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美中關係持續緊張之際，華爾街巨頭摩根大通與高盛仍明確表態，將留在中國市場。分析指出，這反映美資銀行在面對政治風險與市場潛力的拉鋸中，正調整為「去風險但不脫鉤」模式，而背後涉及利益結構、政策考量與制度差異等多重現實。
華爾街大行續守中國 調整布局以應對不確定局勢
摩根大通（JPMorgan Chase）副董事長丹尼爾·平托（Daniel Pinto）在10月15日的發言中表示，該行雖然面臨外部不確定性，仍會持續投資中國市場。「如果美中關係更好，我們在中國的業務規模可能會是目前的數倍，但即便當前形勢緊張，我們依然在投資，並審慎管理風險、規模與流動性。」他同時還說，目前摩根大通在中國擁有數千名員工，業務表現穩定。
高盛（Goldman Sachs）總裁約翰·沃爾德倫（John Waldron）同日也重申，該行「不會離開中國」，並指出高盛今年已參與多項中國企業的資本市場交易。沃爾德倫承認，隨著美中關係的變化，資本流向與供應連結構勢必調整，但強調高盛「仍將保持在中國的穩定參與」。
同時，摩根大通宣布計劃在美國境內投資高達100億美元給與國家安全及經濟韌性相關的企業，這是該行總額達1.5兆美元全球投資計劃的一部分，顯示其同時在美中兩端尋求戰略平衡。
美國經濟學者黃大衛向大紀元分析指出，摩根大通與高盛在華「不撤退但轉型」的策略，顯示出華爾街進入了「去風險但不脫鉤」階段。
「它們的模式與定位正在結構性轉變：服務對象從增量外資與本地民企，轉向跨國公司在華業務與中國龍頭的離岸需求；產品結構由承銷與貸款轉向離岸併購顧問、衍生品、現金管理與託管。」黃解釋。
他接著表示，機構的風險中心則外遷香港和新加坡，形成「China-for-China」（為中國境內）與「China-from-offshore」（為中國離岸市場）雙循環。
黃大衛認為，這是對中共監管與政治環境的適應策略，而非單純的市場擴張。
北京拉攏外資外企 仍面臨不確定性
儘管美中關係趨緊，北京卻積極拉攏外資高層，然而外企在中國仍面臨市場不確定性與監管挑戰。
摩根大通於2020年獲准在中國全資設立證券公司，成為首家在華100%控股期貨業務的外資銀行，並於2023年完成對其資產管理合資企業的全資收購。
今年5月，摩根大通執行長戴蒙（Jamie Dimon）在北京與中共國務院副總理何立峰會面，並表示該行將「深化其在中國資本市場的參與」。何回應稱，希望美企能「繼續為中美經貿關係的健康、穩定與可持續發展作出貢獻」。
此外，蘋果執行長庫克（Tim Cook）與橋水投資創辦人達利歐（Ray Dalio）亦先後訪問中國。
然而，據英國《金融時報》報導，戴蒙去年在上海舉行的閉門會議上曾坦言，摩根大通在中國部分業務「急劇下滑」，在新監管制度下，新股上市減少、跨境併購近乎停滯。
這顯示出該行雖維持政治關係與市場存在，但實際操作空間仍然受限。
華爾街投行在中國的獲利結構：制度差距與政策窗口
在黃大衛看來，外資銀行在中國仍能維持盈利，這既是因為體制特權，也因為實力差距。
他分析：「外資擁有全球結算、託管、衍生品風控與定價技術，是中資難以替代的。跨國公司和外貿型企業必須依賴其全球帳戶體系與美元結算通道。」
他進一步指出，中共當局在特定窗口期讓外資參與，具有「信號功能」——即藉由外資銀行的存在對外顯示金融開放姿態。
「中國的金融機構多是行政壟斷型，靠政策與人脈運作，缺乏真正的風控與產品創新。相比之下，外資銀行在技術、人才、治理與合規方面都有制度性優勢，即使在體制內空間有限，也能在細分領域穩定掘金。」黃大衛說。
前中共地方財政官員李傳良接受大紀元採訪時指出，中共對外資銀行採取「相對寬鬆」的策略，是為了吸引國際金融機構「唱好中國經濟」。
他認為，外資銀行能夠在中國賺錢，原因之一是「他們有比較科學嚴謹的投資治理機制」。
美中夾縫間的政治平衡：華爾街的雙重策略
當記者問及摩根大通同時投資美國安全產業與經營中國業務是否存在利益衝突時，黃大衛指出：「確實存在潛在衝突。摩根大通在美中之間的核心策略是『平衡政治紅線』——既不觸碰國家安全邊界，也保留商業接觸。」
他強調，摩根大通能進入中國，本身反映出「其在美中高層之間有複雜的政治安排與資源交換」，包括中方內部協調、政策優惠與在華盛頓的遊說操作。
黃補充說：「如今的挑戰是，這種平衡越來越難維持。川普陣營視摩根大通過去在華投資為『越界』，認為涉及潛在戰略敏感產業。」因此，該行正透過資產分艙、業務去敏感化與資本輕量化等手段，儘量在美中之間保留操作空間。
李傳良則認為，這樣的雙軌策略仍以市場考量為主，「投資美國肯定更安全、更盈利；全球化布局讓它們能分散風險，不會只押注中國。」
至於面對美中關係惡化或中國政局動盪，黃大衛指出，外資在中國面臨的是慢性折價與可控損失，而非全面崩盤。「真正的風險來自政治突變與監管接管。」
學者：中共與外資金融的利益糾纏
雪梨科技大學中國問題學者馮崇義則從政治角度向大紀元提出不同觀點。他認為，中共與華爾街金融機構之間存在「利益捆綁」關係。「這些投行能在中國落地，是因為中共想利用他們唱好經濟。」
他指出，中共過去不允許外國銀行在中國設點或入股，但為了勾兌利益，允許這些機構進入開展特許業務，形成共生結構。
馮直言：「中國雖非正常市場經濟，但特殊公司、紅二代家屬仍能透過權力關係獲利。外資參與其中，實際上已成為中共金融統戰的一部分。」
他提到，美國政府沒有法律權力強迫這些公司停止對華投資。「資本主義制度下，政府很難直接控制私企的投資決策，除非遇到真正的國防危機或戰爭狀態。」
紐約公園大道上的摩根大通總部。（Benjamin Chasteen／大紀元）
