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魯迅的眼中，我們的大水也沒有日本的水溫柔，什麼都比，卻忘記了日本沒有長江黃河！
在魯迅的眼中，日本人是註定要像蒙古人那樣征服中國的。日本的「勇士們」！虧我們的「族魂」喊得出！
在魯迅的眼中，日本人不是在侵略東三省，而是作為教授來《懲罰》中國政府和人民！
在魯迅的眼中，國民黨成立以來到他發表這談話的1934年，除了造監獄就沒有幹過別的事情！
魯迅，某些人所謂的族魂，是怎樣對待我們的祖國和抗日愛國運動的呢？《雙十懷古》、《九一八》、《黃花節的雜感》、《航空救國三願》、《沉滓的泛起》、《真假堂.吉柯德》、《黑暗中國的文藝界的現狀──為美國而作》……除了尖酸刻薄、無恥攻擊之外，誰能夠看出魯迅這個所謂的族魂所發出的、哪怕是一句真心的對祖國的期待、對烈士的崇敬、和對愛國行動的積極支持？
當民族的脊樑從世界各地千辛萬苦地為國家民族的經濟建設、國防建設、金融財政建設、交通運輸建設、文化教育建設、統一大業、外交關係努力的時候，當民族的脊樑在奮力呼籲抵制日貨提倡國貨發起「女權運動」、「新生活運動」、「抗日運動」的時候，魯迅卻總是這樣給年青人潑冷水：中國的一切都糟糕黑暗，中文中醫等等文明都是垃圾，抵制日貨等於給英美送錢沒有意義……甚至對於中國的青年，他也表示「很失望」，對人性「很悲觀」！
那麼，面對黃浦江上那血紅猙獰的日本野心狼的軍艦上的膏藥旗，他老先生實在是死得及時，否則，我們不知道他是不是會成為一個更大的漢奸周作人？
魯迅在那個時代所起的作用，事實上等同於李香蘭的作用。李香蘭用靡靡之音的《何日君再來》美化日本鬼子的罪惡；而魯迅，用「滅自己志氣、長他人威風」的方式抹黑國民政府、挑動國民內鬥情緒、瓦解國民的抗日意志與勇氣……
論文藝，李香蘭和魯迅，都取得了非凡的成就；然而，論抗日論愛國，他們當時所做的一切，都是在努力地為日本人對中國進行心理戰。
魯迅是大師，胡適、蔡元培、傅斯年也是大師。然而，魯迅是抨擊政府不遺餘力，破壞傳統不遺餘力，揭露社會黑暗不遺餘力，而獨獨沒有像其他大師們那樣，盡心擁護國策、潛心於學術救國、努力地參政議政、戮力於國家的統一和抗日。
胡適的實證愛國主義，在今天已經被公認為對國家最有建設性。他在破壞惡傳統的同時，能夠繼承好傳統；在揭露黑暗的同時，能夠勾畫光明的方向。
胡適和魯迅，分別代表著中國成熟和幼稚的知識階層，忠與奸的學術方向。
放在和平安定的時期，魯迅起到的作用可能是好的；然而，國難當頭，從根本上說，魯迅所起到的作用，對於存亡絕續的中華民族來說，是具有極大分裂力和殺傷力的！就像魯迅所說的，是像「匕首」一樣，狠狠地，狠狠地，在扎向多災多難的祖國！
民國時代，有人評論：國民黨統治下，是民主多與少的問題；共產黨統治下，是民主有與無的問題！
民主的多與少總可以調整和提高，好像考試的分數一樣；然而，完全不讓考試，才是最悲慘的痛苦。
不幸，魯迅濫用著那多與少的民主，瘋狂攻訐著內憂外患的國民政府，直接間接地助了日寇、共產黨一臂之力，讓我們今天還在面對著無聲的中國、分裂的中國，面對著慘被無數次共產運動蹂躪的民族傷痕，面對著沒有機會體驗民主多與少的13億國民！
