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大革命開始的時候，我剛九歲，上小學二年級。常聽人說自己小時候如何，吹噓童年怎麼樣，我是個反應遲鈍的人，開竅晚，說起來慚愧，九歲以前的事情，能記清楚的竟然沒有幾樁。很多記憶都是模糊的，一些掌故和段子，是經過別人描述以後，才重新植入了我的大腦皮層。往事是別人幫著我一起回憶才想起來。記得有一天課間休息，一位美麗的女同學突然站到了我面前，用很純真的口氣，問我母親是不是叫什麼。我說是呀，她就是我母親。接下來都不說話，有那麼短暫的一小會，大家都啞了，然後女同學眼睛一閃一閃地說，昨天晚上她去看戲了，是我母親主演的《江姐》。
永遠也忘不了這位女同學的表情，圓圓的眼睛紅潤的臉色，讓人神魂顛倒，讓人刻骨銘心。我似乎是從那時候才開始知道事，才開始有明確的記憶。那年頭，孩子們心目中的明星，不是漂亮的名演員，而是故事中的英雄人物。我們滿腦子都是黑白分明的好人壞人，個個嚮往烈士和革命，人人痛恨叛徒和反革命。女同學的羨慕表情，仿佛我真是江姐同志的後人，真是烈士遺孤。也許只是自己有這樣的錯覺，為了這錯覺，我得意了好幾天。我覺得那女孩子愛上我了，當然事實的真相應該是，我愛上了那個女孩子。我的小腦袋瓜里亂七八糟，時間和空間都發生了錯位。課堂上讀過些什麼書，老師在說什麼，已經記不清楚，我成天陶醉在革命後代的得意之中，享受著一個烈士遺孤的幸福感覺。母親的光環籠罩著我，她在舞台上的走紅，伴隨著我的童年。我的耳邊反覆迴響著「這是誰的兒子」的絮語，她和她所扮演的英雄人物融為一體。母親的女弟子對我寵愛有加，見了我，誰都會發出一兩聲驚奇的尖叫。她們搶著抱我，哄我，帶我出去玩，在我的口袋塞糖果，塞各種各樣好玩的小玩意。那是個忙亂的年代，我沒有多少機會和父母在一起親近，印象中，他們很少有時間跟我敷衍。英雄人物的光環只是一種錯覺，我的父母整日愁眉苦臉，總是處在這樣那樣的運動之中。負責照看我的保姆，常常為整理他們的行李抱怨，因為父母要不斷地出門，要上山下鄉，要去工廠煤礦，去社會的各種角落，參加四清，參加社會主義教育運動。在還不懂什麼叫「體驗生活」的時候，我已經先入為主，無數遍地聽到了這四個字。
文化大革命運動，只是一系列轟轟烈烈運動中，最大最漫長的一個。文化大革命並不是在某一天突然開始，也不是突然就結束。它像一段源源不斷的河流，和過去割不斷，和以後分不開。我有意義的記憶，恰恰是從文化大革命開始的，它開始變得清晰起來，成為生命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也就是在九歲的時候，我突然發現母親並不是什麼英雄人物，她的走紅已變成了一個巨大包袱。現實與想像，有著太大的距離。那年夏天，大家在院子裡乘涼，我聽見大人們正用很恐怖的口吻，談論著剛開始發動的文化大革命。我們的院子裡住的都是名人，都是所謂的「三名三高」。我從來就沒弄明白什麼叫三名三高，只知道「名演員」和「高級知識分子」這兩項。街上不時傳來敲鑼打鼓的聲音，隱隱地有人在呼喊口號，我聽見母親說，她已經準備好了一雙布鞋，革命群眾要讓她遊街示眾的話，就穿上布鞋，這樣腳底不至於磨出水泡來。我的父親照例是在一旁不吭聲，有一個鄰居說誰誰被打死了，誰誰被打折了腿，他們小心翼翼議論著，已經預感到大難就要臨頭。一個個惶惶不可終日，七嘴八舌，最後得出了共同結論，這就是造反派真衝進來揪人，絕對不能頑抗，要老老實實地跟著走，有罪沒罪先承認了再說。
