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面這份部分死難者名單，是一些抗拒遺忘的人們在民間逐一核實搜集而成。這個名單將是長長的一串，如同長長一串鮮血，灑在長安的街頭巷尾，他們都是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人，一如你我生活中周圍的單位同事，街坊鄰居。他們的姓名不該淹沒在歷史長河中被人們淡忘，大屠殺的血跡也不應該被歲月流水稀釋漂白……
他們是——
公靖波，融安財政局幹部；
鍾維錞、岳朗，融安財政局公務員；
周富雲，融安縣委工作隊；
黎繼昌，長安稅所公務員；
莫海明，融安縣教育局公務員；
朱伯初，融安工商聯主任；
殷遠芳，縣郵電局職工；
向金榮，縣糧食局直屬糧庫工人；
覃美榮，長安糧所幹部，復員軍人；
黃斌，大巷糧所幹部；
胡雄，縣油脂公司幹部；
黎錫，縣糧油加工廠工人；
鍾玉明，縣糧油加工廠技術員，轉業軍人；
劉顯揚、李智元，縣糧油加工廠幹部；
覃啟明，縣酒廠青年工人；
傅劍秋，服務公司照相工人；
劉祥斌，服務公司飲食店工人；
王德裕，服務公司旅社工人；
覃國雄，縣桂劇團扮演楊子榮演出《智取威虎山》的青年演員；
韋超元，縣供銷社幹部；
韋亮、楊捷榮，縣公路段工人；
羅美和，縣水電局技術工人；
滿舉世，縣拖拉機站青年拖拉機手，死時被用殺人的木棒插進嘴裡；
陳德淵、戴景松、孔繁樹，長安鐵木廠工人；
戴景培，教師；
王振聲，長安護林隊工人；
陳友才，長安和平街居民；
楊貴安，長安竹器社職工；
張德堯，長安服裝廠工人；
曾碧英，女，五金社鐘錶組工人；
韋克利；長安車縫社工人，
李引弟，竹器社工人，
黃太成與其岳父（姓名不詳），長安渡船社工人；
張炮光，理髮社工人，復員軍人；
蔣喜田，理髮社工人；
楊火美，長安棕繩社工人；
林世民，長安服務社勞工；
黃太培、甘雄飛、楊冬梅（女），長安新華街居民；
陳雲發、曾安苟，長安大慶街居民；，勞工；
尹新貴，和平街居民，手工業工人；
江紹先，和平街居民，勞工；
雷振強，35歲，教師；
李莊和，長安插隊青年；
周老關，長安以埋死人為生的土公；
余壽寬、余壽松、龍安志、陳漢英，立新街居民；
余萬春，長安診所醫生；
蘭水養，長安車縫社社員之子，年僅十多歲；
曾漫濤，教師。……共計60名死難者名單！
8月26日，因為慶祝廣西革命委員會成立，暫停殺人一天。
9月1日，聽上面說不準殺人了，殺人殺紅了眼的兇手又抓緊時間趕最後一班車，剛開始殺人還羅織一些「罪狀」到後來，兇手連「罪狀」都懶得羅織，想抓就抓，想殺就殺，甚至沒有什麼理由，，有些僅僅是單位同事間互相嫉妒，平時的小過節，或見不得光的陰暗齷齪心理，都可以將人的生命予取予奪。
9月1日中午，我們又有同學的父母被殺，。其中有一家，三兄妹，老大是高二學生，老二是初中學生，都跑回上海老家躲廣西武鬥去了。其父母是從上海下放融安縣民族醫院支援邊疆的醫務人員（姓名不詳），被醫院同事綁赴批鬥會場，「交給群眾處理」，雙雙慘死在暴民的亂棒之下，只留下尚讀初一的妹妹在融安無依無靠。本來十分幸福美滿的家庭，瞬間變得悲慘萬分。這對夫婦死得冤屈，既不是造反派，也非出身不好。
