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位老者是誰？吳營洲先生沒有明說，只是說這位老者生於上世紀三十年代，是新中國的第一批大學生，也是新中國的第一批研究生。一九五七年這位老者被打成「右派」，此後在一家農場度過了他一生最可寶貴的二十來年。吳營洲先生的這篇文字，涉及面廣、人重、理正，言雖短而形神兼備，評人簡短之語，分量都很重。
談胡適
如果胡適留在了大陸，五七年的整知識分子，當會拿胡適開刀的。章伯鈞、羅隆基等不夠格。1954年批俞平伯，批胡適，其實許多人都是受了蒙蔽的。人們把握不住胡適，也不清楚為什麼批胡適。到1957年反右派時，一切都明白了，其實，而今看來，胡適並沒有被批倒。發起者批胡適的目的並沒有達到。胡適的兒子胡思杜死的太悲慘（被打成「右派」，上吊自殺），太可惜。胡思杜當年太年輕。年輕人難免會幹出一些糊塗事。
談俞平伯
俞平伯的文字，明白如話，卻經得住反覆咀嚼。1954年對俞平伯的批判，聲勢浩大，當時好多人都不明就裡，也跟著一起痛批，但隨著歷史迷霧的逐漸淡去，人們方有些如夢初醒，原來，項莊舞劍，意在沛公。批「俞」是假，批胡適才是真。
談舒蕪
舒蕪大節有虧。1955年，舒蕪把胡風寫給他的私人信件，交上去了。緊接著，一場轟轟烈烈的整胡風運動就開始了。致使無數人妻離子散，家破人亡。令舒蕪感到痛心的是，並不是他把信交上去了害了那麼多人，而是他沒有因此而得到想得到的東西。
談郭沫若
不想談這個人，只說他幾件小事吧。
1958年，他出了本詩集——《百花齊放》，一種花一首詩，以配合黨中央提出的「雙百」（「百花齊放、百家爭鳴」）方針。有位學生讀罷給他寫信說：「郭老郭老，詩多好的少。」他讀後，感到「後生可愛」，遂答道：「老郭不算老，詩多好的少；老少齊努力，學習毛主席！」他有一首獻給毛澤東的詩《題毛主席在飛機中工作的攝影》，其中寫道：「難怪陽光是加倍地明亮，機內和機外有著兩個太陽！」還有一首《獻給在座的江青同志》：「親愛的江青同志，你是我們學習的好榜樣，你善於活學活用戰無不勝的毛澤東思想，你奮不顧身地在文化戰線上陷陣衝鋒，使中國舞台充滿了工農兵的英雄形象。」不過，他也夠可憐的，兩個兒子都慘死在「文革」期間。面對兒子的死，竟不能施以援手。在晚年，他用毛筆，一遍一遍地抄他兒子的日記，其情可哀，可憫。
談陳寅恪
一般人遇到問題，尤其是歷史問題，輕易不敢開口。害怕說錯，害怕出醜，害怕徒留笑柄。陳寅恪則不同。陳寅恪隨便怎麼說都不會錯，還總是給人一種舉重若輕的感覺。因為他對歷史很通透。這也是人們欽佩他的原因之一。
談張中行
張中行晚年風行一時。張中行的《負暄瑣話》也風行一時。其後他又有了《負暄續話》《負暄三話》等。張中行自己稱他的《負暄三話》是不三不四。不過，這幾本書依次讀來，是有點「一蟹不如一蟹」。有人稱，張中行的「行文特點」是：有話則短，無話則長。該說的話，戛然而止，不說了。張中行那些「沒用的」話，絮絮叨叨，但讀來並不覺得煩，而那些「有用的」話，到到了嘴邊，偏又不說了，但讀者也已「心知肚明」了。這就是高手作文，或者說是「高手作文」的手法之一。
談梁思成
新中國成立後，梁思成看到北京城被大片大片地拆掉了，不禁失聲痛哭。在梁思成的構想里，是在老北京之外，再建一個新的北京。一老一新，狀似扁擔，「日月同輝」。但他的構想被否定了。
談周揚
周揚在自己挨了整之後，才知道了挨整的滋味，才知道了懺悔。丁玲之所以至死都不肯原諒周揚，就是周揚往死里整人家。周揚是文藝界、理論界的太上皇，打手。周揚與胡風的分歧，始自理論上的。周揚認為啟蒙與救亡是對立的，胡風則認為，啟蒙是長期的，救亡是暫時的。（因為有了日本入侵，所以才有「救亡」之急。）周揚的懺悔，不僅僅是對個人行為的懺悔，而是對那個時代的懺悔。他意識到了那個時代是錯的。他是在否定那段歷史。這一點難能可貴。他晚年提出的「人道主義」和「異化」等等問題，也是長期反思的結果。其實，從某種意義上說，周揚既是「害人者」，也是「受害者」。
談夏衍
夏衍整起人來，跟狼一樣。反右時期，夏衍以文化部副部長的身份來到中央美術學院，在全體師生大會上說：中美院是什麼？就是小台灣。這樣的「定性」，非常令人恐懼。「小台灣」什麼意思啊？「小台灣」的意思就是說中美院已經不是共產黨領導了，是一幫國民黨在統治，中美院已成國民黨的天下了。這是什麼性質啊？是敵我矛盾啊。一時間人人自危。包括院領導。當時中美院的領導班子，在批胡風、反右時，特別積極，整了許多人，他們沒有想到，螳螂撲蟬黃雀在後，後來被來了個一鍋端，全給燴了。
