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是中華經濟研究院特約研究員
經濟學之父亞當．史密斯。（公有領域）
今年（2023）6月的某日（未知生日）是「經濟學始祖」亞當·史密斯（Adam Smith,1723~1790）誕辰300周年，出現了一些懷念文章。有學者以「300年後，亞當·史密斯仍然不可或缺」歌頌之，個人更認為在此存亡危急之時，「今天的世界更需要亞當·史密斯」。
史密斯的思想體系
亞當．史密斯並非一開始就鑽研經濟學，但「有心栽花花不開，無心插柳柳成蔭」，沒想到一七七六年出版的《原富》（An Inquiry into the Nature and Causes of the Wealth of the Wealth of Nations，簡稱The Wealth of Nations）這一本經典鉅著，竟讓他被尊為「經濟學始祖」。
根據已故的日本東京大學經濟學院院長河合榮治郎教授的研究指出，史密斯終生一貫研究學問的目的，在於觀察人類如何從野蠻時代演進至文明時代，研究此演進的學問、法律、政治和其他一切要素。為了完成此一偉大的計劃，史密斯的研究領域範圍極廣，讓世人不得不驚嘆於史密斯的博學。從史密斯的《原富》之附錄「語言發達史」得知，他還有未定稿的天文學史、與此有關的古代物理學史、關於古代論理學、哲學，以及繪畫、音樂、舞蹈、詩劇的本質及其發展的文獻。企圖以這些資料編撰成一部人類文化史，才是史密斯畢生的意願或目標，他在愛丁堡和格拉斯哥兩所大學所講授的講義，只不過是此研究過程中的一個片段而已。
史密斯在愛丁堡大學講授的是修辭學和文學，一七五一年任教格拉斯哥大學時，先是講授道德哲學，之後改教倫理學。他雖講授倫理學，仍以修辭學和文學為主，而道德哲學的講義劃分成三部分，一是自然神學（Natural Theology）；二是倫理學（Ethics）；三是法理學（Jurisprudence）。史密斯在自然神學中，論及神的存在及其屬性，又好像是在敘述宗教心理。他在這一部分的講義並未傾其心血去完成，而後人也很少提到這一部分。
關於第二部分倫理學，就是史密斯在一七五九年出版的《道德情感論》（The Theory of Moral Sentiments）這一本書，該書將道德的起源歸諸於同情（sympathy）。至於第三部分法理學，就是肯南（Edwin Cannan,1861~1935）在一八九六年出版的《法理學講稿》（Lectures on Jurisprudence），是史密斯在一七六三到一七六四年的講課內容，由正義、政策、歲入、軍備和國家法五章所構成。其中的正義和國家法兩章，大體上承繼其恩師哈奇遜(Francis Hucheson,1694~1746)的「自然法」講義中的「私權」（ private rights）和「政治」（politics）而來，但政策、歲入和軍備卻在哈奇遜的講義中遍尋不著。不過，哈奇遜論私權部分，有著「關於財貨的價值或價格」（Concerning the Values or Price of Goods）這麼一節，哈奇遜在該節中論述物價漲跌的原因和貨幣的特質。依肯南的這個說法，史密斯最初將哈奇遜的這部分，以「政策」（Police）這個新題目講授，這也是史密斯與經濟學的初接觸。此後，史密斯就越來越努力研究經濟學，逐漸擴大並充實這一章：論人類的欲望、講述社會的分工、談利息和貿易。再加入歲入和軍備兩章，就以這三章作為日後《原富》的基礎。所以，史密斯就是將法理學裡的政策、歲入及軍備三章予以擴大、充實，終而寫出《原富》。
史密斯與經濟學
