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紅軍的叛將中，地位最高的當屬龔楚。龔楚早在一九二五年即參加共產黨，一九二七年率部參加南昌起義，任工農革命軍第三師黨代表。井岡山會師後，朱、毛、龔成為早期紅軍中鼎足而立的「三巨頭」。一九二八年，龔奉命前往香港進行秘密工作。次年赴廣西，與鄧小平等一起策劃百色起義，後任紅七軍參謀長。此後，前往中央蘇區，先後擔任紅七軍軍長、紅軍總參謀長、中央軍區參謀長等要職。中共建政之後的「十大元帥」，大部分都曾是龔楚的手下。
一九三五年，中央蘇區瓦解之後，龔楚毅然脫離共產黨，投降國民政府。此後，長期參與剿共和抗日的作戰。大陸政權易幟後，龔楚避居香港，晚年撰寫回憶錄，寄情書畫，長壽至九十五歲。而那些當年與之並肩作戰的、新政權建立之後一度出將入相的戰友們，卻一個個地成為毛澤東發起的血腥政治運動的犧牲品，比如龔楚筆下桀驁不馴的彭德懷、附庸風雅的陳毅、以及聰明而謙恭的林彪，均無一得以善終。
與之相比，早早地逃離魔窟的龔楚算是一名幸運者。由於晚年獲得了置身事外的客觀與超然的立場，龔楚的回憶錄是研究毛澤東早期發家史以及共產黨體制形成和運作的珍貴的第一手史料。在紅軍早期的將領中，龔楚是少數受過相當教育的具有知識分子氣質的人物，他是受五四新文化運動的啟蒙才走上革命道路的。他的反思精神成為他脫離共產黨的動因。儘管他曾在戰場上指揮千軍萬馬，習慣了血雨腥風，但內心深處未曾泯滅的是青少年時代的人道主義情懷，他在回憶錄中反省說：「我參加革命的志願，是希望能創造一個幸福美好的社會，在當時社會存在的各種不合理的現象，更支持了我的思想繼續發展，可是，在這幾年的鬥爭過程中，使我印象最深的是：土地革命時，農民向地主豪紳的激烈清算；和地主豪紳伺機向農民的慘酷報復，在循環不已的鬥爭中，既違背了人道主義的精神，也沒有增進社會人類的幸福，反而使生產萎縮，農村經濟破產，人民固有的生活方式破壞了，新的生活根本沒有建立起來，人與人之間彼此猜忌，彼此防範，除了聽從中共的命令之外，簡直變成了一個奴隸社會。人性毀滅了，人道毀滅了，人格也毀滅了，自由平等，更談不到，這樣的革命手段，難道是我所應追求的理想嗎？」誰能料到，種下的是龍種，收穫的是跳蚤呢？龔楚形容的「赤色恐怖」此後席捲全中國，這是他不願和不忍看到的悲劇結局。
看哪，這個打天下的光棍！劉曉波將毛澤東命名為「混世魔王」，余英時則以「打天下的光棍」形容之。從井岡山到瑞金中央蘇區時代，龔楚長期與毛澤東共事，一度朝夕相處、關係緊密，其筆下的毛澤東窮形盡相、真貌畢露。龔楚如此描繪第一次與毛澤東的見面：出現在他眼前的是「一個身穿褪了色的淺灰色中山裝，身材瘦長，頭髮散亂，肩闊手長，面上鬍鬚似是許久沒有剃的漢子」。龔楚與之通過姓名後，才知道對方就是大名鼎鼎的毛澤東。剛一接觸，龔楚對毛的豪邁和睿智頗為佩服，但時間一久，毛逐漸露出了馬腳。龔楚發現，毛是一個品格卑下的小人。他描寫了這樣一個細節：毛澤東來到十都，眼見宜章參軍的十多個女同志，有的正在田裡指導農民分田，有的在團部抄寫文件，毛非常高興，一時忘形，笑對龔說：「你天天和她們在一起，真是艷福不淺！你有特殊的感想和艷遇嗎？」龔回答說：「這些都是革命同志，每人都有做不完的工作，對男女間的情愛是不感興趣的。」毛搶著說：「你的年紀比我還輕，我見了尚且動心，難道你無動於衷嗎？我不相信！」可見，毛投身革命，與古代那些搶錢、搶土地、搶女人的反賊相比，在本質上是一樣的。「打下陝北榆林城，一人一個女學生」的戰鬥口號，即便不是出自毛的親筆，至少也是毛的心聲的流露。毛的問題，不僅是在個人品質上存在瑕疵，更是一個天生就很難合作的獨裁者。
