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一直承認的乾爹朱丹，人很和藹，又一直真的把我當成自己的孩子，他每次來我們家，我都非常高興。
在我記憶中，歌唱家杜矢甲只來過一次，他的嗓門很大，不愧是唱《伏爾加船夫曲》的，進門就對我爸嚷：聽有人說你說過，杜矢甲是一棵倒下的大樹？
我爸笑著說：這話編得夠聰明的，一聽就像是我說的。可是我真的從來沒這麼說過，也沒這麼想過。
於是他們就高興了，就喝幾盅。因為我聽慣了他的故事就記得他了。
杜矢甲和我爸在延安的時候都是另類青年，自以為革命和藝術是一碼事，那時還有蕭軍、塞克和他們一樣，一齊高高興興、瘋瘋癲癲。
我知道後來的故事非常複雜，到我這個孩子的腦子裡就簡化成這樣了：
當時那麼多的熱血青年投奔到延安，延安在整風運動後期，就開始懷疑，這裡面一定有大量國民黨派來的特務。根據康生從蘇聯學來的清黨的經驗和技巧，必須採取又打又拉的戰術，才能瓦解這個特務系統。康生還發明了幾個用於這次運動的專用名詞，諸如「搶救失足者」，給這些奸細重新做人的一條生路，用以反擊所謂「國民黨紅旗政策」，這個所謂的「紅旗政策」就可以解釋為什麼這麼多知識分子、文學藝術家，都自願投奔艱苦的延安，那一定是有組織、有目的派來的大批臥底。
於是，康生授意王麻子、周揚等人，再由他們精心挑選、培養若干積極分子，據說有個姓於的、姓丁的等等，還有高什麼揚那些自認的特務，願意裝扮成合作的投誠特務，讓他們現身說法：只要承認自己是什麼人派來的，就給你吃一碗放了紅糖的麵條，表明因為你合作的態度，就立地成佛了，就立馬變成了好人啦。
那時候人的腦袋簡單，遊戲也很簡單，好多人就為了那碗麵條，自己趕緊編故事，別的是假的，麵條和紅糖都是真的。你以為那種麵條不好吃？你要在那個時候在那個地方，你一定覺得那就是天上玉皇大帝的佳肴，同時，那還是救命的仙丹。
我爸的一個老朋友，倒不是為了吃麵條，也違心地承認了自己是「紅旗政策」的奸細。他主要是神經不夠結實，扛不住日日夜夜的審訊和折磨。其實，他就是一個正常的人，不得不說自己從不相信的話：就承認了自己是一個著名敵對政黨派來的大特務。
人家問：那你怎麼參加的？（如果故事不生動，還是不給面吃。）
他說：在重慶的時候，因為他宣傳抗日，結果一天半夜裡，突然電燈亮了，他睜開眼睛，周圍十二把手槍指著他。恐怖的驚嚇就和現在一樣，你根本沒法不叛變了。不錯，他真是個故事好手，講得很有想像力。沒承想，這個故事就成了經典段子，人們要他一遍又一遍地到處去講。榜樣的力量是無窮的！這碗面，容易吃嗎？
好多年以後，人們還在背後開玩笑叫他的外號：十二把手槍！說到這裡每個人自然用食指和大拇哥，比成把手槍，一起舉起來，然後一起哈哈大笑。他真不錯，給大家留下來這麼精彩的故事和回憶。
朱老丹說到這裡又笑得眼淚都出來了，他和爸爸、媽媽在一九五六年才能為此笑得這麼舒心，那是因為過去荒誕而殘酷的年代終於一去不復返了。
難怪後來夏衍先生不止一次用了如下的句式：
「值得慶幸的是那個年代一去不復返了。」
或許，他們都笑得太早了，其實更荒誕的故事還沒有開始哪。延安時代僅僅是演習而已。
