於是，在查田運動中，大批「地主」、「富農」被查了出來，瑞金黃柏區一地（轄十二個鄉），居然查出了「二百七十家以上的地主富農」，是過去三年中處置的地主富農數（122家）的一倍多[41]。據陳永發考證，毛澤東在查田運動中採取從寬定義的方式，以增加地主富農的比例，達到動員的目的。一旦目的達到，再給那些被劃錯者平反。即便如此，還是遭到中央的批評，被視為右傾[42]。
在這種高度緊張的氣氛下，甚至征糧徵稅，發行公債也需要以動員的方式進行。1934年1月的全蘇代表大會明確提出，完成征糧徵稅和發行公債的任務，必須真正依靠廣泛的群眾動員，必須學習興國永豐區，瑞金雲集區，長汀紅坊區的動員方式，特別是興國長崗鄉，博生七里鄉的經驗，必須事先組織積極份子，在群眾中起領導作用，帶頭先交，必須徹底消滅過去對於推銷公債的命令攤派。
及不做宣傳解釋，便進行推銷公債徵收土地稅的官僚主義強迫命令方式，一切消極怠工，不去動員群眾，不相信群眾幫助戰爭的熱忱，只說：「群眾困難不能推銷」「非攤派無辦法」的機會主義與官僚主義的份子，必須受到無情的打擊[43]。這樣的無情打擊，落到了時任蘇區中央政府財政人民委員的鄧子恢頭上，其罪狀主要有兩條[44]：
一、鄧子恢認為蘇維埃政府把種種稅金加到農民身上，使農民生活困苦，甚至比「革命」前更壞。二、在負責領導財政部工作期間，始終不發動群眾來做籌款工作，以為蘇區內的豪紳地主早已完全打倒，再沒有餘款可籌了。
由於徵稅和發行公債的困難是實實在在的，所以，在鬥爭了官僚主義和機會主義之後，不動真格也征不上來，甚至強迫命令也不濟事，所以必須打擊反革命份子，「嚴查這些反革命份子，提到廣大群眾面前審判，把他提交法庭治罪」[45]。顯然，要糧要錢，不流血是不可能的。
不過，即使依靠嚴厲的血腥手段、過度的動員方式，依然不能疏解蘇區的經濟困境。鄂豫皖蘇區在被放棄之前，1931年下半年，已經出現了糧荒，「外面不能輸入，內面儲蓄已罄」[46]，只能「用互濟組織，割麥隊、割谷隊到白區奪取豪紳反對派的，沒收赤區地主富農的，節省（機關吃稀飯等，紅軍仍吃乾飯），加緊生產（種瓜、豆、蕎麥）等辦法勉強過去。」[47]
自1933年春天起，糧荒也襲擊了中央蘇區。機關工作人員被要求每天吃兩餐，只有十二兩，要省下四兩上交。後來，改吃稀飯，甚至米糠、苦菜和樹葉。列寧師範學校由於天天吃稀飯，被戲稱為「稀飯學校」[48]。同時期蘇區中央政府的訓令中，也提到蘇區已經出現了將種子吃掉的現象，而且說「黃秋菜、筍子、苦齋、艾子、砂枯、同蒿、黃金（野山姜）苧麻葉等植物，都可采來充飢，並且無礙衛生。」
要各級蘇維埃政府，組織群眾上山採摘，多種蔬菜，不能「放任不理，空口嘆氣」[49]。為了救荒，蘇區中央政府還發布「開墾荒地荒田辦法」的命令，以免稅的優惠，鼓勵農民多種地；在這個訓令里，甚至連富農種荒田，也可以得到一年的免稅[50]。黃克誠在回憶中提到連中央紅軍的絕對主力紅一軍團，都沒有鹽吃，規定前線部隊勉強每人每天八分（不足一錢）鹽，而後方則沒鹽吃[51]。
1932年底湘贛蘇區在給中央的報告裡說，蘇區第八軍由於營養不良，腳氣病流行，全部人員不滿兩千，抵不上過去一個師，「還有一千上下的槍枝沒有人背。」[52]這樣的危機，一直到紅軍長征，都沒有得到絲毫的緩解。在長征前夕，蘇區中央政府的機關報《紅色中華》還登出號外，大字標題寫著：「紅軍等著二十四萬擔糧食吃！」到該年的7月9日為止，「糧食突擊（征糧的突擊──筆者注）還只完成一半任務」[53]。這一半，實際上已經是竭澤而漁了。
到了這個地步，蘇區的經濟危機，已經開始轉變成為政治危機了，主要體現在擴紅（即紅軍的招兵）上。進入1933年以後，蘇區的各種宣傳機器開始連篇累牘地鼓吹擴大紅軍，批評各種擴紅的不力，隨著第五次反圍剿戰爭進程，這種宣傳是愈演愈烈，表明了擴紅也愈來愈困難。戰況的不利，無疑加劇了擴紅的難度，一次長汀「擴大了五十七個新兵，但歡送到省蘇（省蘇維埃──筆者注）只剩了五個人，其中三個有病的，結果去前方的只二個。」