我不明白學校為什麼突然可以不上學了。對於一個孩子來說，這可是一件天大的好事，想怎麼玩就怎麼玩，天天都跟過節一樣。我們的小學成了紅衛兵大串聯的集散地，外地來的紅衛兵小將安營紮寨，在教室里打起了地鋪，把好端端的學校糟蹋得跟豬圈一樣。他們臨走的時候，桌子掀翻了，板凳腿卸了下來，電線和燈頭都剪了，說是那裡面的銅芯可以賣錢。文化大革命在我最初的記憶中，就像是狂歡節，痛痛快快砸爛一切，稀里嘩啦打倒一片。這個城市裡到處都是外地的孩子，而比我們大的一些本地孩子，也都跑到別的城市去革命串聯了。那些兄弟姐妹多的同學，沒完沒了地向我吹噓哥哥姐姐們的冒險。外面的世界實在太精彩，我記得當時最痛苦的，就是恨自己歲數太小，因為小，很多好玩而又轟轟烈烈的事情都沾不上邊。
在我印象中，文化大革命除了革命，沒有任何文化。那時候街面上熱鬧非凡，到處生機勃勃，到處陽光燦爛。最喜歡看的是遊街示眾，被遊街的人戴著紙糊的高帽，胸前掛著牌子，敲著小鑼，打著小鼓，一路浩浩蕩蕩地就過來了。我們歡天喜地迎過去，跟著遊街的隊伍走，走到很遠很遠的地方，再跟著另一支遊街的隊伍回來。我已經記不清楚那些被遊街者的面孔，甚至也記不清楚他們胸前牌子上寫著的字，看上去都差不多，是些什麼人在當時就不在乎，現在更沒有必要回憶。我們跑到南京大學去看大字報，看漫畫，看毛澤東思想宣傳隊表演節目。這裡是文化大革命的中心，是各種激烈運動的策源地，是地方就掛著高音喇叭，是地方就有批鬥會，沒有白天黑夜，沒有春夏秋冬。十多年以後，我成為這所大學的一名學生，當時最深刻的印象，就是這個學校怎麼變小了。在我的記憶中，人山人海的南京大學，廣闊得像森林一樣無邊無際。
我們經常跑到我父母的單位去玩，家屬大院與那裡只是一牆之隔。有一天，我看見滿滿一面牆，鋪天蓋地都是我母親的大字報。仿佛今天街頭見到的那種巨幅廣告牌一樣，我和小夥伴站在大字報前面，顯得非常渺小。母親的名字被寫得歪七扭八，用紅墨水打了叉。記得當時自己非常羞愧，恨不得挖個洞，立刻鑽到地底下去。小夥伴們津津有味地看著，我逃不是，不逃也不是，硬著頭皮在一邊陪看。大字報上的內容早記不清楚，只記得說到母親的反黨言論，有一句無論如何也忘不了，那就是「共產黨是茅坑裡的石頭，又臭又硬」，這句話實在太形象了，很引人注目。一起看大字報的小夥伴轉過身來，指著我的鼻子申斥：
「這話太反動了，你母親怎麼可以這麼說？」
我也覺得反動，太反動了。
小夥伴氣鼓鼓地說：「你母親竟然要把共產黨扔到茅坑裡！」
我不知道母親為什麼要這麼說，怎麼能這麼說。它成為我心中的一個秘密，直到「文化大革命」結束，有一次聊天，偶然問起母親，她大喊冤枉。母親說我是共產黨員，你父親也是，我幹嗎要這麼說呢。但是她又不得不承認，自己已經記不清了。
抄家是很多人都會遇到的。有一天，突然來了群氣勢洶洶的紅衛兵小將，把我父母押到了角落裡，袖子一捋，翻箱倒櫃抄起家來。要說我一點沒有被這大動干戈的場面嚇著，那可不是實情。我被帶到了廚房，小將們用很文明的方法，十分巧妙地搜了我的身。她們如數家珍，強烈控訴著我父母的罪行，然後一個勁表揚誇獎，說我是好孩子，說我是熱愛毛主席的，會堅定不移地站在共產黨一邊。她們一點也沒有把我當作外人，知道我身上藏著許多毛主席寶像，說僅僅憑這一點，已足以證明我是無產階級司令部里的人。