共產黨的罪惡，魯迅也有不可推卸的誤導責任！否則，為何共產黨總是那樣地把魯迅捧成至尊的神？
在魯迅的眼裡，誰好呢？
反正，他是至死都聲稱「一個也不寬恕」的！而他所不寬恕的，絕對不是日本鬼子，而是現代中國史上偉大的大家們，如胡適、梁實秋，等等。
雖然，說魯迅「漢奸」可能是駭人聽聞，但是，說魯迅「族魂」就更加可笑和無恥！
回到老話題，我現在認為，魯迅如果活到共產黨竊國，也許他不會受到什麼衝擊。因為他衝擊的是內外交困忍辱負重作為抗日支柱的國民政府。對於共產黨，他有大恩。因此，毛主席他老人家高度讚揚魯迅。因為魯迅的骨頭，對於抗日的國民政府來說，是「是最硬的」！加上，共產黨政府對日本一向感情深厚，毛曾經表示感謝「日本人的侵略」，才能使「共產黨死魚翻生」。而魯迅和日本人的感情也深厚，超越了國家民族的利益和立場。所以，倘若魯迅當共產黨政府的親善大使到日本，一定可以配合另一個偽忠臣真漢奸周恩來儘快放棄日本賠款，儘快和仇敵日本建交！
中國的文字是不是應該滅？中國的中醫中藥是不是應該取締？中國的歷史是不是只寫著「吃人」兩個字？中國的儒家文明是否就不值一文？
我想不需要多說，歷史已經證明。歷史仍將證明：中華文化是鳳凰涅磐，雖浴火必重生！
附錄：
在這裡，順便公布《魯迅全集》裡「魯迅年譜」的幾個細節：
1902年，22歲，留學日本，入語言學院。
1904年，24歲，8月入仙台醫專。
1905年，25歲，6月回國與朱女士結婚，返日本時即滯留東京，不返仙台學醫。
1905－1909年，謎一樣似乎無所事事卻能滯留昂貴的東京長達5年，度過其人生最美好時光；
1909年，近30歲，終於回國擔任浙江師範教員。
1912年，32歲，擔任教育部職務。
1918年，38歲：開始創作，筆名「魯迅」（38歲始聽人勸創作，距留學時日久矣，如民族果病，拖延十數年，族魂何以早早輟學卻十餘年不救治？）。
1919年，39歲：1月發表關於愛情之意見；5月4日「五・四運動」前後沉默；8月買八道灣屋；11月修繕，與弟弟周作人共遷新居（本年是中國近代史開端，但魯迅忙於愛情意見及個人住房，無評論或小說問世）。
1920年，40歲：翻譯日本武者小路實篤之戲曲《一個青年的夢》。
1923年，43歲：9月出版第一部作品集《吶喊》，12月買阜成門內西三條胡同21號屋。
1924年，44歲：翻譯日本廚川白村論文《苦悶的象徵》。
1925年，45歲：翻譯日本廚村白村《出了象牙之塔》。
1926年，46歲：3月，「三・一八」慘殺案後，避難入山本醫院、德國醫院、法國醫院等達兩個多月（遇難後第一個想到的避難場所是──日本人的山本醫院）；9月擔任廈門大學教授，12月辭職。
1927年，47歲：1月任廣州中山大學文學主任，4月辭職，10月回上海，與許廣平同居。1927年是國民黨北伐成功並開始執政的一年，也是大師顧頡剛發公開函控告魯迅誹謗誣衊案的一年，魯迅選擇辭職及逃避上海租界與情人同居。
1930年，50歲：10月與日本人內山完造同開「版畫展覽會」。