龔楚在書中記載了朱德對毛的不滿，朱對龔說：「毛澤東同志對我們有點隔膜，凡事都不事前商量，等到立即行動時才通知我，使我連研究和考慮的時間都沒有，現在各縣送來的情報都先經過他，真是有點麻煩；本來他個人要獨裁，我沒問題，事情總要有點時間準備才成。」陳毅也寫信給龔楚，鄭重告知：「毛是工於心計的人，今後與他合作，要特別小心，切勿似對朱德那樣坦白。」龔楚也發現毛的專斷風格相當突出：「紅軍前敵委員會，自五月下旬軍隊分散以後，就沒有開過會，一切決策均由毛澤東以紅四軍黨委會、邊區特委、地方縣黨委書記等聯席會議的名義處理一切問題，實際上他此時已集大權於一身了。遇有軍事問題，他只和朱德、陳毅談談，便由軍部發布命令，他的獨裁作風，從那時起已充分表露出來了。」毛晚年尤其讚揚孫悟空，對孫悟空「大鬧天宮」之舉頗為欣賞。
正如余英時分析的那樣，在毛心目中，只有盜賊和造反是值得歌誦的。毛澤東擁有「皇帝型權力」，但他真正認同的不是皇帝而是造反者。中國歷史上打天下的皇帝，誠如呂留良所說，都是「光棍」或「世路上英雄」，但歷史上的「光棍」做了皇帝之後便成「正果」了。毛澤東澤拒絕成「正果」，他要永遠保持其「光棍」身份。於是，那些登堂入室的戰友們就成了他要鬥爭的敵人，個個都死得慘不忍睹。毛晚年的那些刻薄而粗俗的講話，哪有半分革命理論家的素養，根本就是一副痞子氣十足的匪首的嘴臉。
毛澤東能深得許世友等不學無術的文盲將軍的效忠，卻始終無法收服龔楚這樣受過五四新文化洗禮的、具有儒將風範的軍人的心。對此，余英時指出，毛澤東的真本領是對中國下層社會的傳統心理的深刻認識。但這裡所謂的「下層社會」並不是千千萬萬安分守己的農民，而是那些三教九流、痞子光棍之類。用價值中立的名詞說，即是社會邊緣的人物。一九三六年，毛在延安特別打電報給特務頭子李克農說：「請購整套中國歷史演義兩部（包括各朝史演義）。」毛讀這些舊小說，自然不是為了消閒，而是為了從其中汲取如何造反、打天下的教訓。
龔楚描述毛澤東上井崗山的過程使人立刻聯想到晁蓋上梁山泊。事實上，毛當時也未嘗不是從這個故事上找到了怎樣收服惡霸袁文才和土匪王佐的辦法——而最後是林沖火併王倫的劇本繼續上演。殺人不是拯救中國的良方龔楚的一生，用「將軍百戰聲名裂」來形容並不過分。他早年僅僅在講武堂受過短暫和粗淺的軍事訓練，就直接走上戰鬥第一線，他的軍事知識和素養都是在實際戰鬥中積累起來的。紅軍早期若干成功的戰役都與他有關，因此他成為最受官兵愛戴的紅軍將領，在這一點上，他有點像蘇聯紅軍的圖哈切夫斯基元帥。但是，由於他出身於所謂的「小資產階級」家庭，持守人道主義立場，臉皮不夠厚，心不夠黑，致使他的軍功愈顯赫，地位反倒愈下降，甚至在周恩來掌權時期，遭到周恩來的嚴厲批判，被開除黨籍一年，軍職更是羞辱性地從軍長降到團長。
