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8年的夏天，文化大革命已經整整兩年了，他的發動者似乎也沒有想到這場運動的收場比開場還要難。
我與上千萬城市學生的命運一樣被卷到上山下鄉的巨流中。9月7日，我們一千多名北京知青乘火車到內蒙（後劃為黑龍江）的呼倫貝爾盟阿榮旗插隊，告別了北京、告別了父母、告別了弟弟、妹妹，誰知道這一去竟是九年。
呼倫貝爾盟在內蒙的最東部，以額爾古納河和黑龍江為界與蘇聯有漫長的邊境線。呼倫貝爾盟有中國最好的草原——美麗的呼倫貝爾大草原；有中國最大的原始森林——大興安嶺林區。呼倫貝爾盟是中國北方遊牧民族的發祥地之一。公元十二、十三世紀，蒙古族逐漸興起強大，成吉思汗依靠富饒的呼倫貝爾做為根據地，統一蒙古繼而建立了跨躍歐亞大陸的帝國。我們插隊的阿榮旗是呼盟的農區，背靠連綿的大興安嶺，嫩江在它的面前蜿蜒流過。這裡與黑龍江三江平原相連接，老鄉們管這片黑土地都叫做北大荒。
師院附中的學生被分配在圖布新公社的兩個生產大隊裡，共五個青年點。我們青年點有二十多個人，男生多，女生少，住在一起分在一個屯的兩個生產隊勞動。我們那個屯叫興旺屯。我們到阿榮旗的季節恰逢深秋，各種樹葉變化出不同的顏色，斑斕多彩，山坡上成片的柞樹林如同北京香山楓葉，紅彤彤層林盡染，再加上與之呼應的藍天白雲美不勝收。更讓人心動的是滿山遍野的大豆高梁和分布在田間的農舍村落，這就是迷人的北大荒。
生產隊臨時把三間緊挨著馬圈、歪歪斜斜的隊部騰出來，清掃後給我們當青年點宿舍，中間的一間是灶房，壘著四個燒柴的大灶，灶上安放著幾口大鐵鍋，灶間還放著水缸、碗櫥。一東一西兩間分別為男女生宿舍，每間宿舍都是對面炕，我們十幾個男生擠在兩鋪炕上實在擠不下，同來的傅中高風亮節睡到了兩個破炕桌拼起的床上，睡在了地下。這樣的日子一直到幾年後生產隊為我們蓋了新房後方才結束。
這裡的農民大都是從山東、遼寧闖關東老鄉投奔老鄉，落腳在這塊北大荒的土地上。東北農村的農民大都豪爽、熱情、大方，我們很快就彼此熟悉了。興旺屯是圖布新公社興旺大隊一、四隊所在地，有百十戶人家，村子建在小山坡上，村後有一片美麗的樹林，屯前面有一個長滿野花和青草的大甸子，往西翻過一道山樑是通往旗政府（縣政府）所在地的公路。村裡的地大都在附近的山坡上。我們插隊的圖布新是死亡率很高的克山病（地方性心臟病）和大骨節病的高發地區，當地的知青下鄉都遠離這裡，而我們卻責無旁貸的這裡開始了「接受再教育」的漫長勞動生活。
這裡的勞動量很大，地多人少，地里的壠五、六里地長。秋收是很艱苦的活，我們剛到的時候年紀小力氣單薄，又不懂得幹活兒的要領，所以要比常人付出更多的力氣，收割時被落得老遠，干著急也追不上。青年點的伙食開始也很差，插隊前幾年，天天吃的都是玉米、小米，年節時能有少量的白面。最早生產隊派人給我們做飯，後來很快換成我們同學之間輪流做飯，手藝好點的還湊合，手藝差點的大家就慘了。另外巧媳婦難為無米之炊，青年點吃的就是一天三頓的玉米渣子和小米飯，菜是土豆、白菜，又缺少油水，做來做去也做不出什麼花樣。剛下鄉的兩年很少能見肉腥，過年時殺口豬很快就吃完了。記得有一次青年點用肉末炒了點鹹菜，那天早上我起得早怕驚動別人，放輕腳步走到廚房，一看我們青年點的副排長馮潔正趴在放鹹菜盆旁挑肉吃，她眼神不好，高度近視，要想從鹹菜里挑肉末，難度之大可想而知。我見狀在她背後大喊一聲嚇了她一跳，很快這件事成為我們的笑料。她現在在美國定居，不知道她是否還愛吃炒鹹菜肉末。
艱辛、枯燥的生活使有的同學精神越來越壓抑，我的同班同學陳韶山原來在學校是位好學生。他在市委工作的父母在文革中受到衝擊，下鄉後又常鬱鬱寡歡。下鄉後第二年的春天便出了事，一天夜晚老鄉井邊打水，搖轆轤時發現凍成窄窄窟窿的十幾米的井下有人抓著鐵索鏈懸在那裡，忙呼喊人來援救。早春的北大荒零下二十來度，井台上到處都結滿了厚厚的冰，他的手已和井鏈凍在一起，那種情況真有些慘不忍賭。將他搶救上來後，我們千方百計費了很大勁，在大隊公社幫助下，說服旗知青辦把他送回了北京，他是我們中間第一個回北京的知青。過後得知，他是自己跳的井，他患的是精神分裂症中最嚴重的一種。
