恐怖之夜，走脫羅網
1966年8月18日，按當今的說法，肯定是個商家"大順大發"的開張吉日。當日老人家臨時換上不合身的綠軍裝，神采奕奕地登上天安門城樓，檢閱紅衛兵小將的隊伍，向全世界昭告"偉大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開張。
當女紅衛兵宋彬彬幸福地為領袖戴上革命的紅袖章時，老人家親切地問她叫什麼名字。當他得知是"彬彬有禮"的"彬"時，似不經意地說了一句："要武嘛。"於是宋彬彬從此改名"宋要武"，引為無上光榮.我的父親章乃器是毛澤東在1957年欽點的"右派頭子"，我自然是沒有跟著去山呼"萬歲"的資格。據父親分析，毛主席肯定要有出人意料的大動作。但這"動作"之快，是他沒有料想到的。
我讀書的清華附中是"紅衛兵運動"的發祥地，老人家曾親自寫信，對"造反有理"表示熱烈的支持。於是本校風光無限，成為全城紅衛兵的"老大"，改名"紅衛兵戰校"。
其後數日，全城處於"破四舊"的狂熱之中。8月23日清華園內抄家和暴力事件已不時發生，本班紅衛兵到老師家中"破四舊"，回來還得意洋洋地說：有隻很大的古董花瓶被他們打碎，王老師十分心疼云云。我見形勢緊張，晚上偷偷跑到大學校園一個僻靜的電話亭，與父親通電話，得知家裡也有紅衛兵來貼大字報，但他說自己能夠應付，並囑咐我暫時不要回家。
8月24日晚上，清華大學校園裡一片瘋狂。前清大學士那桐題額的標誌性建築"清華園"門坊已被推倒，校領導劉冰、艾知生、何東昌及"大右派"錢偉長、黃萬里等"牛鬼蛇神"，被用皮帶抽打著，在現場汗流滿面地搬運磚石……。本校一對姐妹花的母親，是一位蒙古王爺之後，人稱"善格爾公主"，在清華園一帶擁有不少房產，也被披頭散髮地拖來批鬥。有位中學女紅衛兵，一路用皮帶抽打一名"反動大學生"（據說其父是上海的基督教牧師），當有人提出要"文鬥不要武鬥"時，她理直氣壯地回答："是毛主席叫我打的！"這時我才明白，"要武"的暗示竟有如此大的威力。
當晚回到宿舍，裡面空無一人，新置的蚊帳已被撕碎，床上鋪著一張墨跡未乾的大字報，將賤名打上紅叉，責令："反動分子狗崽子，滾蛋！快滾蛋！"既然不受歡迎，於是收拾行李，遵命"滾蛋"。不料本校四門緊閉，未經"革委會"許可禁止出入，已成"關門打狗"之勢。若不設法逃走，則皮肉之苦難於倖免。
我在運動初起時，曾勘測全校地形以防不測，發現校園圍欄有一處不密，欄下有空間與校外小河相通。情急之下，於夜幕中鑽出圍欄，連淌兩條小河，走上校園西側的馬路，剛好有一趟末班車經過，迅速登車遠去。此時天降小雨，坐在車上，仔細品味著"惶惶然若喪家之犬"的滋味，不知進城之後，有什麼樣的命運在等待著我。
我不敢去燈草胡同章宅，便去了汪芝麻胡同母親的住處（父母已分手多年），剛下公共汽車，便見一群紅衛兵蜂擁而上，查問乘客"是什麼出身"。走在黑夜的淒風苦雨之中，暗自慶幸"又逃過一劫"。回到家中，母親告知本胡同的鄰居張潔鳳、傅毅茹、周康玉等幾位小有資財的寡婦均已在抄家時被打死……
我將從宿舍帶回的大字報和破蚊帳給母親看，她很是不解，以為同學間何至於有如此仇恨，要我明天回學校，好好向大家解釋一下。看來她對於嚴酷的"革命形勢"還很木然。
當晚心中記掛著父親的安危，一夜沒有睡好。次日一早，決定按照母親的意思，回學校看看。同時叮囑母親，探聽一下父親的情況。
回到校園碰見的第一個人，是本班的輔導員，一位高年級的工農子弟。此人一向很革命，將我視為另類。一照面就板起臉宣布："從現在起，不許你隨便走動！"快走到宿舍樓時，遇見一位本班同學，是革乾子弟，曾與我一道給校領導貼過大字報，算是有過"戰鬥友情"的。他搖晃著一條皮帶，半開玩笑地對我說："你拿上這個，回去教訓教訓你爸。"我沒有回宿舍，徑直穿過操場，向教學樓走去。走到樓前時，見兩位女紅衛兵正在用皮帶狠狠抽打門房周大爺。據說他曾是圓明園一帶的地主，因家道敗落，解放前就把地賣光了，後來便在學校當門房餬口。周大爺平日與世無爭，好寫幾筆"精氣神"之類的毛筆字，每逢冬至起九，便畫上一幅"九九消寒圖"掛在門房裡，每日塗黑一個梅花瓣度日。他最大的樂趣無非是燉上一鍋紅燒肉，喝兩口小酒。此時本班同學已經在樓上望見我，招呼著要我上樓，但聲調中暗藏玄機。我見周大爺被打的慘狀，知道上去不會有好果子吃，便沒有進教學樓。