身為道德哲學家的史密斯，為何會對經濟產生興趣並且深深投入其中？如上文所述，史密斯終生一貫的研究目的，系在於想作一部完整的人類文化發展史，他在研究社會進化的事實中，發現古代與近代對於財富的觀念，有著巨大的差異。在希臘羅馬時代，認為財富是墮落國民品性的東西，因而極力予以排斥，如斯巴達立法排斥貴金屬，就被譽為古代最完美的立法。不過，近代國家的政策則完全相反，不但不歡迎貧困，而且想方設法唯恐不能增加國民的財富。近代人民生活水準的提升，無一不是依賴豐富的財富，而民眾自由獨立的要求，當然是由於印刷術的發明而促進知識的進步以及普及所致。人民之所以能夠獲得印刷品，乃因他們的經濟環境有餘裕之故。
亞當．史密斯深覺財富的增加，對於人民生活提高的重要性，因而認為，對於人民最重要的，不是他們參與立法與否的問題，也不是他們參與構成政權與否的問題，而是政策本身的問題。史密斯識破能夠增加財富的政策，遠比空虛的政治論，對於人民的幸福，更有直接的關係。史密斯在研究文化發展史的過程中，發現財富對於人類文化的發展影響最大，於是引起他對經濟學研究的濃厚興趣。
簡言之，亞當．史密斯並不是一開始就有志於研究經濟學，偶然的機運使其進入經濟學的鑽研，且最終托其而使生命不朽，就像使徒保羅到大馬士革，並非為了浴受耶穌基督的神光，乃因偶然浴受聖光，於是發現神的王國。史密斯也是無法違逆命運的安排，浸淫於經濟學研究，終而完成巨著《原富》。
從經濟學在史密斯思想體系中的地位，以及史密斯研究經濟學的過程，可以得知「財富本身並非目的」，史密斯認定財富不過是人類生活目的一個手段而已。所以，史密斯認為財富對於人類文化生活影響極大，才開始研究財富。如果我們說，研究財富對於一個撰寫人類文化史的計劃者，對於自然神學、倫理學、法律學的研究者，乃是必要的也無不可呢！正統經濟學將財富本身視為目的，是從邊沁(Jeremy Bentham,1748-1832)的功利主義入主後才有的。對於史密斯來說，財富只是生活的一種工具，而生活才是終極的目的。
亞當．史密斯長於綜合之才，一方面把以前各流各派的思想兼容並蓄，另方面為多數河川注入其中，復又從其流出，因而被公認為「經濟學的創建者」或「經濟學始祖」。其實在近代經濟思想史中，史密斯被歸為「古典學派」，該學派也由他開始，而近代經濟思想史中，若非祖述或修正這一學派，就是對這學派的反動。在這學派之前，至少有重商主義、重農學派的出現。
古典學派從亞當．史密斯開始，經李嘉圖（David Ricardo,1772-1823）、馬爾薩斯（Thomas Robert Malthus,1766-1834），到密爾（John Stuart Mill,1806-1873），自一七七六年史密斯的《原富》出版到一八四八年密爾的《經濟學原理》發行的七十年間，是古典學派昌隆的時代。這個學派的每個學者，在研究方法和個別學說上，都有他們自己的特色和主張，但有一共同點，就是決不以史密斯的反對者或批判者自任，而是以繼承者或集大成者自期，並且以遵守「自由經濟」（自由交易）為原則。
亞當．史密斯的經濟學，究竟哪一點比以往的經濟學高明呢？近代的國家成立時，政府為了壯大聲勢和對外戰爭，所花費的費用頗鉅。以往的戰爭，是臨時徵召諸侯臣下的軍隊應付的，但這樣中斷人民的生活不是辦法，因而逐漸設置一定數目的常備軍。而戰爭方式也與中世紀時大不相同，當時決定勝負的已非英勇敢死的騎士，而是更精銳的武器，這使得政府的支出大為增加，且與日俱增。如此，只憑以往君主的特權收入—諸侯的進貢等收入，是不敷使用的，因此，只有訴諸徵收人民的租稅這一途。而欲向人民徵稅，就得讓人民的財富增加，於是，增加國民財富就成為政府的當務之急，而如何使國民增加財富，也就成為近代國家的政策，這就是所謂「重商主義」（mercantilism）。所以，經濟政策是以徵收租稅為目的出發的，而經濟學是從政府的租稅政策產生的。
這種政策自中世紀末期至十八世紀中葉，前後共約兩百五十年，經由這種政策，中世紀自給自足的都市經濟，才能轉變為國民經濟的型態。它是從政府財政上的打算出發，因而縱令在後期成為增加國民財富的手段，其本身似乎具有相當獨立的目的，但始終未能擺脫其出發點的色彩，財富遂成為國家（政府）的財富。縱使也考慮國民的財富，但這個所謂國民，不過是抽象化後個人集團的國民而已，至於實際民眾各個人的財富，卻未予考慮。
