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斯科，哦，就是在那一刻，才讓我猛然驚醒——糟了！
卡倫·沙英揚，原本是我的朋友中最樂觀的一位，他的眼睛裡總是閃爍著自信和勇氣，曾在最黑暗的日子裡，保持著樂觀的精神。當局指控獨立媒體為「反俄代理機構」的日子，甚至是異見領袖阿雷克謝·納瓦尼被逮捕並遭判刑入獄的日子。然而，如今，卡倫·沙英揚的那雙眼睛裡卻盛滿了恐懼。
就是在星期天，我第一次看到，他害怕了。
他說：「我們寄予希望的每一件事情，我們所有的夢想，全都在瞬忽之間變成了齏粉。我們必須得跑了。」
我所了解的俄羅斯中產階級，經過了二十年的生長，卻在幾日之間，全部瓦解。於是，一幕出亡記，開始上演。記者、商人、藝術家、最受歡迎的電視節目主持人，饒舌歌手——所有這些俄羅斯最富才情的專業人士——全都在逃離自己的國家。
戰爭爆發前，沙英揚有兩個年幼的兒子——一個在基輔，一個在莫斯科。突然之間，這兩個兒子好像就變成了某種政治的象徵。幾天前，在莫斯科的嬉皮士們最喜歡聚集的社區凱塔伊·高諾德那家人滿為患、名叫「閒漢」的餐廳里，沙英揚還跟我說：普京決定在烏克蘭實施「非軍事化和去納粹化」。他語帶諷刺地模仿普京的話：「我希望，俄羅斯人民支持我。」沙英揚是俄羅斯最早一批博客作家中的一員。他奪口而出：「去他媽的，任何一個理智清醒的俄羅斯人都不會支持他。」繼而，他在博客上寫了這樣一句話（同時還發了好幾張兩個兒子的照片）：「他（普京）的承諾，惟有死亡、貧困和可怕的信譽掃地。」
幾天之後，沙英揚才意識到，當局壓制異議者的措施該是多麼嚴厲：如果有人散布「虛假信息」，將獲15年監禁。
莫斯科通過那巨大、豪華的窗戶展示給世界的「紙牌屋」，一夜崩塌。瑪斯尼茨卡婭大道拐角的銀行門前，人們排起了長龍，每一個人都想在提款機上打撈正在急速縮水的積蓄。這一天，正是反對派領袖鮑里斯·萊蒙托夫被暗殺七周年忌日，故而，有人準備在市中心集會。我的一位演員朋友，從彼得堡打來電話：世界著名的凱諾福劇院，無論是交響樂團還是芭蕾舞團，都在裁員。他希望能趕上一列開往芬蘭的火車；他祈求上帝保佑，讓芬蘭人繼續開放對俄羅斯人的旅行簽證。
網絡上，俄羅斯人突然不再顯擺自拍照了，取而代之以華麗的室內裝潢和令人垂涎欲滴的美食，而在社交媒體的頁面上，則充斥著各種可怕的視頻——流血的婦女、被摧毀的建築和成了俘虜的俄羅斯士兵。防空洞和地鐵里避難的烏克蘭人，聲嘶力竭地給他們最好的俄羅斯朋友打電話：求求你們，趕快阻止普京。
有那麼一陣子，沙英揚還頗有預見。至少在40個城市，俄羅斯人奮起反戰。但是，抗議活動顯得草率而又凌亂：剛開始，十幾撥莫斯科市民沿著街道和廣場漫步而行，警察一衝擊，人們就趕快躲了起來。6000名反戰示威者被拘留——其中很多人是知名的藝術家、電視節目主持人和劇院導演。雖然也有一些政客，甚至寡頭，呼籲抵制這場發生在烏克蘭的戰爭。然而，事情卻變得越來越糟。
俄羅斯的檢察機關查禁了「莫斯科回音」廣播電台。這個廣播電台從早到晚播報著烏克蘭前線的戰事。同時查禁的，還有惟一具有異議之聲的電視頻道：「雨視」。當時，電視主編提肯·扎德克正和編輯團隊在工作室里，保全突然急匆匆衝進來，說：警察快要到了。扎德克對每個人說：「趕緊離開！」
