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漢以降，魏晉興起。於史書所見人名，有趣之處頗多，如單名與雙名的明顯差異：兩漢時期共有23位帝王，竟然都是單名；三國魏晉諸多風雲人物，也大抵為單名，如曹操、劉備、夏侯玄、司馬昭……
世人熱衷於取單名，似乎是漢晉時期的時代特色。先秦時期的霸主，如晉文公重耳、齊桓公小白，都是雙名；及至東晉以降，高門世族取用雙名也屢見不鮮，如王羲之和他的兒子王操之、王獻之、王凝之……
那麼，為何漢晉之際多見單名，而東晉以降，雙名卻開始變多了呢？
一 社會上層趨向於單名化
現存於河南省偃師商城博物館的東漢《侍廷里父老僤買田約束石券》中，錄有24個人名，其中單名與雙名者各占一半。須知，該「石券」出土於河南偃師縣緱氏鎮，東漢時屬河南尹緱氏縣，距離都城洛陽也不遠。由此可見，在東漢政治中心的輻射範圍內，普通民眾在單雙名的選擇上並未受到多大影響。
這似乎與我們的認知大有不同。正如開頭提到的，觀漢晉時期的著名人物，的確是單名居多。只能說，這兩種現象其實並不矛盾。因為傳於後世之名，多見於史書或石刻碑文；問題是，能夠青史留名或立碑留名的人，幾乎都是官員、士大夫以及王公貴族之家。
再結合下圖，便不難得出結論：兩漢時期，社會上層的單名化趨勢，一直在不斷加強；及至漢末魏晉時代，蔚為大觀；而在東晉南朝以後，雙名化的傾向也開始流行起來了。
漢晉之際單雙名對比
二 避諱制度下的單名化傾向
顯然，這與皇帝的「帶頭作用」離不開關係。兩漢23位帝王，皆為單名；而有意思的是，其中三位皇帝原本為雙名，後才改為單名，他們分別是漢昭帝劉弗（劉弗陵）、漢宣帝劉詢（劉病已）與漢平帝劉衎（劉箕子）。此三者，既已貴為天子，又為何不嫌麻煩地把名字改為單名呢？
因為在避諱制度下，皇帝若不改單名，將會有更大、更多的麻煩。
早在遠古時期，人們就非常重視名字，認為它與自己的安全、健康、命運息息相關；這便導致名字不可輕易示人，更不能隨便讓人使用。因此，人們為了表達自己對尊長或君主的敬畏，往往會對他們的名字加以避諱，久而久之，避諱制度便出現了。
只許州官放火,不許百姓點燈 -- 連環畫
民間有個很出名的諺語，叫做「只許州官放火，不許百姓點燈」，說的是田登擔任郡守後，命地方百姓避其名諱，於是便改「燈」為「火」，結果鬧出了「上元節放火三天」的笑話。可見，避諱制度對中國的影響有多深遠。
中國的避諱制度大約起源於周，成於秦漢年間，興於唐宋之際，及至明清時期變得更加嚴格；直到民國成立後，它才被廢除。秦漢時期，避諱制度趨於成熟，為避諱皇帝之名，與之相關的地名、人名、書名等，統統要被替換掉。如漢光武帝名劉秀，秀才便被改為茂才；又因為漢明帝名劉莊，所以《莊子》一度「改頭換面」成了《嚴子》。
據《禮記·曲禮上》記載：「禮不避嫌名，二名不偏諱。」由此觀之，先秦時期的避諱較為寬鬆，人們非但不用避諱同音字，在遇到雙名時，也只要注意兩個字不連用就行了。看來，這就是先秦時期雙名常見的一個主要原因。
秦始皇（前259年—前210年），嬴姓
然秦漢以降，封建制度確立，中央集權不斷加強，統治階級對避諱制度的要求更甚於從前。彼時，非但每個字需要避諱，就連同音字也要避諱。