這些話說到了一個小孩子的心坎上，在那年頭，沒有什麼比這種認同，更讓人感到貼心，感到溫暖如春。天大地大，不如黨的恩情大，爹親娘親，不如毛主席親。我的身上確實收藏豐富，當時搶像章很厲害，害怕別人來搶，我把所有的像章都反別在衣服上。結果就像變戲法一樣，我掀開這片衣服，亮出了幾塊寶像，撩起另一塊衣襟，又是幾塊寶像。小將們一個個眼睛放出光來，驚嘆不已。好幾位造反派是我母親的得意弟子，原來都是極熟悉的，她們在我身上摸來摸去，把我哄得七葷八素，目的卻是想知道母親有沒有把什麼東西，偷偷轉移到兒子的口袋裡。我對她們不無反感，只是覺得有些不好意思，因為那時候已經有了些性別意識，被這伙女造反派弄得很彆扭。一個造反派摸索完了，另一個造反派又接著過來摸索，上上下下里里外外，都讓她們給搜尋遍了。突然，一個小將跑過來報喜，說是找著罪證了，這邊的幾位小將頓時興奮起來，一副大功告成的樣子，也顧不上我了，扭頭都往那邊跑。
我隱隱約約聽說是抄到黃金了，這在當時，就是個了不得的罪證。在我少年的記憶中，黃金絕對不是個什麼好東西，只有地主資產階級才會擁有，只有反動派才會把它當作寶貝。擁有黃金意味著你與人民為敵，意味著你是萬惡的剝削階級。聽說那些被抄家的壞人，常把黃金藏在枕頭芯里，埋在地板底下，既然是從我們家抄到了黃金，我確信自己父母像紅衛兵小將說的那樣，肯定不是什麼好東西。我們家有很多書櫥，聽說抄到黃金的時候，我首先想到的，是那幾根鑲在書櫥上黃燦燦的金屬軌道。我至今都不明白，當時為什麼會這麼想，為什麼會有這樣自以為是的誤會。也許是保姆和別人說過，我們家的書很值錢，也許是小人書和電影裡的階級鬥爭教育，讓我產生了高度的革命警惕。反正當時確信不疑，認定那些金屬軌道就是黃金。我的父母把黃金鑲在書櫥里，以為這樣就可以蒙過別人的眼睛，可是他們沒有想到，狐狸再狡猾，也鬥不過好獵手。革命群眾都是孫悟空，個個都是火眼金睛。
後來才知道，所謂黃金，不過是我奶奶送給母親的一根金項鍊。我聽見了母親挨打的慘叫聲，造反派此起彼伏地訓斥著，顯然並不滿意只有這麼一點小小的收穫。他們繼續翻箱倒櫃，繼續惡聲惡氣，動靜越來越大，收穫越來越小。我一個人待在廚房裡，心裡七上八下，不著邊際地胡思亂想。不時地有造反派跑到廚房來，這兒看幾眼，那裡摸幾下，連油鹽醬醋的瓶子，都不肯放過。在舊作《流浪之夜》裡，關於抄家，我曾經寫過這麼一段文字：
一直抄到天快黑，大失所望的造反派打道回府。除了廚房，所有的房間都被貼上了封條。我的父母就在這一天進了牛棚，保姆也拎著個包裹走了，只留下我孤伶伶的一個人。
我整個地被遺忘了。我的父母把我忘了，造反派也把我忘了。
天很快黑了下來，肚子餓得咕咕直叫。一個人待在寬寬大大的廚房裡，真有些害怕，於是便跑到大街上去。
那天晚上，我在大街上流浪了一夜。或許也可以稱作是一種出走吧，自記事以來，還從未一個人離家這麼遠過，更沒有深夜不歸的經歷。我為自己生長在這樣的反動家庭感到羞愧，決定離開，決定跟與人民為敵的父母徹底決裂。夜色降臨，我不知道自己要去什麼地方，身無分文，茫然地在街上走著，哪兒人多就往哪兒去，哪兒好玩便往哪兒鑽。這一夜，遇到的稀奇古怪，要一筆一筆說清楚，還真不容易。大街上燈火通明，在市中心的廣場上，毛澤東思想宣傳隊正輪番演出行動劇，給我留下最最深刻記憶的，是一段輕鬆活潑的天津快板書。在當時，再也沒有什麼比快板書更適合街頭宣傳，說書者戴著個大鼻子扮演劉少奇，動不動就來這麼一句，「提起了劉少奇，他不是個好東西」。這詞非要原汁原味的天津話說起來才有趣，快板噼噼啪啪地響著，聽眾一邊聽，一邊樂。
