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處理的其他一些案例也可以看到類似的走向。其中一個案例就是有關天主教的一個慈善機構(Little sisters of the poor)，他們的宗旨是為不分種族和宗教背景的老人提供服務，他們的老人院得到廣泛的稱譽。但儘管如此，這個慈善機構在過去的十年裡面遭受不停的攻擊。原因是他們的醫療保險計劃不包括計劃生育。歐巴馬政府對他們不停施壓，如果他們不放棄他們的宗教立場，改變他們的保險計劃，他們就遭受高額的罰款。這些高額罰款，最終會導致他們關閉他們的老人院。川普政府企圖通過新的政策來使他們免受困境，但在新澤西州等近20個州的政府卻聯手起來抵抗這個政策。去年春天這個慈善機構終於在最高法院以7:2的大比數贏得他們的訴訟。但這個官司又回到了上訴法院，他們陷入不停的官司之中。
我們還有另外一個例子，就是華盛頓州政府規定，每一個藥房都必須有存貨提供醫藥局所批准的每一種避孕藥，包括所謂的事後藥。這種藥物是在受精卵著床以後再被毀滅。有一個叫做拉爾夫藥房的主人是基督徒，他們因為信仰的緣故反對使用這種殺害胎兒的早期流產藥。如果有想要尋求這種藥物的婦女來到藥房，他們通常介紹他們到另外一個藥房去。在拉爾夫藥房附近有至少30個不同的藥房，可以提供這種避孕藥。但是華盛頓州覺得這樣還不行。他們迫使拉爾夫，要不就提供這種藥，要不就別在華盛頓州開業。
還有一個例子，那就是科羅拉多州平權委員會怎麼樣對付那個不願意專門為同性戀婚禮設計一個特製蛋糕的傑作蛋糕店設計師。克羅拉德州的這個平權委員會負責人這樣說，宗教自由在歷史上被作為幌子來遮掩很多人的歧視，包括蓄奴，包括猶太人被屠殺，許多這樣的例子。你可以很清楚的看到，對於這些現代激進派，宗教自由不是被看為應當受到保護的自由，宗教自由常常只是歧視的幌子，所以不能被容忍，即使在向我剛才所舉出例子的那樣很多甚至沒有受害者的情況下，也不例外。據我所知，這個天主教的慈善機構並沒有任何雇員提出，需要他們的保險計劃裡面不包含的計劃生育。Ralph藥房把需要這種避孕藥的婦女介紹到其他藥房，也並沒有讓他們失去了什麼。在克羅拉多要想得到特製蛋糕的同性婚姻者，也不會因為Jack Philips的立場而得不到這個服務。實際上那個顧客在另外一個蛋糕店得到了免費的蛋糕，而且還有很多知名的廚師免費為他們服務。
美國有不少的人不認同天主教慈善機構，拉爾夫藥房還有Jack Philips的立場。他們也完全有權利這樣做。這並不是問題之所在。問題所在是我們的社會是否足夠的寬容，以至能容納宗教觀念很不受大眾喜歡的人。在這麼多年中，我已經聽證過很多宗教上少數派案例。穆斯林的警官留鬍子，因為這是他宗教規定。猶太人在監獄裡面希望組織一個舊約班。我們剛才上述的幾位也必須得到同樣的保證。
哈佛大學的一位法學教授，給我們的國家畫出一個不同的前景。他寫道，文化戰爭已經結束，我們贏了，他們輸了，現在的問題是我們要怎麼處置這些輸家。我所解讀的是，他覺得更好的解決方法，不是要想怎麼樣接納文化戰爭的輸家，而是怎麼樣用強硬路線解決他們。強硬路線在1945年二戰結束以後在日本和德國好像管用。我們的國家是不是將採用同樣的強硬路線呢？引用一句諾貝爾獲獎者的話，現在還沒天黑，但是已經快了。用這場瘟疫給我們帶來的視角，再審視一下我們的環境。
在過去的夏天，最高法院收到兩個案例是關於敬拜場所在抗疫封城令中被不正當的歧視。一個來自加州，一個來自內華達。在兩個案例中，法院都允許歧視繼續進行。給出的唯一理由就是我們應該把決定權交回給州長，因為他們有職責保障人民健康。回顧一下我們這樣不去干預，對於內華達造成什麼影響。在經濟重啟過程，內華達州就允許賭場開門接待50%容量的客人。由於很多賭場都非常巨大，50%容量的話，可以容納非常多人。州長不但是允許他們開張，並且他特意的向各地發出邀請，讓他們來內華達州消費。所以如果你到內華達州的話，你可以去賭博，可以喝酒，可以去看秀，但是有一件事情你不能做。如果你是想要去崇拜，而且你是第51個人，那對不起，你來晚了。所有的敬拜場所都只能夠接待最多50個人。不管這個崇拜的會場有多大，不管你是不是在裡面能夠保持6尺以上的社交距離，或者是戴著口罩。也不管這個建築物是否在崇拜之前或之後都已經有清潔消毒。所以州長給大家的信息是這樣的，不要再去想去崇拜了，還是去賭場吧。
