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大二公的「人民公社」嚴重挫傷了農民的生產積極性，造成糧食、副食品蔬菜供應緊張。1958年秋季我剛進大學時學校的伙食尚好，吃飯也未限量，到1959年糧食開始限量每月供應27斤大米（1960年起又以每人每月「自願」節約3斤以支援災區的名義降為每月24斤）、每月半斤食油（後降為每月3兩），伙食的質量也急劇下降，除了節日已見不到魚肉，就連蔬菜的品種和數量都很少，這一年從秋季起就餐餐是冬瓜和蕹菜（外地人叫空心菜），到秋末蕹菜結籽收摘後，餘下的枯莖也拿來做菜吃，這種蕹菜枯莖切碎後形成了一種由纖維素構成的小管狀物，沒有任何營養價值，而且難以嚼爛、難以下咽，被同學們戲稱為「無縫鋼管」。
此時教師學生因營養不良和長期處於飢餓狀態，抵抗力下降而出現水腫、乙型肝炎、肝硬化、肺結核等疾病。從家住農村的同學家里的來信知道農村已出現大量餓死人的情況，以致每當我們學生宿舍傳達室的老張，到哪間宿舍叫某某同學到傳達室來拿信時，我都會看到這位同學帶著惶恐的臉神，馬上跑到傳達室去取信，回宿舍時往往都是帶著悲悽的神態，眼睛裡還噙著淚水，因為信中往往是告訴他家裡誰誰誰又餓死了。在那個極端貧困的年代，農村同學家里沒有諸如死人、結婚、生子之類的重大事情，是決不會花寶貴的八分錢去寄一封信的，這就是為什麼農村同學一聽到家裡有信來就立顯惶恐的原因。
我們學校的學生大都來自湖南、湖北、廣東、廣西等省，也就是歷史上號稱「湖廣熟、天下足」的富庶地區，如沒有特大的不可抗拒的自然災害，在兩廣、兩湖地區通常是不會出現餓死人的現象的，而據同學們寒暑假回家了解到的情況表明，在1959、1960和1961年這三年，他們的家鄉都沒有出現什麼重大的自然災害。我從我那位由志願軍轉業到河南省泌陽縣農業局工作的哥哥那裡知道，他所工作的泌陽縣在那段時間也餓死了將近30％的人口（其中主要是農民），與他們同一個省的光山縣餓死的人更多，至少有40％以上的人口餓死，而且那三年在河南也沒有發生什麼大的自然災害。儘管由於中共當局的隱瞞、欺騙從不報導餓死人的事，我仍然發現在這三年內大量餓死人不是局部範圍的事而是遍及全國各地的嚴重事件。
以上這些事都與我的基本常識和良知相違背，所以無論中共當局的廣播、報紙、大會報告對這些事如何大肆隱瞞、美化、歪曲和吹噓，我已不會再上當受騙了。
我開始思考為什麼在一個被說得如此英明、偉大、正確的政黨和它的領袖的領導之下；為什麼在實施一個被說得如此理想、如此完美的社會制度之下，「解放」後所發生的一切，幾乎都完全與我的常識和良知相背離？
面對在這個無比「英明、偉大、正確」政黨和它的領袖的領導之下，在中國大陸實施世界上「最理想、最完美」的社會制度時，竟然把中國大陸帶到國民經濟瀕臨全面崩潰、物資極度匱乏、大量餓死人（由於當時當局的封鎖，資訊匱乏，只知道全國到處都餓死了人，而且數量不少，不可能知道具體的數字）的悲慘境地。
筆者當時作為一名熱血青年，一種強烈的社會責任感和使命感驅使我立志探索造成「解放」後一切悲劇的根源，尋找一條救國救民的道路。於是我到圖書館借來馬克思寫的《資本論》進行閱讀。
我發現馬克思的這些理論都與我的常識和良知相背離：1、馬克思看到了資本家與工人、地主貴族與農民之間利益有衝突、有矛盾的一面，並把這種衝突和矛盾擴大化、絕對化為一種你死我活的、不可調和的階級矛盾，並武斷地認為這種矛盾只有通過階級鬥爭、無產階級暴力革命和革命後的無產階級專政，把資產階級、貴族地主階級徹底打倒並加以消滅的方式才能加以解決。
我的常識告訴我資本家與工人之間，貴族、地主與農民之間除了利益有矛盾（例如：資本家希望獲得更多的利潤與工人希望獲得更高的工資之間的矛盾；貴族、地主希望獲得更多的土地租金與農民希望付出較少的租金之間的矛盾）之外，他們雙方之間還有許多基本利益一致的地方，例如：資本家和工人都希望這家工廠、公司能繼續經營下去，這樣資本家才能賺取利潤讓自己和家人生活得更好或擴大生產規模，工人才能賺取工資以養家餬口；資本家和工人都希望採用先進的科學技術，這樣資本家才能獲得更多的利潤，工人才能減輕自己的勞動強度、改善自己的生產環境和增加自己的工資收入。