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威也酷愛自然和動物，她完全拒絕肉食、狩獵、馬戲、用動物作為科學實驗對象和穿戴動物皮毛製品。她在印度的家中養了幾十隻貓和很多鳥。但是，她對動物的這種熱愛是建立在對人文主義的拒絕基礎上的。她有一本《對人的控訴》，就是對人文主義的徹底否定，其中說這個世界上多數人本來就是不應該出生的。在二戰後，針對西方國家在前第三帝國推行的非納粹化政策，德威輕蔑地說你或許可以在政治上推行非納粹化，"但你不可能把自然'非納粹化'"，表達的就是由宇宙秩序規定的自然等級不可動搖的信念。
德威和納粹在世界觀和宗教觀上的重合導致了他們在社會政治觀點上的一致。他們都拒絕自由主義根據契約和公民權利組成民族國家的政治民族主義，認為國家的基礎是生物性的種族而非政治性的民族，強調血統、家世、土地等更原始性的因素在決定身份中的作用，這套話語中的民族主義實際是種族民族主義。
他們都拒絕建立在啟蒙價值觀上的民主和平等。德威說民主是謊言，平等是荒謬。在他們看來，民主主義、自由主義和建立在它們之上的憲政制度是在政治領域裡對自然秩序的破壞，因為種族之間和個人之間根本就不可能平等。在20世紀，人人平等至少在道義和法理上被普遍接受，而德威認為在印度仍然留存的種姓制度是對它的抗拒，而納粹的第三帝國則是在歐洲範圍內對它的顛覆。
二戰爆發後，德威想去德國用自己擅長的語言才能為納粹宣傳機構服務，為此她和穆克赫基（Asit Krishna Mukherji1898-1977）結婚，取得英國臣民身份，放棄了希臘籍，想通過義大利進入德國。穆克赫基是身世高貴的婆羅門，激進的"印度使命"領導人，這個組織代表了印度高等種姓中的准法西斯主義者，他們在政治上敬佩納粹對英國的挑戰，在文化上感激德國東方學界對印度古典文化和語言的推崇。德威和他早已結識、志同道合。但婚後德威還沒有來得及成行，1940年6月義大利對英國宣戰，她只得留在印度。
二戰期間，德威夫婦密切關注戰局，指望德軍能經由蘇聯南部和北非戰場打進印度，就像3000多年前的雅利安人遠征那樣。他們一度把希望寄托在日本身上，認為日本人也是優秀的純種，對自稱太陽神後裔的大和民族產生了種族"移情"。日本軍旗上光芒四射的太陽看上去和德威鍾情的古埃及Disc也很像。當英美在東南亞與日軍交戰時，美軍在印度東部建立了基地。德威夫婦在他們加爾各答的家中開派對，殷勤接待很多美軍軍官，在和他們閒聊中套取情報，送給緬甸的親日抗英民族主義武裝，由他們轉送日本人。這些美國人恐怕不可能想到一個西歐背景的優雅女士和一個高貴的印度婆羅門竟然會替日本人義務做間諜。
當二戰臨近結束時，德威不能忍受新聞和街頭巷尾對德國將要失敗的報導和議論，離開加爾各答跑到了鄉下。戰爭一結束，她立即決定去歐洲，從那裡進入德國。她沒有能和第三帝國共同鬥爭，但要為第四帝國的崛起奮鬥，於是就有了本文開頭的故事。1952年她出版了《熔爐中的真金—戰後德國的經歷》，把德國戰後的物質匱乏和文化危機都歸於西方盟國，渲染德國和奧地利人對民主的失望和對希特勒時代的懷念，堅信雅利安人會再度崛起，告訴世人他們之所以恨希特勒是受了西方的欺騙，對他根本不了解。
從50年代到70年代，德威頻繁旅行，和納粹的殘餘勢力建立了密切聯繫。他們當中有黨衛軍軍官斯科爾茲內，此人是第三帝國的傳奇人物，1943年義大利反法西斯政變後，墨索里尼被秘密囚禁在一處難以登臨的高山之巔，他率領突擊隊乘滑翔機從天而降，把墨索里尼解救到柏林。納粹垮台前後，他授命組織"敖德薩行動"，把一些納粹精英轉移出德國，散布在世界各地，本人受西班牙獨裁者佛朗哥的庇護。德威前往西班牙看望他。和德威有聯繫的還有納粹的空軍英雄魯德爾，蓋世太保巴黎的頭頭巴比，奧斯維辛集中營的魔鬼醫生門格爾等等，很多名字中國人都不陌生。他們戰後都輾轉去南美定居。此外，在和以色列的衝突中，北非和中東一些穆斯林國家僱傭了一些前德國軍官，利用他們的反猶主義和專業知識。德威和他們也有往來。
德威還在戰後的新納粹和形形色色的極右翼勢力中建立了聲望。她是"國家社會主義世界大同盟"(一個新納粹的全球組織)的發起者。在參加這些組織的野營(仿效第三帝國青少年的集體活動)時，她甚至像年輕人一樣清晨起來在河裡洗冷水澡，因為"只有意志薄弱的民主主義者才睡懶覺"。（左圖：1961年德威在英國和新納粹成員在野營地致納粹禮）歐洲各國警方對她的名字非常熟悉，她多次遭遇拘留、傳訊、驅逐出境和拒絕入境。她還與美國新納粹黨的領導人羅克維爾書信往來，晚年最後的願望就是前往美國和那裡的新納粹分子和白人種族主義者團聚。為此她1982年先前往英國，但在那裡去世，一部分骨灰送到美國，存放於美國納粹黨總部。
希特勒的女阿凡達
德威在她孕育多年的主要著作《閃電和太陽》(1958年出版)中說希特勒是印度教三大主神之一毗濕奴的阿凡達，這本書成為當代新納粹運動和西方新種族主義者的最愛，還有縮寫本問世。
其實，如果真有化身，德威倒稱得上是希特勒的女阿凡達。
二次大戰和冷戰的結局一度給人帶來意識形態終結的錯覺。但自1990年代以來，形形色色極端主義的觀念和運動不斷復活和強化，參與者既有上個世紀政治鬥爭中倖存的遺老，也有全球化時代崛起的新秀。他們挑戰人們對二十世紀極端主義政治運動的歷史記憶和道德評價，重構被二十世紀的政治實踐瓦解的種族、宗教和階級烏托邦，用各種意識形態話語覬覦政治權力，否認人人平等的民主原則。人類社會和它們的鬥爭也仍然圍繞著那個反法西斯戰爭中的老問題：人之為人的一些基本權利和保護這些基本權利的基本制度。對莎維翠·德威的一定了解，不但有助於增強對極端主義意識形態的抵抗力，也有助於深化對現當代歷史的一些基本問題的思考。
程映虹專欄
波士頓書評 Boston Review of Book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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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r28
程映虹：歷史學家，美國德拉瓦州立大學歷史系副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