民族醫院另一對恩愛夫妻：藥劑師程槨，護士長馮培榮，也沒有參加文革兩派（「聯指」和「四·二二」）爭論，被同單位醫生張某綁到長安體育場。張某指體育場一側的燈光球場剛被打死的屍體說：「看見了沒有？那一幫就是你們的下場！現在你們還有什麼要講的沒有？」程、馮二人一言不發。接著張某一句「交給群眾處理」，隨即有一青年用杉木疙瘩棒狠狠敲擊程槨的頭顱，程的鼻子噴血，兩眼圓睜倒在妻子腳下。張某問馮：「你看清了沒有？你現在還有什麼要講的？」馮一言不發，巨大的恐懼使她說不出話來。在那暴民專政年代，要你死你就別想活。接著馮培榮也被暴民棒中腦袋，倒在丈夫身上。夫妻倆都圓睜雙眼，死不瞑目啊！
融安縣農機廠這天殺了八級工梁杞和，28歲的復員軍人、工人程建勛，工人周澤林，工人陳正祿（28歲），工人周景光（30歲），工人房子明（36歲）。
殘殺「黑五類」
同一天（9月1日）長安鎮革委會殺了10個「四類分子」，和「二十一種人」。他們是：建設街第九組的「地主分子」羅傑、羅毅兄弟；「壞分子」覃梅枝（女）；長慶街的「富農分子」吳仁富；同一街的古成壽、潘炳成等。還有四人姓名不詳。
其中羅毅五十年代還是學生，後來做了國家幹部，因為家庭成分是地主，六十年代被開除公職回家，戴了「地主分子」的帽子，以做泥水工棒人上房補瓦為生。覃梅枝以編賣竹籃為生，僅僅是曾經幫人扯過牌算過命，結果被戴上「壞分子」的帽子。吳仁富出身富農，把自己的菜園打扮成花園一般，還掛上了劉禹錫的《陋室銘》，結果被打成「富農分子」的帽子。
文革中有一個社會群體，根本無罪無錯，卻無端地一再遭到中共當局的殘酷虐殺，僅僅因為他們的出身和成分，他們就淪為政治上的弱勢群體——「政治賤民」：按照中共「血統論」以出身劃分階級成分，地(主)、富(農)、反(革命)、壞(分子)、右(派)，成了「四類分子」、「黑五類」、「黑七類」，以及擴展範圍更大的「廿一種人」。從1949年以後直到八十年代初，這些「政治賤民」一向被視為所謂的「階級敵人」，從來就是中共的國家機器在歷次政治運動中絞殺對象，在文革中則處於更加悲慘的境地。無論是「保守派」群眾團體還是軍隊及各地革委會指揮下的武裝民兵，在對「黑五類」大開殺戒時都從不手軟。儘管統治者明明知道，文革期間的法律（如「公安六條」）嚴格禁止任何「黑五類」分子參加群眾組織，而這些「政治賤民」也一向小心翼翼地苟且偷生，從不參加「派性鬥爭」，但中共當局仍然不遺餘力地殺戮「階級敵人」。在文革初期66年「紅八月」的紅色恐怖運動中他們受盡虐殺，許多人死於非命。1968年6、7、8月，保守派對造反派大舉進攻時，又誣指「黑五類」是造反派的後台和同盟軍，在鎮壓造反派的同時，又對苟且偷生的「政治賤民」再進行一次虐殺。到1969年的「清理階級隊伍」運動，拿來祭旗的還是經典的「階級敵人」，再一次把殘存者拉上犧牲的屠宰台。他們任當權者及其走狗爪牙殘害，他們像螞蟻一樣被碾死，象牛羊一樣被宰殺，他們發不出絲毫的反抗聲息，甚至被宰殺時的哀號都被瞬間淹沒在暴民一片狂熱地打殺聲之中！
這種屠殺行動不僅為了表現殺人的政治優越地位和「正統性」，也是為了向上級邀功請賞。例如：9月1日下午，長安鎮革委會副主任劉子衛到縣武裝部開武裝部長會議。會上，融安縣武裝部長、縣革委會主任李樹春問：「老劉，今天長安又敲了一批人？」。劉子衛自豪地說：「又敲了一批！都是『四類分子』、『廿一種人』，長安的『四類分子』、『廿一種人』太多了，敲點去少管他一點還好！敲這一批來收尾！」。
到會的武裝部長們都開懷放聲大笑了起來。（18）
