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智的父親是外貿部的老幹部，文革初也沒有逃過挨整的噩運。那時胡智還只是十來歲的小孩。部里的「叔叔阿姨」（平時都是熟人）來抄他們家時，把他關在廚房裡，使他感到特別恐怖，給他留下極深的印象。後來父親又被關牛棚、下放，被當作異類，前前後後有七八年之久，因此給他種下了對文革敵視的種子。此時正是胡智的成長時期，這本來是灌輸對毛主席崇拜的年齡段，胡智卻因為家庭的不幸而缺失了這一環節。
1976年9月，毛澤東去世的消息公開以後，北京陷入一片悲痛與恐怖之中。二十歲的胡智忽發奇想，他要組織幾個哥們開個慶祝會。
我曾經問過他：「毛主席去世了，北京人都很悲痛，你怎麼冒出這種想法呢？」
他說：「你說北京人都很悲痛，這不一定。如果他在文革初去世，沒準會是這樣。可是經過文化大革命，得罪的人太多了。人們仇視文革，自然降低了對毛的尊敬。」
「那你應該害怕自己的想法呀？」
「那時剛剛二十歲，還不懂得什麼是怕。」
這是實情，北京許多幹部子弟膽子大，常常能幹出超人想像的怪事，這是盡人皆知的。後來經歷文革、經歷上山下鄉，早一撥敢沖敢闖的幹部子弟逐漸成熟起來，做事也日漸穩妥。可是胡智屬於後起來的一撥，沒經過上山下鄉，他們本來就有天不怕、地不怕的「基因」，再加上那年頭整天宣傳「頭上長角，身上長刺」的革命造反精神，弄得許多還不太懂事的青少年有一股渾不吝的勁頭。1976年的「四五運動」也與這些敢做敢鬧的幹部子弟有關。
胡智在1976年的4月初也去悼念周總理，為當時受到江青等人打壓的鄧小平鳴不平。後來悼念周總理的活動被打壓，這又給胡智內心積累了新的不滿。於是，他才會產生要「開慶祝會」的大膽而叛逆的想法。與他相好的幾個同學和朋友性格也大都類似。
那時，7月28日的大地震才過去一個多月，許多人還睡在地震棚里。在胡智的提議下，9月10日這一天，他們幾個便聚在胡智的地震棚「家」中開慶祝會。幾個年青人竟然背著吉他、大大咧咧地騎著自行車到胡智這裡來聚齊了。
那時北京正處在一級戰備之中，警察們也都瞪大了眼睛，國喪期間，又有禁止娛樂的嚴格規定，攜帶樂器在大街上行走都特別扎眼。幾個年輕人很快引起了關注。因此這個「會」還有開起來時，一個警察帶著幾個民兵和幾個「小腳偵緝隊員」已經尾隨著進了他們聚齊的地震棚。警察們一進地震棚，驚呆了：
地上竟有毛主席石膏像的碎片！
這些青年剛才幹了什麼不言而喻。警察和民兵一下子把胡智等人圍了起來，並招呼了更多的警察把胡智幾個捆了起來、一起抓走了。
這是毛澤東去世時北京最重大「現行反革命案」之一。
進了局子後，此案馬上被當作重點案子審訊，前前後後一共審了數十次，苦頭吃了不少——此時審訊人員為了表明自己政治立場和階級感情的正確，有可能採用任何手段。胡智說，最初審訊規模極其龐大，預審員與駐公安系統的軍代表一起上，有時審訊員竟多達數十人。審訊室小，連坐著的地方都沒有，大家都站著，只有被審的胡智一個人坐著。當時是華國鋒主政，強調繼承毛主席遺志，於是胡智就成為最好的反面教員。他被拉到市內各種大會上批鬥，以教育群眾。
