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為什麼不能學呢？
孫：我，孫大午就在這兒擺著的，就是事實，但是你不能讓別人也這麼做，這麼做，是行不通的。我剛才說過我這是能人經濟，比如說我孫大午學過三年法律，學過四年語言文學，我能打官司，我有口才，我能和你辯。但你不能要求別人都能這梓，這做不到。所以說，做這件事情，走這條正路，非常難。並不是人們不願意走這條道，而是在現實社會中你走不通。所以我理解其他的企業家。企業家的心是相通的，即使說企業家的財富積累有原罪，那也是市場原罪，也不單是企業家的原罪。那麼為什麼我說和他們的心是相通的呢？我相信他們也有一把心酸淚，他們也有難言之隱，他們也不願意走紅道或者黑道，他們也願意如我一樣走正道。所以我相信他們也支持我、同情我，我們的心是相通的，他們的心也一樣是向善的，是向正義的，這是無可置疑的。我這次從獄中出來，看到的是方方面面的企業家對我的支持，不管是官商勾結的、弄虛作假的、（製造）假冒偽劣的企業家都有一把心酸淚，他們後來對我講，你孫大午是對的，我們也沒有錯，我們走你這條路走不通。
周：但是這個事情，我還是堅持責任不可推卸。只要你在經營中向惡的非法勢力妥協，你就必須會出代價的，這不是道德高調，因為只要你妥協了，你就要付出代價，如果全社會都大面積地妥協，那麼這個社會就沒有進步了可言了。現在你公司的股權和產權結構是什麼形式？
孫：產權是獨資的、私有企業，曾經搞過股份制，象那種保息分紅的、入股自願，退股自由的股份，但是銀行查處過。我出事後，山東一家銀行說讓我搞股分制、合作制，那它的概念是什麼？讓不讓農民承擔風險，不讓農民承擔風險，真正的股分制搞得了嗎？我要評估資產，老百姓認可不認可你的資產是真實的，再說你的資產那麼大，老百姓一家拿出3、5萬來，在這裡給起個什麼作用？行不通。那麼你要搞合作制，保息分紅，那才叫巧立名目，變換手法，才叫真正的犯罪。
周：作為一個普通人，你對自己怎樣評價？
孫：作為普通人，覺得生活得很幸福，家庭很幸福，孩子學業有成，兩個都是大學畢業，我還是很滿意的。父母都80多歲了，還很健康，還能給我做飯吃，我有一個天倫之樂的、非常祥和的家庭。
周：我覺得你一直在強調一個孝道。你的父母那麼大年紀了，還在拾破爛，還在勞動。真實的東西會讓人感覺到很有力量。你跟父母在這方面溝通嗎？
孫：溝通啊。我勸他們不要幹活了，要注意衛生。可是賣破爛得了6、7百塊錢，他們那種勞動價值實現後的幸福感，你實在不忍心剝奪。
我也在想，我雙親活得非常真實、非常實在、非常幸福。你看我們哥仨個兒都抓進去了，我雙親都能挺過來，他們有一個信念，相信他們的三個兒子沒有做壞事，他們的精神垮不了，他們不害怕，這是他們心理的支撐。
關在單身小號房的囚犯，就成了拉磨的驢子！
周：你還記不記得這件事情發生時的那個情況嗎？
孫：那天原來的政協副主席給我打電話，我正在開會，他說新來的縣委書記要請我吃飯，我感到很高興，甚至有點受寵若驚的感覺，我就趕快安排好工作，趕到鴻燕大酒店，在那兒並沒有見到縣委書記，只有便衣和警察，他們一擁而上，我便失去自由了。當時我沒有驚慌失措，我覺得自己沒什麼事兒，自己也不是被壞人綁架了，因為我知道他們是警局和檢察院的。我當時以為是審查審查，就會放了我，沒有想到一逮就逮了我5個月，最後還要開庭審判我。
