據說，亂扔垃圾，在殷商時期是要判刑的。
判什麼刑？
剁手。
不是買買買，真的剁手。
如此嚴刑峻法，後世也有人為之辯護，說商朝統治者有超前環保意識，因為亂倒垃圾會污染環境，而那一屆殷商百姓思想落後，總是垃圾大亂倒，非用重刑整治不可。
大哥，那可是三千多年前，煮飯也好，煮人頭也好（那時候是常事），百分百用柴火，商朝的統治者，居然會擔心亂倒垃圾污染環境？你咋不說女媧補天是因為臭氧層破了個大洞呢。
也有人從農業發展角度開腦洞，說「灰」就是草木灰，最好的有機肥，所以不能隨便倒掉，必須統一管理，變廢為寶，提升商朝的GDP。
還有從軍事方面圓其說的，說馬怕草木灰，特別是剛出爐的灰，溫度高，倒在官道上會燙傷馬蹄，而馬若受傷，會直接影響商軍的戰鬥力。
現代的專家們真是替古代統治者著想。可惜他們絞盡腦汁，都說不到點上，還不如兩千多年前的孔子，他針對此事提出一個靠譜點的說法：
殷之法，刑棄灰於街者。子貢以為重，問之仲尼，仲尼曰：「知治之道也，夫棄灰於街必掩人，掩人，人必怒，怒則鬥，鬥必三族相殘也；此殘三族之道也，雖刑之可也。且夫重刑者，人之所惡也；而無棄灰，人之所易也。使人行其所易，而無離所惡，此治之道。」（韓非子《內儲說上》）
針對商朝嚴懲亂倒垃圾的立法，孔子的學生子貢認為太重，問老師怎麼看，孔子說：「這是治理百姓的好辦法啊。灰灑在街道上，塵土飛揚，會導致路人灰頭土臉，引發怒氣，導致互毆，甚至擴大到群體、家族之間大亂鬥，國家就亂了。所以，嚴加處罰是應該的。再說了，重刑肯定是百姓所厭惡的，但是，不亂倒垃圾，卻是很容易做到的。讓百姓認識到，做些力所能及的就能避免遭受刑罰，何樂而不為？這就是治理國家的方法。」
亂倒垃圾就會引發群體鬥毆？不帶這麼扯的吧。細品孔子的話，還是「使人行其所易，而無離所惡，此治之道」這一句，才真正說到點上。（註：離通罹，遭受之意。）
相信很多朋友都注意到，孔子師生這段對話，出處竟然是《韓非子》，而在《論語》等儒家典籍中，從未見出現過。從內容來看，「刑棄灰」畢竟是惡法，跟孔子一直推崇的「仁政」相悖，所以後世史家都認為，這是韓非自己瞎編的。法家諸子為了證明嚴刑峻法的正確性和必要性，無所不用其極，這並不是孤例。韓非的用意很明顯——瞧，連儒家聖人都說「刑棄灰」有利於國家大治，你們還嘰嘰歪歪什麼。
反正那時候搜索全靠翻竹簡，重體力活來著，他說這是孔子說的，誰能證明不是。
但法家騙得了一時，騙不了永世。迄今為止，沒有任何文獻或考古證明，殷商時期真有「刑棄灰於街者」的律法。反之，史料中首次出現「刑棄灰」的記載，即不是在商法，也不是周法，而是秦法，其立法者，正是韓非的法家前輩：商鞅。
《史記·李斯列傳》載，秦相李斯在給秦二世的奏書中說：
故韓子曰：「慈母有敗子而嚴家無格虜」者，何也？則能罰之加焉必也。故商君之法，刑棄灰於道者。夫棄灰，薄罪也，而被刑，重罰也。彼唯明主為能深督輕罪。夫罪輕且督深，而況有重罪乎？故民不敢犯也。
李斯引用他學長韓非的話說，慈母多敗兒，嚴主無強仆，這就是嚴刑懲罰的作用。所以商鞅變法的時候規定，在路上亂扔垃圾得判刑（黥刑，比剁手輕一些，在臉上刺字，永遠洗不掉的恥辱）。亂扔垃圾本來是小過錯，判刑就是重罰，輕罪重罰，只有英明的君主才能做到。因為，犯了輕罪都被重罰，還有誰敢犯重罪呢？百姓自然都乖乖聽話。
「夫罪輕且督深，而況有重罪乎？故民不敢犯也。」李斯所引用的韓非的這句話，跟韓非假孔子之口說的那句「使人行其所易，而無離所惡，此治之道」，一樣的邏輯，一樣的動機，商鞅也好，韓非、李斯也罷，都是這麼想的，一有機會也都是這麼幹的。