我早告訴過你，我爸的糊塗不在我之下。一九四三年在延安這麼明白簡單的遊戲裡，他偏不肯合作，就認死理，還是相信自己憧憬的童話，不相信自己有吃麵條的資格，真的，他的心眼兒也太不活泛了，害得當時的領導只好把他給抓起來了，這種人只好關起來吧。
我姐姐那會兒住在學校，那個學校簡稱「保小」，也是在窯洞裡。哦，那時候什麼都在窯洞裡。我們家就是一眼窯洞，我生在名為「中央醫院」的地方其實就是一排窯洞中的一眼。估計在古代中東地區兩河一帶，生活的環境也這般純粹質樸，要不也孕育不出那麼多樸素無華的信仰。
那「保小」就是延安保育院小學的簡稱。那時候人人都唱一個叫做《保衛黃河》的歌。
那會兒人們一唱就兩眼放光，我媽不算，她那會兒看不見了，因為生了我，又沒有營養品，我爸拿來的那一串羊肝，也沒起到人們想像的作用。
「黃河在咆哮，黃河在咆哮！」大家一激動就發音不準，我姐姐他們就很納悶，「黃河在保小」？他們就在「保小」，可是從沒有見到一條河由那裡流過，也沒有任何一個叫黃河的人在那裡上學或者教書。他們那些孩子，一邊迷茫，一邊繼續縱情歌唱：
黃河在保小，
黃河在保小。
那會兒我哥哥已經送人了，為了保衛延安麼。我們家孩子多，要送走一個，否則以後怎麼行軍打仗呀？這個遊戲不准這麼多人一塊拉家帶口。我哥哥又白又胖，比較有人緣。送我姐姐，人家不要，一來喜歡男孩子，二來她懂事了，自己主意大了，就不容易服從遊戲規則。
我哥走得乾脆，一歲就送走了，下落不明。反正帶他走的都是咱們一頭兒的，聽說還是革命軍人。那就都是好人了，就必須放心。
遊戲規定，不能多問。那你要是反悔，再要回來，那就沒法玩了。只當沒這麼回事，很快就忘掉他。我爸我媽，還是由於沒吃那碗面的關係，十多年以後還念叨這事情。吃了那面可能就沒這麼多麻煩了。
你算算，我爸關起來了，姐姐住校了，哥哥遠走高飛了。所以家裡就剩我一個人了，應該照顧我眼神不靈的媽媽。而且看不見東西的媽媽的眼睛是由於我的到來而造成的，我的意思是無論如何我都應該好好照顧我媽。當然，這是我後來懂事以後才這麼想的，那時候我還是整個一個混蛋，除了哭以外什麼也不會，當然還會做吃的動作什麼的。
就這樣，我媽還要去開會，還不能帶小孩。這不能怪人家，國難當頭這裡還要清除匪諜，這麼重要的會議一天還不開幾個？我還是覺悟不高，用哭來攪場，和成心搗亂的破壞分子沒什麼區別，可是人家不和你計較，你也就是占了年輕的便宜，才一個月吧。要不也得送去參加那個吃完紅糖麵條才能變成好人的遊戲。
我和你說過，那窯洞真是天然的冰箱，那會兒我們家沒有鐵爐子，只有一個瓦盆放些木炭，那就是取暖的火盆。在延安那會兒這就是相當奢侈了。我那會兒還沒有堅強的革命意志，就凍得不行了。本人當時還真有本事，居然自己從土炕上滾到了地下。開會休息的時候，媽媽回來一摸炕上沒人，頓時一身冷汗。就滿地亂胡擼，一把抓住我的腿。那會兒被子早就散了，我是渾身冰涼，腦瓜子滾燙。
我媽二話沒說，也沒去請假，也沒找任何人商量，是啊，那會兒也沒人敢和她商量，她抱起我來就往外沖。
那天晚上開會，一個老熟人開始發言。他真是一腔熱誠，也就是苦口婆心地勸說我媽交代我爸怎麼當特務的過程。當年在北平這人是和我爸一起學畫的老朋友，和我爸一起熱衷組織抗日漫畫小組。
