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7年石家莊市的「反右」運動比北京等大城市稍晚一些，7月15日有一篇重頭「反右」文章，用了一個整版，登載在《石家莊日報》上。市委宣傳部長王英俊在多種重大場合，向全市幹部推薦這篇文章，要以這篇文章為榜樣反擊右派的進攻。這篇文章的署名是「劉澤華」，文章的題目是《宋天祥打來的一顆惡毒的子彈》。我由此而風騷了一陣子。當我得到稿費時，周圍的朋友要我請客，我買了幾碗紅燒肉，煞有介事地以示真實。稿費我原封不動地交給了王部長。與我朝夕相處的要好朋友有點納悶，問我，你寫這麼大的文章也不說一聲，什麼時候寫的？我十分認真地說，這是開夜車寫的，怕不成功，沒有告訴旁人。
這篇文章是石家莊全線「反右」鬥爭的新號角，轟轟烈烈的局面由此而興。文章針對性很強，接續又發表了多篇批駁宋天祥的文章。
我怎麼眨眼之間成了「反右」的「英雄」？原來是大人物借我這個小人物名字而已。事情是這樣的。
我當時住在書記、常委院。這個院原來是日本高級軍官的住所。中間是一座有半地下室的二層小樓，住著書記和常委們。院西邊和南邊各有一排平房。西邊的平房是書記、常委們的食堂。我住在南邊一間西開窗的集體宿舍，夏天極熱，同屋的兩位不常來，通常是我一個人。院內有一個籃球場，我們年輕人常在這裡打球。我雖然也住在這個院，來來往往也很自由，但我從來沒有進過小樓，那是大人物住的地方，多少有點神秘感。
7月14日上午，我正要上班，從宿舍門一出來，看到宣傳部長站在小樓門口的台階上凝視著什麼，他沒有說話，不停地向我招手，要我過去。我走到他身邊，他說：「跟我來！」隨即進入他的臥室，我掃了一眼，房間面積超不過15平方米，屋內陳設極其簡單和樸素，除了一張雙人床和一個書桌、書架、椅子，其他幾乎什麼也沒有。我原來的神秘感一下子打消了，瞬間的感覺是更加崇敬和敬佩，高級幹部住的竟是這樣的簡樸。
他坐在床邊，讓我坐在靠近的一張椅子上。還未等坐下，便說：「有一件事，要你協助。康書記（康修民，『文革』中曾任內蒙古革委會主任）寫了一篇反擊『右派』的文章，他不能署名，要署你的名，此事不能與任何人講，是黨的秘密。你能做到嗎？」我當時不知所措，又受寵若驚，急忙保證，一定做到！隨後王部長把康書記寫的手稿拿給我，讓我在他的桌子上立即謄抄一遍，這是為了保密，不讓《石家莊日報》社的人認出是康書記的筆跡。其實沒有等我謄寫完，報社的張（名字忘了）總編就來了。部長說：「時間急，到此為止。你的任務完成了。」我起身退出，第二天一早《石家莊日報》刊出了署我名字的「反右」長文。
這麼重要的文章，為什麼要用我的名字？也許純屬隨機相遇。但如果王部長根本不信任我，或認為我有什麼問題，或認為我沒有寫作能力，我想也不會選我。就實而論，我確實屬於幸運兒和受益者，而從當時的認識上說，我也完全擁護各項政策和方針。這裡說兩件事。
「鳴放」開始不久，石家莊一中的兩位有影響的教師，也是當時石家莊的大知識分子，他們在批評黨的宗派主義時，把我作為例證。一位在文章中說，劉澤華剛二十出頭，就被提拔為第三中學的副教導主任，這不是宗派主義是什麼？但這位先生又為我留下面子，在括弧中有一句附言：「劉澤華人很好，也能幹。」我曾在一中教過俄文，這位老師是高中語文教師，我們在一個辦公室，我正好坐在他的對面，互相很熟。我有問題常向他請教，他也知道我很用功學習和教書。隨後又有一位熟悉我的先生在一次全市各界「鳴放」大會上也點了我的名。於是我成為宗派主義的一個「例證」。不久開始了「反右」，有一位在批判文章中也以我為例，既然劉澤華「人很好」，說明其有德；「也能幹」，說明其有才，這不恰恰證明黨在用人上堅持了德才兼備的方針嗎？不是黨的幹部政策有問題，而是你們意在反黨。由於「鳴放」涉及我個人，從個人情感上說我是不會跟著「鳴放」的人走的。