然而事情很奇怪，他於1976年9月10日被抓，但一直是拘留，直到一年之後的1977年10月才正式被逮捕；被捕之後，改由北京市高法提審了。接著又有一怪事：審是高法，而判的時候卻仍是「西城區人民法院」，1978年4月10日胡智被北京市西城區人民法院判處死刑緩期二年執行，然而判決書的編號卻是「1976年度刑字第72號」！這些矛盾後面有什麼背景？直至今日仍不得而知。
這個判決可能與「拖」有關。時間對胡智有利。如果這個案子在1976年判，他必死無疑。1978年4月10日的「判決書」中說：「胡犯思想極端反動，仇視我黨和社會主義制度，自1976年4月以來，經常糾結現行反革命集團骨幹分子張待林、王照軒、范士華（均另案處理）等多人，在一起散布反動言論，惡毒地攻擊、誣衊偉大領袖毛主席和無產階級司令部，並揚言要拉隊伍上山打游擊，自命為司令，張犯充當參謀長，妄圖推翻無產階級政權。更惡毒的是，1976年9月9日後，胡犯瘋狂地攻擊偉大領袖毛主席，損毀毛主席的光輝形象，反革命氣焰極其囂張。在押期間，抗拒改造，繼續進行反革命活動。胡犯罪大惡極，民憤極大。」
當「判決書」寫到「民憤極大」處，就完全是個立即執行的死刑犯的判決詞了，如果有「緩」，下面就應該有個轉折，比如說「該犯在押期間尚能悔罪知過，交代自己的問題，揭發同夥，有立功的表現」等等，這樣才能判死刑緩期二年執行，強迫勞動，以觀後效。而這份判決書在「民憤極大」之後又進一步加碼：「在押期間，抗拒改造，繼續進行反革命活動」。按過去的規矩，這是非死不可的了。
然而胡智還能逃脫這關，判為「死緩」，我認為主要原因是時代在變。雖然粉碎「四人幫」後，1976、1977兩年，仍在主持北京工作的市委書記吳德還一味堅持1976年10月6日之前反對「四人幫」還是「現行反革命」，但到了1978年，整個社會風氣都在變，話劇《於無聲處》（歌頌「四五事件」的）和天安門詩抄或在劇場演出，或在報刊登載，鄧小平也出來工作了。「四五運動」雖然在整體上尚未平反，但誰也不敢堅持說它是鐵定的反革命事件了。
因此，這個判決堅持胡智判死刑、在「判決書」中沿用的語言還延續過去的認識，但沒有搞「立即執行」，說明判決者也拿不準這個問題，他們給胡智留條命，也給自己留下個改正錯誤的機會。胡智也沒有敢上訴，後來他說自己怕被槍斃。
我在一監見到胡智時已經是1978年的5月了。那時他還像個小孩兒，一副吊兒郎當、滿不在乎的樣子，不像個被判死緩的。也很巧，他到一監不久，1978年下半年社會上撥亂反正、平反冤獄逐漸被提上日程（擔任中共中央組織部部長的胡耀邦致信陳雲，就說：「為了實事求是地、公公道道地弄清每個老幹部的功過是非」，請陳雲向中央「寫幾句話」）。
但胡智的問題的解決已經屬於平反運動的末班車了。西城區法院所給「再審判決書」後面所署時間是1979年12月30日。這個判決書寫得特別簡單，在敘述了原判刑期後說：「經本院複查認為：被告人胡智的行為，不構成反革命罪，原判應予糾正，故改判如下：一，撤銷本院1976年度刑字第72號判決；二，宣告胡智無罪，予以釋放。」
據胡智說，中共中央為此下過文件，市警局和胡智父親的單位外貿部也都下過文件。平反大會是在西城區法院禮堂開的，新華社有記者參加。被抓時他還是在家待業的學生（或說是社會上的閒散人員），但放他的同時卻為他找了一個好工作，釋放後不到一個星期，1980年1月4日他就到七機部（現在的航天部）上班了。
