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宋人董煟，是一個鮮為人知的歷史人物。這位1193年的進士，只做過知縣之類的小官，沒有什麼傳奇故事可供後世流傳。
但他撰寫了中國第一部處理災荒的專著《救荒活民書》。
書中，董煟將救荒的核心政策總結為五項。前三項相當常規，分別是：國家打開常平倉；發放義倉（官府強制民眾做的糧食儲蓄）之米；勸有米的大戶賣糧。後兩項卻與當時官府的一貫做法完全相反——第四項是「遏糴有禁」——遇上災荒，各地州縣就「環視壁立」，禁止本地糧食出境，這種地方保護主義只會加重災情。第五項是「抑價有禁」——遇到災情，官府就出面壓制市場上的糧價，甚至直接由官府制定很低的糧價，這種事不能幹。
「抑價有禁」一條，可謂洞徹世情。對於為何不能壓制市場上的糧價，董煟有這樣一段解釋：
「比年為政者不明立法之意，謂民間無錢，須當籍定其價。不知官抑其價則客米不來。若他處騰湧而此間之價獨低，則誰肯興販？興販不至則境內乏食。上戶之民有蓄積者愈不敢出矣。饑民手持其錢，終日皇皇無告糴之所……若客販不來，上戶閉糴，有飢死而已耳，有劫掠而已耳。可不思所以救之哉？惟不抑價非惟舟車輻湊，而上戶亦恐後時，爭先發廩，而米價亦自低矣。」
大意是：以前的為政者不懂，認為民眾沒錢，須由官府出面壓制糧價。卻不知官定糧價後，別處糧價高，此處糧價低，商人自然不願意再將外面的糧食運來。外糧不再進來，境內就會缺糧。境內越缺糧，家中有積蓄的富戶為求自保，就越不敢把自家的糧食拿出來。於是，饑民們手裡拿著錢，卻找不到可以買糧食的地方，要麼餓死，要麼去搶劫。反之，如果不抑制糧價，外面的糧食不斷進來，境內的富戶也敢把糧食拿到市場上，糧價就會很自然地降下來。
董煟還說，自己走訪底層時，發現一個奇特的現象：饑荒年份，有餘糧的富戶，並不願將糧食賣給本地民眾，反與「外縣牙人」（外地的糧食收購商）做生意。究其原因，仍然在於上面對米價的壓制。政策的本意雖是「存恤細民」，想要幫底層民眾一把，但卻造成周邊地區米價高於本地的狀況，有糧的富戶不願賤賣糧食，民眾找富戶加價購糧，富戶又怕違反政策被人告發。所以，最後只有外地來的糧商能從他們手裡買到糧食，本地民眾反陷入更深的饑荒。董煟說，如果我們不壓制糧價，考慮到運費、人情等因素，富戶們自然會優先選擇將糧食賣給本地民眾。
為了增強說服力，董煟還舉了兩個真實的案例。一例是范仲淹做杭州的地方官，當地出現饑荒，市場谷價漲至每鬥120文，范仲淹更進一步，將糧價提升至每鬥180文，「商賈聞之，晨夕爭先惟恐後」，糧食源源而來，市場糧價也隨之下落。另一例是包拯做廬州的地方官，當地發生饑荒，包拯「亦不限米價，而商賈載至者遂多，不日米賤」。
南宋商品經濟的發達（糧食的總量比較充裕、商業信息的傳播比較充分、交通便利），是董煟提出上述主張的時代背景——在他之前，已有零星的相似做法見於史冊。除了董煟書中提到的范仲淹與包拯，還有唐代的盧坦，他治理宣州時，江淮大旱，導致米價大漲，有人勸盧坦用政策壓制米價，盧坦回應說：宣州本地產米不足，主要靠外地運米進來，如果壓制米價，米商就不會運米進來了，如此，「價雖賤則無谷奈何？」，市場上無米可賣，米價低又有何用？而不壓制米價的結果，是「商人舟米以來者相望」，糧商紛紛湧入。盧坦的政策能夠奏效，同樣與唐代中後期的宣州商業發達、交通便利有直接關係。
用現代市場經濟學來審視，董煟所說出的，乃是一個基本常識：市場的歸市場，道德的歸道德，二者不可混為一談。救荒本是官府的義務，以道德為說辭（比如「為富不仁」之類）、以政策為準繩，強迫糧商和富戶低價賣糧，看似是在做一件極好的事情，但實際效果往往會適得其反。