周：在監獄裡，你都幹了些什麼？
孫：在裡面大部分時間都是看書，一開始關小號時不讓我看書，(監獄)裡面也沒啥，我也呆得住，就是最早關單人小號時有點難受。人為什麼要有思想呢？有思想是多麼的難受！關在單身小號房的囚犯，就成了拉磨的驢子！後來我就讓他們給我一本初中英語，15天後到了大號，就能借到書了，看了幾十本書，主要是文史哲方面的，《中國通史》，還有《孫中山》。
周：在你被關的這5個月中，你過去的一些想法是否有所改變？監獄是個很特別的地方，它既會讓人思考、反省，又會令人走向反面。有很多人的人性是比較善良的，但被關後，他會變得很狠，如那些二進宮，三進宮的人，而一些人會有很大的反省，對自己的行為作出修正，甚至改變了性情。
孫：我沒有。我很從容，也很鎮定，它來源於信念和信仰，我也猶豫過，反省過，我做錯了沒有？最後否定了，我沒做錯。在裡面時，我不相信會開庭審判我，這出乎我的意外，因為我沒有做錯，如果真要審判，就像陽春時節下暴風雨一樣，不合適宜。因為十六屆三中全會召開在即，十六大也確定了改革開放的方向，國家正處於轉型期，改革開放的春天，在這個時候抓我，就好象春天下冰雹，不合時宜。我相信我沒有做錯。現在審判我的結局，我也看到了，就是審判我的也受到全社會的審判，乃到全世界的審判。我很從容，很鎮定，在裡邊我看了很多書，我覺得時間過得特別快，好象一晃就過去了。在監獄的時候，說判我10年，最少也得6年，我真的沒往心裡去。不管生與死，你就面對吧。
周：在監獄裡你對你的企業未來發展有什麼思考？
孫：警局長找我談話，說大午集團1300多人，有你不多，沒你不少，當時給我很震驚的感覺，真弄垮了你又怎麼樣？後來知道影響不大，縣長、副縣長、書記他們一去公司，知道集團沒受多大傷害，都很奇怪，連檢察長也說，要是別的企業早就垮了，何況還抓了你的兩個弟弟和財務處長。所以我不擔心。
周：在監獄裡，你對農村金融、農村發展又有什麼樣的思考？
孫：農村的金融現在處在一種真空狀態或一種半真空狀態，農村沒有金融可言，也就沒有管理可言，沒有金融，也就是沒有流通。現在農村借貸都是違法，借款超過150戶，就能立案。顯然，現在的金融制度過度壟斷，是倒退了，很不適合農村的發展。在監獄的時候，新華社的黃全權採訪過我，說抓我進來的罪名是「非法集資」，這我不同意。首先要問一句，對我們這樣的農村私營企業，有「合法」集資渠道嗎？我們分析過，正常的渠道我們確實走不通，風險也太大，比如說（我們的）千畝葡萄園，市縣都立了項，也給批了600萬元貸款額度，但是，辦了三年，就是辦不下來，用了上萬塊錢公關，就是到不了位，後來一些知道底細的市領導給我點透了，這件事不可能辦下來，因為必須要有10％－15％的回扣，我不是堅決不給，但得有個適量，可是如果不這樣做，就貸不到款，我不敢這麼做，而且做這些事非得我自己出面，可我又做不來。眼下只有兩類企業能貸出款，一是領導樹立的樣板工程；另一類就是「用錢借貸」、「送禮回扣」所以有的企業拿出甚至50％的回扣去貸款。這類貸款一旦貸出來，還可能再還嗎？中央應當看到為什麼下面貸款損失這麼大，無法追究。根子在管理體制。因為有部門壟斷，就不可能從根子上解決這個問題。
我現在既後悔，又不後悔。後悔就是太自信、太自負，以為摳對了法律字眼。不後悔就是我幹了一件正事，我沒貪、沒占，沒有挪用一分錢。
周：在一個很集中的時間階段里，你較頻繁地到大學去演講、發文章，當時是什麼樣的情況讓你和一些著名的知識分子相識，並把你的觀念推到公眾面前的？