如秦始皇名嬴政，「政月」避諱為「正月」，且「正」字要讀平聲；又如漢武帝名劉徹，結果「徹」與「轍」二字都要避諱，「車轍」就成了「車通」。這麼做有個很明顯的弊端：它很容易造成地名、書名、人名的混亂。
是以，為儘量減少因避諱制度帶來的麻煩，皇帝不僅多以單名為主，還經常使用生僻字，畢竟，「難言而易諱」。正如後世的大明王朝，皇族朱家還造出了一張「元素周期表」出來。
有皇帝的親身示範，其他王公貴族見狀，也紛紛學著取了單名。當然，一些皇族、外戚的名字有時也須避諱，則是促使社會上層傾向於單名化的又一主要原因。如漢高后呂雉，為避諱其名，人們便將「雉」喚做「野雞」；又如孝元皇后之父王禁，讓「禁中」一度被改為「省中」。
呂雉（公元前241年－公元前180年8月18日）
三 王莽改制的進一步推動
還有一種說法認為：王莽掌權時，曾推動「去二名化」。據《漢書·匈奴傳下》記載：「時，莽奏令中國不得有二名。」此事亦見於其本傳。
不過，有人曾表示反對。如宋人邵博所言：「王莽令中國不得有二名，又遣使諷單于為一名。東漢士大夫以操節相高，遇莽之事必唾也，乃終其世謹一名之律，何也？」在他看來，王莽篡權已為士族不恥，故而其政令應該很難在貴族士大夫階層中推行下去。
誠然，漢平帝劉衎改單名，或許是礙於王莽「淫威」；但在此之前，還曾有昭帝、宣帝兩人「去二名」。這便意味著：「去二名」由來已久，而王莽此舉也不過是順水推舟。那麼，一個本就被社會上層承認並習慣的規矩，總不能因為王莽在後面推了一把，其他人就要避之如蛇蠍吧。
是以王莽的「去二名化」雖然並非是單名化傾向形成的主要原因，但的確對這種現象起到了不小的推動作用。既然如此，為何到了東晉南朝以後，社會上層又出現了很多雙名呢？
王莽(前45年12月12日—公元23年10月6日)，字巨君
四 東晉南朝以來的雙名化趨勢
東晉後期，高門世族之間開始流行一種新興的取名方式：在單名的基礎上，加上一個無實際意義的虛字，如「之」、「道」、「僧」、「靈」等。
陳垣在《史諱舉例》中說：「晉王羲之子知名者五人：曰玄之、凝之、徽之、操之、獻之。徽之子楨之，獻之嗣子靜之。祖孫父子，皆以『之』為名，不以為嫌也。（南朝）宋王弘子僧達，孫僧亮、僧衍，從子僧詳、僧絳、僧虔，從孫僧祐，叔侄皆以『僧』為名，不以為嫌也。」
東晉的文人雅士
這種奇特的「雙名」，反映了世族門閥在信仰、思潮上的某種傾向。以琅琊王氏為例，作為時代「弄潮兒」，王氏在各種思潮的碰撞下，不僅發揚了玄學，也曾接受過佛學思想，如頗負盛名的竺法深與道敬法師，皆出身於琅琊王氏。因此觀之，王氏中大量出現「之」或「僧」的例子，便不難理解了。
當然，也有些字具有實際意義，這顯然是家族對於族中子弟的一些要求或祝福，比如宋武帝劉裕的子侄輩，皆是「義」+名的形式，其中較為出名的有宋文帝劉義隆和《世說新語》的作者劉義慶。
《世說新語》是南朝宋時所作的文言志人小說集
除此之外，晉宋之際的雙名化趨勢，還有可能是受到了胡風影響。須知，在此之前，大批胡人進入中原，在一定程度上促進了漢胡之間的文化交融。而衣冠士族雖然被迫南渡，但不可否認的是，仍有不少受到胡風影響的僑姓來到了南方。
正如沈德符所說：「至魏晉後，漸不復然，至五胡盜中原，胡名遂用三四者。」看來，少數民族中的雙名現象（如拓跋力微、沮渠男成等），的確對東晉南朝的雙名化趨勢造成了不小影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