胡智在七機部所屬的工廠幹了13年，當過電工，搞過供銷。1992年鄧小平南巡推動了第二次改革後，胡智也辭職下海。他辦起了生產水消毒罐的工廠，以供高層建築使用。此時北京正是高樓林起之時，這些樓頂上都要裝上這種能夠自動消毒的水罐。他的生意特別好，水罐銷路極好，偶然碰到他，胡智滿面春風，已經是個成熟的商人了。
後來，他賣了罐收不回來錢。那時欠錢的是爺爺，自己是債主、也是三孫子，楊白勞、黃世仁的關係顛倒了。胡智整天就是走門子收帳——他說連要帳也要走後門，拉關係，誰能還錢，還要給他們個人一些好處。這真是中國特色。
幹了13年，胡智收攤兒了，把工廠關了，不再生產了，專力收債。有時間了就旅遊、讀書，倒也自在，不招災、不惹禍，朋友有事他還能幫幫忙，過的是神仙般的日子。
彭灼南：刺殺迫害父親的保衛處長
按說他不能算幹部子弟，因為父親彭嘉衡從民航局退休時是沒有職稱，沒有級別，沒有職務的。然而自從前幾年民間發起找尋抗戰期間國民政府老兵時，發現彭嘉衡是住在北京僅存的美國第14航空隊（又稱「飛虎隊」）、中美航空聯隊中的軍官，成了媒體關注的紅人。媒體與民眾才開始關注彭嘉衡的歷史，按照其經歷與貢獻說他是位中級以上的幹部並不為過。
彭嘉衡1937年考入中央陸軍軍官學校（即黃埔軍校），1941年考入昆明中國空軍軍官學校，1942年被選送美國亞利桑那州鳳凰城高級飛行學校深造。抗戰結束後，作為華僑，他回到印尼與父母團聚。1950年，他在報上看到國民黨政府兩航（中國航空公司與中央航空公司）人員起義的消息，他也回到大陸參加祖國建設，並與抗戰末期認識的女友履行婚約。他進入軍委民航局任飛行副駕駛，1954年被正式任命為機長，並負責培訓飛行員。十多年裡，彭嘉衡主要從事專業航空，先後執行過包機、護航、探礦、護林、滅蟲等急、難、險、重任務，共飛行7000多個小時。按照這種經歷、再考慮到1950年代缺少技術幹部的情況，他怎麼也應有個中高級職稱了。
彭灼南本人也很羨慕幹部子弟，他天地不怕，是個蔫大膽，還真有點幹部子弟的作風。在一監時，有次閒聊。他說，我爸爸如果1949年去了台灣我也是個國民黨高幹子弟了吧？那時我就知道他爸爸與媽媽是建國後結的婚，媽媽是大陸人。我說那你爸爸的後代就不是你了。彭灼南撓著頭無可奈何地笑了笑。他雖然被判了20年徒刑，但性格天真，一副老睡不醒的樣子，笑起來還像個中學生。
他的案子聽起來很重，是「反革命階級報復殺人案」。在十年浩劫中，此類案件能逃脫一死就是幸運的了，但彭灼南僅獲刑20年。
案發與其父有關。彭嘉衡回到大陸後與未婚妻結了婚，1950年代時工作也還順利，生活還算愉快。然而自1960年代初狠抓階級鬥爭之後，日子越來越不好過了，因為他歷史上的問題太多了。第一是出身華僑，全家還在印尼；第二曾畢業於國民黨的軍官學校；第三在美國軍官學校中深造過；第四又在美國軍隊當過軍官。凡是經過文革的中國人看到這個履歷就可以推算出他會遇到多少麻煩和苦難。做檢查交代、控制使用、降級使用、大會小會批鬥等等都不會少，對於這些，彭灼南不甚了了，因為文革開始那年他才7歲。
等到了他十七八歲的時候，已經是個非常有個性的青年了。有一次看到他母親向上級為彭嘉衡多年來被誤解、被冤枉一事寫的申訴，他才知道父親的悲慘遭遇，信中提到首都機場保衛處長張某在迫害彭嘉衡上表現尤惡，多次毆打彭嘉衡，彭灼南看了怒火衝天，想找個機會報復。他知道這一報復的結局，那時強調階級鬥爭，保衛處長的身份和行為是代表無產階級以及黨和政府的，報復他不就是向無產階級專政進攻嘛！這些作為高中生的彭灼南都明白，但他還是決計一搏。
