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家鄭義流亡美國後在其作品「紅刨子」中講了這樣一個故事：一匹狼對夜鶯說：「你是一個聲音，如此而已。聲音是虛無的。」鄭義說，有時在暗夜中，他仿佛看見這匹聰明透頂的狼在對他輕輕地說：「你也是一個聲音，如此而已…」作為一個作家，是否都會有這種「自己的聲音不重要」的恐懼？作為一個流亡作家，這種恐懼是否更強大？鄭義如何戰勝這種恐懼？焦點對話主持人寧馨繼續和鄭義對話，傾聽他在六四後流亡美國的文學生涯與精神內省，以及創作「中國生態之毀滅」等鴻篇巨著的過程。
嘉賓：中國流亡作家鄭義
寧馨：有人說，流亡作家離開了生養他們的土地和人民，註定失去鮮活的生活素材，創作靈感和廣大的讀者群。但外面的天地，似乎也給您的創作提供了更廣闊的地平線。您來美後創作了許多散文，對美國和生活有許多超越國籍和民族性的觀察和反思，如「金棕櫚—葛底斯堡賦」等，有相當的影響力。在美國生活的經歷，如何影響了您的視野和創作？
鄭義：廣闊的地平線的提法很好。這是一個很大的問題。美國的生活經歷使我有一種脫胎換骨之感。從細節說起吧：來美國幾年後，一天早晨，我送小女兒上小學，然後散步，見到路上有一小灘血，估計是小動物的，不覺心臟一下子收緊了。果然看見前面不遠處撞死了一頭小鹿。我趕緊回家拿了把鐵鍬來，把小鹿掩埋了。事後我不斷問自己，為什麼見到血會心驚，似乎承受不了？過去不是這樣脆弱，在宜賓武鬥時期，死人很多，醫院裡到處都是屍體，房間裡一個摞一個，只有英雄式的人物才能享受平躺著的待遇，一個房間停放幾具屍體。房間中間放了一個特大注射器和福馬林，有人不時來往肚子裡注射一針防腐劑。那是1967年盛夏時節的四川，整個醫院甚至整個城市都瀰漫著一股屍臭。我強迫自己一個房間一個房間走下去，看那些殘缺的屍體，看白花花的蛆從砍破的顱骨中一把把滾出來。為什麼？我要把自己鍛鍊成革命接班人，要記住深仇大恨，要堅強，「對待敵人要像秋風掃落葉一樣殘酷無情」。我見到過太多的血和死亡，已經變得鐵石心腸，甚至也不在乎自己死亡。
來美國之後，才發現這裡是另一個世界，人們崇尚的價值是同情、悲憫、寬容、愛，而不是仇恨、鬥爭、無情。這種感覺是從細節開始的，比如經常在新聞里看到對小動物的珍愛，一條新聞是開著救火車來鋸高處的樹枝，原來是一隻像狐狸的小動物把脖子卡在樹杈上了；又有一伙人來救小貓，那貓鑽進樓板下舊式暖氣通道里出不來了，那架勢簡直要把房拆了。大雁野鴨大搖大擺地橫穿街道，所有的車靜靜地停下來耐心等候……身邊隨時發生的這些小事給我重大觸動，這裡是另一個世界和另一個人類。漸漸地我感覺心變軟了，淚水多了。漸漸地我感覺自己可能成為一個真正的作家了。心腸變得柔軟，這是流亡生活帶給我的最重要的饋贈。
寧馨：您最近幾年息交絕遊，潛心創作一部史詩長篇，為民國時代、尤其抗戰時期的中國招魂。我很敬佩的王康先生看了前兩卷後說，這部長篇波瀾壯闊，可與托爾斯泰的《戰爭與和平》媲美。是什麼原因促使您閉關創作這部長篇？
鄭義：我多年來一直計劃寫一部關於黃河的史詩長篇，30幾年前走黃河就開始做準備了。流亡海外以來，寫了一部長篇小說《神樹》、生態環境的《中國之毀滅》和大量政論，以及10篇自以為不錯的流亡生活散文。奇妙的是，正要拿起黃河長篇的時候，長江卻闖入了我的視野。多年前我大哥就一再建議我寫長江，寫我的家鄉四川、重慶。7年前我的重慶老鄉王康也建議我寫重慶，主題是「下江人」，就是抗戰時期遷移到大後方重慶的長江下遊人。這個建議啟發了我，很快把主題確定為抗日戰爭，背景是長江和陪都重慶。這一下，我的父輩我的童年少年都自然進入了。很重要的一個背景是，自上世紀八十年代以來，我閱讀了大量抗戰史、中共史方面的資料，知道這個題材是一個寶藏。進入寫作準備階段的閱讀後，我深深被抗戰時期的先輩所感動，最後我得出一個有些簡單化但說明問題的結論：民國時期的壞人，好過現在的好人。概而言之，那個時代的中國人，是中國有史以來最有英雄氣慨、最有理想精神、最熱情浪漫的一代人。這時候，流亡以來的非文學性寫作起了關鍵作用：大量政論和生態環境寫作使我深刻地了解了當代中國，人性的墮落和環境的毀滅使我絕望到極點。我預感一個前所未見的巨大的劫難正在到來，作為一個作家，我有責任把一個美好的時代記錄下來，留給我們的隔代子孫，鼓舞他們浩劫之後的偉大復興。
王康的那句話是給我的激勵，因為寫大作品很難。至於能否與《戰爭與和平》相媲美，言之尚早，但有可能。不是說我能夠與托爾斯泰相比，而是說我所書寫的戰爭，遠比俄國1812年的衛國戰爭更加豐富、宏偉、深刻。這場戰爭理當產生堪稱偉大的文學巨著，不是我就是其他作家同行，總會有這樣一個人。