1931年，51歲：6月往日本人「婦女之友會」演講，7月為日本人增田涉講解《中國小說史略》。8月請日本人內山嘉吉教學生木刻術，先生親自擔任翻譯，12月與友人（？）合編《十字街頭》旬刊出版。這裡有必要指出，在民族存亡關頭的「九・一八」事變東北淪喪後，魯迅本年度所做的唯一一件大事就是出版《十字街頭》，而魯迅以「阿二」為筆名發表的，居然是令人難以啟齒的辱國歌謠：《好東西歌》、《公民科歌》、《南京民謠》、《言詞爭執歌》……比如「文的牙齒痛，武的上溫泉……大家都是好東西，終於聚首一堂來吸雪茄菸」，諷刺政府召開緊急會議協商以軍事外交途徑化解民族危機的努力，比如「大家去偈靈，強盜裝正經，靜默十分鐘，各自想拳經」，醜化國民黨參拜南京中山陵發奮圖強的舉動，比如「一中全會好忙碌，忽而討論誰賣國，粵方委員嘰哩咕，要將責任歸當局……只差大柱石，似乎還在想火拼，展堂同志血壓高，精衛先生（時為國民政府主席）糖尿病……這樣下去怎麼好，中華民國老是沒頭腦，想受黨治也不能，小民恐怕要苦了……放屁放屁放狗屁，真真豈有之此理」。從這些文字，我簡直難以相信這是魯迅的大作，簡直就是日本鬼子配合軍事侵略的心理戰傳單，把國民政府說得天下最黑最無能。但是，對於日本鬼子，卻一個罵字也沒有！我難以接受這樣拙劣而惡毒的傳單。然而，魯迅全集正式收錄這些作品，而且在《魯迅年譜》中記載魯迅與「友人」（？）合編出版這種傳單式的所謂旬刊，卻沒有光明正大地公布那個「友人」到底是何方神聖？莫非是日本人？
1932年，52歲：「一・二八」淞滬戰爭爆發，日本人瘋狗一樣進攻上海，1月29日魯迅再次避難於──日本人的內山書店；2月6日，再由內山書店店友（？）護送至英國租界內山書店分店避難，4月於十九路軍抗日最慘烈全國大支援的時候，魯迅在避難所整理《三閒集》，《二心集》；值此國家民族燃眉之急，值此日本鬼子瘋狂侵占上海之際，魯迅卻由日本人轉移來保護去，有「三閒」的功夫，有「二心」的準備，實在是愛國的人們所難以想像的罷。
1936年，56歲：病重，10月17日出訪日本人鹿地亘及內山完造，18日病危，19日晨5時25分去世。魯迅死之前身體已經非常虛弱，然而死前最後兩天是外出奔波訪問兩個日本人，之後就去世。其厚待日本人程度，難以想像！
備註1：據現居美國的STEVE FU君親自打來長途電話介紹說：其先人與魯迅是日本留學的同學，而魯迅在日本所就讀的語言學校藤文書院是日本人的間諜培養訓練中心！此說未能證實，特此存疑。
備註2：據魯迅《吶喊》雜文集自述，該關鍵性訪客為：與《新青年》有密切關係的老朋友金心異，觀看魯迅的古碑抄本而進言；另據台灣1989年輔新書局出版之《吶喊．彷徨》編輯前言所述，該訪客為《新青年》編輯錢玄同主動上門直接向魯迅約稿。據說，金心異即是錢玄同。但此處該訪客的回憶錄與以上皆不同：1，訪客是魯迅教育部同事，並非《新青年》編輯，也與《新青年》沒有關係；2，是看到魯迅的公文而進言，不是看到古碑手抄，更不是忽然主動約稿。那時魯迅還沒有產生，只有平凡無名尚未發表大作的周樹人君，還不至於文名遠播吸引編輯拜訪約稿。由此推斷，或許那時勸說魯迅寫作的人，不止一人次，而魯迅在一次一次或者一人又一人的勸說下，才終於將信將疑地開始了寫作。那麼，魯迅的寫作，從某種意義上講，並不是完全自主自發性的，而所謂用「文字拯救民族靈魂」云云，更加空中樓閣，子虛烏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