孫：5、6年以前，我與農業部、農協會聯繫，希望建一個農村培訓基地，由我出錢，不讓國家出錢，這樣中國農協會搞了一個全國科教興村培訓基地，這樣，每期都有部長、司長，專家學者來講課，我就用車接來，給他們講課費，我就做了8期，這就打下基礎了，這不，去年又在我這兒開了「儒家文化與鄉村建設研討會」，這麼一來就認識了一大批專家學者，他們就覺得我講的是實踐的，殊途同歸，這樣就有了共同語言。
茅于軾的「孫大午做了件違法的好事」是對我最大的安慰
周：你對「非法」兩字是不是感到深受傷害？
孫：以前認為是非法的、有傷害的，但現在我認為是沒有傷害的。因為大家理解我這樣做的事。尤其是茅于軾說「孫大午做了件違法的好事」。但有時我也想，這非法與合法之間也沒有明顯的界限。這些問題也沒有理順，也說不清楚。這個問題，從法律上就沒有理順，一是從程序上沒有理順，二是從法理上沒有說清楚。從程序上沒有理順，比如說，這種違法行為是不是與銀行有關，就由銀行來管，我們是不是可以和銀行打行政官司。銀行來查、來罰款，說你違規了，人民銀行是個金融監管部門。如果認為我們沒有違規，我們完全有訴訟權利。好象從法律程序上銀行並沒有給我處罰，馬上就進入刑事訴訟。而這種情況不僅在金融部門，在其他部門都有這種現狀存在。比如在土地、工商都有這種現象。事實上他們完全隨時可以行政處罰和刑事處罰你。如果他們不願與你打行政官司，比如偷稅，即使你從來沒有偷稅，他們也可以把你抓起來，這樣行政訴訟法就沒用了。這些問題的解決方式，我想今後是不是先從行政訴訟開始，然後發現了什麼重大問題再遞交到刑事上去，即先解決民事和經濟問題，給企業一個較平等的申辯機會。
第二個問題，（民間借貸）從法理上沒有界定清楚，就是說，借一戶是合法，借10戶是合法的，借100戶就是違法了。比如我的企業有4000多人，和我孫大午沾親的，比如借孫二午的錢是合法的，那麼借二午的親戚家的錢，比如他岳母的錢，由二午去借，那是不是就違法了？這就說不清楚了，就是，你不能認為和董事長沾親的，就是合法的，不沾親的就是違法的，這些問題也說不清楚。那麼我想，這個借款只要是熟人和朋友，你能借出來，他也願意借給你，只要能真正地確實表達，那麼就符合民法，是自願的。可是現在說符合民法，但又不符合金融法，不符合刑法，所以說在法理上也有問題的。
周：在開庭時你放聲大哭，當時是一種什麼感覺？
孫：很複雜，說不出來，有一種很壓抑的感覺。起訴我的人、審判我的人都表示能理解我，肯定我的為人和企業，這些錢（集資）我也沒往自己身上化一分，可是我又要接受審判，我自己覺得無罪，公訴人也說孫大午是一個道德高尚的人，為人正派，但是不能不接受法律的審判，我自己百感交集，覺得不可思議、不可理喻，我又想十六屆三中全會決定要深化改革，要完善市場經濟，一種不合時易，就象春天下冰雹一樣的不合時易。
周：你想沒想到你被關押後各界有這麼多的人支持你、聲援你？
孫：當時在裡面我還不知道，後來出來我知道這些學者公眾，包括我周圍的鄉親們能對我那麼好，我沒想到。我覺得我沒有做什麼，周圍的鄉親和學者們給了我這麼多的支持肯定和同情。我真的很感動（孫低頭良久）。我出來後覺得自己要努力工作，回報社會和這些有良知的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