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年是著名經濟學家楊小凱去世19年，作為思想者的楊小凱與作為經濟學家的楊小凱，學術與思想如何取捨定位？楊小凱去世十周年時，徐瑾、高柏、黃有光發表了對其不同角度的評論專題。本期文章是社會學家高柏從經濟社會學的角度解析楊小凱的貢獻，提供一種經濟學之外的思維與視角。
楊小凱教授簡介：
祖籍湖南，1988年獲美國普林斯頓大學經濟學博士學位。曾任哈佛大學國際發展中心（CID）研究員、澳大利亞社會科學院院士；哈佛大學國際發展研究所和哈佛大學國際發展研究中心研究員；澳大利亞莫納什大學經濟學系教授。
主要貢獻是發展新興古典經濟學與超邊際分析，曾被兩次提名諾貝爾經濟學獎（2002年和2003年），2002年，被確診為肺癌晚期後受洗信基督。2004年7月7日在澳大利亞去世，享年56歲。
紀念楊小凱的活動在中國經濟學家中引發了一場辯論。令筆者有些不解的是，辯論的焦點並不是關於楊小凱作為一名經濟學家在理論方面的主要貢獻，而是關於他作為思想家看中國現實時的觀點（具體可參見《楊小凱：經濟學家抑或思想家？》）。這樣一場辯論不僅凸顯中國經濟學界面臨的悖論，也凸顯楊小凱本人陷入的悖論：中國經濟學界面臨的悖論是，雖然眾人都懷念這位離諾貝爾獎最近的同事和朋友，但是對他的學術貢獻卻不便作深入的討論，因為楊小凱的理論在很大程度上直接挑戰他們自己信奉的主流經濟學理論。同樣，筆者認為，雖然楊小凱在理論方面敢於挑戰主流經濟學，顯示出極大的勇氣和創造力，但是在分析中國的實踐時，他卻沒有側重於應用自己發展出來的對中國有重要意義的經濟學理論，反而傾向於使用諸如"後發劣勢"和"憲政論"這樣一些更體現西方主流意識形態的概念，這兩個悖論湊在一起的結果是，一位做出傑出貢獻的經濟學家卻只被當成思想家來紀念和談論。
這次紀念活動中，很多人談到要回歸到斯密。在回歸到斯密之前，不妨先回歸到楊小凱，看看他在經濟學理論上到底做出了什麼樣的貢獻和這些貢獻對理解中國的實踐到底有什麼意義。
有人說，楊小凱的主要貢獻是在技術層面用數學手段把斯密被人遺忘的分工思想形式化了。我倒是認為，他最重要的貢獻是在理論的層面上把斯密分工和專業化的思想重新拉回人們的視野。中國的經濟學界，除了個別文章，似乎一直在迴避討論楊小凱對經濟學這一重要貢獻，以及這個貢獻對中國的現實意義。在這次FT中文網《楊小凱專題》中，筆者認為，除了華生的文章《我們怎樣紀念楊小凱？》強調了楊小凱關於分工和專業化這一主要貢獻，其餘爭論多是楊小凱議論過的一些邊緣東西。難道許多人談論楊小凱有可能得諾貝爾獎是因為他提出過後發劣勢的觀點或者憲政論嗎？難道楊小凱挖掘出來的斯密關於分工和專業化的觀點，不正是對李嘉圖開創的並成為西方經濟學主流的、並在中國有重大影響的比較優勢理論構成直接的反論（competing theory）嗎？中國的經濟學界為什麼不從正面接招，直接評論楊小凱在這方面的工作？我們不能強求不同意楊小凱觀點的學者非要把他們無法同意的部分說成是楊小凱對經濟學的重大貢獻，但是諸位至少應該討論一下，同時也讓廣大關心這些問題的讀者了解為什麼你們不同意楊小凱的觀點。雖然楊小凱本人已經無法參加這場討論，但是與他持相同觀點的同事和弟子們總能代表他參加吧？