正像暴力的可怕，不僅是奪去生命，更有摧殘人性。暴力把人性逼到死角，在你死我活的「階級鬥爭」的對峙中，獸性的瘋狂衝破道德的判斷和把持，那些普通的平民，就是這樣變成「暴民」的。
長安鎮建設街第九組共三十多戶人，死了王德裕、周景光、覃梅枝、羅傑、羅毅兄弟和唐毅、盧冬梅夫婦共七人。而這組在長安參與殺人的只有兩戶，一姓楊，一姓陳，且都是年過半百，本該在家含飴戲孫，安度晚年的老頭老太。
9月1日早上，五十多歲的楊大伯就挨家挨戶通知「今天敲四類分子，去敲啊，去敲啊，不去敲就有罪啊！」
中午，五十多歲的陳家阿婆回來，兩手都是鮮血，笑呵呵地去融江河洗手。
對「政治賤民」的迫害屠殺是中共長期以來製造「階級鬥爭」以維持「紅色恐怖」政策的延續，借屠殺「政治賤民」來鞏固其權力和地位。
據1969年12月融安縣公檢法軍管會上報的統計數字是：查明刮颱風亂打死1089名（其中地主分子112名，富農分子61名，偽軍官21名，農民475名，工人9名，學生21名，其他391名。）因刮颱風造成自殺126名（其中地主分子18名，富農分子10名，農民64名，工人2名，學生14名，其他8名）。（19）
值得特別指出的是，官方通常將「壞分子」等地位卑微的「廿一種人」歸類為「其他」不入流的種類。換言之，融安大屠殺中被虐殺的「政治賤民」是585人，自殺36人，總死亡人數為612人。整個融安縣在文革中非正常死亡1416人（其中農村，城鎮居民1228人，機關幹部職工188人。）（20）。由此可見，「政治賤民」所占死亡人數比率是相當高的。
文革中為「政治賤民」仗義執言，寫出平等訴求人權宣言的《出身論》作者遇羅克，於1970年3月5日被中共當局殘酷殺害，年僅27歲。
時至今日，中共當局長期以來對「政治賤民」的迫害和殺戮，乃至群體滅絕。一直沒有得到公正地清算。比如當年長安「8.16」、「8.21」屠殺的組織和策劃者之一的長安鎮革委會副主任、武裝部副部長劉子衛，文革後搖身一變，八十年代晉升為融安縣紀檢副書記。
三十八年過去也沒見有當年的殺人兇手向受難者親屬懺悔恕罪，更遑論反思自省了。三十八年來人們極少對他們的了解和關注，更別說為他們伸張正義、討個公道了。在這樣一個弱勢群體身上，沉沉壓著執政當局的殘酷迫害和社會大眾令人痛心的冰冷遺忘。三十八年了，暴力因為塗上了紅色而變成神聖，屠戮的嚎叫因為掩飾和歪曲而變成歌舞昇平的吟唱，這種局面是所有當代中國人巨大的恥辱和悲哀！
在一切向「錢」看的九十年代，廣西當年發生吃人獸行的貴縣（現貴港市）甚至有商家（南方黑芝麻糊）搶註以「黑五類」冠名的商標，以「黑五類」作為商業噱頭，在中央電視台大做廣告——這是對廣大遭受肉體殺戮的「政治賤民」再次施行精神虐殺！
毛澤東犧牲造反派
從以上所羅列的死亡數字可以看到，融安大屠殺死亡人數最大的集中在1968年8月份，從8月21日至23日融安縣革委會第一次會議的短短三天裡，整個融安縣就打死1006人，這是為什麼？
因為當時以支持「四·二二」造反派聞名南寧、柳州的廣州軍區55軍6984部隊，其團部和一個營一直駐守在長安鎮。所以，在此之前，融安縣革委會在長安殺「四·二二」造反派一直投鼠忌器，不像南寧地區的賓陽縣那樣公開催下面加緊殺人。
