勞改犯人是最賤的，唯其賤，即如人們腳下的泥沙，能承受一切人所不能承受之重。
好不容易，等到了散會。我就被押送到了集訓隊。這集訓隊就好像是我在農場的老家，幹部、犯人，每一個都是熟的。年輕的管教幹事姓魏，看見我，就笑笑地說：「又來了？」我說：「請魏幹事趕快給我解了吧，手要斷了。」他一邊玩笑地說「不會，我給他們打過招呼，對你，可以照顧一下，捆輕點。」一邊，就笑笑地叫人來把我的繩子解了，又說：「你呀，還不如就在集訓隊算了。」我也覺得，集訓隊這反改造窩子，好像就是民間傳說里的那塊「斷龍石」，任何一條魚，如果想要變成龍，就得跳到這塊石版上來比一比，必須和這石版一樣長，不能長一寸也不能短一分，短了要回到水裡去再修煉，如果長了，就得把長的那截砍掉。我從1963年5月到1966年6月，已經三次被收進集訓隊，我怎麼能按照「斷龍石」的要求使自己變成龍呢？所以，魏幹事說得好，不如就在集訓隊算了。也就是說，只能就做個反改造分子算了。
這時候，許多收監的犯人都一個一個地解了索子，你看看我，我看看你，每一個人的手杆上，一圈一圈紅的、青的、紫的、紫中帶黑的、皮膚上冒血的捆傷的繩子印，十分顯眼。這對我後來在集訓隊寫那首《繩痕》，是最刺激的現場體驗，也是心靈烙印和悲憤情感的疊壓與積蓄。它後來聚變成為了我做詩的靈感。
這一次收監的人很多，入監以後，馬上就是緊張的「學習」「訊問」「檢查」「交代」。有的人，大概是被這「橫掃」的氣勢嚇懵了，在聽了報告、受到訊問以後，便趕忙走「坦白從寬」的道路，連日連夜地寫交代材料，爭取能得到從寬的處理。
我雖然是「三闖轅門」的「老集訓」，但是，這一次和上兩次是大不相同的。上兩次的收監，是由於「中蘇大論戰」和「北部灣事件」的時局變化，政府不得不對「反改造分子」採取防範性的措施，我那時並沒有犯什麼錯誤。而這次卻是作為「文革」的「打擊對象」，收監以後是要進行審查處置的。我原先並不知道為什麼要把我列為「打擊對象」，後來經過集訓隊管教幹事的訊問，才知道原來是山西寨中隊有一個犯人向方指導員檢舉，說我在犯人中間散播反動言論，說我攻擊江青出來「垂簾聽政」。我只好向魏幹事說：「根本沒有這樣的事！請政府幹部去調查，我是什麼時候向哪些人說的？有哪些人在場？哪些人可以對證？如果是個別人檢舉，那麼，我和他是怎樣說起來的？他說了些什麼？我怎麼會和他談到了『垂簾聽政』？他懂不懂『垂簾聽政』是怎麼一回事？如果不懂，他怎麼知道這是攻擊江青？如果他懂，請政府查明他是不是害怕我檢舉他才故意捏造情況來嫁禍於人的？如果經過調查，查明這種人是一貫捏造情況陷害他人的反改造分子，請政府實事求是地給以嚴肅的處理，以免得他今後繼續害人。」——我當時估計，個別人的檢舉，只要被檢舉人據理反駁，管教部門是不能輕易定罪的；而涉及到「攻擊江青」的問題，犯人是誰也不會承認有他在場的。而這個檢舉我的人，我猜到就是那個被叫做「臭水鳥棒」的傢伙，在山西寨的犯人中，他根本找不到誰願意附和他來陷害我。所以，我可以坦然無懼地把事情應付過去。
現在回憶起來，那一次「橫掃」，後來的演變也真是不由人算。同時收監的人中，有幾個過去十分機靈的人，由於害怕這次「橫掃」會要了自己的命，連忙寫檢討，交代問題，爭取「坦白從寬」。結果，不到一個月，總場部就召開了「公判大會」，這幾個人都被判處了加刑3年或5年。「寬大」當然也算得是「寬大」了，但刑期畢竟又拉長了幾年。而其它那些不承認自己有反改造罪行的人，幹部叫大家在集訓隊裡一面學習一面反省問題，後來卻大都沒有受什麼處分。為什麼呢？因為那「文革」的暴風驟雨，並不只是要「橫掃」犯人，它同時也在「橫掃」政府機構。公安勞改部門也跟著產生了一些令人想像不到的「萬花筒」式的變化。幹部們的造反組織，有如「城頭變幻大王旗」，一會兒是「人民公安造反隊」、一會兒是「毛澤東思想戰鬥隊」、一會兒是「井岡風雷」、一會兒是「雷馬屏星火燎原」……幹部們每天都在緊張地選擇「表什麼態」、「站什麼隊」、「舉什麼旗」、「開什麼會」，都在忙著「貼大字報」、「開辯論會」、「奪權」、「打派仗」。對於已經收進了集訓隊的犯人，一般就看成是籠子裡的「死老虎」，只要他們不跳不鬧，有人管著，有槍桿子押著，就暫時放著也不算是大問題了。當然，個別的發現了問題，也還是要判要殺的。可很多人原先收監時本來就沒有什麼可以判罪的所謂「鋼鞭材料」，只不過是有某些需要審查的「問題」，後來，隨著時移勢變，原先的所謂「問題」，似乎也就一天一天地淡化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