十多年前，我偶爾在網上看到一篇文章介紹楊小凱關於分工的觀點，覺得很有意思，馬上去圖書館把他和黃有光教授的書借來讀（編者註：Xiaokai Yang, Yew-Kwang Ng.1993. Specialization and economic organization: a new classical microeconomic framework. Amsterdam: North Holland）。俗話說，內行看門道，外行看熱鬧。因為我對經濟學是外行，他們書里的各種數學公式我既看不懂，也沒有覺得對我有任何用處。我過去一直在研究日本經濟，當時也開始關注中國經濟。他們的書我只是挑著讀了幾處與比較優勢有關的章節，只是他們書中內容極小的一部分。雖然看的不多，但是他們書中對西方經濟思想史做的梳理卻對我啟發極大。我在這裡的討論是引申他們關於比較優勢的討論，算是楊小凱的研究成果產生的跨學科影響吧。
楊小凱與黃有光在書中對亞當·斯密以來的西方經濟學理論發展做了一個梳理。在他們看來，斯密認為經濟學最重要的問題是組織經濟活動的效率和專業化經濟，分工是其核心概念。然而，這一傳統到了李嘉圖和馬歇爾有一個重大的轉向，他們用資源配置效率取代了組織經濟活動效率，用規模經濟取代了專業化經濟。從這層意義上來說，組織經濟活動效率與資源配置效率，專業化經濟與規模經濟是兩對內涵完全不同的概念。
具體到比較優勢，我們可以從三個維度來看斯密與李嘉圖代表的兩個不同的經濟學傳統之間以及他們各自的後續發展的重大區別。第一個維度是構成比較優勢的是先天條件還是後天條件。第二個維度是看待比較優勢時用動態的還是靜態的觀點。第三個維度是討論比較優勢時是否考慮人的能動性（agency）。這三個維度彼此之間有很強的相關性。從社會學的角度看比較優勢，斯密代表的傳統與李嘉圖代表的傳統之間最本質的區別是第三個維度，有了這個不同，另外兩個必然不同。總的來說，斯密代表的傳統十分重視比較優勢中人的因素。它雖然也注重先天條件，但是更重視動態的和未然的後天條件。而李嘉圖代表的傳統基本不考慮人的能動性，它在看比較優勢時更側重於靜態的，已然的，自然給予的先天條件。
斯密本人非常重視人的能動性。雖然斯密也認為一個國家的土地、氣候、和人口規模對其貿易有影響，但是他更強調一國人口運用勞動的熟練程度、技巧和判斷力，以及該國在組織和管理經濟活動時採取的不同政策對其貿易表現有決定性的作用。斯密講的絕對比較優勢，既允許先天條件，也允許後天條件。既然允許後天條件，比較優勢就必然是動態的，不斷變化的。
李嘉圖在用相對比較優勢取代斯密的絕對比較優勢時還保留了一些人的能動性。當在甲國與乙國的貿易中甲國在生產A和B兩種產品都具備絕對比較優勢，但是在生產A比生產B有更大的絕對優勢時，無論是甲國放棄自己生產B的絕對比較優勢讓給乙國生產，還是乙國在面對生產B產品時的絕對比較劣勢仍然堅持生產，都需要人的判斷，都涉及人的能動性。但是，李嘉圖開創的這個傳統到了赫克歇爾和俄林則完全變成注重自然的要素稟賦這樣的先天條件，即一國現存的生產要素，包括勞動力、資本和技術等等。按照這一理論，如果貿易雙方都利用本國相對豐富的要素稟賦生產產品並進行貿易，各方均會受益。比較優勢理論之所以是一種結構理論是因為它強調的是先天條件對行動主體的約束，企業只能根據根據本國的要素稟賦條件選擇在國際分工中的位置才能成功。一旦只看先天條件，不但比較優勢變成了靜態的，人的能動性也基本消失。
