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是寫在如今這個幻覺年代裡的文章。今天，我們沈迷於短視頻，團播，其他虛擬的一切，直播間裡的喧鬧掩蓋了街道的沉寂，當這一切成了我們唯一的慰藉，我不禁懷疑起了那些「努力就會有未來」的信仰，是否早已悄然崩解。讓我們從一場虛擬狂歡的場景出發，追問一個我們都迴避已久的問題：當世界下沉的時候，我們還能怎樣活著？
一、團播、打賞與虛擬狂歡奇觀
凌晨兩點，深圳龍崗區某棟居民樓的出租屋裡，燈已經熄滅，只剩下手機屏幕閃爍著藍色的光。青年小偉縮在床邊，地上放著吃完的外賣盒。他剛結束一天的快遞分檢工作。沖涼完畢後，坐下來打開抖音，他一天中最期待的娛樂活動便從此開始。
某個團播直播間
他進入的直播間裡，十幾個年輕女孩身穿彩色亮片，包身短裙，虛擬布景搖晃著，她們跳著統一的舞步，背後拉著橫幅，上面寫著「年度百團爭霸賽」。她們口號整齊地喊：「感謝家人們的禮物支持！左下角的點讚幫忙走一走！」屏幕右側，禮物特效瘋狂閃爍，飛機、城堡、鯨魚，一個「超火」打賞價值300元，刷一次就能讓名字懸浮全場。
小偉也刷了一個小愛心。0.5元。他知道這錢毫無意義，但那一秒他真的被注意到了。螢幕另一端，有人笑著對他喊：「感謝小威而鋼哥的愛心～」
一間房，一部手機，一張臉。透過數字，你仿佛可以看見數以千計的人們。他們沈溺於此。或孤獨，或疲憊，他們不敢想像未來的事，但此時此刻，對他們而言，直播不僅是娛樂，而是發泄的機會，熱鬧，瘋狂，這讓他們上癮，他們從這個窗口出發，完成是一場可控的精神出走。
這不是個案。截至2024年12月，中國短視頻用戶規模已達10.40億人，使用率高達93.8%，人均每天刷短視頻156分鐘。
根據2023年的報告，中國短視頻用戶已達10億，日均觀看時長超過2小時。中國內地網紅經濟規模已經突破每年7萬億元人民幣，收入越低的人群，越是直播間的主力金主。失業率越高的城市，也是直播熱度最高的城市；房價跌得最凶的地區，團播主播數量最多。
有人說它是電子海洛因、數位麻醉，也有人說它是某種「集體性慰藉」的替代宗教。在一次次彈幕洗版中，人們共享著一種虛構的親密，構築出一個比現實更溫柔、更有反應的社交場。
這不是我們熟悉的「娛樂」。我們熟悉的娛樂（如音樂、影視、綜藝）通常是創作者提供內容，觀眾被動接受，是一種相對單向、完成度高的作品式享受。它以內容質量、藝術性或敘事性為核心。
團播不是在娛樂你，而是在讓你「參與」一場情緒遊戲，讓你花錢買存在感、即時回饋感與表演式社交幻象。它是去內容化、去敘事化的娛樂末期形態，目的是營造一種讓人「感覺自己還在活著」的幻象。
我可以肯定的說，這是一種集體的心理疏離。它的背後是對真實世界的沉默的否認，是末日前的自我催眠式狂歡。
世界在下沉的時刻，主播在跳舞，青年在狂歡，將自己最後的精力完全榨乾，靠著即時反饋的快樂獲得活下去的動力。台上的每一個人，都在一瞬間被照亮，卻仿佛只為了下一秒再熄滅。
二、信心是如何消失的
如今的中國，沒有人不知道「內卷」這個詞。從象牙塔到現實社會，成千上萬努力而沒有出口的人以此自我諷刺。翻一下我的朋友圈，我就能看到凌晨兩點的打卡，培訓機構的廣告，備考資料分享，甚至Apple Watch的健康紀錄，我自嘲的和朋友說我一想到我討厭的人也在被Apple Watch支配，就覺得還挺爽的，這是後話——內卷的恐怖之處可不像我剛才說的那些調侃的話，要知道，在現實中，它是一份月薪四千的崗位，卻要你有985學歷、五年經驗和全年無休的熱情。
這是一個所有人都在問：「為什麼我的努力沒有回報?」的時代。歷史告訴我們，人們一旦集體發現這件事，就會不再依靠現實，之後會發生兩件事：有些人投向虛無，有些人投向虛擬。
中國人正在面對一個奇怪的時代：他們對國家的未來充滿希望，對自己的未來毫無信心，宣傳里一片穩中向好，讓他們之中的很多人，例如我採訪過的小偉，認為自己的失敗是純粹的個人原因而不是結構性問題，還有一些人認為即便是社會出了問題，他們也毫無機會改變。
中國經濟總量一直龐大，目前仍然龐大，但個體獲得感幾近消失。在剛剛過去的2024年，全國青年失業率一度超過21%，雖然後來「停止公布」，但我們看到身邊的人經歷的事情足以說明一切。
許多人相信的「讀書改命」、「買房致富」的中產敘事，正在一點點瓦解。35歲成了職場死線，考編成為逃難的手段，碩士生報名送外賣，博士生轉行做主播。