經過籌劃，彭灼南偷偷拿了家中的全國糧票還有一些錢，請平常在一起玩兒的小哥幾個吃了頓飯，算是與他們告個別，大有「壯士一去兮不復還」之意。一天下午放了學之後，彭灼南背著書包去了張家，兩家離得也很近，張某的女兒與彭灼南還是同班同學。他敲開了門，開門的是他的同學。「你爸在家嗎？」女同學告訴他在裡屋。彭灼南推開裡屋的門，張某正坐在小馬紮上看報。
1米83的彭灼南俯身一把撕去擋在張某臉前的報紙，厲聲問張：「文革中是你打我爸來著……」張還沒回答，更沒弄清是怎麼回事，彭灼南已經從書包里抽出切麵包的餐刀向張扎去。張本能地圍著桌子跑，向他求饒。
這是彭灼南最感快慰的，曾向我說過數次，每次說的時候都露出得意的憨笑：「平常誰都怕這個保衛處長，他一瞪眼不僅五類分子有問題的人怕他，就是普通老百姓也懼他三分。這回他向我求饒了！」
彭灼南毫不動心一共刺了張四刀，有一刀扎穿了脖子。扎完人他奪門而去，最初還準備跑（身上帶了錢與糧票），後來他看到逃跑很困難，就到機場派出所自首了。
此時他還不滿18歲，又事發在1976年，當時也是驚天大案。可是審判時已經粉碎「四人幫」了，人們對於文革中被整的人多了些同情，因此這個典型的「階級報復」案件最後只判了20年。據說被刺成重傷的張某又查出與林彪集團有些瓜葛，彭灼南事件的政治性質更加淡化，因而也就被減了十多年的刑期，只在監獄呆了幾年就被釋放了。
1977年，彭灼南到三中隊服刑，他被安排到與張建旗一個機台上幹活，張建旗還對他有點照應。張建旗不吃細糧和肉時便都給了彭灼南，彭灼南細高的個子像豆芽菜，成天晃晃悠悠，丟三落四，老像神不守舍。有個老犯人給他起了個外號「大秧子」（北京方言中指少爺公子不明世故、不會辦事），這個外號很傳神。張建旗高大而壯碩，穩重而富有精力，他與彭灼南的關係有點像大哥與小弟。
有一次接見日之後，彭灼南很興奮，跟我說：「爸爸媽媽從來沒有對我這樣好過！要是我因為『玩鬧』（當時稱小流氓各種違法活動）進來，決不會來看我。」說著眼睛都亮了，其情景至今我記憶猶深。
再度見到彭灼南是33年之後了，此時他已經五十多歲、闖蕩過日本和歐美許多國家了。他也像父親一樣在美國呆了很久，但不是去學習，而是開長途載重汽車，藉以謀生。他掙了一些錢，最後還是回到中國。此時父親獲得了遲到的榮譽。2005年9月，二戰勝利60周年，彭嘉衡收到美國總統喬治·布希親筆簽名的信。在印有美國國徽的信紙上寫道：
「尊敬的彭先生，參議員科爾尼已經轉發了您8月1日的信。我非常榮幸能夠獲得您的消息，並對您曾經作為一名『飛虎隊』成員而致敬。獻上我最恭敬的祝福。喬治·布希。」
此後，彭嘉衡抗日戰爭中的事跡遂為人所知，一些老戰友也得以往來。彭灼南看到和分享了父親的快樂和榮譽。晚年父親得了白血病，住院花費極大，媒體披露這個信息後，人們紛紛解囊相助。彭灼南也為父親獻上了骨髓，盡了兒子最大職責。老人於2010年8月22日在北京辭世，享年90。
彭灼南又代表父親完成了他最後的遺願：將其帳戶中余有的十多萬元「再捐出去，給那些更需要幫助的白血病患者或其他需要幫助的人」。在關鍵時刻，無論艱難還是順暢，彭灼南都是父親的一部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