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0年6月中旬，是麥收季節的後期，大饑荒的高峰期剛剛過去。一個星期六的下午，我和同學劉玉柱一道回家。那一年我13歲，正是長身體的時候，可是每月20來斤的口糧（主要是雜糧，又沒有油水）只夠吃個半飽，每天都處於飢餓狀態。說是回家，其實當時我已經沒有家了，父母已經去世，姐姐已經出嫁，8歲的小妹妹寄養在姨媽家裡。我既然無家可歸，那還回什麼家呢？其實就是想去找點吃的。我姨媽家所在的生產大隊叫崗山大隊，有10個自然村，1959年冬和1960年春，全大隊餓死了大約三分之一人口。這一年的夏初根據上級關於並村的指示，原來的10個食堂合併成兩個，倖存的勞動力也集中到兩個生產點。劉玉柱家所在的崗劉村是個大村，於是這裡成了一個生產點和食堂所在地，我姨媽在這個食堂里做飯。所以崗劉村成了我這次「回家」的目的地。
我的家鄉地處江淮丘陵（安徽中部），既種小麥也種水稻，夏秋兩季輪種，當然還有玉米、高粱、花生和豆類等旱地作物。雖然比不上江南的魚米之鄉富裕，但是幾千年來農民們倒也能夠豐衣足食，生生不息，沒聽說發生過餓死人的事情。可是時間到了公元1959年和1960年，毛澤東發明了史無前例的大躍進、人民公社和大食堂，把農民自己種的糧食掠奪一空，導致千千萬萬的農民被活活餓死，造成了毛詩所說的「萬戶蕭疏鬼唱歌」的悲慘情景。古詩說：「朱門酒肉臭，路有凍死骨。」用在這裡已經遠遠不夠了，應該改成「衙門酒肉臭，路多餓死骨。」我們在路上走，常常會看到路邊有一叢荒草長得又高又青，走近一看，草叢中是一具人的屍體。這是最近大約半年之內餓死在路邊的農民。由於今年雨水充足，屍體已經全部腐爛，一副白色的頭骨十分刺眼。我們一路上見到這樣的茂密草叢有四、五處。我的大舅（當年40歲左右）也是這樣餓死在路邊的。他餓得實在受不了，便約了本村的一個農民外出逃生。他們走了20多里，來到火車站，想坐火車到遠處去討點吃的。可是根據中央文件的指示，在各個火車站、汽車站和輪船碼頭都設立了「外流檢查站」，攔截外出逃生的農民（這個罪惡政策在中國幾千年歷史上也是史無前例的）。他們上不了火車，還遭到一頓打罵，只好再回家。可是離開火車站走了不到200米，大舅再也走不動了，油盡燈滅，慢慢地倒在了路邊。他的同伴總算慢慢地回到了家，我老舅聞訊後扛著一把鐵鍬趕來，在旁邊挖了一個坑把大舅草草掩埋。直到兩年之後才把大舅的遺骨移回村里。
我們兩個走了大約20里路，來到了劉玉柱家。劉玉柱的父母和弟弟都在這一年的春天餓死了，還有一個姐姐，十八、九歲，沒有出嫁，但每天和勞動力在一起集中居住，轉戰在各個村子，所以他們家平時沒有人住。這一年風調雨順（絕無自然災害），他們家院子裡的野蒿長有一人多高，進院後從一條小路走進家門，好象走在竹林里。他們家的房子挺高大，看樣子原來並不算窮，但如今空空蕩蕩，家徒四壁。最引人注目的是有一條很長的繩子橫在房屋中間，上面掛滿了舊衣服、舊床單和破被子。他們家既沒有箱子和柜子，也沒有床，原來肯定有過，最近一、兩年都被共產風颳走了，所以舊衣服、破被子只好掛在繩子上。
來到劉玉柱家只有下午4點鐘左右，我們倆沒有忘記這次回來的主要任務——拾麥穗，所以沒有休息，馬上下地。大部分麥地都已經收割完畢，地里遺留下不少麥穗。不象往年那樣有許多小孩來拾麥穗，因為今年一是小孩所剩無幾，二是不許社員自家做飯，拾回去也沒用。我們拾麥穗已經有多年的經驗，手裡拿不下時就紮成一把放在旁邊。到天黑之前我們各自拾了10來把，高高興興地抱著勞動成果回到家。天黑之後我們到食堂找姨媽要了點剩飯吃，然後就回去睡覺了。
第二天早晨，我們在屋裡掃出一塊乾淨地，把拾來的麥穗放上去，先用木棒捶打脫粒，再用簸箕顛簸去殼，每人得到3斤左右的麥粒。接下來就是要把麥粒考熟，但是劉玉柱家的鍋在前年成立大食堂時就被幹部強行收走了。我們找來一塊破缸片，在院子的一個角落用3快石頭支起來，又找來一些麥秸，於是便點火炒起了麥粒。不一會兒就聞到熟麥粒的香味，我們邊炒邊嘗，心裡充滿喜悅。我們大約炒了五、六「鍋」，前後忙了兩、三個鐘頭，終於把5、6斤麥粒炒完了。我們用兩個小布口袋把熟麥粒裝了起來，然後擔在屋裡的那根長繩上，再用舊衣服蓋起來，生怕被生產隊幹部撞見。我們打算下午就回學校去。