昨晚尚可鑽欄而逸，此刻卻是大白天，故技不可重施。於是鼓起勇氣，大搖大擺地走向校園西側的旁門。此處有一位高年級的紅衛兵站崗，他遲疑了一下，將頭偏過，任憑我大步流星地揚長而去。闖關成功，心情不亞於伍子胥過文昭關。
回家見到母親，她已去過燈草胡同，父親那裡宅門洞開，外面鄰居正在議論，說是"帶走了，帶走了"。由是判斷，他已遭厄運，生死未卜。關於父親九死一生的經歷，已寫入他的《七十自述》。
慘劇在北京的大街小巷中每天發生，狂熱的背後，是中國"明哲保身"的旁觀者們特有的冷漠。瘋狂持續了多日之後，革命的高燒開始減退，於是我又回了一趟學校。
在校園裡，見到一位被指為"作風不正"的高年級女生，被剃成了"陰陽頭"。走進教室，只見兩位"出身不好"的女同學王淑瑛、孫淑綺也被"剃度"，坐在角落的"另席"上，其他同學訕笑著跟我打招呼。問那位要我用皮帶抽父親的男同學，如當時我留在學校，是否也會遭到同等待遇？他笑著回答："不會的，我們只想好好和你談談。"我冷笑一聲道："只怕未必。"。
此後得知，本校萬邦儒、韓家鰲兩位校長，在8月24日晚遭到毒打。8月26日晚，物理教師劉澍華在鬥爭會上被毒打後，從鍋爐房的高煙囪向內跳下，他的兩條腿骨插入體腔，屍體縮短了許多。同時高年級的"反動學生"如鄭光召（鄭義）、鄭國行、徐經熊等，皆在被打之列。鄭光召身強力壯，是本校高年級學習、體育"尖子學生"，只因貼大字報保過校領導，被剝去上衣，光著膀子用皮帶狠抽。他不服罪名，將一枚毛主席像章穿過皮肉，別在胸前，結果被打得腎臟出血。據老同學史鐵生回憶，上述兩位本班的女同學，也在被打之列。
"文革"結束多年後校友們聚會，同學們多為以往的傷害相互致歉（包括那位叫我用皮帶抽父親的同學），了卻恩怨，重續友情。但孫淑綺同學從不露面，可見當年感情傷害之深。
萬千慘景，一堆爛帳
從學校二次脫身後的幾天裡，我每日在街上毫無目的地亂走，大街上不時有滿載抄家物資的卡車呼嘯駛過。曾幾次衝動想去找父親，但一見到周圍隨處可見的暴力，便只有止步。直到半個月之後，才打聽到父親的下落，他被紅衛兵押去參加吉祥戲院的"打人集會"，是從那裡出來的唯一生還者。
我見到不少老年"黑五類"，被剃了"陰陽頭"，被紅衛兵押送著"遣返"回鄉。在西單的大街上，見到兩名女紅衛兵，用繩索套在一名五十多歲的婦女頸上，用皮帶抽打著，象狗一樣牽著走，那婦女身著的白短衫上，好幾處用墨筆寫著"反革命"……
我不知這名婦女能否話下來？但有人親見，另一名被誣以"反革命"罪名的年輕女子，抱縛在柱子上用銅頭皮帶抽打脊背，此女一聲不吭，拒絕誣服，直到貼身襯衫抽爛；於是有人提議抽"前面"，遂被翻身反綁柱前，狠抽胸乳，沒打幾下，女子慘叫一聲，立時斷氣。我認識的一位老人家的女兒，因為家庭出身不好，本人又長得漂亮，同班的女紅衛兵便專門用皮帶抽她的臉……這些都屬於性變態的虐行。
記得一本精神病學書上講，特定環境下的人群，會在某種誘因下，引發集體精神失常現象，稱之為"精神病流行"。當年閉關鎖國的中國大陸，就類似這種發病環境，各種矛盾找不到宣洩的孔道，一旦被人誘導，便集體發狂，釋放出心中的魔鬼，使全國成為恐怖的大瘋人院。
前些年一位中共最高領袖的後代訪問德國後對我說："與經歷過納粹時代的老一輩談起中國"文革"，他們特別能理解。"紅衛兵成為"文革"的第一批社會打手，就類似"衝鋒隊"。小將們是"無知者無畏"，但充其量只是幫凶角色。北京和全國各地發生的普遍暴力，不是什麼自發的"群眾革命行動"，各街道派出所都向紅衛兵提供了本轄區的抄家對象名單。據《北京日報》，1980年12月20日披露的數字，從8月下旬到9月5日止，北京市共打死1772人。但社會暴力造成的大量自殺者，顯然未被統計在內。