我對黨的方針、政策完全擁護可以從一次辯論來說明。1956年中共第八次代表會的決議中有一個重要的提法，即先進的生產關係與落後的生產力之間的矛盾。當我們學習時，我對這個提法提出異議，認為這種說法對發展生產力有益，但它為「社會主義改造搞早了」的議論提供了依據，因此有副作用。
我們宣傳部的谷秀波副部長是「八大」的代表，她多次參加我們的討論。她聽到我的多次發言，一方面表揚說我的發言不錯，另一方面又指出在這點上是錯誤的，不應對「八大」的決議提出異議。這位部長是一位大學生，年輕（當時才30出頭）、瀟灑、隨和，平易近人，所以我們敢與她說話。我當即反問，上述提法是否意味著生產關係走到前邊啦？這在政治上有利嗎？她很文雅地只是說，你要注意，要服從黨的決議！
我的印象時間過的不太久，中宣部下文，通知「八大」決議的這個提法今後不要再提了。這件事在宣傳部多少有點影響，事後人們說我能獨立思考。但支部書記找我談話，一方面表揚了我，另一方面批評我在組織上服從不夠，一個黨員要無條件地服從中央決議，中央的問題由中央更正，未更正之前，黨員不能表示有異議，此點以後要注意。我問，組織服從是第一位的？他再次肯定，必須如此，黨才有戰鬥力。我只好說：是，是，以後注意。對「八大」決議提法提出異議，說明我對社會主義改造等等，是完全擁護的。
我們的部長是否知道上述情況，我不好猜測。但估計會有所聞，作為他直接領導下的工作人員的思想動態也不會不向他匯報。
讓我署名，無疑在王部長的眼裡，我肯定屬於左派，而且是有一定理論和文字水平。宣傳部是黨內知識分子集中的地方，僅理論科就有六七位大學生。為什麼王部長不找別人？顯然是看中了我。
回想1957年那次政治風波，自我評價，我是跟黨走的，對當時的許多言論我是不贊成的。但我也有書呆子氣，比如一些人斥責葛佩琦所謂「殺共產黨」的言論時，我曾說不能簡單化，葛佩琦的話有問題，但是有前提的。又有人提出，凡是主張搞「一長制」者都屬於否定黨的領導，我則以《聯共黨史》肯定「一長制」為據，來辯說這是一個可以試驗的問題。我們理論科的朱科長聽過傳達毛主席的青島講話，出於對我的愛護，要我就上述發言進行自我檢查，收回有關言說。我聽從了朱科長的話，及時做了自我檢查，贏得了主動。這些事或許部長不知道，或許也像科長一樣，對我持愛護態度。直到今天，我依然認為朱科長對我出於善意，我深深地感謝他！假如我不離開石家莊，根據後來打右派的情況，我也會有點麻煩，因為理論教員的多數都被打成右派，而這些右派又多是我的老師；反過來，如果我沒有麻煩，我想也會參加到整治右派的行列，其中就有我的恩師。幸好，因為我要上大學，離開了漩渦！
當時的市委書記康修民與宣傳部長王英俊早已過世，估計因本文而遭難人也已作古。50多年了我遵守承諾，沒有向任何人說過此事。前些年我想在石家莊市找個地方發表，但沒有刊物接受。我寫出來，可能會有人說我洗白自己；可不寫出來，我這個玩偶也會成為真的。
每每憶及此事，既感到內疚，又感到可悲！
《炎黃春秋》2012年第4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