然而，「文革」一來，夏衍也開始被整了。被整的理由，說他是「電影藝術反黨黑綱領的炮製者」。其實這就跟他說中美院是「小台灣」一樣，純屬捏造誣陷。夏衍開始被遊街，大會批，小會鬥，被侮辱，被毒打，後來又被投進了秦城監獄，長達8年7個月。在獄中，夏衍的右腿被踢折了，卻不給治療，以致造成終生殘疾。
談吳晗
吳晗的最終命運，自然很悲慘，但他得勢時，在位時，整起人來卻是一點都不手軟。非常狠，幾近瘋狂。諸如「反右」期間，吳晗在民盟召開的對章伯鈞和羅隆基的批鬥會上，做了題為《我憤恨！我控訴！》的發言，火力十足。其實，吳晗當時的所作所為，不能歸結為「形勢所迫」，是他一點廉恥都沒有。他不配稱作「知識分子」。吳晗的死，自是悲劇，但也符合因果。吳晗的寫作，「意向」太明顯，明眼人誰都清楚。吳晗的《海瑞罷官》，本來是「遵命」之作，或說是「逢迎」之作，連他本人也沒有想到，他會因此獲罪。
談丁玲
曾經見過丁玲一面。是在1955年前後。當時的感覺，她長得很醜，又老，就像個河北農村的老娘兒們。丁玲挨整，自然有其可憫之處，其實也「活該」。她在台上時，整別人也同樣狠。諸如建國初她就起勁地批判沈從文，比郭沫若批得還厲害呢。憑她和沈從文的交往或交情，可是不該啊。丁玲的《太陽照在桑乾河上》，榮獲了1951年度史達林文學獎金二等獎。但在當時，比《太陽照在桑乾河上》更優秀的小說很多，但沒人向「史達林」推薦啊。
談曹禺
多次見過曹禺，矮矮胖胖的，感覺不大像個作家，更像個商人。曹禺的戲劇，最好的也就是《雷雨》，那是他厚積而薄發的東西，其餘的就乏善可陳了。而《雷雨》，似有剽竊之嫌。它脫胎於戲劇大師易卜生的名劇《群鬼》。曹禺寫《雷雨》時，只有22歲。其天賦自然是有的。曹禺和老舍一樣，建國後，也十分地緊跟政治，積極地投身建設，體驗生活，其結果則是，「收穫甚多，頭緒全無。」（曹禺語）周恩來讓他寫「民族大團結」，他便寫了《王昭君》，但，《王昭君》實屬下品；周恩來讓他寫「巴黎公社」，他先是欣欣然地接受了，而後來痛苦萬分，無從下筆，最終竟交了白卷。
談巴金
對巴金的總體感覺是：一個本不該懺悔的人，卻在一個勁兒地懺悔；而最該懺悔的那些人，則總是裝聾作啞。這，或可稱作是「巴金現象」。巴金原是個無政府主義者。因為他思來想去，委實找不出哪個「政府」是好的，也不知道哪種類型的政府是好的。1921年春，巴金曾寫過這樣一句話：「妨礙人民自由就是『政府』。自從有了政府後，我們的自由全然失去，一舉一動都要受政府的干涉。」英國哲學家戈德爾曾寫過另外一句話：「無論如何，政府本身就是邪惡，越少越好。」平心而論，這些話雖多少有些道理，卻也不乏偏激。巴金晚年因為寫了《隨想錄》，而使他的整個人生升華了。
談韋君宜
韋君宜的《思痛錄》，很有價值。比季羨林的《牛棚雜憶》深刻。
談孫犁
孫犁晚年的短文很好。尤其是一些懷人之作，融進了他自己對塵世對人生的諸多感慨。
談流沙河
流沙河不錯。人、文都不錯。他的「右派」被改正後，所反思的，不是個人的苦難，而是民族的興亡。流沙河的文字，往往從那些碎的撿不起來的小事寫起，讀的時候，也覺得那事兒是你不曾在意的。然而，讀著讀著，便恍然意識到，他寫得其實並不是小事。這一點和沙葉新恰恰相反。沙葉新往往著眼於大事。但這兩個人，殊途同歸。
談王蒙
就個人而言，不喜歡王蒙。王蒙談《紅樓夢》的文字，沒有紮實的考證，學術價值不高。王蒙算不得學者。王蒙的人品也差些。不如從維熙，不如鄧友梅，甚至還不如張賢亮。王蒙的經歷，成就了他的文學。他的小說政治氣味很濃。讀王蒙的文字，確實能感覺到他世事洞明，人情練達。
談徐悲鴻
中央美術學院是徐悲鴻親手建起來的。新中國成立後，中美院的許多領導，都是從延安來的。延安來的人，對所謂淪陷區的舊人，很是不屑，也不尊重。即便對徐悲鴻也如此。
談江豐
建國初期，江豐主持中央美術學院的工作，任院長。江豐為人很好，很和藹，但很左。不過，不如周揚，周揚更左。可這兩個老「左」，偏又合不來。一次，周恩來把江豐叫到了中南海，臨進門時，江豐脫掉大衣，用胳膊挎著。周恩來見江豐進來，站起身對江豐說：「坐吧坐吧，這次請你來，是想解決你和周揚的問題。」江豐一聽，立時就火了，他對周恩來說：「我有嘛問題！」說罷，掉頭便往外走。周恩來很尷尬，也很生氣。周恩來將此事向毛澤東作了匯報。周恩來不能不匯報。毛澤東十分看重江豐，曾對江豐說：「我就把新中國的琴棋書畫交給你了。」聽了周恩來的匯報，毛澤東也很生氣，他對周恩來說：「你去問問他，他是共產黨，還是國民黨！」其實毛澤東能不知道江豐是共產黨嗎？後來，即1957年，江豐等一批從解放區來的人，也被打成了「右派」。
2020-11-06（有刪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