寧馨：除了文學創作，您到美國以後還長期關注中國的環境問題。例如您用四年時間寫了《中國之毀滅——中國生態崩潰緊急報告》。我曾經看到您妻子北明的回憶，說您寫這部著作寫得異常艱苦，幾乎陪上性命。最近您又發文探討中國發展核能的弊端。作為一個作家，是什麼驅使您從事這樣的非文學寫作？
鄭義：離中國越遠，祖國之愛越強烈。海涅也這樣說過，很準確。隔半個地球看中國，分明感覺到正在加速走向毀滅。另外我早就關注中國生態環境：1983年，在騎車漫遊黃河之前就採訪了大興安嶺林區，回來寫了《綠色的夢》，是一部長篇報導文學，揭露中共國家計委就是毀滅森林的罪魁禍首。據我所知，這可能是寫森林毀滅的最早的一篇吧？第二年，1984年寫了《老井》，大概也是寫水資源匱乏的第一篇吧？因為評論界一般把中國生態文學的起點定為徐剛的《伐木者，醒來！》，是1988年發表的。我寫《綠色的夢》和《老井》比他還早幾年。這樣說來，我就是最早的，沒有之一。我青年時代長期生活過的太行山、呂梁山生態環境都極其惡劣，我有切膚之痛，這不是去採訪，因此始終關注。前些年寫《中國之毀滅》是一種必然，慣性。在這本書之後，還寫了5、6百篇追蹤生態環境惡化的文章，直到現在。我身在海外，享有自由思考、自由寫作，因而就有相應的義務。作為一個中國作家，我有責任成為中國生態環境的守夜人。至於寫《中國之毀滅》，事前想得過於簡單，寫了一段時間才恍然發現這是一個研究所的工作量，但騎虎難下，只有硬著頭皮寫下去。您說得很對，這是一種非文學寫作。但意想不到的是，這部書把我引導到一種絕望的境地。正是這種絕望，使我最終回到文學的永恆的主題。
寧馨：縱觀您的文學作品，從早期的楓，老井，到現在的抗戰長篇，您似乎充滿了一種今天的中國文學所缺乏的人性的溫度，一種精神性的東西，這是否跟您的信仰有關係？
鄭義：我想這首先是生活所賜予的。我的人生充滿壓迫、屈辱，理想主義精神是一種直接的反彈。因此我直覺式的從俄國文學甚至包括部分優秀蘇聯文學中吸取精神性的乳汁。從青少年時代起，就受到一大批傑出的俄羅斯作家的影響，如普希金、屠格涅夫、契訶夫、托爾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帕斯捷爾納克、巴烏斯托夫斯基、索忍尼辛等等，這是一個很長的名單。俄羅斯文學偉大的人道主義精神來源於東正教信仰，到美國後，我成為基督徒，這樣，我就和我景仰的大師們合為一體了。有一種說法很有意思，認為在一個作家的處女作中就包含了他終生寫作的核心價值和風格。我的處女作是《楓》，其中的悲劇精神、理想主義確實貫穿了我整個寫作。當然這是事後的分析，寫作時有一種恆定的內驅力。
寧馨：您的作品還有一個特點，就是一種悲劇感。不管是「楓」裡面年輕理想主義者的苦難，「老井」中農民的苦難，還是「中國的毀滅」里環境的苦難，您的作品充滿了一種悲劇感，您給人的感覺是「一個背著十字架的作家」。但是遠觀今天的中國社會，其實大家感覺活得很不錯，很得意。您如何看待這種反差？是您的眼光有偏差，還是中國社會的整體心理有問題？
鄭義：分兩層意思談。首先，我認為悲劇是文學皇冠上的鑽石，是一種最高的文學樣式。悲劇的核心不是「悲」，而是人類堅守理想的奮鬥，是寫人的靈魂。西方文學，從荷馬史詩、古希臘悲劇到莎士比亞悲劇，中國文學，從屈原、司馬遷到曹雪芹，這是一個偉大的文學傳統。我不是文學史家，不知道這種說法對不對，只是按照自己的感動和心靈寫作。其次，我們就生活在一個悲劇的時代，尤其是今日之中國。禮崩樂壞、人慾橫流、環境毀滅，大家還覺得活得不錯，很得意，那就成了鬧劇。每個時代都有自己的時代精神，如果說中國過去是「禮儀之邦」，那麼今天的中國就是墮落之邦。與這樣的時代互相認同，苟且偷安，那是作家的恥辱。
寧馨：您在來到美國後寫的散文「紅刨子」中提到一個古老的寓言：一匹狼對夜鶯說：「你是一個聲音，如此而已。聲音是虛無的。」您說，有時在暗夜中，您仿佛看見這匹聰明透頂的狼在對您輕輕地說：「你也是一個聲音，如此而已…」作為一個作家，是否都會有這種「自己的聲音不重要」的恐懼？作為一個流亡作家，這種恐懼是否更強大？您如何戰勝這種恐懼？
鄭義：我不存在這種恐懼。說我是一個聲音，那是對我的抬舉。上帝就是用聲音創造了這個世界。耶穌基督也是一個聲音，他的門徒不過12個人。孔子也是聲音，門徒也不過72人。屈原、司馬遷、聖女貞德、聖女林昭，不都是聲音嗎？我完全不在乎有多少讀者和稿費，我只在乎自己寫得好不好，能否成為一個在黑夜中自由歌唱的優美的聲音。
這個世界的一部分確實是屬於狼的，但多數仍然是屬於人的。世界不只有中國。現在很多人認為世界就是中國，於是與環境妥協。然而只要出來走走就會知道，絕大多數人的生活與價值和中國的環境是完全不一樣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