貴族、地主都希望自己的土地有人承租，這樣他們才能獲得租金以維持自己一家較為富裕的生活，農民也希望能租得土地從事耕作以養活家人；貴族、地主和農民都希望採用先進的耕作技術和優良的品種以提高產品的產量、質量和生產效率，這樣，貴族、地主可獲得更多的地租，農民也可以減輕勞動強度，提高生產效率使自己得到更多的收穫……。資本家與工人之間，貴族、地主與農民之間這些基本利益一致的地方，就決定了資本家與工人之間，貴族、地主與農民之間都是一種互相利用、互相依存的關係，而絕不是馬克思所說的你死我活的不可調和的敵對關係。他們之間的利益衝突和矛盾完全可以通過平和的方式，如遊行、示威、罷工、罷租、談判、互相妥協等方式加以協調和解決（現在實行民主憲政的已開發國家在這方面已經做得很成功）。
認識到馬克思「階級矛盾是不可調和的你死我活的敵對矛盾」的錯誤之後，那麼馬克思建立在這一基礎之上的階級鬥爭、無產階級暴力革命和無產階級專政等學說也就失去了基礎，當然也就不攻自破了。
2、馬克思關於「人人都品德高尚能自覺地把勞動當成生活的第一需要、自覺地各盡所能、各取所需、人人都享有最大限度的自由、物資極度豐富」的共產主義美好社會的描繪，我的常識告訴我，這是完全不可能實現的一種不切實際的空想。至於人人都享有最大限度的自由則更是不可能，一個人享有最大限度的自由必然損害他人享有的自由，這必將造成另一些人自由的喪失，這必將導致混亂、災難和不平。看一看「解放」後享有最大限度的自由的毛澤東和中共當局給中國大陸造成了多麼深重的災難和混亂，讓中國大陸民眾喪失了多少自由就能明白這一點。
3、馬克思按階級來劃分人的先進與反動、人的品德的高低，也與我將近二十年（1960年前後筆者的年齡）與人交往的經驗中獲得的常識相違背，這些常識告訴我人的先進與反動、品德的高低是絕不能以階級、職業來劃分的。馬克思為了支持他的階級鬥爭、無產階級暴力革命和無產階級專政理論，違背社會現實真相，人為地杜撰出一個具有先進思想、高度組織紀律性、大公無私和高尚品德的「無產階級」。這個被馬克思杜撰出來的先進階級為了實現人類發展的終極目標——「美好的共產主義」理想來領導「無產階級暴力革命」，來推翻思想反動、品德惡劣的「剝削階級」的「反動統治」，建立「無產階級專政」，以實行無產階級對剝削階級的鎮壓和消滅。常識和良知使我認識到馬克思這些違背社會真實狀況的理論的荒謬和這套理論反人性、反文明的本質。
4、在馬克思「剩餘價值」理論中認為只有工人、農民的勞動才創造了社會財富和剩餘價值。資本家、地主、貴族獲得的利潤、地租完全是剝削工人農民的剩餘價值而得。常識和良知告訴我，在這裡馬克思完全忽視了資本家、地主、貴族在管理、經營工廠、農莊時所付出的腦力和體力勞動在創造社會財富過程中的重大貢獻。此外馬克思還忽視了科學知識和技術在創造社會財富時的巨大作用。自十九世紀末以來，特別是二戰結束以來至今，人類社會財富成百上千倍地迅速增長，主要是得力於科學技術的進步，和世界上大多數國家民主憲政制度的建立和不斷完善，而不是主要來自什麼工人農民創造的「剩餘價值」。
堅信自己的常識和良知，使我認清了馬克思創立的馬克思主義是一種建立在錯誤的基礎之上的、脫離現實可能的空想，以及它的反人性、反文明的本質。堅信自己的常識和良知，使我在上世紀六十年代初便透過中共當局的隱瞞欺騙、洗腦灌輸，洞穿了以毛澤東為首的中共當局的醜惡面目、反動本質和許多重大事件的真相。終於使我從中共當局的隱瞞、欺騙、誤導中覺醒過來。
所以，以我個人的經驗，在當今半市場化權貴共產極權政權統治下的中國大陸社會，一個人要從中共當局層出不窮的、似是而非的、無所不在的欺騙、隱瞞、歪曲伎倆之中洞穿事物的真相、本質，使自己徹底覺醒過來，其實並不需要具備多麼高深的理論、多麼淵博的學識，只要你在任何情況之下都堅信自己的常識和良知，你就能做到這一點。
謹以此文敬獻給我那些在中共當局的隱瞞、欺騙、誤導和洗腦之下良知未泯的尚未覺醒和正在覺醒的同胞。
（注）：煤是當時城鎮居民的主要燃料，煤油則是當時農村和小城鎮居民照明用的煤油燈的主要能源。至於自行車票、手錶票、收音機票和縫紉機票等高檔稀少的票證則只有大的機關、廠礦單位才有少量供應，一般城鎮居民和農民是無緣享受到的。
一真濺雪2016年12月7日寫於望春軒
（文章有刪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