的無比驚愕、也很是寒心。
對此，現在很多人都將其解讀為「政治的可怕」！
政治，固然常常顯露了冷酷的一面。
但是，這不應是事情的全部。
儘管人們目前還無法得到完整的資料，來看清丁、李關係的那段歷史。
然而，象這種受人以恩、卻反報以惡的情況，或老友之間，平常看來親密無比，而一旦發生分道揚鑣的風波，有的人便一反往日說詞，而將老友描繪為天下第一壞人之事，均確時有發生。
李四光對丁文江的前後二種態度，就是典型一例。
其實，發生這類事的原因，利益，才是第一操盤手。
不論是政治利益，還是經濟的、名譽的，或其他什麼的利益。
若象上面所述情況，李四光先前之所以不計較丁文江的「欺負」（假如丁文江的確欺負過他），而仍會虛偽而言不由衷的稱讚丁文江，是因為丁對他曾有過好處，爾後丁的身份，還可能有助於他的升騰，所以，他可以「忍辱負重」。而一旦，丁文江的作用於他已為零、甚則為負，那平日曾感覺過的那些「辱」，便會立馬加倍爆發出來，對人化恭為惡。
所以，人們對於那些稱讚自己的人，不要昏昏然，而應多保持一份冷靜。
人家讚美你，欣賞你，是他有需要，而並不代表你自己的所作所為，就真的全是聖舉。那些個讚美欣賞之詞，你聽聽就是了，千萬不必看重。
這樣，有朝一日，自己與那些曾稱讚過自己的人，雙方的某種境況發生了轉變之後，某人突然開始對你有所不恭、甚則有所攻擊咒罵之際，你便不會奇怪，不會傷感，更不必憤慨。
因為，那僅僅表示，是某人不需要你了，而並不代表你就真的一錢不值了。
而只要你自己，仍在繼續努力向前，沒有躺倒，你就依舊會是一座山。
2014-2-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