雖然李嘉圖代表的比較優勢理論成為西方經濟學貿易理論里的主流，但是斯密開創的傳統並不是後繼無人。在一國如何參與國際貿易才能獲得最大利益這一問題上，斯密的分工理論，與熊彼特的創新和企業家的概念，以及當代波特的競爭優勢理論，可以被視為一個彼此呼應、與主流經濟學強調以要素稟賦為基礎的比較優勢有很大不同的經濟學傳統。如果說在斯密的時代為了增加勞動力的熟練程度和技巧，依靠相對簡單的分工和專業化即可，那麼，到了20世紀，現代科學技術對提高勞動生產率所發揮的作用就變得更為顯著。熊彼特強調創新的作用，等於是為分工提供了一個當代科技的基礎。波特不僅提出價值鏈的概念，讓其成為當代分工和專業化的基礎，而且還把建立在分工和專業化基礎之上、經過人的後天努力可以獲得的貿易中的優勢概念，轉化成為與比較優勢相對的"競爭優勢"，並進一步分析要人為地培養這樣的競爭優勢需要何種制度環境的支撐。儘管波特的價值鏈理論仍然體現資源配置效率的原則，但是它提出的競爭優勢這一概念已經超越了比較優勢概念體現的先天的結構條件對行動主體的限制，彰顯了人在建構比較優勢時的重要作用。
從社會學的角度來看，對行動主體能動性的不同態度是這兩種經濟學傳統之間的最大區別。李嘉圖代表的傳統對此持一種相對被動的立場。這個傳統到後來把人的能動性減少到最少，它強調環境對行動主體的限制，強調在現有的要素稟賦條件下以資源配置效率最高的方式參與國際貿易中的分工，企業應該靠山吃山，靠水吃水。而斯密代表的經濟學傳統與社會學的行動理論在強調行動主體的能動性這一點上有相通的地方。按照他們的邏輯，分工涉及行動主體的戰略選擇。行動主體在分工中選擇任何一種位置都需要有自己的理由，他可以相信比較優勢理論，根據本國先天的要素稟賦來選擇自身在分工中的位置，但是他也可以相信競爭優勢理論，努力創造目前尚不存在的後天條件，加強自身在分工中的地位，在長期的經濟交換過程中獲得更多的利益。
斯密強調的分工中的"判斷力"是人的能動性的重要體現。競爭優勢經常是未然的。它著眼的往往不是行動主體有什麼現成可以利用的優勢，而是注重在貿易中有何種優勢才能帶來更大的利益或者更高的附加價值。儘管這樣的優勢經常是企業尚不具備的，但是通過人的努力是可能擁有的。重要的是在價值鏈中附加價值高的競爭優勢全是後天的，全是依靠人的能動性建構出來的。在建構競爭優勢的過程中，能不能認清什麼是競爭優勢，認清了之後敢不敢拿出資源去建構競爭優勢，在能夠認清又敢於建構的前提下有沒有能力建構，以及在遇到困難或者反對時能否找出有效的戰略策略去克服困難和戰勝反對力量，都將影響企業建構競爭優勢的結果。行動主體的主觀能動性對建構競爭優勢的結果有重大影響。由於行動主體在主觀能動性方面的差異，不同的行動主體在同等的結構性條件下不一定能有同樣的結果。
企業作為行動主體本身的意志對分工中建立以專業化為基礎的競爭優勢十分重要。儘管在建構競爭優勢的過程中，企業需要考慮客觀條件的限制，也離不開與相關行動主體的戰略互動，但是如果企業自己沒有積極進取的決心，主動地組織和參與建構過程，它是無法指望別人來為自己建立競爭優勢的。建構競爭優勢意味著戰略選擇、決心與主觀努力。
重視人的能動性的斯密傳統比較準確地把握了比較優勢的社會屬性。主流經濟學的比較優勢理論強調企業在參與國際分工時利用本國最充裕的先天要素稟賦。但是，它忽視了貿易條件的社會屬性。從比較優勢的觀點看問題，許多開發中國家都有大量的廉價勞動力。從社會學的視角看，比較優勢是被社會地建構的。一方的廉價勞動力能否變成國際貿易中比較優勢，去參與國際分工，不僅僅取決於它是否擁有這種先天的要素稟賦，更取決於它能否將這種要素稟賦獲得其貿易夥伴的認可。只有當甲國生產的東西能賣給乙國，甲國的廉價勞動力才能被稱為比較優勢。如果甲國與乙國在國際貿易中的交換本身不成立，甲國的勞動力再廉價也並不構成比較優勢。依照社會學的觀點，能否讓廉價勞動力生產的東西在國際貿易中賣出去必然要求人的努力，因為貿易過程要涉及許多行動主體的戰略互動。與李嘉圖傳統中的比較優勢理論單純地強調一國先天的要素稟賦相比，強調人的能動性的斯密傳統更能解釋國際貿易中比較優勢的社會性。
