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們一般都知道文化大革命中北京造反派紅衛兵有五大領袖：北大的聶元梓、清華的蒯大富、北航的韓愛晶、北師大的譚厚蘭、地院的王大賓。許多人不知道或忘記了朱成昭這個名字。但「老五屆」的文革親歷者們都還記得他。朱成昭，他是地院「東方紅公社」初創時期的第一把手；是「首都三司」的第一把手；是北京大專院校早期造反派紅衛兵的著名領袖。
朱成昭過早地退出了文革運動，原因是：他早在1967年1月，便公開反對中央文革的極左路線，反對文化大革命。為此，1967年2月起，朱便被中央文革勒令「閉門思過」，從而退出了運動，退出了對地院「東方紅」的領導，而後由王大賓擔任了地院「東方紅」的一把手。1967年7月，朱與葉向真（葉劍英女兒、當時是中央戲劇學院造反派頭頭、與朱過從甚密。）南下廣州遊玩時，被戚本禹誣衊為「企圖偷越國境」，被周恩來派公安部副部長於桑在廣州抓獲，並帶回北京「隔離審查」。8月20日，朱、葉被公安部正式拘留，朱、葉被打成「葉朱反革命集團」。朱成昭於1975年被送到湖北某勞改農場做為反革命分子勞動改造。而葉向真在1972年林彪事件後被周恩來下令釋放，先去解放軍301醫院學醫，成為軍醫。後又重回戲劇界，曾以「凌子」的藝名導演電影《原野》，聲名遠揚。她於1972年被釋放後，便對朱成昭的朋友表示，周恩來要她不要再與朱往來。而朱在長達十幾年的牢獄和勞改歲月中，一直把葉向真當作自己終生不渝的戀人，寫過許多動人的情信、情詩。這大概是一位高幹女兒、貴族「千金」與一位普通幹部子弟之間，因門不當、戶不對，在紅色中國不可能天長地久的悲劇之一。
朱成昭於1980年6月獲正式平反。當時中組部準備在全國樹兩個反對文革極左路線的典型。一個是死去的張志新，再一個是活著的朱成昭。但朱這個典型因葉劍英的反對而被勾掉。理由是樹活著的典型不好。人們心裡清楚：朱、葉二人在文革初期的關係；葉向真以及其父葉劍英在文革初期的政治取向，對當局而言，是應儘量淡化，少曝光為好。
（以上朱成昭自1967年2月至1980年6月的經歷，擇要摘引自宋永毅：《一個紅衛兵運動史上不應當忘卻的名字》，載於2003年《文革博物館通訊》第200期，zk0312b。）
下面，讓我們回顧：朱成昭是怎樣從一個普通大學生成為一個造反派領袖的？又怎樣從一個造反派變成「反革命」的？
一、反工作組，爭自由
朱成昭，1941年出生，安徽人，父親在文革前是上海建工局一個副局級老幹部。朱成昭1960年畢業於上海市上海中學的高中，在學校是團幹部。高中畢業後因品學兼優，被調到上海的計算機研究所，參加了一個科研項目，並擔任了課題組組長。後於1962年考上了北京地質學院水文系，以「調干生」名義入校。入校後曾和許多同學一起兩次被派去參加「四清工作隊」，參加「四清」運動。1966年6月文革爆發時，朱是地院四年級學生。由於以上經歷，朱比地院同期的同學年齡大一點，閱歷豐富一些，本人長於獨立思考，想問題較深入，有一定的組織能力。
在1966年6月1日後的五十多天裡，劉少奇、鄧小平在中央一線領導文革運動，派了大批工作組到北京各高校和中學。6月8日，國務院地質部派出以副部長鄒家尤為隊長的工作隊，進駐北京地質學院，取代了地院黨委，領導地院文革。工作隊是按中共中央劉、鄧的指示，以1957年反右鬥爭的經驗為指導思想來領導運動的。
據美國研究文革史的華人專家宋永毅研究和披露：文革之初劉少奇主政時曾針對工作組的工作，下達指示「準備再打幾十萬右派」，準備再重複一次57年反右的「戰績」，極其冷酷無情。劉少奇於1966年6月13日，剛派下去工作組不久，在批轉中央下發的文件《中南局〈關於文化大革命的情況和意見報告〉》及《關於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意見和部署》時指示，「要告訴左派，要硬著頭皮頂住，領導上要善於掌握火候，不要急於反擊。等到牛鬼蛇神大部分暴露了，就要及時領導反擊。」