動態清零的破產是遲早的，就像蘇聯模式一樣無法長久。可悲的是在問題積累到無解的程度之前，無論是當時的蘇聯人還是如今的中國人，都無法撼動既定的體制和方針，直到問題總爆發，像潰壩而出的洪水席捲整個國家。當眼前的災難來臨，又有人開始懷念過去，反過來咒罵那些主張自由的人們——你看，叫你要自由，死了那麼多人好受了？殊不知，問題早就埋下了，沒有有效的疫苗，沒有可信度數據，沒有科學的決策，最重要的是動態清零本身才是最大的問題。如果說把疫情看作連日不斷的暴雨，難道不是因為沒有及時逐步分流泄洪反而不斷加高堤壩蓄水，還無預警泄洪才導致了大災難麼？放水沒有錯，問題是水要怎麼放，一定要蓄到無法承受之後突然放嗎？你有沒有提前告訴人們做好準備？有沒有協助民眾逃命的措施？
有的人說，疫情剛開始蔓延時政府不作為你要罵，嚴格封控你還要罵，現在放開你還要罵，你就是為了黑而黑。我想說，在錯誤的時間以錯誤的方式做錯誤的事情，反反覆覆以同樣的邏輯重複錯誤，難道還不能說明這個系統存在問題嗎？無視科學，政治掛帥，欺下媚上，都搞了七十多年了仍不自覺，難道不該罵嗎？向承擔風險願意站出來的人身上潑髒水，卻對當局的錯誤視而不見，難道不該罵嗎？
一部二手時間，半部中國的過去，半部中國的未來
說完了動態清零破產這個微縮版，讓我們把時間尺度拉大，把蘇聯崩潰當作鏡子，來對比一下中國的過去和未來。
關於吸收蘇聯解體教訓的文章內容不勝枚舉，統治階級更是把"謹防顏色革命"當作從蘇聯崩潰學來的最重要的教訓之一，偉大領袖更是感嘆道蘇聯倒台時"竟無一人是男兒"。而從普通民眾的視角來看，我的著眼點是生活在後蘇聯時代的一個個普通蘇維埃人的精神狀態，正是這些或主動或被迫從共產黨時代走出來的人們決定了蘇聯解體後俄羅斯的走向。
我們誰都不會知道如今的中國體制會在什麼時候無法維持，正如在蘇聯倒台之前誰也沒有想到強大的紅色帝國會瞬間倒台，但是當這個體制真的走到無以為繼的那一步，我不禁要打一個大大的問號：當沒有老大哥管制的社會來臨，我們的民眾真的做好迎接它的準備了嗎？
在我看來，蘇聯人經歷的這場過山車式的危機，中國人過去已經經歷過一半，今後也許會經歷另一半。中國人經歷過的那一半是從計劃經濟轉到市場經濟過程中的陣痛期，另一半還未感受到的，則是所謂偉大復興中國夢破滅之後國民精神的幻滅感。
先說前一半。
我小的時候，正好是市場經濟剛剛全面取代計劃經濟的那個年代，當時中國也有抨擊改革開放之後的各種弊端的聲音，他們要麼是毛時代共產主義的信徒，要麼是國企改制下利益受損被迫下崗的職工，前一種多是我爺爺這一輩的老人，後一種更多的是當時的中年人。前者討厭這種一切向錢看的腐敗風氣，後者則更多感受到市場對他們生活的剝奪——鐵飯碗沒有了，作為最先進階級的工人的光榮在市場經濟下蕩然無存。
當時中國社會失意者的想法和情緒與《二手時間》中痛恨市場化的受訪者們非常相似，他們也痛恨腐敗和誇張的貧富分化。但與蘇聯不同的是，二十一世紀之後中國經濟的高速發展磨平了這些不滿，雖然腐敗橫行但老百姓有了發財的機會，雖然貧富分化不斷擴大，但和過去相比大部分人的生活有了改善。與蘇聯解體後俄羅斯的經濟的"休克療法"帶來的衝擊相比，中國經濟制度的轉軌帶來的痛感顯然比蘇聯小，而且隨著時間的流逝，那個年代已成為歷史。
再說後一半。
《二手時間》中的受訪者，不少懷念蘇聯的人都聲稱自己的祖國是蘇聯，自己是蘇聯人，他們覺得自己的祖國蘇聯已經滅亡，自己只是生活在一個盜賊建立的"他國"，這些盜賊搶走了他們的祖國。雖然這些人曾經生活並不富足，甚至在這個體制下受苦受難，但是他們對蘇聯的生活方式感到驕傲，他們認為他們的國家有著世界上最高貴的理想，他們不是"為了香腸而活"，他們是為了建設共產主義而奮鬥。但是當蘇聯轟然倒塌，"反動派"開始"詆毀"蘇聯的制度，聲稱共產主義就是騙局，黨員把曾經象徵光榮的黨證交還回去的時候，蘇維埃人無法接受這個現實。
每當讀到這樣的受訪者，我都會不禁聯想，沒有共產黨之後的中國，人們的精神狀態會不會和那些蘇聯人很相似？不同的只在於，在中國共產主義理想早在文革之後已經破滅，經歷了韜光養晦的三十年後，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簡稱中國夢，變成了習時代和毛時代人的共同理想。然而，當現實與這個偉大的理想漸行漸遠，所謂的制度優勢變成了制度劣勢，直至這個體制無法維持徹底破產的時候，習慣於聽黨話跟黨走的人，習慣於服從權威的人，他們能夠適應沒有老大哥的生活嗎？他們真的明白自由意味著什麼嗎？他們能夠為自己負責嗎？他們會不會變成"東方蘇維埃人"，懷念那個充滿偉大幻想的社會？會不會像如今大罵"躺匪"一樣大罵追求自由的人們？會不會無視毛時代的苦難而舉起毛澤東的畫像？會不會選出像普京一樣的人，用戰爭把國家帶進萬劫不復的境地？當未來的人們有了自由卻沒能獲得他們所期望的經濟利益的時候，人們會不會把當時高速發展機遇成功歸功於共產黨的制度優勢？對此，我沒有答案。
我當然知道，這些問題絕不是維持現有體制的理由，但是擔心這些問題也不是杞人憂天。這個國家持續了七十多年，它製造了一代又一代不同程度的蘇維埃人，我們誰都沒有在自己的國家獲得過自由，包括我在內，我們一直生活在絕對權威之下，留給我們練習參與公共事務的時間和空間也越來越小，我們不得不接受這一現實，也不得不做好最壞的打算——不理解也不善用自由的人們，很可能將所有的不滿都歸罪於自由，並把自由變成不負責任的代名詞。
萬一真的自由了呢？
人們渴望自由，最終也許會迎來自由，但是並不是所有人對自由有同樣的期望，也不是所有人都準備好迎接自由。當有一天我們真的免於老大哥帶來的恐懼，我們該如何面對這個不盡完美的社會？我們該如何與身邊那些懷念老大哥的蘇維埃人相處？是否能與他們達成這樣一個共識：我們不再需要一個全社會範圍的宏大目標，自由不是手段，自由本身就是目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