不遠處，造反派正慷慨激昂辯論，你一句，我一句，沒完沒了。革命不是請客吃飯，革命就是鬥嘴吵架。那時候，大規模武鬥還沒有開始，辯論者唇槍舌劍，不時地聽見有人在高喊「要文鬥，不要武鬥！」文鬥就是講道理，可是講著講著，就都不講道理了，袖子捋了起來，拳頭舉了起來。眼看著要打起來，不知怎麼的，又突然不打了，雙方握手言和，然後又接著與第三方大吵，吵得不可開交。一方說什麼好得很，一方就大喊好個屁。廣場上「好得很」和「好個屁」此起彼伏，誰都不肯示弱。我一直沒弄明白「好得很」和「好個屁」的爭論焦點是什麼，「好得很」這一派後來被稱之為「好」派，它的對立面就成了「屁」派，「好」派「屁」派是南京兩大造反組織，都出了一些了不得的大人物。
那漫長的一夜可以分成兩部分，上半夜都和革命有直接的關係，下半夜與革命就有些距離。隨著夜越來越深，耍猴的，賣狗皮膏藥的，要飯的，都形跡可疑地冒了出來。耍猴的一個勁數落一隻老實巴交的猴子，就像教訓自己的孩子一樣，好幾個大人圍在一旁津津有味地看著，邊看邊笑。賣狗皮膏藥的開始推銷自製的肥皂，吹得天花亂墜，把機油和泥土往一塊白布上揉，然後現場清洗給觀眾看，引得看的人讚嘆不已。要飯的在數自己掙的錢，把硬幣一枚枚攤在空曠的台階上，數了一遍又一遍。在樹蔭深處，竟然還有一個男人在文化大革命。我當時並不明白是怎麼回事，只是奇怪他尿個尿，幹嗎要那麼複雜。
重新回憶這一夜，總有一種荒誕之感，連我自己都覺得它不真實，然而又確確實實都是親眼所見。一群小流浪漢合起伙來，不費吹灰之力，就騙走了我腳上的新塑料涼鞋。他們是我新結識的夥伴，我們一起在廣場上玩，從東竄到西，又從南玩到北，很快變成無話不說的小戰友。夜深人靜，廣場上的人群漸漸散去，喧囂的熱鬧勁過去了，我仿佛找到了組織，自然而然地成為他們中的一員。這伙小流浪漢鄭重其事接納了我，開始對我天花亂墜，哄得我這個九歲的孩子心蕩神怡，對未來產生了太多美好想像。五顏六色的肥皂泡在空中飛舞，我很輕易地就相信了他們的許諾，相信他們真能帶我去北京，去見偉大領袖毛主席。為首的傢伙是個瘸子，是個能說會道的語言天才，他自稱是老紅軍的後代，曾經被毛主席親自接見過，還跟他老人家握過手。我對這傢伙的故事深信不疑，他說的每一句話都能打動我，說什麼我都敬若神明。最後他對我下達命令，讓我像其他的小流浪漢一樣，在銀行門前的大平台上躺下來睡覺，他讓我把涼鞋脫下來，當作枕頭墊在腦袋底下，理由是這樣不容易被偷走。
我困意朦朧地當真把塑料涼鞋脫了下來，擱在腦袋下面，美美地進入了夢鄉。在蜜一樣的夢中，我夢到自己和成年的紅衛兵一樣，爬山涉水，終於到了世界革命的中心，見到了人們心中最紅最紅的紅太陽毛澤東。人山人海，一片歡呼聲，我的鞋子被擠掉了，大家都赤著腳向前擁去，一直衝到了最前面，街面上到處躺著被擠掉下來的各式各樣的鞋子。
醒過來的時候天已經大亮。一時間我不明白自己怎麼會躺在大街上。我已從平台的這一頭滾到了另一頭。我的鞋沒有了，我的那些新結識的流浪漢小戰友也無影無蹤。