1967年47軍6950部隊出面制止了湖南道縣的大屠殺，為什麼6984部隊沒有出面制止融安的大屠殺呢？因為此一時彼一時也，當時是1968年8月！文化大革命的主力已不是1966年「紅八月」的高幹子弟的紅衛兵，也不是66年底67年初的「二司」、「三司」的紅衛兵造反派。在「走資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都被批倒批臭奪了權之後，毛澤東開始「鳥盡弓藏，兔死狗烹」——犧牲造反派。
「7.28」在人民大會堂召見紅衛兵造反派五大領（袖清華井岡山兵團蒯大富、新北大公社的聶元梓、北航紅旗戰鬥隊二司的韓愛晶、地質學院東方紅公社三司的王大賓、北師大井岡山公社一司的譚厚蘭）毛澤東一句「現在是輪到小將犯錯誤的時候了」泄露天機。7月27日，毛澤東下令他親自領導的六個工廠組織工人宣傳隊，由支左的中央警衛團（即8341部隊），率領開到清華、北大軍官二校，即「六廠二校」經驗，說明中央已把文化大革命運動的主力調整為工農兵。
同一天（27日）地處南疆邊陲的廣西融安，6984部隊用軍車護送一批逃亡到長安的「四·二二」成員回原籍泗頂礦務局，結果被泗頂「聯指」的「產業工人」和「貧下中農」，把初中三年級學生溫繼初等12人，從軍車強行拉下，用木棒和石頭活活打死在軍車旁。軍人拼命阻攔只保護下兩名初中二年級女學生。其中一位女學生頭部仍被打了一棒。
此時在廣西，最聽話的保守派「聯指」的「工人」、「貧下中農」已成了文化大革命的主力軍。軍代表大都成了各級政權革委會的主任、副主任。早在七月份，廣州軍區就給部隊下了命令：現在是工人、貧下中農起來主宰運動的時候了，部隊要支持群眾運動，不要干涉群眾運動。
7月17日，解放軍6977部隊奉命圍剿了融安大巷公社農民造反總部，俘虜120多人，打死多人，接著把融安教師鬥私批修兵團全部成員80多人抓進監獄。在這樣的背景下，6984部隊怎麼還能對制止融安的屠殺有什麼作為呢？
8月15日，長安一幫「聯指」派學生，持槍抓了一批融安中學「四·二二」學生，毒打、關押、剃陰陽頭。6984部隊聞訊後趕忙去交涉放人。16日凌晨五時就去把被關押的學生要回。學生們剛走出牢房驚心的槍聲就劃破了小城的黎明——以埋死人為生的土工周老關被「聯指」從牢房拖出去槍殺了！
結語：「暴民政治」的始作俑者
文革中廣西大規模殘忍地殺人，滿門抄斬，大批地屠戮，如果沒有意識形態和心理的支持，沒有國家機器的物質條件，沒有專制集權制度的保證，是決不可能實施的。
在文革中共產黨的意識形態成了全民族的意識形態。其特徵之一就是鼓動暴力。漠視生命，踐踏人權——人的生命權、思想權和言論的權力、個人尊嚴和個人財產權，這些權力在文革中被踐踏無遺。
文革是一場中國人自相殘殺的暴力——而「暴民政治」的始作俑者正是毛澤東。「要武」、「專政是群眾的專政」、「革命不是請客吃飯」等等都是具備暴力的。在迫害和殺戮方面，毛澤東最有特色和原創性的，無疑是他的「群眾專政」思想。毛在使用軍隊、民兵和監獄這些「專政機器」之外，他發動和領導普通民眾大量參與對「專政對象」的虐待和殺戮。使得每一個人，如果不想被迫害和虐殺，就必須成為迫害別人的助手和幫凶，其結果一方面使迫害肆虐無阻，一方面腐蝕了無數人的靈魂和摧毀了他們的基本道德，使得那些平凡庸碌的芸芸眾生，蛻變為殘暴野蠻的暴民。
而以韋國清為首的廣西當局，為了一舉剿滅政治對手「四·二二」造反派，從1968年7月12日至8月3日，在《廣西日報》連發九篇社論，都是鼓吹「向階級敵人刮十二級颱風」，煽動仇恨，搞階級大屠殺，殺戮所謂的「牛鬼蛇神」和「黑五類」，被稱之為「殺人九論」。