阿榮旗雖然是邊遠的山鄉，政治運動也沒有放過它，當呼盟行政區劃歸內蒙時，這裡開展了翻天覆地的整「內人黨」運動。運動的組織者說當時的內蒙古自治區主席烏蘭夫（粉碎四人幫後擔任過國家副主席）是「內人黨」，按照這個邏輯推理，一夜之間內蒙的共產黨全成了「內人黨」，共產黨的家屬全成了「內人黨」的家屬。從內蒙廣大的牧區到農區，從城市到鄉村冤獄四起，逼供的手段令人髮指，許多幹部、黨員被批鬥，被關押，被整死。經歷過北京運動的知青們，再沒有紅衛兵時的狂熱，大都冷冷而無奈的注視著這場人間悲劇。
當呼盟劃歸黑龍江省後，這裡又開始了整黨建黨運動，當時黑龍江省革委會主任潘復生從哈爾濱的各機關抽出幹部向這裡派出了工作組，在那個特別嚴寒的冬天，白天勞作一天的農民晚上還要開會。有趣的是一次憶苦會，我們村裡有一位好出風頭，用東北人講話又有點虎的趙老二，自告奮勇從炕上跳到地上發言，看他要發言了，原來睡覺的人也伸長脖聽他講些什麼。趙老二清了清嗓子帶著哭腔開始了控訴，他說：「那真不是人過的日子，白天干一天活，晚上還讓我們到大草甸里夜戰挖大溝，讓我們白幹活，剝削我們不給我們工錢，家裡沒糧食，大人小孩餓得像大眼燈一樣，還不如我在滿洲國時給老財扛活，那時候還有大白饅頭可勁造」。趙老二滔滔不絕的發言讓人越聽越奇怪，這是控訴舊社會嗎？工作組組長也開始聽明白了，他氣急敗壞地打斷了趙老二的發言，恨恨的說：「住口，你控訴誰呢？」趙老二摸著腦袋不解的看著工作組組長，委屈地說，「我沒說錯，不信你問他們。」但趙老二幾代貧農，工作組拿這位大老粗又怎麼辦呢？原來趙老二在說解放後三年自然災害的事，頃刻滿屋哄堂大笑，一個嚴肅的憶苦思甜會草草收場。
青年點分配上一開始我們自己搞「小共產主義」，大家掙工分年底隊裡分的錢都由青年點統一管理。糧食、衣服青年點統一買，出工多少，工分掙多少都一樣，實行三年多便實行不下去了，小烏托邦的共產主義流產了。青年點大部分成員都出身知識分子家庭，同命相憐，在漫長的插隊歲月里，大家彼此關心，互相照顧，共同度過我們最好的青年時代和最艱苦的人生歲月。
北京知青自始至終得到村里鄉親們的照顧，青年點中午做飯沒有菜了，隨便哪個知青拿著兩個臉盆到村里轉一圈，沒多久一盆大豆製成的黃醬，一盆白生生的雞蛋就端回來了。有兩個冬天我沒有回北京，留在東北過年，鄉親們怕我孤單，一個月當中居然沒有讓我在青年點做過飯，這家請完那家請，在好心的東北鄉親們的炕頭上，他們輪流用北大荒最好的東西招待我，豬肉燉粉條，酸菜白肉，小雞燉磨菇，雞蛋炒木耳，還有東北特有的燉菜，燙好的燒酒，他們把我們當成了自己的親人，自己的孩子。
我從1968年9月去插隊，1977年7月返回北京。整整在北大荒度過了九個年頭。插隊的後幾年，青年點有路子的人都走了，招生、招老師、招工又走了不少人，但我因為下鄉時檔案中被軍代表塞進去許多關於父母莫須有的黑材料，只能在那裡沉重的修理地球。我23歲時開始在興旺一隊當生產隊長，指揮著百十來口人，村裡的人喜出望外，發現北京知青不僅能吃苦，還有當好幹部的本事，他們哪知道北京的紅衛兵運動也鍛鍊出我們的組織才幹。我們青年點梁大虎在四隊當生產隊長，當時加上在大隊當副書記的肖慶平，我們青年點在同一時期出了三個「村幹部」。現在梁大虎在北京一家運輸公司當黨委書記，肖慶平在國內讀完博士以後定居在美國洛杉磯。他的夫人王明明也是我一起插隊的同學，她在農村很能幹，曾被選去開柴油機磨麵打米，後來招工農兵大學生時上了大學。
我們的大隊書記邱真是一個非常好的人，他十幾歲參加革命，為人耿直，對知青像自己親人一樣愛護。他對我們有知遇之恩，如不是他放手啟用我們，又怎麼會有我們展食指揮才幹的機會。
二十世紀，六、七十年代中國的知識青年上山下鄉運動，將上千萬城市的中學生發送到偏遠的山村，造成許多人間悲劇。
十年一覺插隊夢，我記得離開興旺返回北京的那天，隊裡用馬車送我去阿榮旗，村裡的老老少少依依不捨把我送到村口。我在北大荒度過了九年插隊生涯，我的青春全部獻給了呼倫貝爾盟，獻給了北大荒，獻給了黑土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