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於費正清學術共同體所開創的美國的中國研究的重要性是怎麼估計也不會過的，但這並不意味著他們的卓越研究成果已經一勞永逸地解決了他們時代所面臨的問題和在以後時代不斷湧現出來的新問題。不僅僅是柯文對"衝擊—回應框架存在的問題"的質疑值得重視，(35)而且，對於魏特夫提出的中共統治模式與其史達林主義母體之間的深刻而複雜關係的洞察同樣值得重視。從費正清到史華慈，雖然他們對中共革命的歷史局限性提出過批判性的看法，尤其是對毛所發動的"文化大革命"基本予以否定，但他們顯然過高地估計了中共革命的性質和意義，當然，也過高地估計了毛的"獨創性"思想對馬克思列寧主義的"離經叛道"所產生的實際影響。費正清認為"毛澤東的豐碑"是建立在農村，高度評價中共建政之後給中國農村帶來了巨大變化，(36)這個判斷顯然和中國農民在持續經歷從土改到合作化運動再到人民公社運動過程中所遭遇到巨大災難相去甚遠，尤其是和中國農民在所謂的"三年自然災害"（1959-1961）中大量非正常死亡的歷史事實相去甚遠。史華慈認為毛澤東是"20世紀的偉大的政治領袖"，"是對中國的現代化做出極大貢獻的人"，"他的名字將流芳千古"，(37)這類充滿感情色彩的評價和他對"毛主義"的批判性反思也是存在著很大距離。魏特夫為此指控費正清和史華慈在1952年創造了"毛主義"的神話，並非沒有道理。時至今日，這個神話依然還沒有完全被打破。
約瑟夫·列文森在他的《儒教中國及其歷史命運》這本重要著作中認為："培育了中國共產主義歷史學家的歷史並非是這些歷史學家所能寫出的歷史。他們所研究的歷史與他們研究出的歷史並不能完全符合。"(38)這個批評是不是同樣可以用來針對費正清學術共同體關於中國革命史研究中所存在的主要問題？按照法國"年鑑學派"的代表人物布羅代爾的理解："歷史始終是一門正在形成、正在被超越和需要重頭開始的科學。"(39)這是不是意味著所有關於中國革命史的研究包括"費正清史學"都需要重新開始？費正清直至生命的最後幾天都在修訂他的中國史——《中國：新歷史》（China:A New History），並對中國革命進程中的若干重大問題發表了前所未有的新見解，這是一個偉大的歷史學家應有的歷史意識和歷史行動，他不僅是在為自己開闢出新的研究領域，而且也是在為後人搭建前進的橋樑。(40)國史已舊，其命維新，中國革命史是需要不斷重新認識與重新評價的歷史，本文首先從費正清的中國革命史敘事中那些需要被"超越"和"從頭開始"問題出發，旨在深入研究中國革命史的一個新問題：中共革命與中國左翼運動的關係，致力於探尋中國的左翼運動是如何在中共革命的光譜中日趨喪失了自己的本色，最後從革命的同盟者淪為了共產主義的附庸。這也算是對費正清史學"衝擊"的一個建構性和反思性的"回應"。
本文注釋：
(1)[美]費正清：《偉大的中國革命（1800-1985）》，劉尊棋譯，世界知識出版社，1999年，扉頁。(2)[美]柯文：《在中國發現歷史——中國中心觀在美國的興起》，林同奇譯，中華書局，2002年，序言，第57頁。黑體字系作者加注。(3)費正清：《偉大的中國革命（1800-1985）》，第49頁。
(4)同上書，第50頁。
(5)同上書，第329頁。
(6)李劍農《中國近百年政治史》，以近百年為範圍，從鴉片戰爭時起至甲午戰爭時止，該書前身為《最近三十年政治史》，寫於1930年，從戊戌變法述及民國十五年（1926年）國民革命軍北伐，兩書合印為一，出版於1942年。(7)參閱李劍農：《中國近百年政治史》，煤炭工業出版社，2018年，封四。(8)同上書，第62頁。
(9)同上書，第63頁。
(10)費正清：《偉大的中國革命（1800-1985）》，第438頁。
(11)同上書，第433頁。
(12)同上書，第434頁。
(13)同上書，第437頁。
(14)胡繩：《從鴉片戰爭到五四運動》下冊，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905頁。
(15)轉引自同上書，第905頁。《毛澤東選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666-667頁。
(16)同上書，第663頁。
(17)胡繩在1981年出版了他獨立完成的著作《從鴉片戰爭到五四運動》之後大概20年，即在2001年，由他生前組織的一個課題組，出版了《胡繩論"從五四運動到人民共和國成立"》這部新的著作，該書顯然力圖與《從鴉片戰爭到五四運動》在時間和思想上銜接起來，從而構成一個完整的關於中國革命與中共革命的宏大敘事。值得注意的是，該書不是一本紀事體的歷史著作，而更像是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