楊小凱和黃有光對斯密傳統和李嘉圖傳統在比較優勢方面進行的梳理，不僅在理論的層面幫助我們認識人的能動性在社會建構競爭優勢時發揮的重要作用，更重要的是幫助我們認清對中國經濟國際競爭力的實質。
從斯密的視角分析中國的比較優勢，我們可以得出一個更完整的解釋。為什麼中國產品在世界上有競爭力？依照李嘉圖傳統下的比較優勢理論，珠三角長三角企業中大量使用的農民工們的低工資是重要原因。從廉價勞動力的角度而言，這種低工資的確滿足比較優勢理論對勞動力這一生產要素的基本要求，也能夠在一定程度上解釋中國出口商品的競爭力。然而，從建構比較優勢的社會屬性來看，中國低工資的農民工之所以變成廉價勞動力這一比較優勢，並不僅僅是因為中國人多，還因為中國沿海地區的經濟行動主體，在早期尤其是地方政府，為了加入國際分工，獲得貿易夥伴對中國廉價勞動力的認可，做出了大量的努力。改革開放之初，中國的中央政府與沿海地區的地方政府為了讓中國的廉價勞動力與國際資本接軌，不僅大力投資基礎設施，還在稅收和土地利用等方面提供很多方便條件。只要把中國與其它國家在吸引外資方面作一比較，我們就可以清楚地看到，中國的企業之所以能夠讓廉價勞動力這一比較優勢與國際資本接軌，絕不是單個的企業雇一幫廉價的勞動力就有了參與國際貿易的比較優勢，而是各級的行動主體積極創造參與國際分工和專業化的條件，最後獲得了貿易夥伴的認可才實現的。因此，與比較優勢只涵蓋勞動力的低工資這一概念相比，分工和專業化的概念涵蓋各個行動主體在這個過程中做出的努力，因此更具解釋力。
遍布中國各地的產業集群更是體現分工和專業化這些後天條件的解釋力的典範。中國企業的國際競爭力經常不是靠廉價勞動力這一比較優勢，而是靠以分工和專業化經濟為支撐，以組織經濟活動的效率為基礎的競爭優勢。在中國建構競爭優勢的社會屬性更經常體現在產業集群這種特殊的地理分布形態上。已開發國家的跨國公司依靠先進的資訊技術和物流實力組織他們的全球生產方式，在全球範圍內追求其資源配置的效率。同時，他們通常是把住價值鏈的高端，而將生產過程中的勞動力密集部分外包。中國的中小企業在爭取參與全球生產機會的時候，不僅僅只是依靠廉價勞動力，更是依靠產業集群內的分工和專業化。一個在空間上高度聚集的完整產業鏈之中的單個企業的競爭優勢離開這種集結本身提供的分工和專業化則無從談起。工業園區還要涉及更多的行動主體。在勞動力成本由於人民幣升值不斷上漲後，比較優勢已經很難再解釋為什麼中國的產業仍然能夠在國際市場上保持競爭力，而分工和專業化經濟則仍然幫助我們解釋中國產業在國際市場上持續至今的競爭力。換句話說，支持中國產品在國際市場上競爭力的不只是廉價勞動力，更包括許多中國企業，特別是中小企業，為創造後天的基於分工和專業化的競爭優勢的產業集群和專業市場。中國特有的大量的產業集群和專業市場代表著中國企業在組織經濟活動時的效率，和專業化經濟，它們體現著中國企業建構競爭優勢時的偉大創新能力。
楊小凱與黃有光對斯密傳統與李嘉圖傳統之間的區別進行梳理一個另外的貢獻是幫助人們解放思想，走出主流西方經濟學追求放之四海而皆準的普世經濟原理的認知誤區，鼓勵人們探索資本主義經濟形態的多樣性。
