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胡的關係基本是好的，但也不是很好。他這個人的確有毛病。例如，經濟工作上的分歧，在小平處已經定了，主要由財經小組和國務院管。1984年，他又以端正行業不正之風的名義，一個部一個部地聽匯報。匯報會上，他又下指標。他定的指標國務院不知道，但部里都來國務院要錢要物，說是耀邦定的指標。
總之，在改革問題上我們基本是一致的，是互相支持的。在經濟發展上，我們的意見不同。他還是搞宣傳鼓動搞群眾運動那一套。
再訪趙紫陽
時間：1996年10月29日下午3點半到6點。
地點：還是上次那個地方。張廣友得知我要訪問趙紫陽，一定要同去。還是趙的老鄉宗鳳鳴先生引見並作陪。這次訪問張廣友說話太多，影響趙的講話時間。
這次一開始是閒談。老張問他看過《改革風雲中的萬里》（張廣友著）沒有，這本書要再版，您有什麼意見。趙說，眼睛不好，白內障做了兩次手術，很少看東西，看東西也很粗。你的書我只是翻了一下。
談到他的健康狀況和生活，他說，身體除了眼睛，都很好。一個星期打兩次高爾夫球（他的寫字檯上有一本《中國高爾夫》雜誌）。同意我去打，但只能在指定的地方打，別的地方不能去。看看電視，愛看歷史劇，不管寫得好壞。看書少，看些閒雜書。新華社的《國內動態清樣》看不到了。信息也不靈。國事已經很淡了。不能說不關心，的確是淡了。對當前事想得少。想多了也沒什麼意思。
談到境內外寫他的書。《趙紫陽傳》的作者趙蔚我不認識。他是抄報紙寫的。我的家庭情況他也寫得不對。老張拿出香港出的《趙紫陽的崛起與陷落》問他看過沒有，他說，我沒看過，聽都沒聽說過這本書。
吳江的《十年的路》我看過，再版了也聽說過。他的書我很不高興。評價好壞無所謂，但事實不對。他說1984年我給鄧寫過信，告了耀邦的狀。沒這麼回事。我是寫過信，但信中根本沒有講耀邦。我不認識吳江。聽說他很嚴謹，是個學者。不知道他這個材料是從哪裡來的。分析評價無所謂，重要的事實不能編造。這一點我對他不大諒解。我在這個處境下編造更不該。我如果是自由人就可以公開說清楚。他又是耀邦周圍的人，他說的話有影響。我那封信是靈機一動寫的。陳俊生在人大會上有個發言，談到長治久安問題。這就引起了我的動機，就寫了這封信。信中說要實現長治久安，需要解決黨中央的領導制度問題。政治局及中央常委的領導制度問題。要建立制度，不因人的變動而變動。真正在中央領導集團實行民主集中制。
我寫這封信，除了看了陳俊生的發言以外，因為領導制度問題我過去想過。我當總書記的第一件事就是搞書記處和常委的議事規則。我主張重大的事情必須一人一票。否則誰贊成誰不贊成，多少人贊成，不清楚。事情一過，就會說我當時就不同意。我主張重大事情舉手或投票。但這個想法沒有實行。黨內要有制度，還要遵守制度。《關於黨內政治生活的若干準則》很好，就是沒有執行。人治的特點太厲害了。粉碎"四人幫"後，葉帥出來進去地說"文化大革命的根本問題是黨內生活不正常"。問題在沒有制度。有制度就好辦。我寫的那封信就是這個意思。信送上去後我沒有再問，也沒有回音。
楊問：有人說，"政治上反右，經濟上反左"的說法是您先提出來的，是不是這麼回事？
趙答：我在十三屆四中全會上有個發言，其中有這個意思：我在經濟領域是改革者，在政治領域是保守者。我現在有改變。我在四川工作時，一位陝西工人給我寫了一封信，他說"經濟上您是反左的，政治上您是反右的"。後來我跟別人說過這封信，說這兩句話有道理，承認我是有這種想法。到北京工作後，我還是不贊成政治上搞得亂糟糟的。有人說我贊成新權威主義。我不知道新權威主義是怎麼回事。我不認識吳稼祥。有幾個學生到台灣中央研究院，他們很欣嘗美國的民主。認為台灣比大陸民主。一位台灣教授教訓這幾個年輕人說："你們應當了解一下台灣的路是怎麼走過來的。"他的意思是如果沒有一段時間的強人政治，穩定一個時期使經濟得到發展，台灣就沒有今天的民主。
1988年有一次我去小平那裡。小平提到方勵之。我就把上面說的事講給他聽。我說有一種新權威主義，就是政治強人穩定形勢發展經濟。他說："我就是這個主張。但是不必用這個提法。"我的確主張過政治上不要慌慌忙忙地搞改革。現在我的想法有改變。我現在認為，政治體制和經濟體制要配合。不配合，搞市場經濟，還是無產階級專政那一套，這兩套很難長期在一起，矛盾會很多。但是我也認為，像中國這樣的國家，政治體制改革不能過急，要漸進，要考慮社會承受能力。不能搞得天下大亂。不能像走馬燈一樣換領導人，今天你在台上，明天我在台上。西方這樣可以，社會照常動轉。中國不行，幾個月換一次領導人什麼事也幹不成。台灣地方小，人的文化教育程度和我們也不同。他們經過了一個過渡時期。現在他們一個大黨，一個小黨，不能形成輪流執政，但有合法的反對派。
談到"六四"。趙說："《許家屯回憶錄》寫的'六四'那一段是符合事實的，大體是那麼回事。"
我們的話題又轉到十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