「對大學生中的反黨反社會主義分子，一定要把他們揪出來。」（引自宋永毅：《劉少奇對文化大革命的獨特貢獻》，刊於宋永毅主編《文化大革命：歷史真相和集體記憶》238頁）這和中共57年「引蛇出洞」，然後殘酷鬥爭的方略一樣。劉少奇在批示上述中南局的文件中還指示：「在大學中，也要把右派分子（反黨反社會主義分子）揪出來，但應放到運動後期進行，打擊面應當小一些，一般控制在百分之一以內。」（閻長貴：《搞歷史首先要把史實搞準確》，刊於《文革博物館通訊》第687期，2012年7月10日）按當時有100多萬大學生計，百分之一是一萬多人。但實際上僅在北京24所高等院校，工作組在「反干擾」、「抓游魚」的鬥爭中，已把10211個學生打成「右派」，2591個教師打成反革命（根據文革時期首都三司紅衛兵小報統計）。僅僅在北京的24所高校且是運動初期，工作組己超額完成了1%定額指標。劉少奇指示中學高三年級也可以揪出少量右派。高三學生才是十八歲左右的孩子啊，也要抓右派。按劉少奇的指示，如果反右擴展到全國，到了運動後期，在大中學校進行反右的慘烈程度，肯定會大大超過1957年。但出人意料的是，運動的走向，在毛澤東的掌控之下，完全與1957年的反右鬥爭，背道而馳。
地院工作隊進校後，首先拋出了地院黨委書記高元貴，指其為反黨反社會主義，全校進行批判。而地院大部分師生認為高書記是好幹部。同時，工作隊矛頭向下，批鬥了許多一般幹部、教師。工作隊的作法，引起許多幹部、教師、學生的不滿。
6月20日，地院在校園內爆發了反工作隊的遊行。上千人的遊行隊伍在周永璋、蔡新平等學生帶領下，到了工作隊的辦公樓下，要和鄒家尤辯論，後被保工作隊的群眾和工人解了圍。
6月22日，副總理薄一波針對「6·20事件」作出批示：「……如果有人非趕工作隊不可，即勢必奪工作隊之權，亦即奪黨的領導權。」其意反工作隊即反黨。
6月23日，由原系團總支書記王大來牽頭、有王大賓等47名師生簽名的大字報《大騙局、大陰謀、大出醜、大暴露！》貼出，該大字報尖銳地批評了工作組，在學校引起極大反響。這張大字報立即引起工作隊的圍剿、打擊。參與這張大字報的幹部、教師、學生成了各系、各單位的重點批判對象，並被工作隊內定為右派。
6月25日下午，學校廣播站的大喇叭反覆播放簿一波的批示，圍剿反工作隊的大字報鋪天蓋地貼滿校園。工作隊關閉了學校兩個大門，沒有工作隊放行條任何人不能自行離校，限制師生的行動自由。凡參加了6·20遊行和貼了反工作組大字報的師生，都要逐個挨批，被定為反黨反社會主義右派，等待處理。李貴、王大來等十三名幹部被拉到全院大會批鬥。王大賓在探工系成了批鬥重點。地院陷入了白色恐怖之中。
7月25日、26日兩天，中央文革江青、陳伯達、康生、張春橋、王力、關鋒、戚本禹、姚文元等人到北大，夜晚在五四操場舉行萬人辯論大會，辯論工作組是否犯了方向、路線錯誤。大會由江青主持。江青、陳伯達、康生在講話中支持了批評張承先工作組的師生，號召群眾「自己解放自己，自己起來鬧革命。」消息很快（26日晚）就傳到了地院。
7月27日，地院的王大賓、蔡新平、周永璋、伏慶是、殷維候、杜金山、莊一龍七人翻越學校西面圍牆，逃離地院，到北大找聶元梓取經。七人見到聶元梓。聶介紹了北大25、26日大會情況，表示支持地院師生批評工作組的行動。
七人回到地院，大家商量決定馬上寫個大字報，由殷維候執筆，題目是《走訪北大的聲明》，七人簽名後貼到北五樓底大門外牆上，馬上引起轟動，觀者雲集。大字報透露，從聶元梓那裡得到信息，95%工作組犯了錯誤，工作組可以批判。受到工作隊打壓的師生受到極大鼓舞。
7月29日，北京新市委在人大會堂召開北京大專院校和中學師生代表大會，新市委書記李雪峰宣布了撤銷工作組的決定。8月13日，地院工作隊隊長鄒家尤向地院師生作了一個小時檢查後，帶領200多人的工作隊撤離了地院。鄒在檢查中，並沒有否定工作隊的方向與路線，也沒有肯定師生對工作隊的批評，沒作任何道歉。工作隊撤走前，組成了以保工作隊的師生為骨幹的文化革命委員會。保工作組一派的師生組建了保守組織「鬥、批、改兵團」。工作隊撤走了，留下的是保、反工作隊兩派師生的對立與爭論。