最後，我是光著腳走回家的。我被那些新結識的小流浪漢給耍了，剛建立起來的革命情誼，轉眼間被糟蹋得乾乾淨淨。他們偷了我的涼鞋，興高采烈逃之夭夭，像沙灘上的水一樣蒸發了。我的失蹤驚動了當地派出所，也讓造反派感到不安，他們對我的失蹤負有責任。我的父母還關在牛棚里，一個半大不小的孩子就這麼不明不白地沒有了，造反派顯然意識到問題的嚴重，正分頭在找。他們擔心我被人販子帶走，落入壞人之手。我的出現讓大家喜出望外，尤其是那些女弟子，雖然已經與我母親決裂了，畢竟還有些殘存的師徒情誼。她們像對待英雄回歸一樣地歡迎我，讓我先飽餐了一頓，然後圍著我七嘴八舌，一個勁地追問我把鞋子丟到哪去了。我結結巴巴說著自己的遭遇，多多少少有些添油加醋，她們聽得一驚一乍。對於她們來說，這只是有驚無險，只是弄丟了一雙鞋子，鞋子丟了，孩子還在，已經是不幸中的萬幸了。
吃飽喝足，一個年輕美麗的女演員英姿颯爽地走過來，把我從母親的女弟子手中接走了。她是造反派的小頭目，是兵團的什麼司令，穿一套草綠色軍服，系一條地道的軍用皮帶。那時候，造反派全是這身打扮，真能穿上貨真價實軍服的人並不多。她身上是一套真正的軍人制服，僅僅憑這套行頭，足以讓人刮目相看。在當時，有各式各樣的軍服，大多是仿製的，有的甚至是用土布自己染的，綠得莫名其妙，水洗以後，因為褪色，像迷彩服一樣骯髒不堪。一套真正的軍人制服，在那個特殊的年代，有著不同尋常的意義，它代表著一個人的身份，代表著一種地位。
造反派小頭目正和一位現役軍人在談戀愛，她身上的軍服就是那個男人的，穿在身上大了一些，可是仍然很好看。我覺得最能給人帶來視覺上的衝擊，最能引起人們回想起文化大革命開始的場景，莫過於綠軍裝與紅臂章的配合。民間有「紅配綠，丑得哭」的說法，南京方言裡「綠」和「哭」擱在一起，不但押韻，而且朗朗上口。紅和綠在顏色對比上，既尖銳衝突，又十分和諧。在一片綠色的海洋中，紅臂章像鮮花一樣燦爛。身穿軍裝，戴著紅臂章的小頭目神情嚴肅，徑直走到我們面前，神氣十足地宣布：
「好吧，你們現在可以把這小傢伙交給我了，我有話要對他說。」
女弟子們立刻都不說話，似乎已經明白她要對我說什麼，看看我，又看看她。
我不知道她會說什麼，只是預感到會有些不幸的事情將要發生，依依不捨地看了女弟子們一眼，乖乖地跟她走了。接下來的談話，對於一個九歲孩子產生的強烈衝擊，絲毫也不亞於抄家。她把我帶到了一個沒有人的地方，看了看四周，既興奮又神秘地向我宣布，說你並不是現在的父母生的。她說，你只是一個被領養的孩子，你和現在的父母根本就沒有血緣關係。我不敢相信自己耳朵聽到的話，對我來說，這簡直就是晴天霹靂。沒有什麼比這更嚴重的了。看著我吃驚的神情，她有些幸災樂禍，和顏悅色地安慰我，說這其實是一件天大的好事，你應該高興才對，為什麼呢，因為你並不是壞人的孩子。龍生龍，鳳生鳳，老鼠的兒子會打洞。老子英雄兒好漢，她接著說出了一個更讓人吃驚的秘密，她說你知道，事實上，你是一位革命烈士的後代，你的父親是久經沙場的老革命，為了人民英勇犧牲，已經長眠於地下。