我爸老家在東北，他沒事兒就唱《我的家在東北松花江上》。流亡學生嘛，都是有家不能回的主兒。這個同學當時用的化名叫高揚，我爸一直以為他就是真正天真善良的羔羊。
原來他是秘密的什麼黨的黨員。一不留神，他讓當局給抓走了。當局也和所有的當局一樣，就怕年輕人受人蠱惑，誤入歧途。於是對他苦口婆心：交待出來組織，就是迷途知返，不交待呢，就是頑固不化了。
他是個明白人，要是真的把這邊的組織交代出來，就一定有人迅速清理門戶了。而且弄不好還要株連親屬。據說那會兒有個紅隊，也叫打狗隊，專門對付這種人，乾淨麻利脆。當年在上海，顧順章交待得太快，結果連累了一家老小，就是眾所周知的榜樣。
要是什麼都不交代，自己就一時半會兒別想出來，皮肉還得大大地受苦。
於是他就一臉無辜、一心無愧地把我爸給交待出來了，真聰明。
第一，我爸和有打狗程序的組織沒有任何關係，周圍的哥們兒也沒有打狗的能力。
第二，他除了畫畫一無是處，不交待他，天理不公。交待出來他，既保護了像高揚同志那樣有用的人，也保護了背後的大組織。你不入地獄，孰人可入？我爸就這樣合乎情理地進了北平的警察局。
我不是跟你說了嘛，我爸壓根沒開竅，他沒有什麼可交待的，根本不知道什麼是黨，什麼是組織。另一方面，他又沒有那種機靈勁兒，再找一個更年輕的傻子來頂缸。當局一看，嘿，這小子還滴水不漏，鐵嘴鋼牙？沒準是個大傢伙，就把他們漫畫小組的幾個人一起押解到南京。一個是我爸，一個叫凌子風，後來當了導演；一個叫藍馬，後來當了演員。他們和我爸一樣的傻，就集體一起老老實實去給高揚先生頂了回缸。哈。
這會兒也來到延安的高揚先生剛吃完了紅糖麵條，嘴甜著呢。舔舔嘴唇對我媽說：過去張仃那麼大的罪名蹲過南京的大獄，後來還蹲過蘇州反省院，居然能活著出來就非常奇怪，按說如果沒有什麼交易、如果沒有什麼貓膩，怎麼這麼便宜國民黨就放了他？雖說是有人保了他，更多的人即使有了更大的鋪保出面以後，照樣槍斃了。
他出來以後，在南京才認識了你，那時你一定知道，他那會兒靠什麼吃飯？誰和他經常聯絡？什麼人又是他的上級？你們又是接到什麼任務，懷著什麼目的從江南的花花世界，跑到延安這黃土高原來？
別看我媽個子不高，嗓門不大，她這時候反而一點火氣都沒有，可是說出話來字字像在他腦門子上挨個地楔釘子：
姓高的，在國民黨法庭上你就是個叛徒，是個高明的撒謊者。現在在共產黨的法庭上，你還是個叛徒，還是個撒謊者！我們兩樣全都不是，所以我沒有什麼交待的，無話可說。
當時，姓高的一個字也說不出來了，臉一陣紅一陣白。所有參加會的人都傻了。當時，是戰爭時期，動不動拉出去順手就給槍斃了，誰還敢這麼說話？何況我爸還是已經被抓起來的特務嫌疑呢？
要不怎麼說無論何時何地永遠有不信皇帝新衣童話的人，這時候杜矢甲先生挺身而出。他個子很大，幾步就竄到了台前。那時我媽兩眼茫茫，就站在眾人前面接受大家的幫助。主席台上坐的是位名叫周揚的文藝界領導。
杜矢甲拍著胸口說：周揚同志，張仃和陳布文要是國民黨派來的奸細。你砍了我的腦袋！
周揚慢條斯理地回答：杜矢甲同志，我要你的腦袋有什麼用？停了停，說：散會。
說到這兒，你就明白了，杜矢甲和我爸我媽就是這樣的好朋友。