如今，「潤」也成為流行語。「潤」象徵的可能不是移民本身，而是一種向失控社會秩序的精神出走——對制度性冷漠的反射性逃避，也是青年人對現實的最低限度回應。又或者一種期望，期望有朝一日離開這個國家之後自己的處境可以有所好轉。
一但早早看穿了世界的樣子，就很難不絕望。過去的二十年裡，房產是中國最穩定的財富敘事，是一切安全感的基礎。但現在，房子正在變成沒有未來的負資產。
從「買不起」變成「沒人買」，從「拼命上車」變成「斷供退場」。曾經用來撐起地方財政與家庭幻想的那張牌，如今，輕輕一抽，就露出了底層的虛假——我們才意識到，原來這些年我們買的不是房子，是一場信仰；而信仰崩塌，代價就是整整一代人用青春換來的負債。
面對沒有出路的現實，虛擬就變成唯一的寄望。
直播、團播、短視頻、遊戲、虛擬戀人、打賞——當我們思考這些問題的時候，我們不能單純的把它視為娛樂問題，而應當思考這是否是結構性焦慮下的補償行為。這一代年輕人不是不努力，也不是懶惰，當他們的付出一直不被看到，甚至連他們自己的生活都不被看到，身邊沒有家人朋友關心他們的處境，付出沒有得到足夠的薪資，也難以獲得情緒價值的時候，最積極回應他們的就是短視頻。
投下的簡歷等待石沉大海，但是投一個「嘉年華」至少還能得到主播的笑容與全場彩虹燈特效。在這種背景下，「社會不給我意義，我就去抖音打榜找回存在感」成了一種荒謬但真實的生存邏輯。
我前幾天和我的學姐媛媛聊了聊天。兩年前，我們曾在同一所大學攻讀碩士。我對她的印象很好，她自律，每天堅持跑步，學習認真，成績優異，對人真誠、敏銳、有思辨力。我想過她畢業後從事什麼工作，想著她應該是一位未來的學者、老師，或者至少在出版社、教育機構找到一份與她專業有關的工作。但在碩士第二年，她開始嘗試做直播——起初只是業餘，後來變成了全職。畢業後，她加入了一家直播公司，正式成為職業主播。她並不自卑，也不覺得這一切有違知識分子的身份。她告訴我：
「我並不覺得自己的學歷一定要轉化成某種工作。直播讓我更快樂。這是一份像做夢一樣的工作，我在鏡頭前是最真實的自己。我說話，有人回應；我跳舞，有人喜歡；我努力，當晚就能看到數字的回報。哲學和直播都是有趣的事情。」
我其實也曾在這條路上短暫走過。
2018年和2019年，我每天下班或放學後，會打開KilaKila或B站，直播聊天，分享最近的生活、講社會問題、做簡單的科普，也陪伴一些心理狀況不好的朋友。有時候，我會給大家唱歌。每次直播結束前，我會唱那首《一萬次悲傷》作為結尾，像一個習慣、一種儀式。
那段時間，我掙到的錢已經比工作還多。我也意外地積累了一些粉絲，其中許多現在仍是我非常要好的朋友。我一直認為自己是一個高能量的人，和人建立聯繫、讓彼此變得稍微輕鬆一點，總是讓我感到快樂與意義。直播，曾是我接住世界、也被世界接住的一個窗口。在當下這個原子化社會裡，能夠與人建立連結，是很重要的事情。
不是每個進入直播世界的人都是「無奈之選」——在一個殘酷現實不再提供希望的社會裡，虛擬反而成為少數還能激發情感與連結的場所。它不只是逃避，有時甚至是唯一還能「掌握命運」的方式。
我和我的學姐都是沒什麼「網紅夢」的人，也不想要「逃避現實」——我們知道的是，在一個愈加冰冷、愈加不確定的現實世界中，如果可以找到一種仍可發光的方式，它就是有價值的。
虛擬狂歡的真正吸引力，不是它多華麗，而是它回應我們的存在。
很多時候，我想，主播在為觀眾提供情緒價值的同時，觀眾也在給主播帶來存在感與堅持的理由。就像一個作者，在寫一篇文章時，如果知道有人在讀、有人共鳴，那一刻就會感到幸福。
這種微小但真切的相互回應，就是我們這個時代最溫柔的事。
它讓我們覺得，我們不是機器人，不是社會運轉中的螺絲釘，不是填資料、打卡、發簡歷、上傳KPI的統計數字。我們還是一個個活著的人——需要被聽見，也願意傾聽。
在這個世界逐漸下沉、冷漠與沉默蔓延的時代里，這樣的存在感，就像一塊漂浮木，撐住我們不要沉到底部。
三、中國式資本神話的崩解
曾幾何時，在中國做一個「有信仰」的年輕人是很容易的。這種信仰不是宗教意義上的，人們相信努力是改變命運的機會，相信知識的價值和勞動的回報，相信房產能保值，未來會更好。
仔細想想這一切的核心，好像建立在一個我們不曾直言卻共同信仰的東西上：房地產神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