由此，龔楚開始反思紅軍如何從人民的軍隊墮落為「黨衛軍」，以及野心家達成其個人權力欲望的工具：「我更想到我們的紅軍，是共產革命的武裝，它的任務是要以戰爭來消滅敵人的軍事力量，以推翻舊的統治，建立蘇維埃政權，但是在不斷的戰爭中，戰死沙場的，並不是高級統治者本身，而是破了產的工農貧苦大眾計程車兵和中下級的軍官。戰爭的結果，還不是貧苦工農的自相殘殺嗎？誰無父母，誰無兄弟，螻蟻尚且貪生，何況人類？」毛澤東曾經炫耀說，革命不是請客吃飯；其實他想說的是，革命就是殺人放火。其實，殺人並不是拯救中國的良方，殺人只是毛澤東奪權的最佳途徑。從加入中共到奪取政權，從匪首到皇帝，毛澤東與命運搏鬥了二十八年，終於黃袍加身，而中國最黑暗的時代亦隨之降臨。
實際上，不是沒有先知的忠告，而是沒有人側耳傾聽。對於共產黨嗜殺的邪惡性質，梁啓超早就洞若觀火。早在國共第一次合作、國民革命軍北伐、共產黨緊跟其後煽動農民運動之時，梁啓超即敏銳地指出，這是歷史的巨大倒退，對中國鄉村自治傳統的顛覆必將釀成農村「痞子當權」的惡質生態。而「痞子當權」的權力格局的形成，正是靠殺人來實現。在兩軍對壘的時候，殘酷的殺戮在所難免；但出於製造階級仇恨而對平民百姓展開大屠殺，就讓龔楚難以接受。
在十年內戰之初，龔楚就發現：「黨中央指示『要殺絕地主，燒毀其房屋，以赤色恐怖對付白色恐怖』。……眼見到這種違反人道的行為，我內心覺得很難過，並使我陷於極端苦悶之中。」由此埋下了他脫離中共的伏筆。馬克思所憧憬的無產階級革命，並未在西歐工業化國家出現，反倒在俄國和中國這兩國落後的農業國中發生。這不是表明馬克思的失算，乃是證實了俄國和中國的革命並非由馬克思主義意義上的「無產階級」發動。作為紅軍中唯一一名具有「政治覺悟」的高級將領，龔楚有一套符合中國社會現實的階級分析方法：「中共在蘇維埃運動時的革命，並不是真正的無產階級革命；中國的無產階級，只是被愚弄、被欺騙的對象。中國的無產階級——工人，及其同盟——農民，他們在數千年來的文化薰陶下，大家都是愛和平、重道德、敬業樂群、樂天知命的，對於中共的激烈鬥爭政策，並不感到興趣。因此大多數的人們，都採取躲避觀望的態度，只有地方上一般遊手好閒的流氓地痞，卻喜歡中共『打土豪、分田地』的政策，中共也看中他們，認為他們是貧苦工農成分。其實，這些人早已脫離了生產，趁著『打土豪、分田地』的機會，來滿足他們的發財妄想。他們唯中共之命是從，並且還做得更為激烈以表示他們的忠實。於是，這些流氓地痞便被中共認為是革命的積極份子，更儘量的吸收到黨裡面來，不斷的加以提拔，大膽地將他們捧上統治階級的寶座。
因此，這一批雞鳴狗盜、好吃懶做的壞蛋，便一躍而為新統治階級了。他們大多數成為蘇維埃地方政府的重要人物，或農會工會的主席。一旦掌握了政權，或領導著民眾組織，他們當然無法無天，胡作非為了。」換言之，共產革命的主力是流氓無賴，共產革命的秘訣是激發人被法律和秩序所節制的惡。從特務政治到警察國家導致龔楚出走的直接原因是肅反的擴大化與簡單化。紅軍準備「長征」時，在紅軍、地方部隊和蘇維埃政府中展開大規模清洗，被殺者數千人，其中包括龔楚的部下、總參謀部參謀林野等人。林野被整肅的經過非常悽慘，龔楚在回憶錄中著筆最多。林野在黃埔軍校時就已加入中共，參加過南昌起義並上過井岡山。長征前夕，林妻剛從上海大夏大學畢業，為了愛情不遠千里跑到根據地與丈夫團聚。