不過，政府的存在，系民眾生活不可或缺的，因此，為維持政府的存在所必需的租稅，對於民眾來說，是有意義的。然而，應該是以民眾生活為主，而政府為輔。若從為滿足為輔的政府之必需，來訂一切政策的話，就很難保證它絕不會與民為主之民眾的生活產生扞格，十八世紀的情況就是如此。所以，主張「財富是民眾生活所必需」，與「唯有財富才能提高文化生活」的人，他必須將財富變成非政府的財富，也就是人民的財富才行。從經濟政策上，把徵稅的目的洗滌乾淨，從經濟學上剝掉政治色彩，從而使其變成社會的財富，這就是亞當．史密斯想要完成的工作。
史密斯注重人民的生活，可由《原富》中看出端倪。他開宗明義就說：「對每個國家來說，供應全國人民每年消費的生活必需品與便利品的根本來源，是全體國民每年的勞動。」
在第四卷第八章中說：「消費是所有生產的唯一目的與意義，生產者的利益是應該受照顧，但不該超過也許是促進消費者利益所必要的程度。」這也是在批評重商主義者僅著眼於生產者的利益，卻忽視消費者的利益，顯示史密斯是如何重視消費（人民的生活）。
史密斯又在第四卷序言中說：「政治經濟學，視為政治家或立法者的一門科學，企求兩個目的：第一，要讓人民有充裕的收入或生活物資，更確切地說，就是要讓人民能夠為自己提供充裕的收入或生活物資；第二，要讓國家有充裕的收入支應各項公共服務。簡單地說，政治經濟學是一門探討如何裕民又富國的學問。」這很明白地說明了經濟學是以人民生活為目的，所以，史密斯把政府的收入置於次要位置。
對於史密斯的經濟學，一般都以自由放任主義看待，不過，這絕不可以單純解釋為「政府不得干涉經濟現象（營運）」，而應解讀為「企圖將以政府為重的經濟學，轉移至以人民生活為主，政府為輔的經濟學」。為此，就必須讓政府收回干預的手，於是出現了自由放任，政府不得干預的要求。十九世紀末，政府干預再度抬頭，出現了所謂「集體主義」。將史密斯等個人主義時代置於中間，前面是重商主義時代，後面是集體主義時代，這兩個時代都是政府干預頻仍的時代。但集體主義時代，政府干預是為了人民的生活，這是因為經過史密斯等個人主義時代，確立了以人民為主的經濟學。所以，經過史密斯等個人主義時代，政府的干預雖然復活，但它的目的卻與重商主義完全相反。
有人或許會問：史密斯既然以人民的生活為目的，為何未曾傾全力於分配論？其實，史密斯在「分工」和「不可見的手」的分析上，已經交由「市場機能」從事自然分配了！
亞當．史密斯開始著眼於人民的生活，認識財富對於人民生活的重要。以往的民眾改造運動，只埋首於政治組織的改造，以為這樣就可以建設理想的社會，而史密斯捨棄政治形式，注意其內容，鑑於「物」之環境的重要，開始改造運動新局面，他將社會生活和財富直接緊密連結，在此基礎上倡導自由主義。
重商主義的經濟理論只在國與國間的貿易開放、保護遊走，完全未涉及內地經濟活動。對於所輸出的物品，怎樣在內地生產，如何運到海港；所輸入的物品，到何處、如何消費掉等等國內經濟的相互關係都不清不楚。重農學派對於財富循環的說明，才使世人知曉複雜的經濟社會，怎樣才有有機的密切相互關聯，但重農學派只從農業這個狹小的管孔觀察經濟社會，其眼界受到限制。而史密斯則站在高一層的地方，俯視廣闊的平原，因而才能將複雜的經濟社會，一望就抓住原貌。而且，史密斯企圖從混沌中發現能夠推動整體的原動力，若能抓住這一把鑰匙，必定能導致統一的秩序。史密斯將它求之於「人性」，並斷定這是人的「利己心」，如此一來，經濟學才開始成為一門科學。