只要把「仇恨」的種子播到地里，再有了毛澤東思想的「陽光雨露」滋潤、澆灌，開花結果就只是時間早晚了。
毛澤東思想的核心，毛澤東思想的邪惡，就是把人群根據經濟地位，以後再根據思想，劃分階級，劃分成分，劃分左中右，製造階級對立，階級仇恨，然後對階級敵人實行專政，煽動群眾實行階級報復，搞階級大屠殺。
濫施暴力，血腥殺戮的兇手大都是軍隊官兵、武裝民兵和各級黨、團骨幹組成的保守派所為，這些人無疑是國家機器的代表，而他們的屠殺和暴力行動，則可視為國家機器的行為。所謂「暴民政治」只不過是國家機器行為的一種結果和延伸而已。
例證之一，1968年12月3日，在南寧召開的廣西工農兵活學活用毛澤東思想積極分子代表大會。參加大會的3500多名代表中，「聯指」派占95％以上，其餘5％是「四·二二」反戈一擊，搖身一變而成為活學活用積極分子的。一大批「積極分子」是參與指揮、屠殺「四·二二」的有功之臣和殺人兇手。（21）
例證之二，1968年底，在廣西區黨委的整黨建黨中，把在文革中所謂「三忠於」的「聯指」殺人兇手、對屠殺造反派的有功之臣突擊入黨。據文革處遺不完全統計，在文革中突擊入黨的五萬多人中，就有一萬二千多人是入黨後殺人的，另外又有二萬七千多人是殺人後才吸收入黨的。還有在突擊提為幹部的八萬人當中選拔一批「聯指」成員作為發展入黨對象。（22）
殺人與否，成了對共產黨是否忠誠的檢驗標準！
栽贓造反派
文革中殺人最多的時期是新生的紅色政權——各級革命委員會噎建立，毛澤東恢復了對國家機器之嚴密控制的1968年夏。在廣西文革眾多大屠殺中，不論是象南寧、柳州、桂林、梧州、賓陽、欽州、玉林等城鎮地區的大屠殺，，還是偏遠山區如鳳山、馬山、武宣、貴縣、武鳴、融安等縣份的大屠殺，據官方機密檔案《廣西文革大事記——1968年》所記載的，都是在軍方和各級革委會主導下，保守派「聯指」對「四·二二」造反派及「政治賤民」的肆虐殺戮。在此過程中，還廣泛發生慘絕人寰的對受難者剖腹食肝吃人肉的獸行——1968年6月至8月底，柳州地區的武宣縣發生大規模吃人肉事件，「造反大軍」和「黑五類」及其子女，有超過200人的心肝和肌肉被「聯指」和「暴民」野蠻地吃掉。除武宣之外，南寧地區的隆安縣、上林縣、武鳴縣；欽州地區的浦北縣、靈山縣；玉林地區的貴縣均發生對「造反大軍」和「黑五類」剖腹食肝的令人髮指的暴行——這才是名副其實的「暴民政治」！因為吃人肉的殘暴野蠻，早已超出階級仇恨的範疇，而造成對基本人性的摧毀。吃人，正是毛澤東思想澆灌出邪惡之花！在毛澤東時代，這邪惡的人性和獸行，才有機會發揮得淋漓盡致，暴民肆虐殘暴得理直氣壯，才更加肆無忌憚！
中共當局刻意迴避屠殺和迫害的主要製造者——中央極權制度和國家機器的罪責，而將文革浩劫一概歸罪於林彪「四人幫」和「造反派」（林彪「四人幫」當然負有極大罪責，但是他們在文革中的角色只是毛澤東的副手即幫凶），這既非史實，也公然侮辱和扭曲了曾經經歷過文革的千千萬萬人的集體記憶。
所有的血債都被人民的眼睛、經歷及帶血的記憶所記錄著。經歷過文革的人，用良知和常識稍微分析一下，就會得出非常明確的結論：文革的真兇是共產黨，罪魁禍首是毛澤東，文革的禍因是中共的一黨專制，文革的手法是無產階級專政。