李嘉圖傳統下的比較優勢理論旨在用一個一元的分析框架解釋國際貿易。儘管它也能體現出各國之間在貿易活動中地位的多樣性，這種多樣性只反映各個國家在先天的要素稟賦上縱向的，由低到高的分布的結構條件的不同。與此相對，斯密傳統下重視後天的基於分工和專業化的競爭優勢理論則提供一個可以對各個不同的經濟體進行橫向比較的多元的分析框架。從這個多元的分析框架來看，即使是在要素稟賦相同或相近的國家，由於各個不同的經濟行動主體對自己在分工中的定位，在專業化方面做出的選擇，以及在構建競爭優勢時的努力不同，他們在貿易中的優勢也不同。在斯密看來，這反映人的"判斷力"的不同。不同的判斷力和相信不同的經濟理論經常導致各國在管理經濟，保持本國的競爭力，和產業升級換代等方面戰略的區別。
按照主流西方經濟學的比較優勢理論和資源配置效率原則，同為已開發國家的西方國家都應該放棄製造業。但是，政治學和社會學的實證研究卻顯示真正信奉並徹底實踐這些理論和原則的是美國與英國的企業。它們的企業治理原則強調薪源配置的效率。在美國有一個經典的說法是，做計算機晶片也好，做土豆片也好，只要掙錢快幹什麼都可以。美國和英國這種追求資源配置效率的原則在國際貿易分工時體現就是注重以自然秉賦為基礎的比較優勢。只要工作可以拿到開發中國家去干，企業就應該把工作機會轉移出去以減少勞動力成本。這種經濟學的傳統傾向於把人在經濟生活中扮演的多種角色分開來看。生產者只從資源配置效率的角度考慮在何處生產產品可以獲得最大利潤，而消費者也只從資源配置效率的角度考慮如何以最低價格買到滿意的產品。很少有人考慮如果生產者把工作機會都轉移走，在本國市場誰還有錢來買他們的東西，以及消費者如果只追求低價格的商品，本國工資比其他國家高的企業必然倒閉，有誰來為他們提供工作機會與收入。信奉這一經濟學傳統的國家有一個共同的命運就是製造業的相對衰落。
與英美企業相比，日本與德國的企業更多的是體現斯密代表的重視作為後天條件的分工和專業化的傳統。日本和德國的企業強調本國在一個產業的分工里占據何種位置在國際貿易中才更有利。他們不靠低價格來競爭，而主要是靠產品與服務的質量來競爭。他們依靠技術工人和工程師之間的緊密合作生產高附加價值產品，從而為本國在國際貿易分工中賺取高額利潤。雖然日本與德國的企業也搞離岸生產和外包，但是他們總是緊緊抓住關鍵技術不放，一直努力保持他們在製造業中的競爭優勢。信奉這種經濟學傳統的國家更傾向於從一國在貿易的國際分工中總體地把握個人在經濟生活中的角色。他們傾向於認為一國只要在分工中占據產業鏈的上游，生產附加價值高的產品，就能保證國民的工作機會並不斷增加他們的收入，即使他們的產品價格高，也會有足夠的國內消費者來購買。不用說，信奉這兩種不同的經濟學傳統的資本主義經濟體在實踐上有很多的不同。英美式的轉型快，從經濟蕭條中恢復得也比較快，但是不平等現象嚴重。而日德式的轉型慢，恢復也慢，但是不平等現象要輕。信奉斯密傳統的這些國家的共同特點是有持久競爭力的強大的製造業。雖然我們也可以看到在全球化大潮的衝擊下單個的日本德國企業向英美企業的治理原則靠攏的跡象，但是在國家的總體層面上，我們仍然可以清楚地看到這兩種模式的重大區別。
經濟發展和對外貿易在結構條件上依賴美國曾經是拉美國家的"依附理論"的核心內容。根據這個理論，拉美與美國基於先天的要素稟賦進行的國際分工是拉美國家經濟落後，貿易中受跨國公司嚴重剝削的根本原因，同時也是拉美國家不可擺脫的宿命。然而同樣在發展初期嚴重依賴美國的東亞國家卻走出一條完全不同的道路。在拉美被認為是普世適用的依附理論到了東亞就撞了南牆。這兩個地區在工業化過程中遭遇不同命運的一個重要原因是東亞國家很早就決心占據國際分工中附加價值高的領域。日本紡織業的工資水平在50年代初與美國差幾十倍，它盡可以繼續依靠低工資的比較優勢，然而日本人卻決定必須要發展重化工業，因為那代表著未來的競爭優勢。