母親所住胡同里，那位和善慈祥的傅毅茹老太太，家住獨門四合院，熱心鄰里公益，曾被推選為街道主任。她年輕時應當是個美人，平日白髮修齊，衣著整潔，保持著老年婦女的風度。老太太已故夫君是位舊時的小官僚，於是列入抄家名單，從褥墊下搜出短刀一把（我懷疑是有人栽贓），頓時罪在不赦，慘死於紅衛兵的皮帶之下。另一位周康玉女士也是獨居小院，據說是天津名門周家的後裔，平日十分低調，但既屬於"大資本家"眷屬，自然在劫難逃，打成半死以後，掙扎著上了吊。
死者已矣，苟活者活罪難逃。大街小巷中，一下子平添了許多掛著黑牌掃街掃廁所的"牛鬼蛇神"，其中許多是白髮蒼蒼的老頭老太，我所見到的最高齡者，是一位已超過九十歲的老先生。印度和日本從事賤役的賤民們，在我們這個文明古國中，又增加了不少同類，街道衛生大為改善。
這條胡同是東城區財政局所在，該局臨時成為抄家物資倉庫之一。我曾見一對老態龍鐘的夫婦，大約屬於"小業主"階層，推拉著老北京揀破爛用的四輪"地坦克"，上載一堆破舊的生活用品，步履蹣跚地到財政局請求上繳，說是紅衛兵命令送來的，但該局不收。問"哪兒能收？"，答"自己問去。"於是又艱難地挪走。由是得知，某些抄家對象還要服"送貨上門"的勞役。
抄家過後，北京的大小拍賣行里，堆滿各種抄來的高檔硬木家具（文物除外），以極低廉的價格出售，據說有識貨者乘機購入，發了一筆小財。至於揀垃圾獲得珠寶、黃金、銀圓者，更大有人在。
某日母親得到街道通知，每戶發給小票一張，持票可購抄家物品一件。這屬於"革命群眾"待遇，她不敢不去。稍後帶回一件三層的精巧食盒，說是周康玉家的，作價五毛。這件物品一直使人有殺人同謀的負罪感，只好當作那個荒唐年代的一件"文物"，保存至今。
這場社會財富再分配，居民廉價分得的，只是幾滴餘瀝，聊為封口之資罷了，真正的大頭在國庫那邊。一個有憲法的泱泱東方大國，不靠發展生產力來增加社會財富，卻靠製造"階級鬥爭"來剝奪公民的私有財產，殆非為政之正道。
一言奪命，女童喪母
前面說到，母親的幾位鄰居，在抄家時被紅衛兵打死。其中最年輕的一位是張潔鳳，她曾是美洲著名僑領司徒美堂的夫人。
現在的年輕人，很少知道這位司徒老人了，但在上個世紀的華人社會和洪門袍澤中，他是位大名鼎鼎的人物，與陳嘉庚先生齊名的華僑領袖。司徒先生原籍廣東開平，早年到美國當勞工謀生。他身強力壯，為人豪俠仗義，逐漸成為美洲洪門的"致公堂"的掌門人之一。國父孫中山先生早年在美國從事革命活動，得到司徒先生從組織到資金的支持，孫先生還擔任了"致公堂"的"紅棍"（相當於執法者）。因此老先生的革命資歷，至少與國父是同一輩分。
司徒老人身為革命大老，反對小輩蔣介石的獨裁，故受到毛澤東的禮遇。他曾作為美洲華僑代表，參加新政協和開國大典，擔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員等要職。1955年老人逝世時，廖承志致悼詞，周恩來、林伯渠扶靈，備極哀榮。
張潔鳳也是廣東人，但不是老人的原配。據說她曾是一名貼身使女，屬於苦出身，後來收房成為夫人。老先生逝世時她還很年輕，年方三十左右，文化不高，人長得小巧玲瓏。她享受著國家對知名人士遺孀的待遇，每月有七十多元的生活補貼，與她家原先的警衛同住在一個小宅院裡。
一位年輕孀婦，自然有再嫁的權利。於是她不時參加一些舞會之類的交際活動，以選擇未來的生活伴侶。記得那時經常與她結伴前往的，有一位林光明女士（又名林妹殊，即前些年大名鼎鼎的氣功師郭林），以及母親的老同學黃瑞華（黃紹竑前妻）。後來張女士終於覓得意中人，是一位在雲南工作的工程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