此舉的重要性，無論如何強調，大說特說，都不會過甚其詞。對於自由的要求，我們也可以作同樣的評價。英國很早就有爭取自由的歷史，但這只是英國人所要求的自由，並不是人類共同所要求的自由。自清教徒逃到美國後，自由才由神所賜予，不可以用人為的力量剝奪，至此，自由才不只是英國人的自由，而是天下人類所該要求的自由。從神與人之間的關係肯定自由時，自由就成為任何時代、任何國民都可以適用的原則，亦即，予自由以普遍妥當性。同理，自史密斯從人性出發研究經濟學之後，經濟學才被予以普遍妥當性。在此之前，經濟學只是適用於一定時代、一定處所的經綸之策，而以「人性如此」而出發的經濟學，只要對方是人，就可適用，亦即可用於任何時代、任何處所。所以，史密斯將經濟學予以普遍妥當性，而普遍妥當性，是作為科學必須的前提，如此一來，經濟學也就是科學了。如果人性的研究是道德哲學家所要做的事，我們也就可以了解經濟學的創建者亞當．史密斯，之所以是大學的道德哲學教授的緣故了。
當然，人性的研究非始於史密斯，而經濟現象的研究也早就有許多學人嘗試，但從人性出發研究經濟學的，卻是始於史密斯。是史密斯開始站在經濟學和道德哲學的交叉點，把經濟學構成一門有系統的學問。休謨(David Hume,1711~1776)雖也曾站在這個交叉點上，但他未能充分發揮這個地位就去世了，史密斯也就這樣才能獨攬這個功績。
史密斯提出的利己心，後由邊沁的心理學快樂說（Psychological Hedonism）發揮得更徹底，而且成為正統派經濟學人生觀的根基和立場的前提。在十九世紀後半，一方面從社會心理學的觀點，以為人性是複雜的東西，而不是單純的利己心，另一方面，理想主義者斥史密斯的見解為自然科學，而企圖從別的立場來創建經濟學。然而，無論如何，企求說明人類本身裡面複雜的經濟現象的鎖鑰，將是永遠不變的。史密斯將經濟現象的說明求諸人性，猶如康德（Immanual Kant,1724-1804）將眺望外面的眼睛轉向裡面，這也就是為什麼史密斯常被與康德比較的原因。就這一點，史密斯的地位不只在個人主義經濟學中，而且，不管他是不是個人主義者，史密斯其實超越了一切學派，這也是他的第二個功績。
以上指出史密斯把政治色彩從經濟學去掉，以及他使經濟學成為一門名副其實的科學；這兩個功績，這都在《原富》這本經典名著中顯現。一七九六年，克勞斯（C. T. Kraus）教授就說：「世界未曾有過比《原富》更重要的書籍，自有新約聖經以來，沒有對於人類有如此偉大貢獻的書籍。」巴克（Henry Thomas Buckle,1821-1862）也說：「這一部書是以往所有書籍中最重要的一部，它在確立政治的原則這一點，是單一人最可貴的貢獻。」這些話或許過於誇大，但史密斯的劃時代成就與功績，在歷史上實在是絕無僅有的。
《原富》內容精要
亞當．史密斯於一七六八年開始著手著述《原富》，一七七三年時已基本完成。他多花三年時間潤飾該鉅著，初版於一七七六年三月，也就是美國建國和《獨立宣言》發表的那一年面世。
《原富》共分五卷。第一卷共分十一章，主要內容是分析形成以及改善勞動生產力的原因，分析國民財富分配的原則。它從國民財富（國富）的源泉「勞動」，說到增進勞動生產力的手段「分工」，因分工而起「交換」，接著論及作為交換媒介的「貨幣」，再探究商品的「價格」，以及價格構成的成分「工資、地租和利潤」。第二卷論物品積蓄的性質、累積及運用，共分五章，主要內容是討論資本的性質、累積方式，分析對勞動數量的需求取決於工作性質。第三卷論不同國家財富增加的過程，共分四章，主要內容是介紹造成當時比較普遍重視城市工商業，輕視農業政策的原因。第四卷論政治經濟學的思想體系，共分九章，主要內容是列舉和分析不同國家在不同階段的各種經濟理論。第五卷論君主或國家的收入，共分三章，主要內容是列舉和分析國家收入的使用方式，是為全民還是只為少數人服務，如果為全民服務有多少種開支項目，各有什麼優缺點；為什麼當代政府都只有赤字和國債，這些赤字和國債對真實財富的影響等。
書中總結了近代初期各國資本主義發展的經驗，吸收了當時的重要經濟理論，對整個國民經濟的運作做了系統的描述，被譽為「第一部有系統的偉大經濟學著作」。此書出版後引起大眾廣泛的討論，影響所及除了英國本地，連歐洲大陸和美洲也為之瘋狂。《原富》的首次出版標誌著「經濟學作為一門獨立學科的誕生」，在資本主義社會的發展方面，《原富》起了重大的促進作用。