這個崗山大隊有三個幹部對社員特別兇狠，他們分別是姓陳的大隊書記、姓李的大隊長和姓劉的婦女主任，社員給他們起的外號分別叫「陳小斧子」、「李小刀子」和「劉小錐子」。說曹操曹操到，怕幹部來他們還就真的來了，也不知是他們聞到了香味還是看到了冒煙。這些混蛋吃飽了飯不下地幹活，到處亂竄，找茬打罵社員，耍耍威風。這次來的是大隊長「李小刀子」和婦女主任「劉小錐子」。「李小刀子」身材高大，面目猙獰，小孩子見了他都害怕；「劉小錐子」總是皮笑肉不笑，屬於陰壞的那種女人。「李小刀子」一進門便大聲喝道：「你們兩個在幹什麼？」劉玉柱說：「沒幹什麼，我從學校回家看看。」李轉向我問：「那你來幹什麼？」我說：「我來劉玉柱家玩，順便看看我姨媽。」「你姨媽？」「劉小錐子」接過話茬：「這小子是周正蘭的姨外甥」。「錐子」認識我，原來她當幹部之前和我姨媽家很熟悉，經常去，所以我們互相都見過。「刀子」又說：「你們有沒有偷隊裡什麼東西？」我們連聲說：「沒有！沒有！」「沒有？那我們找找。」說完他向屋裡掃了一眼。整個屋裡空空蕩蕩，一目了然，於是他馬上把目光轉向這根長繩子，和「錐子」一起在繩上翻找，很快就把那兩袋炒麥粒找了出來。「刀子」打開一看是炒麥粒，便惡狠狠地說：「還說沒偷？這是什麼？」我說：「這是我們在地里拾的。」「錐子」說：「你能拾這麼多嗎？是你姨媽偷給你的吧？」我連忙說：「不是不是，確實是我們自己拾的。」「刀子」厲聲說：「拾的也不行！隊裡的麥子不許拾，拾了也要交給隊裡。」說罷他們提著我們的兩個鼓鼓的小布袋揚長而去。這兩個傢伙心腸真壞，他們把我們的炒麥粒拿走，不是餵豬就是扔掉，因為他們天天吃饅頭，根本不會吃這種東西。
他們走後我和劉玉柱呆呆地站了好半天，誰也沒說話。過了一會兒我說：「我們再去拾一點吧，要不然不是白來一趟了嗎？」劉玉柱說「再拾可能也白拾，他們可能還會再來的。」我說：「我們明天一大早走，他們不會來這麼早。」劉玉柱說：「我明天先不回學校，我要去找我姐姐，你自己去拾吧，」於是下午我一個人又下地拾麥穗，然後又抱回來脫粒、去殼、翻炒，天黑之前又緊緊張張地炒完了大約2斤半左右的麥粒。
次日（星期一）早晨天剛蒙蒙亮我便起身趕往學校，想趕上學校的早飯。我背著一個小布袋，一邊快步行走一邊想著如何藏好這一點來之不易的寶貝，因為在今年春天我的兩個紅薯面窩窩頭就被人偷去了，那是我捨不得吃省下來準備帶回家救命的。我們每天中午飯發一個紅薯面窩窩頭，我吃半個留半個，這樣4天下來就省下兩個。這是我向別的同學學來的。我們當時睡的是通鋪，全班二十多個男生睡在一個大房間裡。所謂通鋪就是在地上鋪一層稻草，大家一個挨一個睡。我把省下的兩個窩窩頭放在一個小木盒裡，白天藏在被子裡，晚上用繩子拴著掛在頭上方的牆上。第二天早上發現捆盒子的繩子有點異常，我打開一看，發現兩個窩窩頭不見了，簡直把我氣壞了，可是沒有辦法再找回來了。這次一定要吸取教訓，睡覺也要把它放在被窩裡。
離學校只有三、四里地了。有一條小河，水流很小，踏著幾塊大石頭就可以過河。過了河是一片平坦的河灘，河灘上有一塊西瓜地，瓜地邊上有一個看瓜的茅草棚。我剛走近茅草棚，從裡面鑽出一個20來歲的小伙子。「幹什麼的？到哪去？」「到二中上學去。」「背的是什麼？」「沒什麼。」我剛想跑，被他一把抓住胳膊，不由分說地把我的布口袋搶了過去。我這個13歲的營養不良的瘦小男孩哪裡是他的對手。他打開一看是炒麥粒，馬上說：「沒收了！」我央求道：「這是我花一天時間好不容易才拾來的。」他說：「這是你是偷來的。你走吧，上學去吧！」我看他決不讓步的樣子，又央求道：「你多少給我留一點吧！」他猶豫了一下，好象有點心軟了。他把我的炒麥粒倒進一個破盆里，布袋裡留了一點，大約有半斤，也就是五分之一，遞給我說：「行了吧？」。我拿回所剩無幾的布袋子之後，一眼瞥見草棚的一角有一小堆胡蘿蔔，每個大約有一寸多長，又干又皺，於是說：「你的胡蘿蔔給我一點吧。」他又遲疑了一下，然後用腳扒拉了七、八根小胡蘿蔔，「拿去吧！」我於是把這幾根沾滿泥土的小胡蘿蔔裝進了衣服口袋，又繼續上路了。由於在河邊這一耽誤，我沒能趕上學校的早飯，只好嚼了兩把炒麥粒就上課去了。
我辛辛苦苦拾來並炒熟的一點麥粒，在24小時之內竟然兩次遭劫，所以我一輩子都記恨這幾個強盜和混蛋！當然更忘不了那個應該永遠詛咒的萬惡時代。
（註：本文所記述的事情是本人的真實經歷。）
2016年10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