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在1966年5月4日至24日的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和8月8日到15日的八屆十一中全會，一直被中共官方，從而也被上述三本著作認為是「文化大革命全面發動的標誌」。上述史著中雖然也猶抱琵琶半遮面地提及周的表現，但總閃爍其辭，語焉不詳。關於周在5月21日在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的重要講話，《周恩來年譜》只作兩句話的記載：「5月21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講三個問題：（一）防止反革命政變問題。（二）領導和群眾問題。（三）保持晚節問題。13」究竟周在其近萬字的演說中講了一些什麼，中心議題又是什麼，中共的史學家們在刻意迴避。讓我們不妨引用幾段文革中廣為流傳，並得到周首肯的這一講話。在第一個問題中，周開明宗義地指出：「完全同意林彪同志的講話（即林彪5･18關於政變問題的講話），講得很好」。然後他大批彭，羅，陸，楊反黨集團：「主要問題是防止修正主義當權。彭，羅，陸，楊是一個一個地奪取我們的陣地，有筆桿，有槍桿，有黨權。第二是防止修正主義發生政變。第三要防止修正主義的軍事政變……對政變的危險，同意林彪同志的講話，中央與地方以中央為主，國內與國外以國內為主，黨內與黨外以黨內為主，上邊與下邊以上邊為主」－－這便是周對文革前中國政治形勢的分析。它的側重點完全在子虛烏有的所謂「反革命政變」上。如果我們同意中共的黨史專家們的意見：「周總理與毛主席對國內形勢的估計和『文化大革命』的作法上存在根本分歧」。那麼，周和林彪的估計一樣，出於他們的某種政治需要，他們都估計得比毛更黑暗，更極左。周的講話就顯然比毛的五･一六通知還有過之而無不及。在他講話的第二部分，即「領導與群眾問題」中，周積極鼓吹對毛的個人崇拜，甚至提出：「毛澤東思想是馬列主義的頂峰，毛澤東思想是帝國主義，資本主義走向滅亡，社會主義，共產主義走向勝利的這個偉大時代的頂峰，就是最高峰的意思，毛主席與列寧一樣是天生的領袖，是世界人民的領袖……通過文化大革命的活動，我們要更好地宣傳毛主席的領袖作用，不僅在中國，而且要在全世界宣傳毛主席的領袖作用，要謙虛謹慎，還要當仁不讓」。在第三部分「保持晚節問題」中，周以自己老資格的黨內高級幹部的身份，向全黨老幹部提出：「要跟著毛主席。毛主席今天是領袖，百年以後也是領袖。晚節不忠，一筆勾銷……」他更以李秀成，瞿秋白為例說明「晚節不忠」的危險。他指責瞿為「叛徒」，提出：「不因為他死了就是烈士，我提議把瞿秋白從八寶山搬出來。把李秀成的蘇州忠王府也毀掉。這些人都是無恥的14」。由於周第一個在黨的政治局會議上主張對死者墓地的打砸搶，數月以後，他的講話廣為流傳，瞿，李兩人的墓地即被紅衛兵全部毀掉，文革群眾性政治暴力中對死者屍體，墓地的殘害即由此濫觴。
有關周恩來當年堅決支持毛髮動文革的責任，連前中共領導人都覺得實在難以否認。據說早在1980年3月20日，鄧小平在看了中央起草小組《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的提綱後，就與部分政治局委員談到過周在文革中的「錯誤，過失」：「文化大革命初期即推薦了林彪為黨的副主席，毛澤東的親密戰友；在起草九大黨章時，又把林彪作為既定接班人，並以法加以確立；周恩來在中共九大籌備期間，曾提名江青，葉群為政治局委員；在中共十大籌備期間又曾建議江青為政治局常委；關於設國家主席一職，也是周恩來在政治局會議上提出由林彪擔任的建議；在劉少奇問題上，在彭德懷，賀龍，陶鑄等人的問題上，周恩來也是有過失的」。胡耀邦，陳雲也認為周對文革的發動等重大問題「是有一定責任的，不能都歸於當時政治環境，氣候，否則就不是馬克思主義立場，觀點15」。令人遺憾的是，所有周的錯失在這三本史著中絲毫沒有提及。縱觀這些中共的黨史專家們在上述史著中為周所作的用心良苦的掩蓋，使他們竟離這些中共前領導人的「馬克思主義立場，觀點」都相去甚遠。
（未完待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