我不相信造反派說的話，又沒辦法不相信。突然，她的眼睛飽含著淚水，仿佛被什麼事情感動了一樣。我目瞪口呆地看著她。二十多年以後，在美麗的西湖附近，在革命烈士陵園，我看到了親生父親的墓碑，這個困惑了自己幾十年的秘密，終於解開了答案。我無法形容當時的心情，是高興，還是不高興，是痛苦，還是麻木。對於一個九歲孩子來說，眼前所發生的一切都過於極端，極端得不可思議。你根本無法理解這些，突然之間，你美好幸福的家庭遭遇了抄家，父母變成了十惡不赦的罪人，成了反動分子，成了反革命。然後又是突然之間，原本你生命中最親近的人，他們竟然又不是你的親生父母。我記不清楚這次談話是怎麼結束的，只記得造反派小頭目從頭到尾，都沒有拿我當作外人。她挑唆著我與養父母之間的仇恨，不停地安慰我，鼓勵我，要我挺起腰杆做人，要像一個革命烈士的後代，要對得起那位為革命捐軀的親生父親。她說有毛主席他老人家給你撐腰，黨和人民站在你的一邊，做你的堅強後盾，你還有什麼可以擔心。她說你要做一顆革命的種子，要撒在任何地方，都能生根發芽，茁壯成長，最後還會開出鮮艷的花朵來。
幾天以後，下課的時候，一名同學當著眾人的面，模仿我父母遊街示眾的情形。他曾是我最好的夥伴，爬到了課桌上，拿腔拿調地發揮著，一會扮演我父親，一會扮演我母親。他說我們原來都覺得你們家了不得，誰都是人物，想不到你們一家都是壞蛋，你爸是個壞蛋，你媽是個更壞的壞蛋。你父親是個大右派，你母親不是江姐，她是甫志高。我聽見了女孩子吃吃的笑聲，那個在我心目中占據著重要位置的小女孩，那個代表著美好理想的小女孩，也幸災樂禍地混在人群中。我的母親曾是她心目中的偶像，現在，這個虛擬的偶像倒坍了，英雄人物已經不復存在，革命先烈江姐已經被叛徒甫志高取代了。孩子們的遊戲很快進入了高潮，小女孩舉起了拳頭，大家突然高呼起打倒我父母的口號，異口同聲慷慨激昂。
我的眼淚嘩嘩地流了下來，就好像被心愛的人背叛一樣，一種從未有過的悲哀，籠罩在心頭。真想把那個女孩子拉到一邊，把自己的身世秘密告訴她。我要告訴她，我依然還是革命烈士的後代，我的親生父親仍然是英雄人物。可是我沒有勇氣這麼做，就算我說了，她能相信我嗎？我不相信她會相信，因為我自己都不太相信。那是一個激烈的年代，革命是頭等大事，革命就是一切，換了任何孩子，處在我的地位上，都應該被譏笑，都應該被詛咒。
革命是天堂，反革命應該下地獄。
後記：八個樣板戲我一向深惡痛絕，在任何場合，都不願意再聽到它的聲音。仔細想想，《江姐》與樣板戲相比，也是五十步笑一百步。經過十年文化大革命，一度被禁演的《江姐》再次公演。這是件很隆重的事情，大家排隊購票，爭先恐後，仿佛噩夢過後，又回到了文化大革命前夕。觀眾還是老觀眾，歷史繞了一個圈子，再次回到原點。在很多人的心目中，《江姐》以及《洪湖赤衛隊》等經典劇目的重新演出，意味著一個恐怖時代的結束。說老實話，這是我始終想不明白的一件事。我想不明白，今天的年輕人大約更想不明白。文化大革命是個漫長的過程，三言兩語說不清楚。不同人的心目中，有著不同的文化大革命。江姐曾是我們這一代人心目中的英雄人物，是男孩子心目中最文化大革命的女性，雖然這個戲一度遭禁，但是它所代表的觀念，說白了就是發動文化大革命的堅實基礎。在這種意識形態的教育下，讓老百姓接受文化大革命，其實是很容易的事情。文化大革命開始的時候，我是個九歲多的毛孩子，是個小學生，到文化大革命結束，我已經快二十歲了，在一家街道工廠里當鉗工。毫無疑問，我屬於那個時代里成長起來的一代人，世界觀不可能不帶著文化大革命的深刻烙印，也許是烙印太深了，時至今日，我總有一種疑惑，這就是文化大革命究竟有沒有結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