[54]不僅擴紅難，紅軍中的逃兵也愈來愈多。在「『擴紅突擊月』──1933年5月的一個月中，紅一軍團（林彪部隊）逃兵就有203人；紅三軍團（彭德懷部隊）逃兵98人；紅五軍團逃兵200多人；紅獨立一團逃兵102人；而同年十一、十二兩個月中，開小差回家者，竟達二萬八千多人，僅瑞金一縣逃跑回家者達四千三百多人。」[55]不得已，最後只好採取將地方部隊和赤衛隊整建制編入正軌紅軍的辦法，來補充兵源。蘇區老百姓對蘇維埃政權的信心也在整體滑落，在這一時期，有地方甚至出現了整鄉整村的農民逃往國民黨統治區的現象，以至於紅軍不得不嚴厲鎮壓[56]。
方志敏領導的贛東北紅軍，作為紅軍長征先遣隊出發，結果一出蘇區，就被包圍打散，成千人連對方一個排的阻擊都沖不破，「指揮員動搖，不沉著指揮應戰，隊伍也就無秩序地亂跑」，基本上是全軍覆沒[57]。中央紅軍長征，在過第四道封鎖線時，損失過半，八萬人剩了三萬，其實也是逃亡的居多。據蔡孝干回憶，長征一開始，出了蘇區，紅軍就有大量逃兵，到第四道封鎖線的時候，「兵力已損失三分之一」[58]。很明顯，此時紅軍的戰鬥力和士氣，都已經今非昔比。
四餘話
陳毅在1946年中共中央的「五四指示」（關於土改）下達後，曾經說過：十年內戰時期的土地革命「走到平均分配一切土地，最後就發展到政治上、經濟上、肉體上消滅地主，以至消滅富農，並損害了中農，造成一系列的錯誤，走了陳獨秀的反面。同樣的絞殺了農民運動，在政治上造成黨和農民的嚴重隔離，造成了黨的孤立。」
[59]作為動員工具的土地革命，最後走到動員的反面，「造成黨和農民的嚴重隔離」，無疑是中共領導人一種刻骨銘心的教訓，只是走到這一步，並非僅僅是所謂「左傾路線」之過。無疑，從蘇聯回來，受過系統馬列主義訓練的留蘇派，跟毛澤東等土生的共產黨人是有很大的不同。這個不同，在留蘇派看來，是布爾什維克化與否的區別，而在毛澤東看來，則是土包子和洋包子的分別，實際上則表現為土包子往往比較務實，尤其在戰爭策略的選擇上，更加靈活一些。
這種分別和不同，並不意味著毛澤東就不是一個列寧主義者。從某種意義上講，毛比那些能背誦大段馬列原著的洋包子，對列寧主義更有悟性，至少作為革命家而言，他們其實心有戚戚焉。以「階級分析」來切割中國社會，高度的組織控制，用暴力和宣傳進行動員，革命手段的無限制，道義原則的工具化等等，在這些核心內容上，毛澤東跟列寧恰恰有著最大的相似性。所以，蘇維埃革命問題上，留蘇派和本土派本質上沒有太大的區別。
關鍵是，以動員為導向的土地革命，「打土豪」的經濟模式，以及靠嚴酷的黨內鬥爭強化控制的肅反，這些蘇維埃革命的核心內容，毛澤東和留蘇派並無分歧。蘇區動員型的土地革命，實際上是毛澤東開創的，至於打土豪經濟，毛更是始作俑者。還在1930年，赤白對立的現象就已出現，只是到了紅軍擴張完全停滯之後，其惡果才充分顯示出來。
事實上，只要打土豪經濟模式的存在，紅軍又不可能保持持續的擴張能力，那麼，蘇區的經濟危機是遲早的事情。當然，至於以階級鬥爭的恐怖手段來處理黨內外的一切事務，本是毛澤東的看家本事，只是毛比較中國化，講究有張有弛，因此效果更佳。至於軍事戰略戰術問題，應該說，毛澤東是要比李德為首的三人團高明一些，但是面對國民黨的政治軍事一體化的圍剿，堡壘戰術的堅定推行，毛澤東未必能有更好的辦法。
顯然，中共的留蘇派和本土派，在權力上存在紛爭，這種權力之爭，反映了蘇聯和共產國際對中國革命的掌控需求。但這個爭奪，並不能改變蘇維埃革命失敗的命運。最根本的問題，在於蘇維埃革命的基本政治經濟模式的選擇，這種模式有速效，卻難以持久。中央紅軍是戰敗了，不得不退出根據地，而川陝蘇區的紅四方面軍，仗其實打贏了，但依然要放棄根據地。川陝蘇區的領導人張國燾後來回憶說，紅四方面軍之所以退出蘇區，原因之一就是[60]：
川北蘇區經過戰爭的蹂躪，糧食及其他必需品均感不足，到了明年青黃不接的時候，可能發生饑荒，如果紅軍死守在這裡，不僅不能為人民解決糧食問題，恐將與民爭食。