其實要決定是否應該干預這樣的決定應該是很容易的決定。看一看我們的憲法。我們可以看見在意義修正案裡面關於可以保護自由行使信仰的那一段。但是你不會看到有關於保障賭場的老虎機，撲克牌等等的條款。內華達州根本沒有提出任何有效的理由來說明，為什麼賭場能夠得到比敬拜場所，更優待的待遇。但法庭卻選擇聽任於州長，州長當然就選擇支持他們州最大的工業和他們州最大的僱主，這也是他主要的票源。如果這還不能讓你確信宗教自由很快就成為第二等的自由的話，那就看看不久之後就送上來的下一個案例吧。
在過去藥品管理局FDA一直都堅持如果一個婦女如果要用墮胎藥的話，她必須要去診所來拿到這個藥，原因是她必須親自聽到關於這個藥的一些詳細的說明。這一個規定是2000年的時候就已經採納的了，一直都沒有被廢除。但一個星期前在馬利蘭州的一個法官下一條法令，不允許藥品管理局在全國範圍內任何一個地方執行這一條規定，他說如果這條規定執行的話，就會干擾了一個婦女進行流產的權利。他說因為有些擔心會得到新冠的人，不敢離開家，所以就不能夠親自到診所去。當這個法官發布這條喻令的時候，馬里蘭州長好像已經得到他的公共衛生顧問提議開放了州裡面很多的設施，他認為去健身房，美髮廊等等這些場所都是安全的。如果應該放權決定的話，那當然關於藥品安全的權應該放給藥品管理局。但這一次的情況所牽涉到的是墮胎的權利，而不是宗教崇拜的權利，而墮胎的權利是一個更重要的權利。
我們社會正在失去的並不僅僅是宗教的自由。言論自由也遭到很大的限制，特別是在新冠的時候。言論限制主要是針對說話人所持的觀點。即使是在新冠之前，那些表達不被主流所接受的觀點已經在受到打壓。這種打壓的進展速度也很令人震驚，我們可以比較一下，1972年有一個以及演員，他的一個節目叫做電視上你不能說的7個詞。今天你在電視上或者電影裡面所看到的節目，可能都是充斥著72年所不能說的7個詞。但今天我們會很容易就列出一系列在大學裡面的學生，教授，或者在大公司的雇員，不能說出來的話。但是這個列表恐怕就不止7個，而是70個7了。我不會列出所有的，但是有一個我在已經發表的法庭意見上表達過，所以我把它說出來。今天你不能再說婚姻是一男一女的結合。但這是直到不久之前大多數美國人的認同的觀點，而現在這就被當成是歧視者。其實在高法相關案例的判決之後，我們就不需要對這個態度驚訝，當時我就已經看到高法這個決定會帶來什麼影響。說到有這種傳統觀念的人，也許在家裡面可以低聲的說出他們的想法，但如果他在公眾場合說出的話，他很可能就會被政府，被學校，或者被僱主視為一個仇恨歧視者，並且應當以歧視者的待遇對待他。我們看到現在所發生的正是這樣。我們高法所面臨的一個挑戰就是如何保障言論的自由。雖然這個自由好像在某些圈子裡面正逐漸失去光環，但是我們的責任是要保證言論自由不會變成次等的自由。
當然有些人現在已經認為第二修正案的擁槍權是次等權利。在經過很長的時間沒有審理關於第二修正案的案例之後，去年我們終於接受了一案例。
這個案例是關於紐約市的一個政府的規章。紐約政府為那些希望在家裡面有槍作為自衛之用的守法居民設置了很多障礙。第二修正案確實是保障了這個權利。我們也普遍同意，如果一個公民在家裡面有槍的話，他應該知道怎麼樣安全使用。要保證有正確使用槍枝的技巧，就必須能夠定期的去射擊場訓練。紐約市的規章使得這個成為非常困難，因為它不允許城市的居民拿著槍到城市以外去訓練，而在市區裡面只有7個射擊場。其中6個還是只能夠會員使用。在市區以外有不少的射擊場，為什麼市民就不能夠到市區以外去射擊呢？市政府其實並沒有一個很好的解釋。但是依然堅持這一條規章，並且下等法院和上訴法院都支持市政府。