工作隊撤走前夕，水文系學生朱成昭，帶領51621班鄭文卿等同學，組成了地院第一個造反派戰鬥隊「爆破戰鬥隊」，張貼大標語，要徹底批判工作隊在地院打擊一大片的機會主義路線，提出不能讓鄒家尤、工作隊一走了之。朱成昭的意見立即得到地院造反派師生的廣泛響應和大力支持。8月8日，各系各班造反派師生代表開會，組建了全校性的「東方紅戰斗大隊」，朱成昭為總勤務員、一把手，核心組有王大賓。
在文革初期的工作組時期，朱成昭和一些有獨立思考精神的同學對工作隊提了些意見，結果被工作隊劃為「三類學生」（有問題的右派學生），在工作組整的「黑材料」中已內定將來要「送去勞改」。當時工作隊一位副隊長罵他們：「共產黨養你們比養一群狗還不值！」朱和觀點一致的蔣良朴、田春林、梅建明等同學一起被逼上了梁山，8月8日成立了全校造反派組織「東方紅戰斗大隊」。緊跟著於8月17日進一步成立了規模更大的全校造反派群眾組織「東方紅公社」，成員有上千人，核心組有：朱成昭、王大賓、周永璋、蔡新平、陳學明、蔣良朴、田春林等人，朱成昭為一把手、王大賓為二把手。「東方紅公社」成立後，筆者經常在北京的大街小巷看到他們炮轟走資派的大標語。很快，地院「東方紅」的名號傳遍全市、全國，成為著名的造反派，影響很大。由於「東方紅」反對中學老紅衛兵的「血統論」，很快由少數派變為多數派。1966年9月6日，由朱成昭、地院「東方紅」牽頭，串聯了北京十六所高校的十六個反工作組的造反派組織，成立了「首都大專院校紅衛兵革命造反司令部」，即「首都三司」，與保守派為主的一司、二司相對立，成為全國造反派的一面旗幟。據王大賓在其《回憶錄》中說，「首都三司」從未設立過「司令」一職，朱成昭是實際的第一把手。當時蒯大富仍然在清華受壓，周恩來、中央文革都希望地院「東方紅」能支持蒯大富，朱曾派一支「東方紅」戰鬥隊去清華幫助蒯組織造反派隊伍。朱後來又請蒯大富擔任「三司」的副手。「首都三司」在全國批判資反路線、炮轟各級黨委的造反大潮中，起了重大的領頭作用，威名赫赫，在群眾中有極高聲望。
二、四進地質部，爭人權
1966年8月23日，地院「東方紅」上千人一進地質部，遊行至北京西城阜城門內地質部大樓，開進大院靜坐示威。行動總指揮是朱成昭，副總指揮蔣良朴、楊雨中。靜坐二小時，要求地質部領導：令工作隊隊長鄒家尤回地院作深刻檢查；工作隊向地院師生道歉；交出工作隊整師生的「黑材料」。靜坐期間，突然發生由中學高幹子弟組成的「首都西城區紅衛兵糾察隊」（簡稱「西糾」）闖入地質部大院，對地院師生聲討、謾罵，高呼口號：「只許左派造反，不許右派翻天！」由於地院師生的克制，雙方沒有發生肢體衝突。至24日凌晨四點左右，國務院工交政治部主任陶魯笳到地質部，傳達中央指示：
1、地質學院學生到地質部要求工作隊領導回學校聽取學生批評意見的行動是正確的，合理的。
2、現在決定，地質部領導於今天晚上去地質學院聽取師生的批評意見。
3、師生如有不同意見，可以進行辯論。
8月24日，地院「東方紅」撤回了地院，當晚在大操場召開全校大會，辯論工作組問題。「東方紅」與保工作組的「鬥批改兵團」展開辯論。地質部部長何長工、工作隊隊長鄒家尤到會，聽取意見。「東方紅」賈振遠、蔡新平等上台發言，激烈批評工作隊壓制、打擊群眾，開展反干擾、抓游魚的方向、路線錯誤。「東方紅」在辯論中占了上風。在中央文革代表到場的情況下，陶魯茄表態支持了「東方紅」。大會後，保守派「鬥批改兵團」一蹶不振，日漸式微，名存實亡。
1966年9月5日，地院「東方紅」上千名群眾，二進地質部靜坐。總指揮朱成昭，蔣良朴、楊雨中協助。「東方紅」要求：地質部交出鄒家尤，回地院接受群眾揭、批、鬥；交出工作隊整師生的「黑材料」。靜坐期間，晚上九時，「西糾」的頭頭孔丹帶領「老兵」，再次趕到大院進行壓制。「西糾」用地質部廣播台攻擊「東方紅」，用糾察隊把「東方紅」包圍在樓下院內，限制行動。雙方發生肢體衝突。「西糾」的後台之一許明（「西糾」司令孔丹母親、時任國務院秘書）第二天打電話給兒子，要他們撤退，「西糾」這才撤走。