也是，周揚不愧是托爾斯泰那俄國老頭《安娜•卡列尼娜》一書的譯者，見過世面，拿得起放得下，判斷能力很強，他那會兒估計像我媽這種人，的確不是特務，真正的特務不會這樣針鋒相對、話不饒人。但是這種人對運動步步升高的良好發展勢頭，只有負面影響。這樣敲打她，一來是必要的殺雞做猴，都像她這麼肆無忌憚還得了？二來是敲山震虎，你看杜矢甲這樣的特務就坐不住了。他的判斷能力，遠遠超過了胡蘿蔔大偵探，毅然決定不要再和我媽媽繼續糾纏，分散會議的火力。於是，斷然結束了這個會議。
按說周揚先生和我爸我媽都是從上海灘來的，他對三十年代的上海一清二楚，怎麼就認定我爸是特務呢？我現在想：
首先，可能他覺得要是他的立場不特別堅定，康生他們沒準就該拿他祭刀了。
再說，我爸我媽在上海也都不是左翼作家聯盟的中堅。要細分，他們可能是屬於「論語派」，我媽就是給《論語》《宇宙風》《人間世》寫稿開始了她的寫作生涯。
我爸是給《上海漫畫》《時代漫畫》《萬象》畫畫起家的。這都是邵洵美和張光宇的上海時代圖書公司出版的，怎麼也不能算得上是堅定的革命派，按魯迅先生的意思，這些人廣義上還都是在給統治者幫閒，還都是風月談而已。不像周揚他們直接在我黨的領導下，立場堅定，鬥志昂揚。
所以同是從上海來的，還都是文藝界的，但是我爸我媽那時候都沒有讀過毛澤東的重要理論著作《中國社會各階級分析》，開宗明義的第一句話，直截了當提出了最重要的問題：
「誰是我們的敵人，誰是我們的朋友？這個問題是革命的首要問題。」
他們根本就是糊塗到拿自己不當外人，可是我們的黨，為了黨的利益，在還沒認清你的真面目之前，一定要把你放到顯微鏡下面，弄清你歷史上的一點一滴，你的家族，你的血統，甚至你的靈魂深處。
這就是當時的環境，這就是當時的氣氛。
周揚先生是個有限度的明白人。
二十多年以後，當他被當作敵人押到台上，被「革命群眾」開始侮辱與批判，他才第一次明白：憤然而無能為力，會是什麼樣的滋味。同時也明白了，原來冤案是很容易就做成的。在這對他說來空前的高壓下，他恢復了推己及人的能力。明白了，人性在足夠的壓力之下是可以變形，可以異化的。
北京人過去都把公共汽車上車的踏板稱為「變心板」。
沒踩上去的人，都在喊：往上擠呀！車裡面還有地兒！
在人們踩上這塊板那一剎那，就開始拼命喊行了，別擠呀，等下趟吧！
過去周揚一直在車上，還有皮座，他自然完全不理解，或者不願意理解，那些人為什麼這麼反動。或許他心裡就真誠地認為：這些人和自己不是一條道上的人。當然自己是特殊材料製成的人，於是就有了明確的俯視感。他那時完全沒有推己及人的能力，絕不會為了他人的痛苦而動心，敵人的痛苦，或情弱者的痛苦都是可鄙的，那一切和自己完全沒有關係。後來學習毛澤東思想的標兵雷鋒先生總結得好，對同志要像春風般的溫暖，對敵人要像嚴冬一樣無情。說得真妙，他只是沒說清楚怎麼去區分誰是同志，誰是敵人。
你說當時周揚先生挨鬥了之後是糊塗了還是明白了？他後來在文化大革命結束官復原職之後，還記得落難時候的體會，這也是百里挑一的。真不容易。
周揚先生剛從日本回來的時候，還是一身潔白西服，風流倜儻的摩登青年革命者，不過他已經是上海左翼作家聯盟的實際黨內領導人，因此，自然對又硬又倔、不大服從領導的魯迅先生，大不以為然，自然和將魯迅奉若神明的馮雪峰結下了梁子。
