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關周恩來（右一）當年堅決支持毛髮動文革的責任，連前中共領導人都覺得實在難以否認。（圖片來源：公有領域）
作者按：《一個被掩蓋了的文革周恩來形象》是我1999年3月在美國亞洲研究學會（AAS－－The－Association－for－Asian－Studies）第51屆年會上的一個學術報告的中文簡譯本。那次會議在美國波士頓（Boston）舉行，我論文的英文原題是A－Contradictory－Image－from－Diverse－Sources：The－Role－of－Zhou－Enlai－in－the－Cultural－Revolution。為了使學術界同行能認真討論這一歷史課題，虛心聽取意見，我還特地在論文的封面上打上了「Draft（草稿）」的字樣。不料這樣一個嚴肅的學術研究課題，竟然被中共安全機關認為是「攻擊中央首長」，成為我在去年在北京8月被扣押的深藏原因之一。而我在內蒙古文革舊貨地攤上購買的由北大紅衛兵組織印的《中央首長講話》，因為中間有周的兩篇對群眾組織的講話，也被中共安全部門定為「機密情報」。且不說把文革中到處流傳的「中央首長講話」定為今天的「情報」有違中國小學生字典中對「情報」的定義；三十年前周在文革中七億人眼下的政治表現，又豈是今天的安全部門能一手遮天的？最令人可笑的是：有關審訊人員為了把我的學術報告和美國的情報機關硬扯上關係，非要「窮追猛打」美國亞洲研究學會是否受了CIA的資助，差一點把擁有數千名學者教授的AAS也打成了「間諜組織」。把學術討論無限上綱地政治化（如對吳的《海瑞罷官》的批判），又把政治歧見別有用心地「間諜化」（如對楊尚昆竊取毛機密，對賀龍、羅瑞卿「二月兵變」的指控），實在是文革整人的慣用伎倆。可惜的是：中共的安全機關在這方面的進步實在不大。
不時聽到有人抱怨目下眾多的「紀實文學」曲解了文化大革命的歷史真實。其實，只要稍加留意，文革史的讀者們已不難分辨出它們中的文學性與歷史的真實性之間的區別。事實上，這些紀實文學的作家們也並不諱言他們的文學虛構。在我看來，更大的曲解來自某些貌似非常「歷史」而實際上悄悄地剪裁併掩蓋了歷史真實的「歷史著作」。如果不做深入的本文比較，即便是細心的讀者也難以一眼洞見底蘊。尤其當這些著作以年譜、傳記、文獻記錄影片等歷史的記載體（其實是某種「剪裁體」）形式出現，並伴隨著多卷本（集）的長度，準確的年月日，浩繁的引證，瑣碎的細節和清晰的圖片時，要剔精抉微地燭其真偽，確非易事。在中國大陸的「周恩來熱」中湧現的由中共最權威的黨史研究機構－－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撰的《周恩來年譜》（三卷本，下稱《年譜》），《周恩來傳》（四卷本，下稱《傳》）以及十二集大型電視文獻記錄片《周恩來》1，卻不幸正是這樣一種以剪裁歷史見長的「歷史著作」。尤其是它們精心地剪裁出了一個文革狂瀾中「中流砥柱」的周恩來的形象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