林妻剛來的三天，時任中央政治保衛局分局長的譚震林秘密到龔楚的辦公室，細聲說：「報告參謀長，我們準備請林野回家去！」龔楚誤會了譚的意思，以為要調林野回福建工作，便回答說：「司令部正需要林野這種參謀人才，我看還是另派人去福建吧！」譚震林獰笑道：「不是要他回福建，是要他回老家！」龔楚多方活動營救，亦未奏效。被組織懷疑的人無疑就像被宣判患上瘟疫一樣令人懼怕。事後，其中一個參與殺人的特務員對龔楚說：「走了十里路，那時已入夜了，林野先行，他妻子在後，我們便動手，黃同志（另一特務員）拔出大刀砍過去，他妻子見了大聲叫，雙手拖著黃同志不放，林野見狀大驚，發足狂奔！我立即趕上去，舉刀便砍，他連忙閃避，給我斬中左肩，他立即回頭和我拼命。但他左肩受傷，又給我砍中右肩，他再想逃走時，我追上去照頭一刀，將他的腦袋破開兩邊，此時，他的妻子也被黃同志結果了。……若不是我們倆能幹，說不定給他們跑了！」龔楚在回憶錄中以專門的章節記載中共「政治保衛局」之惡行。
明朝之錦衣衛和蘇俄之克格勃，與之相比均顯得黯然失色。中共的「政治保衛局」成立於一九三一年，是毛澤東一手策劃的，任命香港工人出身的鄧發擔任局長，由這個機關負起肅反任務，有組織、有計劃地全面去推行。該組織有權隨時拘捕、審訊與處決每一個被認為有反革命嫌疑的人。除了黨的高級人員，須要報告中央政治局審查決議外，中下級幹部及普通平民的處決，根本不須要任何機關的核准。它的組織，在國家保衛局之下有省、縣分局，鄉有特務員和機關部隊中的特務員。他們在各機關、各部隊和鄉村中的每一角落，監視著每一個幹部和人民，同時他們自己也互相監視。他們逮捕人民或幹部，大多在夜間，執行時往往不說明理由，第一句話便是：「保衛局請你去問話。說完便把人帶走。」被傳去問話的人，多數是從此失蹤了。失蹤的人絕不會宣布任何罪狀或透露任何消息。對於這個全力無邊的部門，就連手握重兵的龔楚都心有餘悸地說：「國家政治保衛局就像一條絞索，套在蘇區每一個人民和幹部的頸上，它高興時，可以讓你在圈子內多活幾天，不高興時只要將絞繩收緊，便要你的命。它又像一個恐怖的魔影，時時刻刻跟隨著你，使你由出生到死亡，始終在它的控制之中。」在中共還是一個地方割據政權的時候，國家政治保衛局及其實行的特務政治，畢竟只能籠罩所謂的蘇區。那個時候的左傾青年們，哪裡知道這個部門的厲害，以為自己是在投奔一個偉大的理想，當腳踢到比鋼板還要堅硬的國家政治保衛局的時候，想回頭卻已經來不及了。
而當中共席捲天下之後，國家政治保衛局更是成為其專政的工具，為捍衛其「鐵桶的江山」無所不用其極。幾經蛻變，昔日的國家政治保衛局的部分功能由當下最臭名昭著的「國保」警察承擔。秘密抓捕劉曉波的是國保，請伊能靜喝茶的也是國保，以酷刑折磨維權人士的是國保，威脅活埋異議分子的也是國保……國保成了中共忠心耿耿的「家丁」。對國保的依賴意味著中共已經完成了由特務政治到警察國家的華麗轉型。警察國家不可能是一個和諧與穩定的國家。帕累托說過：「力量和殘暴並非一回事。膽小鬼、懦夫經常很殘暴，但偉人和英雄卻願意寬厚待人。一個殘暴的政權顯示的不是實力，而只是它的怯懦和內心的恐懼。」中國的成語裡有「色厲內荏」的說法，那麼，「色厲內荏」的中共還有幾天的「好日子」可以過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