即使在中國，我們也可以看到全然不同的各種實踐。雖然有無數的企業信奉先天的基於廉價勞動力的比較優勢，強調薪源配置的效率，但是中國並不乏信奉後天條件，在分工中努力占據價值鏈高端，追求競爭優勢，而且做得極為成功的企業。華為就是一個不相信比較優勢，而相信競爭優勢的典型。華為一直以一種在許多企業看來是偏執的態度來發展新技術，把每年利潤的百分之十拿出來用於研發，經年如此。在本世紀初網際網路泡沫破滅的時候，華為仍然每年大量招收新大學畢業生做人才儲備。為了不受股東們從資源配置效率原則出發關心股價但是可能限制企業在研發方面投資的負面影響，華為至今拒絕上市，任正非還把絕大部分的股份讓給雇員，以保證華為可以專心致志地追求自身在分工和專業化方面的自我定位。如果華為把資源配置效率作為企業治理的根本原則的話，它可能根本就無法達到現在的地步。正是由於這種對本企業在價值鏈的分工中占據高端位置的強烈信念，加上它的"狼文化"代表的戰無不勝的氣概，以及"農村包圍城市"的市場戰略才使得華為成長為世界上首屈一指的電信設備提供商。當然，這不是說所有信奉斯密傳統的企業都會成功，一個企業要成功涉及的因素很多。對自身在分工和專業化中的定位只是其中一個方面。
我們之所以紀念楊小凱，不僅僅是因為他在經濟學理論上做出了巨大的貢獻。更重要的是他的理論貢獻可以被用於中國經濟轉型的實踐。在人民幣不斷升值，中國迫切需要產業升級換代的今天，極端的傳統比較優勢理論的信奉者為中國開出的藥方仍然是接著做20年的襯衫。從維持就業的角度看問題，我們的確不應該輕易放棄低端的勞動力密集型製造業。然而，從長遠著想，中國目前迫切需要有大量的企業從未來的國際分工中選擇自己的定位，著眼於高附加價值的產業。在這個新的歷史環境裡，楊小凱主張的斯密重視人的因素的分工和專業化的理論為中國經濟尋找未來的發展方向提供了一個比比較優勢理論要有力得多的全新視角。
對我個人而言，楊小凱和黃有光的書展現了一個與主流西方經濟學的比較優勢理論完全不同的分析框架和經濟思想傳統。它為我理解日本經濟，中國經濟和其它許多國家的經濟打開了一扇窗戶。他們對西方經濟思想史做的梳理，尤其是對斯密傳統與李嘉圖傳統之間的重大區別進行的討論是他們在我這個經濟學外行的眼裡對經濟學做出的一大貢獻。從知識社會學的視角來看，楊小凱去世後他開創的這個研究方向發展勢頭減慢，與楊小凱的貢獻沒有得到學界足夠的重視其實是同一個原因：經濟學家們在學校接受的都是李嘉圖和馬歇爾傳統的訓練，這個傳統與楊小凱要發揚光大的斯密傳統在很多方面有重大分歧。要真正認識到楊小凱的貢獻並把他的未竟事業繼續下去，經濟學界恐怕不僅要轉變思維方式，而且還要有楊小凱那樣的敢於獨樹一幟，向權威挑戰的霸氣才行。然而，中國的經濟學界是否有人沿著楊小凱開創的新方向繼續走只不過是一個中國經濟學向何處發展的問題。楊小凱在天國里可以感到欣慰的是，他在經濟學理論方面做出的貢獻已經為中國解決在這個時代面臨的特殊問題提供了尋找答案的方向，在過去的這十年裡，已經有越來越多的中國政府的產業政策和中國企業的實踐開始體現他梳理出來的斯密傳統的影響，而且這種影響必然會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