張國燾有沒有如此人道，慮及人民生死，姑且不論，但蘇區的經濟困難乃至危機導致根據地保不住，卻是不爭的事實。動員式的土地革命，在動員農民造反方面的確成效顯著。這使得中國共產革命的農民戰爭威力巨大，歷代農民造反不能望其項背。然而，只有在動員效應的有效期內推倒國民黨政府，蘇維埃革命才能成功；否則，就會被自己催生出來的掠奪式政治經濟模式所吞噬。紅軍之所以長征，關鍵就在這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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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釋
1參見高華、何方和陳永發的相關著作。
2、3、4、37江西省檔案館、中共江西省委黨校黨史研究室編：《中央革命根據地史料選編》，下冊（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1982），頁377；388；459-60；594-95。
5〈張懷萬巡視贛西南報告〉，載《中央革命根據地史料選編》，上冊，頁199。
6〈贛西南劉士奇報告〉，載《中央革命根據地史料選編》，上冊，頁353。
7〈江西蘇區中共省委工作總結報告〉（1932年前四個月），載《中央革命根據地史料選編》，上冊，頁443。
8《東江革命根據地史》編寫組編：《東江革命根據地史》（北京：中共黨史資料出版社，1989），頁58。
9〈中共閩西特委報告〉（1929年11月6日），載《中央革命根據地史料選編》，上冊，頁162。
10、14、15鍾貽謀編：《海陸豐農民運動》（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1957），頁102。
11、52《湘贛革命根據地》黨史資料徵集協作小組編：《湘贛革命根據地》，上冊（北京：中共黨史資料出版社，1990），頁270；384。
12〈贛西南工農群眾的鬥爭〉，載《中央革命根據地史料選編》，上冊，頁217。
13四川大學馬列主義教研室、川陝革命根據地科研組編：《川陝革命根據地歷史文獻選編》，下冊（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0），頁550。
16參見陳德軍：《鄉村社會中的革命──以贛東北根據地為研究中心》（上海：上海大學出版社，2004），頁174-75。
17毛澤東：〈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1927年3月），《戰士》周報，第39期，1927年。
18〈中央蘇維埃區域報告〉，載《中央革命根據地史料選編》，上冊，頁377。
19參見〈劉作撫報告附錄〉，載《中央革命根據地史料選編》，上冊，頁263。
20龔楚：《龔楚將軍回憶錄》，上冊（香港：明報月刊出版社，1978），頁190。
21〈楊克敏關於湘贛邊蘇區情況的綜合報告〉，載《中央革命根據地史料選編》，上冊，頁19。
22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譯：《聯共（布）、共產國際與中國蘇維埃運動》（1927-1931），第九卷（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02），頁560。
23、24、30、31、38、39《中央革命根據地史料選編》，上冊，頁377；450；126；509；291；427。
25、32參見曾志：《一個革命的倖存者──曾志回憶實錄》，上冊（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1999），頁134；135。
26中共廣西區委黨史資料征委會《左右江革命根據地》編輯組編：《左右江革命根據地》，下冊（北京：中共黨史資料出版社，1989），頁607。
27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編：《青年實話》，第十八期，1933年。文中說：「江西公略縣有十萬擔以上的荒田，萬泰也有十多萬擔，其他各縣，也有大量的田荒蕪著。在福建方面，同樣有此現象。雖然沒有確切的統計，但我們已可以斷定，荒田問題，已經成為目前蘇區中的一個嚴重問題。」