但當我們說接受審理這件案子之後，市政府馬上改變了態度。說他們取消了這個規章，並且說取消這個規章並沒有危害到城市的安全。他們用來取代這個舊的規章的新規章比較含糊，但是並沒有讓槍械擁有者得到他們需要的權益。市政府就在我們正式收到雙方文件和辯論之前就請求我們不要再審理這些案子。當我們堅持審理的時候，市政府很生氣。他們就通過一些場參議員來是攻擊我們說最高法院是一個非常糟糕的機構，如果最高法院的立場不改變的話，我們將要重組最高法院。收到了參議員的這個警告之後最高法院妥協了，因為市政府的規章已經改了，因此這個案子不再具有效力，而最高法院也沒有做出任何關於第二修正案的評論。我們三個人對此提出抗議，但沒有效果。我並不是說法院的最後判決是由於這一位參議員所寫的恐嚇信。但我恐怕我們的做法會讓這些企圖恐嚇最高法院的參議員或其他人有這樣的想法。這一件事情讓我們可以預見到最高法院，今後將來會碰到的問題，我們不能夠熟視無睹。這位參議員的恐嚇確實非同尋常，我可以說一大堆關於他如何不顧專業政客的體面等等的批評，但實際上裡面有一個更重要的東西。這個恐嚇是對於憲法和依法而治的這個原則的攻擊。
讓我們再回到我們基礎那裡。最高法院是根據憲法設定的，而不是被立法機構設定的。依據憲法，我們行使在憲法裡面規定的司法權利。就像我們沒有權利立法一樣，國會也沒有權利干涉司法部門的工作。我們的工作就是根據法律來判斷案件，僅此而已。因此任何人包括國會議員，如果不是以法律為依據做辯論的話，就沒有任何立場影響最高法院的判定。這位參議員所做的事情通常是發生在那些以權作為依據，而不是以法律作為依據的國家。有一位在那樣的國家的最高法院的法官曾經跟我講過，在他們判斷一件對於當權者非常重要的案例。他看到窗外有一輛坦克，坦克的炮對準了最高法院。這個場面非常清楚的表達一個信息，就是如果你們的判決不對的話，可能最高法院就要被重組了。那樣是非常粗暴的恐嚇。不論是粗暴還是比較文雅的恐嚇都是不能接受的。法官有一個職責，他們不能就原則妥協，也不能為他們背離原則所做的事情找任何藉口。我有信心，我們這個最高法院在今後的數年裡面不會這樣做。
當我們回顧美國的司法系統的歷史時，會發現在歷史上有很多大法官，他們非常忠誠不屈地捍衛原則。聯邦主義者協會人都很熟悉的，其中一位就是Scalia大法官。他是是聯邦黨人學會能夠成立的先驅。他在法律界多年的貢獻也影響造就了很多年輕的法學生和律師。他在這個領域留下極深的烙印，也許他留下最重要的遺產就是他堅持釋法的時候所根據的兩個原則。原意解釋，也就是解釋憲法的時候，是根據憲法被接納的時候所寫下的字句當時表達的意義，和字面解釋，基本上就是對於具體的法律按原意解釋。要知道Scalia大法官的影響，我們可以看看Kagan大法官所說的這句話,我們現在都是原意解釋主義者，也都是字面解釋主義者。這意味著什麼呢？這並不意味著所有的法官解釋憲法和法律的時候都有共同的見解，而是說所有的法官都認同，我們應該用同樣的框架去企圖解釋。在將來，所有敬仰Scalia大法官的這些後來人都會在這個框架下探討這位大法官會怎麼樣看具體的問題。我在這裡不想再太多的闡述，但是我現在已經開始看到有些人對大法官的這些理論做了錯誤的解釋。我希望今後能夠與這些觀點的持有者有友善，但是深入的討論。
當我們今天討論的時候，我們看到新冠的疫情，把我們憲法中所存在的一些裂痕暴露出來。我也批評了最高法院的某些的判決。但我不希望留給你們一個錯誤的印象。事實上，我在最高法院的15年裡面，最高法院做了很多很好的工作來保障言論自由，宗教自由和限制政府必須在憲法的框架下行使權力。這些都是很重要的工作，但最終，司法機構能夠做的捍衛憲法，保障公民的各種自由的也有限。有話說，自由活在每一個人的心中，如果在人心中的自由已經死去，那麼任何憲法，法律，法庭都無法使之復活。對所有美國人來說，站起來捍衛憲法和自己的自由是你們前面的艱巨任務。（省略了具體案例未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