十八世紀結束以前，《原富》就已經出了九個英文版本。人們以「一鳴驚人」來形容《原富》的出版，並一致公認亞當．史密斯是一門新學科—政治經濟學的創始者。亞當．史密斯因此而聲名顯赫，被譽為「知識淵博的蘇格蘭才子」。據說當時英國政府的許多要人都以當「史密斯的弟子」為榮。國會進行辯論或討論法律草案時，議員常常徵引《原富》的文句，而且一經引證，反對者大多不再反駁。《原富》發表之後，被譯為多國文字，傳到國外，一些國家制定政策時，都將《原富》的基本觀點作為依據。這本書不僅流傳於學術界和政界，而且一度成為不少國家社交場合的熱門話題。
《原富》一書寫作技巧高超，文筆清晰，擁有廣泛的讀者。史密斯反對干預商業和商業事務、贊成低關稅和自由貿易的觀點，在整個十九世紀對政府政策都有決定性的影響。事實上，他對這些政策的影響，在今天人們仍能感覺出來。
該書的偉大成就之一是，摒棄了許多過去的錯誤概念。亞當．史密斯駁斥了舊的重商主義，這種學說片面強調國家儲備大量金銀的重要性。他否決了重農主義者的土地是價值的主要來源的觀點，提出了勞動的基本重要性。他的分工理論重點強調勞動分工會引起生產的大量增長，抨擊了阻礙工業發展的一整套腐朽的、武斷的政治限制。
《原富》的中心思想是，看起來似乎雜亂無章的「自由市場」，實際上是個自行調整機制，自動傾向於生產社會最迫切需要的貨品種類的數量。例如，如果某種需要的產品供應短缺，其價格自然上升，價格上升會使生產者獲得較高的利潤，由於利潤高，其他生產者也想要生產這種產品。生產增加的結果會緩和原來的供應短缺，而且隨著各個生產者之間的競爭，供應增長會使商品的價格降到「自然價格」，即其生產成本。誰都不是有目的地透過消除短缺來幫助社會，但是問題卻解決了。用亞當．史密斯的話來說，每個人「只想得到自己的利益」，但是又好像「被一隻無形的手牽著去實現一種他根本無意要實現的目的，……他們促進社會的利益，其效果往往比他們真正想要實現的還要好。」（《原富》第四卷第二章）
史密斯在《原富》中要回答的最後問題是，在社會的長期演進中，經濟制度究竟是怎樣在歷史本身的大舞台上發生作用的。這個問題的答案見第五卷，他列舉了社會發展的四個主要組織階段，除非由資源的匱乏、戰爭或政府的壞政策予以阻止，否則這些階段是會連續進行的。這四個階段是：獵人的最初「野蠻」階段，原始農業的第二階段，封建或莊園「耕作」的第三階段，商業上相互依存的第四階段。每一階段伴有與它的需要相適應的制度。例如：在獵人階段中「沒有任何財產……因此，也就沒有任何確立的行政長官或正規的司法行政」。隨著牛羊群的出現，產生了比較複雜的社會組織形式，不僅包括「可怕的」軍隊，而且有不可缺少的法律和秩序堡壘。史密斯思想的核心是：這種制度是保護特權的工具，不能用自然法為之辯護。他說，「文官政府是為了財產的安全而設立的，實際上是為保護富人，反對窮人而設立的，即為了保護有些財產的人，反對根本沒有財產的人而設立的。」最後，史密斯描述從封建主義走向一個需要有新制度的社會階段，這種新制度是由市場確定的，而不是由同業公會確定的，是自由的而不是受政府限制的。這在後來稱為自由放任的資本主義，史密斯稱之為「完全自由的制度」。這種物質生產基礎的連續改變，將帶來上層建築的必然改變，這和馬克思主義的歷史觀有相似之處。可是也有一個重大的差別：馬克思主義體系中最後動力是階級鬥爭，而在史密斯的哲學史中，主要的推動機制是「人性」，由自我改善的欲望所驅使，由理智所指導。
最後，值得一提的是，在《原富》中，史密斯在一定程度上預見到了馬爾薩斯人口過剩的觀點，也就是馬爾薩斯在一七九八年發表的《人口論》（An Essay on the Principle of Population）中宣稱的：「人口增長」已遠遠超過「地球供養人類的能力」，亦即「人口呈等比或幾何級數增加，糧食呈等差或算術級數增加，人類將陷於『貧窮的陷阱』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