28〈贛西南特委報告〉，載《中央革命根據地史料選編》，上冊，頁330。〈江西蘇區中共省委工作總結報告〉，載《中央革命根據地史料選編》，上冊，頁446。來自《紅旗周報》（1931年5月10日），《鄂豫皖通訊》的一份報導說，根據地「有許多土地荒著未曾耕種，農民不敢多耕種土地。因為多種了土地，怕成為富農，因為富農是在被反對之列。」
29龔楚：《龔楚將軍回憶錄》，下冊，頁409。
33關於這個問題，在許多中共當時的文獻中都有提及，一些重要人物的回憶中也有說到。方志敏在獄中寫的根據地的回憶，也提到紅軍幾乎無法到白區開展工作。建立不久的川陝蘇區，蘇維埃組織的合作社居然不能到赤白交界的地方跟白區的小販做買賣。參見方志敏：《方志敏文集》（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1999），頁70。紅七軍老戰士1945年在延安座談會上談到，左右江根據地也是如此，「對於邊區外的群眾，一律視為反動派，互相仇殺，造成赤白對立的嚴重現象。」《左右江革命根據地》，下冊，頁606。類似的情況參見《川陝革命根據地歷史文獻選編》，下冊，頁571；《中央革命根據地史料選編》，上冊，頁410、509；彭德懷：《彭德懷自述》（北京：人民出版社，1981），頁181；黃克誠：《黃克誠自述》（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頁129。
34、51《黃克誠自述》，頁129；136。
35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年譜（一八九三－一九四九）》，中卷（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人民出版社，1993），頁235。
36亮平：〈目前蘇維埃合作運動的狀況和我們的任務〉，載《中央革命根據地史料選編》，下冊，頁621、624。
40〈中央財政土地部為籌款問題給鄉主席貧農團的一封信〉（台灣：石叟資料室藏），1933年9月19日。
41中央土地人民委員會：〈為查田運動給瑞金黃柏區蘇的一封信〉，載中華民國開國文獻編纂委員會編：《共匪禍國史料彙編》，第五冊（台北：中華民國開國文獻委員會，1964），頁307。
42陳永發：《中國共產革命七十年》，上冊（台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2001），頁291。
43、45《紅色中華》，第二次全蘇大會特刊（1934年1月28日）。
44、48、55、58蔡孝干：《江西蘇區．紅軍西竄回憶》（台北：中共研究雜誌社，1970），頁122；123、81；155；216。
46《紅旗周報》，第二十六期，1931年12月9日。
47《紅旗周報》，第二十五期，1931年12月2日。
49《紅色中華》，第八十一期，1933年5月20日。
50《紅色中華》，第五十六期，1933年2月25日。
53《紅色中華》，第二一三期，1934年7月12日。
54《中央革命根據地史料選編》，中冊，頁665。
56《紅色中華》，第一七三期，1934年4月10日，類似的情況參見陳毅、肖華等：《回憶中央蘇區》（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1981），頁496。
57方志敏：〈我從事革命鬥爭的略述〉，載《方志敏文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頁92。
59陳毅：〈如何正確執行中央五四指示〉，載《中國土地改革史料選編》編輯部等編：《中國土地改革史料選編》（北京：國防大學出版社，1988），頁258-59。
60張國燾：《張國燾回憶錄》，第三冊（北京：東方出版社，1998），頁20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