所以，後世很多史家都認為，立法嚴懲亂倒垃圾，是從商鞅才開始的。比如顧頡剛就這麼說：「然則商君之事傳至三晉，訛『商』為『殷』，因偽『商君之法』為『殷之法』，將歷史事實提前了千餘年，而韓非後復飾為孔子、子貢問答之言以證成之。」
商鞅原名衛鞅，被秦孝公封為「商君」才被稱為「商鞅」，他所擬定的那些法律條文傳到韓、趙、魏等國，「商君之法」被誤傳為「殷商之法」，以訛傳訛，韓非為了將法家思想發揚光大，編造了儒家師徒孔子和子貢的問答，以證「刑棄灰」等惡法乃古已有之。
這就說得通了。的確，「刑棄灰」這樣的惡法，也只有「天資刻薄」（司馬遷語）的商鞅才想得出來。
但跟他所立的其他惡法比，這還不算最變態的。
隨便舉一條，比如強迫兒女分家。其《分異令》規定：「民有二男以上不分異者，倍其賦」。就是一戶家族有兩個以上兒子的，如果兒子長大了不分家，所有的賦稅都要加倍。
大家庭也好，小家庭也罷，只要其樂融融，分不分家應該是老百姓的自由，為什麼要立法強迫分家？
因為，新法的分田、徵稅、征勞役等，都以戶為單位，戶數越多，國家財政收入越高。
還有更臭名昭著的，什伍連坐法：「令民為什伍，而相收司連坐。」
什伍，即戶籍與軍隊編制，百姓五戶編為一伍，二伍編為一什；軍隊中，五個士兵編為一伍，二伍編為一什（「隊伍」一詞就是這麼來的）。一人犯罪，十戶人家受株連；一個士兵犯軍法，也是十個士兵受株連。
想不受株連，發現違法犯罪就得舉報。「不告奸者腰斬，告奸者與斬敵同賞，匿奸者與降敵同罰。」知情不報，身體一刀兩斷；舉報的，跟斬敵首級同等獎賞，包庇罪犯的，跟投敵同等處罰，當然也是死罪。
不僅是鄰居、戰友必須互相舉報，商鞅還規定，「夫妻交友不能相為棄惡蓋非，而不害於親，民人不能相為隱」（《商君書·禁使篇》）。夫妻和朋友之間也不能互相包庇，發現違法事件，一定要向官府檢舉揭發。
孔子曾說過：「親親相隱，直在其中矣。」親人之間互相包庇，從人倫、親情角度是可以被理解，甚至是應該被法律允許的。但到了法家這裡，親情不是法外之地，大義滅親才應該被提倡並強制執行。
所以秦以後的有識之士，多對商鞅的嚴刑峻法持批評態度。如南宋學者晁公武，在他的《郡齋讀書志·商子五卷》中一針見血指出：
刑用於將過，則大邪不生，賞施於告奸，則細過不失。大邪不生，細過不失，則國治矣。由此觀之，鞅之術無他，特恃告訐而止耳。故其治不告奸者與降敵同罰，告奸者與殺敵同賞。此秦俗所以日壞，至於父子相夷，而鞅不能自脫也。
在百姓萌生犯罪苗頭時，就對他進行處罰，這樣就不會有大的罪案發生；獎賞那些告密者，就連小的罪過也不會被放過。大案不發，小過不漏，國家當然就大治了。這麼看來，商鞅的法治之術沒別的，靠的就是告密。所以他對那些不告密者的處罰，跟降敵同罪，而告密者跟殺敵同賞。這就是秦的社會風氣日益敗壞，甚至於父子互相揭發的根本原因。最後，連商鞅本人也逃不掉。
可見，輕罪重罰、鼓勵告密、嚴懲知情不報，這些惡法一脈相承，都是為了製造一個人人自危的「法治社會」，讓黎庶們除了乖乖聽話沒有別的活法。法家們堅信，只有這樣，才能達致「國之大治」。哪怕歷史已多次證明，多行惡法必自斃（如商鞅的下場、大秦帝國的下場），也擋不住一代接一代的帝王們悄咪咪外儒內法——以儒愚民，以法治民。因為，用惡法來馴服不服者，實在太好使了，一如飲鴆止渴，一杯下去，清涼入喉，哪管過後一發不可收。
2023-03-2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