僅靠專制寡頭和少數幫凶是搞不起文革來的。中國政治權力的專橫和恐怖，向來是以群眾暴政為基礎的。哈維爾把話說透了：「我們每一個人都是極權社會的受害者和締造者。」正是中國人的奴性和麻木，承載了中國暴政。是中國人的忠君思想、馬屁作風，以及人性的弱點，嫉妒、怯弱、貪婪、自私、虛榮，乃至人性的優點，勇敢、忠實、虔誠全部被調動出來，孕育支持了橫行霸道的專制政黨和無法無天的專制暴君。一人受害，其他人無動於衷，明哲保身，「事不關己，高高掛起」。甚至助紂為虐，落井下石。
在此套用馬丁·尼莫拉（Martin Niemoller）牧師二戰之後反思納粹罪行的經典名言，來形容國人的麻木冷漠再貼切不過：
當初「土改」，他們（中共）殺地主，我沒有作聲，因為我不是地主；接著「鎮反」、「反右」，他們殺「黑五類」，我沒有作聲，因為我不是「黑五類」；文革他們殺「牛鬼蛇神」，我沒有作聲，因為我不是「牛鬼蛇神」；八九「六·四」他們殺和平請願的學生，我也沒有作聲，因為我不是青年學生；後來，他們殺法輪功學員，我仍然保持沉默，因為我不修練法輪功；最後，當他們開始對付我時，噎沒有人為我說話了……
長期以來，中共栽贓造反派的諸多手法，比較典型的就是將造反派與「暴民政治」劃上等號。某些巧借馬克思主義行使話語霸權的文革史學家和學者名流，也推波助瀾。迴避文革中中共當局煽動群眾暴政的行徑，並為之辯，更有甚者還移花接木，指鹿為馬地將許多當局和保守派的暴力屠殺事件的責任，一概栽贓造造反派的「暴民政治」，強行給人洗腦，存心要使大眾背對歷史真相。
於是，「文革＝十年浩劫＝紅衛兵＝造反派＝暴民政治」成了官方塗抹文革的標準公式。同時當局刻意隱瞞文革屠殺真相，肆意製造謊言，企圖蒙蔽視聽，掩蓋、歪曲和篡改歷史。最典型的例子就是廣西吃人狂潮，幾經轉述今天竟變為「造反派在文革打、砸、搶、吃人肉」的天方夜潭！劫持年輕一代國人脆弱的想像，誤導傳媒大眾，這是非常可恥的和可恨的。
於是百姓們的血，從1949年10月1日建國後的歷次政治運動，流到1989年六四的北京街頭，流到2005年12月6日的汕尾東洲村，群體滅絕從文革的「政治賤民」到現在的法輪功修練群體。這種對平民百姓的殺戮到何時才能止息？老百姓何時才能免於失去自由、失去生命的恐懼？
納粹集中營的倖存者、諾貝爾和平獎獲得者魏瑟爾先生曾說：「忘掉歷史無異於對歷史的受害者進行第二次屠殺！」這句話宛如一記長鳴警鐘，今人理應時時刻刻睜開自己的眼睛去打量文革歷史，於不疑處找到更多的疑問。
2006年4月5日完稿
注釋：
（1）《廣西文革大事記——1968年》第25頁。
中共廣西整黨辦公室內部機密檔案，1987年編印。
（2）同注1，第22頁。
（3）同注1，第12頁。
（4）同注1，第16頁。
（5）同注1，第17頁。
（6）同注1，第22頁。
（7）同注1，第23頁。
（8）同注1，第100頁。
（9）同注1，第23頁。
（10）同注1，第24頁。
（11）同注1，第24頁。
（12）同注1，第131頁。
（13）同注1，第23頁。
（14）同注1，第24頁。
（15）同注1，第25頁。
（16）同注1，第24頁。
（17）同注1，第25頁。
（18）同注1，第26頁。
（19）同注1，第26頁。
（20）《融安縣誌》第177頁。1996年6月廣西人民出版社出版
（21）同注1，第167頁。
（22）同注1，第164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