其實，他也只把魯迅當成統戰對象，按黨的政策該拉就拉，該打還得打，不能慣這些老小孩自以為是的毛病，長此以往，那還不得蹬鼻子上臉？
誰會想到魯迅他老人家作古之後，被毛澤東先生欽點為民族英雄，並被立為半神。
周揚先生到了延安，自從和毛澤東主席一起吃了幾次飯以後，就有被伯樂調理過的千里馬感覺了，四蹄騰空、白馬過隙，很快就升華成了一個合格忠誠的共產黨人。他不像我乾爹朱丹先生，他也和毛澤東主席多次一起吃飯，我乾爹得到的感覺是還得吃多、吃好、吃妙，及時總結吃的感覺和藝術，免得和領袖談話太嚴肅、認真，還是談烹飪的妙處比較舒服。
周揚先生大約從那時候起，靈魂飛升，精神境界似乎也站到可以差不多能夠理解毛澤東思想的高度了，那他就自然大可以俯瞰眾生了。
所以，當毛澤東主席肯定了康生同志的清黨能力、肅特能力和判斷能力，周揚先生這時就明白了，必須不斷調整自己的思路，亦步亦趨緊跟康生同志的思路，對敵人決不手軟，原則至上、大義滅友。
在延安的熔爐中周揚先生就變成了原則的化身，說一是一，說二是二，完全和雨果《九三年》中革命政權的執法者毫無二致。多少藝術家、文學家一生的命運都在他的修忽間拍板決定了，他們的姓名或者性命眨眼間就被勾銷了。
例如，延安魯迅藝術學院的美術部有個人名叫石泊夫，三十年代和周揚一起在上海是左聯的戰友，比我爸和他的關係近多了。可是，一夜之間，石泊夫先生被指認為國民黨奸細，他聲嘶力竭為自己表白。周揚眨眨眼，好像看見一個不認識的壞蛋在表演而已，根本沒有為他說一句開脫的話。
於是他和我爸一樣突然被當作國民黨特務給抓走了。他的太太不知在什麼樣的心情下，或者你我都可以想像得出她當時的心情，半夜裡親手把窯洞的門窗仔細堵嚴實了，然後，燒起當時唯一取暖的炭火盆。一夜過去，兩個孩子和她一起安然長睡。
第二天一大早，周揚在塗滿白霜的操場召開的大會上，嚴肅而平靜地正式宣布了這件事。他不會設想這可能是一個冤案，他倒是注意到來參加大會的人，情緒似乎有些低落，有些不安，他感到有責任，於是說了幾句可圈可點的話，後來這句話就成為不斷發生的無數類似悲劇的標準定性說詞：
她自絕於人民，自絕於黨，把孩子都拉去和自己一起去死，可見她對黨和人民仇恨有多深。
周揚雖然這樣平靜，我想他的心裡也不會毫無感覺。也可能就是在這樣慘絕人寰的悲劇頻頻發生的情況下，他放了我媽媽一馬，沒有繼續窮追猛打。反正我爸已經在押了，加壓太狠了還會出新的悲劇。接二連三出這樣的慘案，將會影響節日般革命中的歡快。
也可能在延安，他當時真正明白的是：我媽這種人，也是非常難纏的人，不可能很快就被輕易擊垮，然後俯首稱臣，慢慢地自願改造。當時他果斷揮揮手，說：今天到這兒了，算了。明天等通知。掌握鬥爭會是門藝術，當時周揚在文藝界算是高手了。到了文化大革命他才明白，狠手後頭還有更狠的手。應該說，周揚在老年時期，或許是在獄中就開始恢復了推己及人的能力，慢慢開始反省或懺悔自己當年的「原則至上」禍及多少無辜者，這在中國的確是一個非常罕見的例子。他或許不知道，這時的果斷結束會議，居然救了我一條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