到了星期四，我在採訪「雨視」的節目主持人瓦西里·帕朗斯基的時候，他說，當所有新聞人員逃離演播室以後，他問大廈保全：「危險是否屬實？他對我說，消息有點『模糊』，因為，凡是來自警察或惡棍的消息，都很難確定。」
可怕的事情隨時都會發生——當普京的批評者被送進監獄，被毒死，或是被射殺時——俄羅斯人不由地想起了1937年。那一年，因為史達林的「大清洗」，而成為俄羅斯歷史上最黑暗的時期。當時，蘇聯的內務人民委員部逮捕了一百多萬人，幾十萬人遭到了處決。
有一個人，沙英揚，一直討厭這樣的對比。可是，這一周，即使在沙英揚的心裡，也感到，俄羅斯的形勢越來越接近史達林時代了。的確，當國家杜馬（俄羅斯議會）審議表決若有通過轉播「虛假信息」而批評戰爭者，將會獲囚15年時，人們就不難想到史達林的鎮壓。每一個人都明白，難以想像的黑暗和殺戮即將來臨。因而，是逃，是留，這樣至關重要的抉擇，如今成了生死存亡的問題。
到了星期四，出亡漸成風潮，我的那些好朋友，幾乎沒人留在城市了。沙英揚和他的男朋友在臨上飛機時，對我說:「即使是昨天早晨你勸我務必離開，我還不會聽你的。可是現在，我們卻只有兩個選擇：要麼被徵兵，要麼就得忍受15年的鐵窗。」
有些母親在力勸兒子快跑，有一些卻懇求他們的心肝寶貝留下來別將她們離棄。一個來自凱塔伊·高諾德地區名叫斯威特南娜·奧茲諾娃的護士對我說：「形勢將比蘇聯時期更糟。普京不會停止殺戮。」
星期四那天，扎德克和妻子卡特娜·克卓卡扎（「雨視」頻道的主播），帶著他們的幾個孩子逃去了伊斯坦堡。夫妻倆收到威脅信息，暗示他倆已經成了獵捕目標。扎德克對我說：「2019年，我們在俄羅斯作為惟一的異議頻道起而支持反對派領袖阿雷克謝·納瓦尼，那時，我們就知道，這是一種非常冒險的行為。後來，即使當局指控我們的頻道是『外國代理機關』，我們仍然保持著一個勇敢而又龐大的團隊，持續為廣大的觀眾提供著服務。可是，等到普京向烏克蘭派兵時，我們終於意識到，形勢失控了。現在，普京要幹什麼，我們完全無法預料。」
許許多多俄羅斯記者陷入了恐慌。很多人走得倉促，根本就沒有時間收拾行李，或是謀劃未來。
星期四的早晨，「雨視」頻道最優秀的記者之一，帕朗斯基，匆匆走進弗蘭肯街那個他經常上網衝浪的咖啡館。這個咖啡館是由一個車間改造的，早已成為嬉皮士們的樂園。也相當於「雨視」頻道的第二辦公室。他緊緊地抓著一杯平素最喜愛的卡布奇諾。
「我可是個典型的嬉皮士啊，」帕朗斯基以開玩笑的口吻說。不過，很快，他就談起了是去是留的抉擇。「只是，我不能撇下媽媽，還有奶奶和其他家裡的女性，所以，我得留下。真的沒法說，這是不是一個天大的錯誤。不過，或許明天，你給我打電話的時候，發現我已經離開了俄羅斯。」
星期四的晚上，就像噩夢一樣。人們不時地互發簡訊，卻是在問同一個問題：「你過邊境了沒？你出去了沒？」
星期五的早晨，我收到了沙英揚一條簡訊：「一切 OK，我們已在烏蘭烏德。」這是一座西伯利亞東部的城市。沙英揚，哦，他那無懼的聲音，再也聽不到了。
我給帕朗斯基發了一條簡訊：「你會留下嗎？」
「是的，」他回了這樣一條簡訊。
嗯，至少，還有幾位具有自我犧牲精神的記者沒有離開。只要他們留在俄羅斯，就有一絲希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