地院「東方紅」與「西糾」的衝突，當年很有典型意義。反映了當年「造反派」與「保守派」（群眾稱其為「保皇派」）矛盾背後的社會意義。「西糾」司令孔丹在「東方紅進駐地質部事件」47年之後，在其回憶錄：《難得本色任天然——口述史》（2013年6月中港傳媒出版社有限公司出版）中，對此事件回憶說：「這是沖誰來的啊？我們會有一個本能的反應。」「我們和老幹部有著天然的聯繫，老幹部受到衝擊時就要站出來保護。」孔還說，「當時，朱成昭、王大賓為首的地院東方紅衝擊地質部，揪鬥何長工。西糾過去制止，雙方發生了直接衝突。西糾參加這個行動時，有好多領導人的後代，鄧榕、徐帥的兒子徐曉岩等都參加了。那次地院東方紅衝擊得很厲害，我記得在樓梯上，已經發生肢體衝突了，後來雙方就在樓梯上僵持著。」王大賓回憶說，那天薄熙來也參加了「西糾」的行動。
事過49年之後，在《王大賓回憶錄》第35頁，王大賓對此事件評論道：
孔丹認為：他們這些自認「老子英雄兒好漢」、血統高貴的老紅衛兵，和我們這些平民子弟出身的反工作組的造反派「具有本質區別。」是的，像孔丹這些「和老幹部有著天然聯繫」的人，對被「老幹部」僅因其對工作隊持批評意見，就被打成「右派」、「反革命」的造反派應是完全不同類的人，他們始終是無法理解、同情我們這些「右派」的處境的，還竟敢起來向「老幹部」爭取自己的人權，為自己的政治身份正名，就是毛主席給我們的權力在他們眼中也是不行的。
王大賓以上評論很精彩。他點出了當年造反派爭的是什麼？是：人權！「東方紅」與「西糾」的衝突，具有反抗專治統治的性質。而「西糾」當年出於保爹保媽的壟斷利益，打壓造反派確是權貴子弟的天然反應。
二進地質部堅持了十三天，而後「東方紅」核心組聽取了肖力的意見，於19日撤回了地院。肖力即李訥，是毛澤東與江青的女兒，當時常去地院調查並支持「東方紅」。
10月8日、10月27日，地院「東方紅」又三進、四進地質部，揭批何長工、鄒家尤執行的資反路線。
此處筆者對文革「造反派」的概念要有所澄清。文革期間對造反派的流行概念，是特指從1966年7月反工作組至當年10月，再至1967年1、2月批劉鄧資反路線的造反派群眾組織。而於66年8月興起的高幹子弟為主的中學老紅衛兵，他們掃四舊，進而搞恐怖的紅八月，在首都打死1772名「黑六類」，後來發展成「聯動」，他們從來不自詡為「造反派」，反而被群眾稱為「保皇派」。1968年8月開始進駐大專院校的工宣隊，更不是什麼造反派，工人們自認為是「領導階級」，他們反而在「肅清516分子」的運動中是鎮壓造反派的。造反派普遍於1967年2月以後分裂，分裂成新的兩大派，大打內戰，爭權奪利，爭占山頭，武鬥，此時的造反派已經變質，不是什麼造反派，而是「內鬥派」、「山頭宗派」、充滿「派性」的「武鬥派」。海內外文革史的研究者們使用「造反派」的概念很混亂。筆者記得，在2016年6月於美國落杉磯舉辦的文革五十周年研討會的最後一天，清華教授秦暉就曾即席發言，認為研究文革史，十分必要把「造反派」存在的時間概念搞清楚。我同秦暉的意見一致。
到1966年10月，「保」與「反」資反路線的鬥爭進入決戰階段。
9月26日，「首都三司」在北京工人體館召開徹底批判工作組方向、路線錯誤大會，周恩來總理到場講話。周在講話中說；「工作組在時，挑動學生鬥學生，支援一些人壓制、監視、打擊、圍攻、鬥爭另一些人，這是方向、路線的錯誤，工作組戴在學生頭上的『反革命』、『右傾』等帽子應該統統取消。」「地質學院的少數派是革命的，應給以支持。」
10月1日，林彪發表國慶講話，號召批判「反對革命的反動路線」。
10月3日，《紅旗》雜誌發表第十三期社論，號召徹底批判「資產階級反動路線」。對工作組路線的批判，上綱越來越高。提出了「資產階級反動路線」這個新概念，使路線鬥爭大大升溫、升級。十三期社論後，全國掀起了批資反路線的高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