值得一提的是，類似的洞見本該成為常識，因為它早已見於《呂氏春秋》。在其「察微篇」中，記載了這樣一個故事：
魯國之法，魯人為人臣妾於諸侯，有能贖之者，取其金於府。子貢贖魯人於諸侯，來而讓，不取其金。孔子曰：賜失之矣！自今以往，魯人不贖人矣。取其金，則無損於行；不取其金，則不復贖人矣。
大意是：魯國出台一項政策，為在其他國家做奴隸的魯國人贖身，可以用贖身憑據去官府報銷拿錢。孔子的弟子子貢，是個很成功的商人，他給奴隸贖了身，卻不去官府拿錢。孔子批評了這種做法，理由是：該拿的錢不拿，看似品德高尚，實則破壞了政策定下的契約。有子貢這種先例在前，其他人在給奴隸贖身時，就難免陷入一種兩難困境——報銷拿錢，會面臨遭到鄙視的道德壓力；不去報銷，又會面臨損失金錢的經濟壓力。為逃離這種兩難，他們的選擇將會是不贖人。流落在外的魯國奴隸的命運，也就隨之變得更糟。
《呂氏春秋》裡的這則孔子故事，未必是真事。但撰寫這個故事的作者，顯然已經意識到了將政策契約（商業契約）人為抬高至道德高度，變成一種道德壓力，往往並不可取，不但無助於解決問題，還會讓問題變得更複雜、更麻煩。董煟在《救荒活民書》裡反對壓制糧價，與孔子反對子貢不去報銷，本質是相似的，都是基於對世情的深切洞察。
遺憾的是，此類洞察並沒有隨著《救荒活民書》的發行與出版（該書也呈送給了南宋朝廷），而成為宋元明清時代的一種常識。乾隆二年，清廷出台了一項救災政策：由官府為糧商的運米船指定具體的銷售地點，運米船經過稅關時上報前往何地，抵達指定地點後找當地官府蓋章，再拿蓋了章的文件給稅關核查。戶部的文件稱，這樣做的目的，是防止「奸商偷運它處，漫無稽查」。在禮部做官的方苞知道此事後，深感不妥，趕緊給朝廷上了一道札子。札子裡說：
「凡販米客商逐貴去賤，本不待教而喻。凡米價貴賤，視被災淺深：災淺者價貴，災深者價必尤貴。若必限定到某處糶賣，不可改移，假如沿途米價更貴於所報往賣之處，則此地之飢困必更甚於彼地。客商不敢違法而擅賣，貧民嗷嗷待哺，必欲強買，竊恐爭奪搶攘之患，更必叢生矣。大凡米價騰貴之地，一遇客商輳集，價必稍減。此地稍減，又爭往他所。聽其自便，流通更速。若價昂既不敢賣，價減又不得不賣，商賈用本求利，必視此為畏途而觀望不前。」
大意是：糧商們追求利潤，是很自然的事情。而米價的貴賤，又與災情的深淺直接相關，災情輕的地方米價比平常貴，災情重的地方則尤其貴。運米沿途出現米價更貴的地方，往往也就意味著此地的災情更嚴重，但糧商已由官府指定賣米地點，不敢違法賣米給他們；這些災民嗷嗷待哺，為求活路定要強買，武力衝突必然層出不窮。其實，米價高漲之地，糧商蜂擁而來後，米價必然會降低。這裡糧價降低了，糧商又會跑去別的地方。官府不強行指定地點，讓他們自己干，效果會更好。如今的政策，導致糧商在糧價上漲之地不敢賣糧，在糧價下降之地不得不賣糧。糧商們是拿著本錢去求利的，如此兩難之下，他們的選擇將會是觀望不前、不再從別處買糧食運過來；災民的狀況也就會更慘。
方苞的意見未被採納，後續發生的事情則如其所料。乾隆三年十月，蘇州織造海保上奏稱，朝廷的政策公布後：
「已經旬日，而（商販米船）願往災邑者甚少。」
《救荒活民書》封面，商務印書館1936年出版
【參考資料】
①董煟，《救荒活民書》，中華書局，1985年。
②鄧海倫，《干預抑或聽其自然：南宋和盛清荒政中的市場意識傾向》。
③《呂氏春秋》，上海書店出版社，1986年。
④乾隆實錄卷之七十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