說到這裡，難友蔣柏齡已淚不成聲，待揩乾眼角的淚水後才繼續往下講：我走出院部辦公室，立即前往南瓜山，呈現在我眼前的是一片「綠色海洋」，遍地瓜蔓茂盛，朵朵黃花吐艷，隱約南瓜無數，在入口處有些高矮不一，但尚能見堆的土丘，實難稱作墳場。深知任務艱鉅，這南瓜山「臨時戶籍」可不好當啊！
旋即與雜工組負責掩埋屍體的劉職工會系，他東找西找，終於湊齊資料，看來這些資料起先還正規，有序地畫上長方形的格子，格內填寫姓名：慢慢地以不是一格一人，而成一格數人，緊接著格也省略了，只是一串人名擠在一塊。
劉職工喃喃解釋：「隨著時間的推移，死人越來越多，加之雜工組成員體質下降，已不可能一人一隻棺木（儘管由幾塊木板鑲嵌而成），一人一個墳頭，忙起來數人一堆，甚至連棺都免了，力爭有土掩蓋便行。情況如此，實話實說嘛！」
我接過本子和一些散頁，「按圖索驥」幹了起來。南瓜山盛產南瓜，其實並不玄妙，亦非耕耘得法，而是死屍多掩土薄，遵循物質不滅定律，這些死勞教、死職工又一次對同學們盡責作奉獻。怪不得醫院的伙食比隊上豐盛些，但有此經歷，我卻產生排斥南瓜心理，尤其是南瓜山上的南瓜難以咽下。
我提著一筒紅油漆，拿著「花名冊」，盡全力對號入座準確定位，含淚書寫眾多死難者的姓名。雖毛筆字缺乏功底，確實用足了心，鼓足了勁，做到一筆不苟。砌築墳堆實不可能，搬一成形的石塊，權作「坐標」吧！當時，也儘量在死人堆里覓熟人，發現我的好同鄉、同學、同事劉祝煥在南瓜山。記得我已成為右派後，要去成都省委鳴冤告狀前，匆匆會晤，他才新婚，談到命運處境早有打算。當時組織正追查他，動員對我反戈一擊立功補過。我當即表態，反正事已至此，出於自保盡可檢舉，十條罪狀與八條罪狀無所謂。殊料他拋出一句沉甸甸的話：做人豈容賣良心！
雖然彼此之間沒有反黨反社會主義的勾結串連，但連我用「齊天」做筆名，以齊天大聖自詡是明顯的，他都不面對，以「我又不是蔣柏齡肚中的蛔蟲，誰知道他是怎麼想的？」搪塞。劉祝煥成為右派雖屬定數，卻不該放棄利用我而爭取不勞教的良機。為此我很感激也很遺憾，最終以支援500元為他的妻子周光秀集資，在機織毛衣社覓得餬口之處相報：這500元是我帶去勞教的800元中的大頭，知者均贊我高義。
我坐在劉祝煥墳頭，為使其歸宿地有所規範，我全力作些歸攔，勉強像一座小墳，回首歷歷往事，不禁潸然淚下。據說他亦死於不克制，將周光秀寄去的吃食一頓囫圇下肚，不幸由「餓癆」轉化「脹鬼」。類似他這樣死去的人也為數不少，他該不該這樣死去，誰對他的死負責任，仁者見仁智者見智吧！
他說：大量的餓死，個別的另有死因，但本質不變——陽間糊塗人，陰間屈死鬼。我的另一位同事，公安校教員，河南籍傅景德，原僅僅相識，共同的命運促使交往，其長清秀為人爽直，因反右勞教思想不通，最後竟顛顛倒倒。和我同在大堡一中隊時，經我努力把他塞進大廚房，但為時不久。調隊前，主動拿來幾件稍好的衣物，硬抵借我一些錢：雖力拒因他堅持不拉來生帳……後不知怎麼搞的，成為反改造典型。據目擊者當時的勞教張培厚告：傅已帶鐐反省，一日有霧還讓他們出工，不知為何，傅獨越過警戒往前蹣跚走去，神經不作主，未聽警衛與帶隊幹部招呼止步。警衛朝天鳴槍仍不停下，請示李主任（李曾是大堡作業區主任，後降為一般職務）如何處置，答曰：「命中。」立即一聲槍鳴，屍橫地頭，未卜身葬何方。雖後追查發令「命中」不妥，可以去把人拖回來嘛。而該李主任又降作事務長了事，這草菅人命的源頭，亦足以反思。傅的橫死，有無結論，通知親屬與否，均系未知數。
他說，他手裡攥著幾大本名單，粗略數了下有兩三千人。啊，南瓜山呀南瓜山，竟有這麼多人成堆成坑的埋在這裡，誰不是娘生爹養的血肉之軀，就為幾句話一行字淪為政治賤民，慘遭如此殺害。鳴呼！南瓜山下右友魂，儘是春歸夢裡人；誰說天涯有芳草？幾多野鬼斥秦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